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偏无陂是遵义
天下着雨，已是秋天。在我的记忆中遵义是一座名副其实的山城，雨飘着，远山湮没在层层烟雨中，低矮的石头房子，鸡莳里的鸡跳上门旁的一株树，遥对着青山啼鸣。远处是哒哒的马蹄声，负重的人们，疲于征战的战士，眉宇间写着坚强与不馁，脚步深深浅浅，走向山路的拐角，也走向历史的转折处。
遵义城西南地区是承接南北、连接东西、通江达海的重要枢纽，是贵州面向川渝的交通枢纽。宋·曾巩《洪范传》：“其先后次序然也，无偏无陂，遵王之义。”意思是说没有一点偏颇，没有一点邪曲，按照事物发生发展的先后秩序。那么我的记述也便从遵义开始，也便从一个阴雨霏霏的秋日开始，开启那段艰难曲折的历程。
长路蜿蜒，在这座攻了又守守了又攻的城池，中共中央召开了政治局扩大会议。会议的主要议题是总结第五次反 “围剿”的经验教训。改变“左”倾冒险主义的战略战术，重新启用毛泽东善用的游击战，在群山之中与敌人巧妙周旋，以期走出当下的被动局面。
而事实也是这样，从1934年10月16日红军在江西渡过于都河，直至1936年10月红军三大主力胜利会师，中国工农红军几乎平均每天就有一次遭遇战。天上是敌军的飞机，地上是硝烟战火的堵截，无一不是采用灵活多变的战术突破重重封锁，绝处逢生。
那么，该怎样定义这样一座城？在遵义确立了毛泽东的正确领导之后，红军像重新获得了新生，他们重整旗鼓，振奋精神，在中央军委的指挥下展开了灵活的运动战，转战于贵州、四川、云南边界山区，迂回曲折穿插于崇山峻岭之间，歼灭了大量敌人。而后，南渡乌江，佯攻贵阳，分兵黔东，引诱滇军来援。接着在昆明附近虚晃一枪，于5月抢渡金沙江，摆脱了优势敌军的追堵拦截，取得了战略转移中具有决定意义的胜利。
如此，遵义算是长征这架机器上突突的马达或者心脏，在接下来漫长的时日中，每一天都在高速运转，红军的血液与意志是燃料，正确的领导核心是灵魂，有效保证了漫长征途的继续。
不到赤水，你不知道河水原来也可以呈现出一种惊心动魄的红，红色的石头，红色的水流，映红了红色的天空。而山坡上的竹是绿的，青青秀竹，吹来一股清冽的风，漾动水面上的波纹，仿佛那红色的波纹里暗藏着许多故事。
赤水河为长江上游支流，古称安乐水，仁者乐山，智者乐水，那么转战于征途中的红军呢？他们的眼中此时还没有太多欢乐，多的是沉重，多的是遥望将来沉舟破釜的意志与坚忍。在这个世界上，只有自己才能掌握自己的命运，也只有抗争才能解救人民于水火。
唐天宝十年鲜于仲通征南诏，在为南征造势的檄文中第一次出现“赤虺河”的名称。赤者，“流卷泥沙，每遭雨涨，水色浑赤，河以之名也”。“虺”的意思是毒蛇，而真正表达的应该是赤水河“虺虺”的轰鸣，那惊涛如雷吼，打破了群山的寂静。正如杨升庵所写：万里赤虺河，山深毒物多。遥疑驱象马，直欲捣岷峨。筏趁飞流下，桔穿怒石过。劝郎今莫渡，不只为风波。
“劝郎今莫渡，不只为风波。”如何要劝？如何不只为风波？此时的中央红军顾不了那么多，偏偏要在毒物横行的赤水河两岸左突右冲，偏偏要将藏匿在山野里的毒物一次次引诱出来，杀出一条血路。
接下来的土城战役就是一次验证。这无疑是一场恶战，一方是红军总部决定的以红三、五军团为主力的中央红军，一方是兵力强悍的郭勋祺师，势均力敌，也在后来的记载中出现了偏差与质疑。这无关紧要，其实哪一方也不能保证在每一次战斗中取得绝对胜利，重要的是在对垒的过程中发现对方的弱点，知己知彼方可取得下一回合的胜利。
青杠坡战役充分证明了这一点。青杠坡位于土城东北3公里处，是习水县城到土城的必经之路。28日晨，战斗打响，毛泽东等到青杠坡附近的大埂上指挥。年轻的讲解员站在青杠坡战争遗址前说，这是我党有史以来参战人员级别最高的一场战斗，中国共产党后来的两代领导核心、三任国家主席、一任国务院总理、五任国防部长、八位元帅、一百多名将军，当时全部集中在一个不足2平方公里的葫芦形隘口中鏖战。
红色的赤水河在日夜流淌，记住山野间的虫鸣鸟语，也记住了先辈们的厮杀与呐喊，那红色的河流里，流淌的不仅是山野的灵魂，还有红军的鲜血。
在丙安，当我走过颤巍巍的铁索桥，眼前浮现的却是飞夺泸定桥的画面。前面是机枪扫射，是敌军点燃的熊熊大火，22个先遣战士在凌空架起的铁索上一寸寸前进，只要稍有闪失，就会跌落于汹涌的河水里，只要稍稍迟疑，就可能被迎面而来的子弹夺去生命。而眼下，古镇里人来人往，卖小吃的，卖特产的，前来参观旅游的人们气定神闲，这所有的一切无一不是英勇的红军用鲜血换来。
长长的赤水河，短短的三个多月时间里发生了四次战役，这还不算那些突发状态下的小型战斗。敌方几十万重兵，我方仅仅只有几万兵力，正是因为采取了高度机动的运动战术，纵横驰骋于川黔滇边境广大地区，积极寻找战机，有效地调动和歼灭敌人，彻底粉碎了蒋介石等反動派企图围歼红军于川黔滇边境的狂妄计划，红军才得以摆脱重围。
腊子口的石头
从岷县到腊子口，接近两个小时的行程。天是蓝的，云朵在天空游弋，像一群群洁白的羊群；山是绿的，偶有秋日的黄或红夹杂其间；水是清的，在山谷里淙淙流淌，仿佛在讲述这里曾经发生的一切。
腊子口，听上去就足够险要，但凡关、隘、口的地方都有一夫当关万夫莫开的架势，不用想，在如此险要之地发生的战役一定会足够惨烈。山壁陡峭，石头的纹理扭曲，站在山脚下只能看见一线天空。
朵里寺，在距离腊子口不远的地方，绿树掩映。毛泽东、聂荣臻和林彪从朵里寺出来，天正下着毛毛雨，此时的腊子口正锁在一片灰蒙蒙的云雾之中。石沙河从只有两根原木的小桥下流过，泛起白色的水流。此行的目的，他们是为了找到二师部的左权一起勘察地形，对师长陈光和政治委员肖华布置攻打腊子口的任务。
我们沿着临水的柏油路行走，在走进隘口处停下脚步。原来的原木小桥已经被水泥桥替代，凌空的石壁下面是当年修筑的工事，一座小小的碉楼，透过窄窄的小孔可以看清对面的一切情况。
入夜时分，战斗打响了。负责攻打腊子口的是二师四团，聂荣臻听着腊子口传来的爆炸声，知道战斗打得激烈。由于口子太窄，敌人几乎用手榴弹就能控制木桥前面的那段路，六连已经伤亡多人。午夜两点钟，聂荣臻不得不让六连撤下来，组织第二次进攻。
第二次进攻，一位从贵州入伍的苗族小战士毛遂自荐，用一个带铁钩的杆子勾住岩缝，像一只敏捷的猴子一会儿就攀上了绝壁，然后从上面放下绳索。迂回部队便顺着这条绳索一个个爬了上去。
主攻的六连重新调整部署，组织敢死队，隐蔽地接近到桥的另一端。一个战士抓着桥下横木过桥时掉进了激流，把敌人惊动了，敌人向桥下猛烈射击，从而也就吸引了敌人的火力。连长胡炳云乘机带着人冲上去，与敌人展开肉搏战。
当腊子口的峰顶披上霞辉时，六连敢死队与团长王开湘率领的迂回部队会师，宣告腊子口战役胜利结束。
其实，在军旅作家王树增的《长征》一书里我还读到另外一次战役。1936年8月9日，红四方面军第一纵队先头部队第三十军第八十八师接近了天堑腊子口。红四方面军一营一团负责护送五百多名伤病员通过隘口。
袭击红军伤病员的不是鲁大昌的部队，而是土司的骑兵。马蹄如风，骑兵团一路砍杀过来。那时红军伤病员正在通过腊子口的那座小木桥。连长向翠华带领一个排在前面开路；指导员刘桂兰带领一个排在伤病员两侧掩护；副连长谭怀明则带领剩余的战士迎击土司的骑兵。
这是一场与女人有关的战役，身体单薄的女红军与凶猛的骑兵之间的博弈。谭怀明的额头被砍出一条口子，伤口翻卷，血汹涌而出，敌人的刀光一闪，她的大刀也砍了下去，土司的骑兵栽倒了。战斗进行到最残酷的时候，连长和指导员都赶了过来，连长向翠华很快就牺牲了，指导员刘桂兰也倒在了血泊之中，生在江南的女红军谭怀明左肋骨被生生砍断，倒在了西北苍凉的大山里。全连近百名官兵，七十多人阵亡于腊子口。
我在安静的石沙河里捡起一块石头，青色的石面上有几条纵横的白色纹路，不为什么，只为一段感情复杂的回忆，在这个窄窄的隘口里，有多少鲜活的生命出生入死，有多少红军的英魂长眠于此，让后来的我们不得不陷入沉思。
红旗西风
我在年少时不知从哪里得来一本毛泽东诗词，是我喜欢的隶书体，端庄的蚕头燕尾掩饰不住伟人的豪迈雄风，在习字的过程中很多都能背诵下来。
印象深刻的就是那首《清平乐·六盘山》，原名《长征谣》：天高云淡，望断南飞雁。不到长城非好汉，屈指行程二万。六盘山上高峰，红旗漫卷西风。今日长缨在手，何时缚住苍龙？这也是我来到六盘山所见到的景象，旅游车蜿蜒而上，正是天高云淡的季节，南飞的雁阵尚未启程，而秋日的风已经染黄了西北的山野。
六盘山革命遗址纪念馆，宽阔的场地上到处是飘扬的红旗。天很近，仿佛能采下几片白云。一路舟车劳顿，随行的团里已经有几位作家因为南北温差产生了不适，但在接近六盘山的那一刻又精神抖擞起来。
六盘山是1935年毛泽东率领中国工农红军长征时翻越的最后一座大山，屈指行程二万，短短的一句诗里却是说不完的艰辛与磨难。从大雪山开始，大自然这个魔法师就不断对肉身做出种种考验。夹金山，高约4300多米，在当地人的心目中是座让人望而生畏的魔山，即便飞鸟也无法飞过，而凡人最好避道而行。在爬夹金山时，宣传队把医护注意事项编成了歌谣：
夹金山，高又高，注意事项要记牢：
裹脚要用布和棕，不紧不松好好包。
到了山顶莫停留，坚持下去胜利了。
病号走不动，帮他背东西。
大家互相想办法，一定帮他过夹金。
从这首简短的歌谣里，可见翻越雪山之难。曾经担任过外交部长的姬鹏飞说，夹金山看起来地势平缓，山顶并不显得遥远，上山时似乎非常顺利，突然之间就到了冰雪的世界。炫目的雪光刺得睁不开眼，路也看不见了。那时没有死亡的念头，因为意识不到这里海拔的高度，氧气已经非常稀薄，但是就在挣扎想起来时就倒下去死了。
而草地则是一个更大的考验，在青藏高原与四川盆地之间的过渡地带上，横亘着约500余里的草原，面积约15200平方公里。红军过的草地主要就是川西北的若尔盖地区。河道迂回曲折，汊河横生，地势低洼，水流淤滞而形成了大面积的沼泽，远远望去仿佛一片灰绿色海洋，不见树木，鸟兽绝迹，人烟荒芜，茫茫无垠。人和骡马在草地上行走，若不慎陷入泥潭会愈陷愈深，乃至被吞没生命。每年的5月至9月是草地上的雨季，更是一片沼泽的王国。而红军通过时正是这个季节。
我在纪念馆的展板上看到：中央红军翻越的雪山主要有夹金山、梦笔山、达古山、亚克夏山、昌德山等5座；红二方面军翻越的有玉龙雪山，大、小雪山，海子山，马巴亚山，麦拉山，德格雀儿山等十几座雪山；红四方面军在历时1年多的长征中，翻越的海拔4400米以上的雪山就有5座，其中梦笔山、夹金山都是两次经过。
90岁的老红军程启学至今认为，那是自己人生中最苦的时期：“不知道死了多少人。走完雪山草地后，我身上的皮肤也换了一层，头发、眉毛、睫毛全部掉光了，两年后才慢慢长了出来。”
四川省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党史研究室的研究表明，红军三大主力在两年数次过雪山草地期间，非战斗减员至少在万人以上。
我没去过雪山草地，只是在意象中揣摩雪山草地的模样，漫漫的泽国，一条蜿蜒的队伍从旧光影中出发，前方是未知与模糊，脚下是积雪与泥淖，只有心中的那盏明灯闪闪烁烁。从江西瑞金出发，从一路枪林弹雨中奋勇冲杀，从高高的雪山之巅，极尽了生命的意志与本能，才来到天高云淡的六盘山上，高举漫卷的红旗，呐喊，摇荡，铁拳高高举起，落下来就能砸碎一个旧世界，开启新世界的光明。
红旗是红的，血的红；西风是烈的，勇士的烈。在这红与烈的奔腾里，一條长路似乎终于到了结束的那一刻。你听，山上是胜利的呐喊，你听，山脚下是奔马的嘶鸣。长缨在手，或许缚住苍龙的时刻已为期不远。
夜色与黎明
时间在艰难推进，你能看见一条宛若长龙的队伍翻过雪山，行进在无边的草地。有人倒下了，为了不至于拖累队伍用草遮盖面孔，后来被发现尚有一丝呼吸；有人身体溃烂，挣扎着从战友的背上下来，说你先去追赶队伍，然后一点一点向前爬行，再见时已是骨瘦如柴；有人为了证明哪一种野菜可以吃参加了“试吃组”，就此牺牲……
这是一条黑暗的征途。起先，人们并不知道事情的结局，何时才能重见光明——但只有走下来，只有用血肉与骨骼、坚强的信念才能一步步通向心中的光明。
会宁，是一个西南边陲小城，地处西北黄土高原和青藏高原的交接地带，车在高原上穿行，目力所及是无边的荒凉与沙丘。田野里的大豆和玉米，因为长久的干旱而显得枯瘦，水流冲刷的地方，露出贫瘠的黄。一小片一小片土地散布在原上，像穷苦人家身上的补丁。我太熟悉这样的场景，像极了八九十年代的鲁西南，房屋破败，一两头耕牛拴系在门外，泛黄的草垛，枯死的老树，一只鸟仓皇从天空飞过。我忍不住内心的波动，随手在微信上写下一首小诗：车过黄土高原/风停歇。坡上的玉米黄了/瘦得让人心疼。一个打赤脚的孩子/在逗弄一棵草；思想或明天/在此时/骨瘦如柴。
但就是这样一个地方，自古以来就是西北大地的交通要道、军事重地，素有“秦陇锁钥”之称。
这是我们此次行程的最后一站。八天了，从贵阳、遵义到哈达铺、腊子口，从六盘山到俄界，然后来到这座会师之城。夜色暗了下来，一轮红日落在山坳里，会师大街的夜生活才刚刚开始，他们去宾馆不远的地方看陇剧，而我素来偏向安静与寂寞，选择了另外一个方向。
1936年9月，蒋介石命令胡宗南部兼程北上，企图在会宁一带切断红军三大主力会师的道路。中央命令红四方面军阻止胡部的行动，而张国焘却心生胆怯，不执行北上命令，偏偏要西渡黄河夺取宁夏。总政委陈昌浩等人此时站了出来，主张立即北上会师，与红一方面军会师，两股力量凝聚在一起打击敌人。后来的张国焘虽然赶到前线，再次情绪激动地重新调整部署西进，对此中央多次复电表示不同意，加之西进先头部队了解到黄河对岸已经大雪封山，气候寒冷，不适宜部队前行。张国焘在没有办法的情况下，被迫下令北上会合中央红军。
由此看来，长征之难不仅仅是敌军的围追堵截，更有李德、王明、张国焘等人内部分歧造成的红军轉移的巨大障碍。好在一切都已过去，会师的日子指日可待。
沿着会师大街，沿着会宁城的灯光，右拐是会师大桥，有人在桥上运动，有人匆匆走过，有疾驰的车辆从桥下的高速公路上消失在远方。我指着白天看见的不远处的山丘，跟陈原老师说，看来想爬山是没什么可能了，到处是黑黢黢的，看不到一条通向山顶的路径。原路返回总觉得有些遗憾，只好打问路人，问从河对岸是否能走到宾馆。路人很是热情，指着桥下不远处的工地说，就那个地方，河道里没水，很快就到了。
1936年7月1日，红二、红四方面军在西康甘孜会师。10月10日，红一、红四方面军在甘肃会宁会师。10月22日，红一、红二方面军在宁夏西吉县将台堡会师。所以，从严格意义上来说会宁只是红军会师地之一，加上甘孜会师，将台堡会师才算是长征胜利结束。
是啊，长征结束了，只是一个阶段的结束。盘踞东北的日本部队已经开始蠢蠢欲动，围追堵截也没能将中央红军剿灭的蒋介石又在酝酿下一步计划。路漫漫其修远兮，解放之路依然漫长。
这是我听来的一段故事。红军会师会宁期间，国民党军的飞机常常来会宁袭扰轰炸，1936年10月9日上午，会宁城的大街小巷被打扫得干干净净，到处飘扬着红旗，几个小红军在大街上粘贴标语，身边跟着一个不到三岁的孩子，叫魏煜。他的父亲是住在县城东关的魏鸿儒，是会宁城为数不多的读书人，经常来到红军司令部帮助抄写文件，书写宣传标语。魏煜已经和几个红军小战士混熟了，在他们身边跑来跑去。大约10点，魏煜和粘贴标语的小红军来到西门不远的一条大街上，这时头顶传来轰炸机的声音。
小红军大喊一声：快躲开，敌机就要丢炸弹了。听见的市民纷纷躲开，而小魏煜还在街头玩耍。敌机的炸弹呼啸而来，就在这万分紧急的关头，一位红军小战士飞扑了过来，将小魏煜压在身下。硝烟过后，魏煜得救了，而那位小红军倒在了血泊之中，对闻讯而来的朱德总司令断断续续地说：“朱老总……我不能……跟您走了。”朱总司令悲痛地说：“他是我的小老乡，他今年才14岁，12岁就参加了红军……他们一家人都为革命牺牲了，他是独苗，没想到却留在了这里。”后来，魏煜有了三个儿子，一个叫继征，一个叫续征，一个叫长征，取继续长征之意。
我们沿着漆黑的河道前行，河滩上的工地还在施工，也许，不久这里又会是另一番景象：耸立的高楼，漂亮的绿化带，紧邻着红军会师遗址，形成和谐的依托。
无论黑暗多么漫长，黎明总会到来。在这漫长的黑暗里，是谁给我们带来无尽的光明，是谁用血肉换来美好与和平？其实答案并不遥远。正如美国记者哈里森·索尔兹伯理在《长征》一书序言中所说：“没有任何比拟能恰如其分地形容长征。长征举世无双，迸发于其中的英雄主义火花燃起了拥有11亿人口的民族的梦想，使中国沿着无人能够臆测的命运一路向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