刘永涛《和卢一萍的短暂交往史》

我和卢一萍最初都在新疆,当然,我现在仍在,他现在身居成都。由于都写东西,相见之前彼此都知道,但仅仅是知道而已,我那时在石河子的《绿风》诗刊社,他在新疆军区文艺创作室,无缘有什么交集。我们真正相识是在2010年9月一起在鲁院学习的时候,去鲁院前的一个月,我曾读过他发在《中国作家》上的一篇短篇小说《夏巴孜归来》。那篇小说给我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说的是夏巴孜对草原所怀有的深情,以及为了草原而迁移到异乡的故事,写得很有诗意,但故事的结尾出人意料,具有鲜明的批判色彩。我看到第十四届鲁院高研班的名单里有他,就向文友要来他的电话,非常冒昧地给他打了一个电话,并说起那篇小说,在电话里,他操着带有很浓厚的四川口音的普通话,话不多,只说已经出发,先去内地办些事,期待在鲁院见面。

到鲁院当天就见上了。他看上去很内敛,有些老成,性情随和、宽厚,没有有些文人的孤傲,更没有某些诗人身上的张扬。我们住隔壁,算是邻居。坐下来简单寒暄了几句。新疆人见面没酒就跟内地人见面无茶一样,怎么行。走,去外面喝酒吧。鲁院外有一家卖烤串的,要了一些啤酒。酒一喝,话便格外敞亮,开始的拘谨也一扫而光,一直喝到尽兴才罢。

在鲁院,我们谈得最多的是小说。我问他最近有没有写长篇的打算。一萍说有,叫《白山》。说到《白山》,他有些坐不住了,他站起来,情绪略显激昂地说起了这个长篇的构想和一些细节。他想写一部关于谎言的书。我震住了,对他那些妙想和主题的深刻充满敬意。我认定这肯定是一个了不起的东西,希望他一定要写出来,写好了先给我看。一萍有些狡黠地一笑说,那是一定。

在鲁院酒场多,多数时候,我在的时候,一萍也在。一萍平时话语不多,但朋友相聚时,却非常擅于说段子,说的时候,不苟言笑,而我们已经笑翻了天。最搞笑的那次是班里的中秋联欢会。一萍和同样来自新疆的江南同学合作了一个节目,一萍演老汉,而江南演少女,他们奇异鲜明的服饰首先便让我们眼前一亮,等他们诙谐而幽默地表演完,整个教室一片欢腾……

我和一萍的个人交情在增加,对他作品的了解也在加深。在那段时间我比较系统地读了一萍创作的一系列小说,如《七年前那场赛马》《北京吉普》《帕米尔情歌》《等待马蹄声响起》《幼狼》等。我还记得1990年代中期《芙蓉》“重塑70后”栏目推出的第一位青年作家就是卢一萍,那时的他不过二十出头,却显示出与众不同的才华,那部发在《芙蓉》上的长篇小说《黑白》颇具寓言色彩与先锋特色,而这一系列中短篇作品更显得意味悠长而充满灵性。怀着这种好奇与疑问,我和他进行了一次长谈,从长谈中,我才了解到,一萍从军艺文学系毕业后,没有留在北京,而是去了帕米尔高原的边防哨所工作。当然,他之所以与世隔绝起来,还是为了自己的文学梦,他想背对文坛,用心去写作。在帕米尔高原,缺少的是氧气,不缺的是孤独,或许正是那刻骨的孤独与寂寞让一萍对人生有了不同于常人的体悟,产生了一种旷达的情怀,对人性产生了一种新的关注和认知。我还记得在和一萍随后的交往中,他不止一次说过:如果一个人能活九十岁,那么前六十年应该用来读书、旅行,感受生活,体验人生,留出最后三十年来写作。开始我还不以为然,后来慢慢一想,才觉出这话的道理,其实写作,不就是写一个人的见识嘛,对生活的见识,对人性的见识。一个人的写作,不过是见识的成长史,或许说见识的重复史。我想,那几年的边防生活对一萍来说,是铸就他写作态度与雄心的重要财富。

我们那届的鲁院班,横跨新旧两个鲁院,从八里庄的老鲁院搬到文学馆路新鲁院。不久,一萍获得了那年的第九届上海文学奖。获奖小说是《二傻》。同获此奖的还有铁凝、王安忆、迟子建、北岛、舒婷、食指等著名作家、诗人。著名批评家贺绍俊在评价《二傻》时说它“以讽刺的笔法来写当代军人的生活,夸张、戏谑的风格与严肃的军旅题材之间形成了巨大的反差,构成了强大的审美张力。”我们纷纷对一萍表示祝賀,并让一萍请喝酒。

鲁院后期,饭局不是一般的多,有时我喊一萍一起去。一萍忙得不可开交,正在校对和修改同学的感想录。我们班同学一起出了本书《从八里庄到文学馆路》,以示留念。一萍是班里的副班长,主动担当起编辑和校对工作。看我进来,一萍从书稿中抬起头来,说,时间太紧,二十多万字,不认真都不行。我是编辑出身,看着一萍的认真样,不免开玩笑说,你一定是一个好编辑。一萍愣了。

鲁院结束的前几天,班里搞了最后一次作品研讨,研讨的都是班里重量级人物的作品,有周晓枫、魏微、刘建东,还有就是一萍。时任《十月》副主编的宁肯给予一萍的作品高度肯定与评价,并说一萍有大师的写作风范与质地。我衷心为一萍感到高兴。

鲁院学习结束后,我们回到了新疆,他还在乌鲁木齐,而我在石河子,但我们已兄弟般亲密。我写的每部作品,都会发给他看,让他提些意见。一萍每次都认真看完,也认真指出不足之处。每次去乌鲁木齐办事,我一定会给一萍打电话。一萍几乎每次都请我喝酒,所谈话题几乎都跟文学有关。

2012年,我调到了乌鲁木齐的《绿洲》杂志社工作,一萍显得格外高兴,请了不少在乌鲁木齐的好友为我接风。那晚,我心里高兴,喝得烂醉。单位给我分了一间小房子,算是临时宿舍,离一萍的住处也就一公里。一萍经常喊我去吃饭,我从不客气。一萍的书房藏书丰富,《南方都市报》在“作家与书房”专栏中介绍过他的书房。我厚着脸皮问能否借几本书看。一萍说其他人不行,你随便借。那一年,我不断从一萍的书房借阅,记得有本书还被我弄脏了,我有些不好意思,一萍却并不在意。当然,我书房里现在还有几本书是当时借一萍的,没还,不是忘了,是舍不得还,不知他当时是真的忘了,还是有成人之美的心。一萍的《白山》就是在那年完成了初稿,他说他现在在改,改好后再发给我看。

可当年年底,一萍被调到了成都军区,任创作室副主任兼《西南军事文学》副主编。我一边为一萍能回到自己的家乡感到高兴,同时也非常伤感。一萍安慰我说,新疆是他的第二故乡,他一定会经常回来。我们和他的几位好友,喝了一顿大酒,便就此分离。一萍到成都后,就给我打电话,问我手上有没有小说。我刚好写了一个中篇,但不知写得怎样,便发给他,让他看看。一萍看完后,给了高度评价。小说很快就发了出来,被《小说选刊》和《中篇小说选刊》转载,还进入了当年中篇小说的排行榜。对此,我感谢一萍和他的眼光,一萍却说,他应该感谢我,这给他刚开始的编辑业务开了一个好头。我说,我在鲁院说过的,你一定是一个好编辑。

一萍到成都不到一年,《白山》的修改便完成了,他发给了我。我认真看了,对这部厚重的作品佩服得不行,在电话里更是不吝赞誉之词。一萍却很低调,只是静静地听,一遍遍问作品的不足之处。这部作品定稿之后,他给过很多家出版社,但都没能出版。但他并不急。他对自己的作品从来都有信心。他说,一个作家要写一些发表不出来或者说不容易发表出来的作品。

一萍果然守信,经常回新疆,印象最深的那次是2014年夏天,正是世界杯进行得如火如荼的时候。一萍白天应酬,晚上回宾馆就给我打电话。我赶到宾馆,一萍已买了啤酒,我们两个一人一张床,躺在床上边喝啤酒边看世界杯。

2015年,花城出版社的编辑文珍老师回新疆探亲,让我帮着推荐一些70后真正有实力的作家,说他们准备出版一系列“锐小说”,我首先想到的就是一萍。就给他打电话,并把邮箱发给了他。果然,一萍的作品得到了文珍老师的肯定,那本叫《天堂湾》的小说集顺利出版,花城出版社还为那套书搞了一系列活动,我在相关媒体上看到了一萍和读者们的见面会,由衷地为他感到高兴。

2016年底,一萍从部队正式退役,到《青年作家》杂志任副主编,一萍的编辑才华进一步显露,他编辑的小说被转载的数量让人吃惊。更让我欣慰的是,一萍的《白山》终于顺利出版,出版之后即引起强烈反响,受到评论界的高度关注与认可,获得了一系列奖项,被《亚洲周刊》评为2017年十大小说,一萍本人还因此部作品获得了“名人堂·2017年度作家”称号。他也因为此部作品,成为中国最重要作家群体中的一个。

至此,我想说,一萍,加油,继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