乐义大叔：

您好，请允许我这么冒昧地称呼你。

对于怎么叫你，我纠结了很久。我知道你有很多闪着金光的称号：寿光县三元朱村党支部书记、全国劳模、十六大党代表等等，但这些光芒四射的称谓都不足以表达我此时此刻的心情。因为，我是一个“未遂”的菜农。从一踏进三元朱村，那空气中洋溢着的青菜之香就异常敏感地挑动着我久违的味蕾和思绪。我感觉与你有着天然的亲近感。

乐义大叔，我是桓台县荊家镇陈桥村人，我们那个地方种植蔬菜的历史十分悠久，鱼龙湾的藕、东孙庄的韭菜和俺们村的实心芹菜当年远近闻名。去年，我娘给了我媳妇一包生菜种子，说是我姥娘活着的时候传下来的，千叮咛万嘱咐要在院子里种上，我娘今年已经87岁了，我媳妇一直搞不清这生菜种子到底传了多少年。

1957年2月19日，全国首届农业展览会和全国首届农业劳动模范表彰大会在北京召开，我们村荣耀高级农业合作社的社长陈公祥作为全国农业劳模应邀参加，并受到党和国家领导人的亲切接见。在那次农业展览会上，陈桥芹菜为桓台赢得了荣耀。

那是个初春，天还很冷，北京的天空似乎还飘着雪花。那个时候北方还没有您发明的冬暖式塑料大棚，能见到绿油油的青菜是十分难得的事情。

陈公祥小心翼翼地打开一层又一次的棉被，一捆翠绿、鲜嫩、高硕的芹菜呈现在代表们的眼前：这么新鲜的芹菜啊？这么绿啊？刹那间晃晕了所有人的眼睛，也因此，陈公祥受到了周总理的接见。

1957年底，陈桥实心芹菜和章丘大葱等一起被收入《山东省名产蔬菜介绍》。

在我的记忆里，家乡种芹菜是带有传奇色彩的。

为了保温，种植芹菜时要先挖沟，菜畦比地面低30厘米，这样可以借助地温保暖。四周用土夯墙，北高南低，只有中午冬阳高照的时候，才把盖在上面的“毛公苫子”揭开，“毛公苫子”就是用芦苇的穗子做成的苫子，穗头朝外，中间用木棍压住芦苇的秆，用麻绳缝起来，保暖性能非常好，是当年我们家乡种韭菜和芹菜的必备之物。那时候，村东头是大片的芦苇地，后来学大寨，铲了芦苇改种粮食。现在，“毛公苫子”在家乡已经成了稀罕物。这样做一是光照的需要，还能让芹菜接触到新鲜空气。芹菜要经常浇水，冬天刚出井（那时候地下水位很高）的水温大约15℃，浇水一个重要作用就是保温。春节前后，生产队开始“拔”芹菜，要带根一起拔出来，打好捆，砸开冰窟窿，将芹菜放进去，隔夜捞出，芹菜越发青翠欲滴，紧接着控水打包，开始赶集卖芹菜。那个时候冬天的新鲜蔬菜很少，因此，陈桥芹菜备受欢迎。

然而，历史就像我们家乡早已消失的孝妇河一样，在我们村口拐了一个弯。

1983年，生产队的菜园子和大田地一起分给了家家户户，我家也分了8分菜地。从我记事，我娘就一直在生产队的菜园子里干活，是公认的种菜能手，自然，我家的菜地要比一般人家长得好。

但是，和很多人家一样，产销脱节，菜地里的菜没人卖，很多都烂在地里了。生产队那会，能给出去卖菜的人大都和生产队长沾亲带故，一般人是没有机会沾边的。一分地，问题来了，家家户户缺少卖菜的“买卖人”，菜地里的葫芦都烂在地里，一分钱一斤都没人要。

那年我读高三，高考一结束，感觉戏不大，就开始打谱干点儿啥。其实不用打谱，摆在我面前的只有一条路，就是和我爹和大哥一样去干建筑队，也就是现在的农民工，那时候不这么叫。收完麦子，我和一个同学就去了济南天桥钢窗厂，这是我第一次到济南，干了不到一个月，说啥也不干了，我和同学打钢筋圈梁，同学把钢筋搭在了高压线上，差点儿把命交代了。

“回家，饿死也不干建筑队！”我现在还记着当时在天桥上发的誓。

回到家，我娘就说，你去卖菜吧，你看菜地的葫芦都长疯了。

从来没有想过卖菜，也不会卖。

乐义大叔，你知道的，卖菜不仅仅是体力活，更是技术活，要灵光才行。很多人不知道，那时候没有电子秤，是杆子秤，卖菜需要有很强的心算能力，2斤3两葱，1角3分1斤，葱称完了，张嘴就得告诉人家钱数：2 .99元。

不会也得干，总不能在家吃闲饭。于是找了两个“志同道合”的“伙伴”开始了短暂的“卖菜”之旅。

在自行车后座放上柳条编的“垛篓”，下午把菜地里的菜装好，每次不超过150斤，再多，自行车压不住就没法骑了。晚上早早地睡觉，凌晨3点出发，赶四集。当时常去的地方有长山、周村、邹平、孙镇、焦桥、高城、博兴，邹平去的最多。

平时还行，一到雨天就遭罪了。那时候我们村还不通公路，都是土路，一下雨，根本没法走，可又不能眼睁睁地看着地里菜烂了，还得去卖。

记得又一次，雨连续下了好几天了，我们三人借来了牛车，冒雨把西葫芦和自行车运到公路上，摸着黑、顶着风、冒着雨向邹平方向赶，到了邹平才凌晨2点，又累又乏，在邹平县城一个有屋檐的门前躺下，雨滴不停地往身上浇，浑身没有一点儿干的地方，就这迷迷糊糊地期盼着天明、期盼着出太阳。

蒙蒙眬眬的被人骂醒，原来是睡过去了，影响了人家出门。

还好，因为是雨天，菜上得极少，我们的西葫芦卖了个好价钱，1角8分钱一斤，是被邹平南面山上雷达站买走的，但是要求我们要送到山上去。驮着菜上山是非常难的一件事，后面重，自行车往上翘，根本无法走，只好三人推着一辆自行车，往山上一步步地挪。

时过境迁，现在每次路过邹平，还不由自主地看看那座山上的雷达，卖菜的往事又一次涌上心头。

乐义大叔，不好意思，啰嗦了这么久，还没有说到正题，我只是想把我的背景向你交代清楚，以便我们爷俩更好的交流。

随着形势的变化，家乡人對种菜产生了动摇。越来越多的人走向城市，成为建筑大军的一员。

1985年3月5日上午10时10分，在人们期盼的目光中，一辆专列徐徐驶进索镇火车站（现桓台火车站）。车门开处，身材高大、满面笑容的彭真同志走了出来。在此迎候的桓台县负责同志走上前去，热烈欢迎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来到祖籍。

时任县委书记的徐学汉同志握着彭真同志的手说：“全县人民都盼着您回来看看，我代表全县人民欢迎您！”

彭真同志高兴地说：“请转达我对全县人民的问候，向全县人民问好！”

当得知桓台县1984年仅建筑业一项就收入6900万元，人均160多元时，彭真同志高兴地说：“不错。”

县委负责同志提出请他题词留念，彭真同志欣然答应。

1985年3月27日，第六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在京召开。彭真同志在主持会议的百忙之中，为桓台县题词“建筑之乡”。题词写在宣纸上，为竖幅，幅长37厘米，宽22.5厘米。

从此，“吨粮县”渐渐被“建筑之乡”的光环所笼罩。人们大都认为种菜发不了家，还不如去外面闯荡一番。到了90年代，桓台已经很少有人种菜园子了。

到了1993年，桓台县被山东省政府授予“建筑之乡”称号，从此，桓台大地上已经看不到菜农的身影。

乐义大叔，我们爷俩还真有点儿缘分呢。

现在才知道，当年你和村里的7名党员骨干、种菜把式到了辽宁省瓦房店找到韩永山取经学习的时候，我就在大石桥39军当兵，距离瓦房店一步之遥。我们有时候到驻地房东家串门，也发现了很多家都在院子里扣大棚，但是作为一个菜农的后代，竟然没有引起重视，这就是和你的差距，干什么都得用心，用心发现，用心去做。

乐义大叔，你的执着不仅仅感动了韩永山，更感动了我，感动了无数的人。半个月后，你与12名党员干部提着土特产，第二次又去了瓦房店。见了你们，韩永山打了个愣：“又是你们，还来干啥？”同去的伙计们这次才說你是村支书。你的真诚感染了这个东北汉子：“老哥，真没见过你这样当支书的。单凭你为乡里乡亲办事的这股劲儿，我也要教给你！”

万事开头难，要想让乡亲们的脑子拐弯更是难上加难。

“寒冬腊月烧煤都产不出黄瓜，不生炉子光晒太阳能晒出菜来？鬼才信哩。”

乡亲们的态度，你看在眼里急在心里。麦收前后那段时间，你天天晚上开党员干部会。你说：“咱们都是党员，党员干部是干啥的？带头的！全村老少不都指望咱们吗？这个风险咱不担谁担？”当时党员干部也有想不通的，会开了几次就是形不成一致意见。后来你一拍桌子：除去年龄大的、身体不好的，党员干部都要带头建大棚。不扣大棚的，党员开除党籍，干部撤职。话虽然这么说，但是你心里清楚，一个村支部书记，怎么能开除人家的党籍、撤销人家的职务呢？你心里很清楚，这么说，也就是吓唬一下大家而已。

到了第二天早上，团支书徐少华的母亲就找上了门来，她是你的一个远房表姐。

“他舅，少华不种大棚行不行？”表姐一脸的不高兴。

一看到表姐兴师问罪， 你也来了气：“你不扣，行。少华不扣不行。”

“不扣有什么罪过？”

“不扣不能当党员，也不能当干部！”

你还没说完，表姐气呼呼地扭头就走。见此情景，你家俺婶子有些担心：“亲戚里道的，红了脸咋来往啊？”你很干脆地说：“不来往也得扣大棚。”

就这样你这门出去那门进来，深一脚浅一脚，反反复复地做工作，最后全村定下了17个大棚。

乐义大叔，我发现你是个非常喜欢动脑子的人，你没有比着韩永山的“葫芦”画瓢，而是根据三元朱村的实际情况进行了改进：你把墙体加厚到1米多，这样，即使受冻层是七十厘米，也还有三四十厘米的保护层；你模仿老花镜的原理，试着把两个山墙一溜斜坡改为中间起高，增大了采光面，大棚的坡度也由25度增加到45度，增加热量储存；你采用了无滴膜，透光度由45%提高到90%；你把大棚方位定为朝南偏西5度。

那些日子你瘦了，黑了。白天干活，晚上还要开会。

一次讨论小竹竿架黄瓜遮光时，一家人都难住了，一个棚的竹竿并排起来，遮荫有17米长，大家商量了几次都没好办法解决。晚上你回家后，怎么也睡不着，反反复复地寻思，忽然来了灵感：塑料包装绳透光不遮阴，可以扯起来架黄瓜！你腾一下子就坐了起来，披起衣服就往外走，俺婶子数落道：“种棚种疯了，这么晚了还出去。”你话也顾不上说，急乎乎地跑出去，把大家叫醒，说了这个想法。大家觉得这是个门道，最后干脆跑到棚里试验。这个办法还真灵，用塑料包装绳不仅不遮阴，还省钱，一分钱的塑料包装绳能架两棵黄瓜，而一毛二分钱一根的竹竿只能架一棵黄瓜。

1989年12月24日，三元朱村的第一批越冬黄瓜上市了，开秤每公斤20元，过了春节还不落价。村头上，每天来买黄瓜的汽车排成一长溜儿。那些日子村子里像过节，天天喜气洋洋。

乐义大叔，要说咱爷俩有缘还真是有缘分。

那天，在绿色的军营里，我光荣地站在党旗下庄严宣誓，我和你一样成了党的人。

谁也没想到， 大棚户发达了！ 17个大棚平均纯收入两万七。那年徐少华的大棚收入最高，卖到了3万多元。少华他娘见了你有些不好意思，说：“二兄弟，俺没想到扣棚能赚这么多钱！”这一年，三元朱村里一下子就冒出17个“双万元户”。

老百姓最讲究实惠。看到别人把钱揣进包里，没建棚的人家都后悔，也都抢着建大棚。第二年，全村冬暖式蔬菜大棚一下子发展到144个，户均一亩多。今天，三元朱村共建起大棚492亩，基本达到一户一个“绿色银行”。

乐义大叔，我现在发现，我们家乡之所以放弃了蔬菜种植，其中一个原因是排斥新技术。我娘就是很有说服力的例子，她种了半辈子的菜，一直认为老办法是最好的。这次回家，小院里的黄瓜已经结了小黄瓜，豆角长势也挺喜人。还没落座，我娘就念叨说：刚买了20斤黄豆，煮了后埋到地里，要不黄瓜不会这么旺。

寿光之所以蔬菜大棚发展这么快，与你爱琢磨事分不开。

1990年腊月廿三，国务院副总理田纪云视察三元朱时嘱咐你：“你们靠科技取得了很好的效益，要在这个基础上，向无公害蔬菜发展。”

啥是无公害蔬菜？怎么搞？你心里也没底儿。但你清楚副总理交待的是一个发展方向。过了年，正月初九你就出门了。先赶到济南，找到省蔬菜研究所，那里没有这方面的研究项目。人家介绍你去了西安蔬菜研究所，可他们刚搞试验，还不成熟，就又向你提供了信息：北京农科院的王宪彬教授是这方面的专家。你接着又跑到北京，找到了这位老专家。看到你一个普通农民，天南地北地跑，很受感动，说：“我这个项目已经试验成功了，还没得到推广，你这个农民有眼光呀……”

王宪彬教授很热心，在他的帮助下，1992年无公害蔬菜首次在三元朱村开发成功。不久，你们与新疆德农集团合作，成立了山东德农三元绿色农业有限公司，投资500万元，建设无公害蔬菜生产基地2000亩。随后公司以你的名字注册了“乐义牌”蔬菜商标。

这些年来，在你的努力下，三元朱先后与中国农科院、山东农业大学等17个科研单位和大专院校挂钩，长期聘请39名专家教授定期进行现场指导，帮助进行新品种、新技术的实验开发，不断提高大棚的科技含量。你和大家一起先后实验成功了集大棚滴灌、模板护墙、电动卷帘、钢架支撑、微机控制于一体的高标准大棚。还派人到日本、荷兰学习蔬菜种植管理新技术，先后引进国内外26类150多个名优新品种，实验推广20多项新技术。1997年，三元朱与香港汇众公司联合成立了“鲁光绿色食品有限责任公司”，进行蔬菜生产和加工。1998年与哈慈集团合作，投资1000万元搞起了大棚保健菜试验开发，生产的SOD西红柿、SOD草莓、中华寿桃等保健蔬菜、水果，已进入了许多大中城市的超级市场。

乐义大叔，这些年你为了推广大棚技术，操碎了心，跑斷了腿。

1989年底，村里刚摘完第一茬黄瓜，有人就来找你：“乐义啊，你受了这么大的累，是为了让咱老少爷们挣钱。这技术咱得先封锁它三年，等咱村里‘发’起来再说。”

没过几天，县委书记王伯祥来了，他说：“你当村支书为三元朱负责，我当县委书记，要为全县人民着想。把你们的技术贡献出来，在全县推广，怎么样？”

王书记的话，深深触动了你。你知道：一个村富了不算富，老百姓都富了才算富。现在全国的城乡居民吃菜难，全国的农民兄弟不富裕。自己是共产党员，就要响应党的号召，走共同富裕的道路。于是，你拿定主意：一定要把这项技术推广出去，让农民朋友都富起来。

说来也巧，1990年大年初四，当时的国务委员、国家科委主任宋健来到了三元朱，冒着雪，兴致勃勃地看了刚刚试种成功的蔬菜大棚。走时他对你说：“你们要把这项技术向全国推广，解决各地区吃菜难的问题……”

国家领导人的嘱托，更加增强了你推广大棚种植技术的信心和决心。

就是这一年，县里组建了冬暖式大棚推广小组，决定在全县发展大棚。

县里的王书记也够开明的，让你当总指挥。那辆县里为你配备的吉普车，一年跑了4万多公里。有时，你一天就跑十几个乡镇，三四十个村，经常到家累得双腿拖不动，趴在炕上起不来。

那一年，全县发展的5130个大棚全部获得成功。到目前，寿光市冬暖式蔬菜大棚已发展到30万个。冬暖式大棚在寿光试验成功后，党和国家领导人给予了充分的关注：李瑞环、尉健行、温家宝、田纪云等领导先后视察三元朱，对这一技术给予了肯定和赞赏。

后来随着新闻媒体的不断宣传，知道三元朱、知道冬暖式蔬菜大棚的人越来越多，天南海北来参观学习的人也越来越多。村里有个统计数字，从1990年到今年，三元朱村接待来自全国各地的参观学习者达500多万人次。凡是来三元朱参观学习的，你都是毫无保留地把大棚蔬菜种植技术传授给他们。

外地的领导来三元朱参观以后，很多人提出派技术员到他们那里去，帮助发展蔬菜大棚。于是，从1990年7月开始，村里的技术员出去了一批又一批，有100多名技术员常年在外地。其他乡镇、村的许多技术员也被聘请到外地进行技术指导，多的年份全市有7000多人，遍布全国20个省市自治区的400多个县市区，有70多人被聘为科技副乡镇长，还有2人被聘为科技副县长。

1995年5月，延安地区的地委书记和专员到三元朱来考察，当时他们对你说：“王书记啊，延安要有你们这个样子就好了！你能不能派人到我们那里去帮着搞大棚？”

你二话没说，一口答应下来：“行！延安是革命圣地，我们日子好了不能忘了老区人民……”

1995年7月，你到了延安。按照日程安排，第二天就要为全地区一千多名党员干部、技术骨干讲课。可刚到那里，就发高烧39℃半，吊瓶从晚上10点半一直挂到凌晨1点半。当地的同志担心你吃不消，征求你的意见。你想：一千多人翻山越岭都来了，不讲怎么行？你态度很坚决：“一定要讲，不能耽误那么多人的时间。”

第二天，看着早饭，你一点胃口也没有，吃上一把药片，就进了会场。从9点开始讲，一直讲到下午1点半，讲了四个多小时。你讲完了，人家鼓掌，你却说啥也站不起来。

从延安回来后，根据他们的要求，你又派党支部委员、技术能手王佃军，带上价值近6000元的黄瓜、西红柿、韭菜、大葱种子和农膜等大棚材料去了延安。后来，村里又不断往那里增派技术员，他们需要的新技术、新品种也及时送过去。几年来，延安地区的大棚蔬菜发展迅速，现在仅甘泉县就有大棚蔬菜2万多亩。

新疆是你这些年来去的最多的地方。1993年6月，当时的新疆自治区党委书记宋汉良来到三元朱村，宋书记跟着王乐泉书记一样喊你二哥，他说：“二哥呀，新疆的群众一年有8个月吃不上新鲜菜，我们想请您帮着解决这个问题。”

对这一要求，你觉得义不容辞。宋汉良书记走后，你带上6名技术员进了疆。先到哈密，你与技术员分析了各方面的条件后，详细研究了建造大棚和对大棚菜管理的具体措施，并留下两名技术员。你又去了乌鲁木齐，在那里也留下了两名技术员。后来又到了伊犁、昌吉州……你边走边讲，给农民讲解大棚技术、大棚经济效益，对当地领导讲组建市场，为菜农服务。

1994年，你又带着42名技术员再到新疆。这年，从南疆的和田、阿克苏、塔什到中疆北疆的哈密、伊犁、昌吉州及农一师、农二师、农四师等六七个农垦师，都发展起了冬暖式蔬菜大棚。两三年的时间，新疆结束了一年8个月吃菜靠外地供应的历史。 1993年以来，你每年都要拿出一个月左右的时间去新疆。你三弟王乐泉，在新疆10年了，你9次进疆，兄弟俩只在一起吃过两顿饭，其中一次吃到一半就各忙各的去了。

这些年来，你上天山，下陕北，可谁也不知道你還是个“癌症”病人。

1978年，也就是你担任党支部书记的那一年，你查出得了直肠癌，5月份在济南做了肛门改道手术，又化疗了五个月。回来后，正赶上支部改选，当时公社的领导三番五次来做你的工作，说啥也要让我当支部书记。你那个时候情绪很低沉，做了手术后，腰里挂上了个粪便袋，身体又虚弱，像个半拉子人，自己就觉得站不到人脸前里。

但你又不忍心冷了大家的心，就义无反顾地走向了村支书的岗位。

这些年，你拖着个病身子，跟大伙儿一干就是二十多年，出去学习，回来钻研，外出推广。尽管是吃了些苦，受了些累，但每当外出看到大片大片的蔬菜大棚时，你就忘记了疲劳，心里有说不出的高兴！ 近几年来，到三元朱参观学习的人多了，你的工作量也增加了许多。尽管如此，你为自己立下一条规矩，凡来三元朱参观学习的，不管是领导还是群众，你只要在村里，一定出面接待。你接待最多的一次，是一天接待了14批3000多人，来自6个省。有时你恨自己的身体不作主，整天进出大棚，内外温差很大，经常感冒。

这些年，你成了名人，可你心里有底线，就像你常说的那样：“犯病的东西不吃，犯法的事情不做。”

1979年3月，公社给了你一个招工指标，说让16岁的大闺女出去当工人，减轻一下你的负担。那时一个招工指标，比现在考上一个名牌大学还值钱。可后来，你把这个指标让给了别人。闺女不愿意了，跑到城里找她三叔乐泉，乐泉说：“你还小，人家更需要这个指标，你爹做得对。”孩子回来，她奶奶说了她几句，闺女不懂事，喝了农药，没治过来……家属不理解，乡里乡亲们也掉了泪，都埋怨你太死心眼儿。人心都是肉长的，谁也疼自己的儿女，但你知道，你没做错……

1991年，县委研究认为你为全县推广蔬菜大棚技术立了功，决定奖励你2万元钱，让县委办公室的一名同志给你送来，你说：“是党员干部就得为群众办点事儿，拿了钱我没法交待。”送钱的同志跟我商量：“要不就拿1万元钱吧，你这么辛苦，奖金不要，我们不忍心。”就这样，县委领导派人给你送了三趟，每趟都是原封不动地拿回去。

1996年到北京人民大会堂，你领了1万元的“如心农业奖励金”。拿到钱，你从北京买了3800多元的新种子。回来后，你又组织村里的农民去天津学习无土栽培芽菜技术。交上学费，买了材料、种子，又请了技术员，1万元奖金就没了。俺婶子问你：“去北京领了什么回来？”

你说：“领了钱，又花了。”像这样的事乡亲们已经见怪不怪了。

这些年你的荣誉纷至沓来。

山东省劳动模范、中国改革功勋奖章、全国农业科技推广先进工作者、山东省农民科技明星、山东省优秀拔尖人才、全国劳动模范、全国优秀共产党员；你是中共十五大、十六大代表，是当代中国农村最著名的风云人物。

是你在中国农村掀起了一场“绿色革命”，你是当之无愧的“中国冬暖式大棚蔬菜之父”。

2004年10月，第四届全国“村长”论坛在寿光召开，300多名“腕级村官”齐聚寿光。会上，举行了王乐义个性化邮票首发式，你当选为中国十大杰出村官。但你在跟吴仁宝、郭凤莲等众多村官交流后有了新的想法：“人家很多村的年收入都过亿元，集体存款过两亿，户均存款超百万，什么时候我们村集体收入也过了亿，户均存款也过了百万，那才算是真正的富了。”

江泽民、胡锦涛、习近平三任总书记都来三元朱村看望你，你依然保持着一个中国农民的初心：那就是让老百姓富起来，让更多的人吃上新鲜可口的蔬菜。

乐义大叔，今天是芒种，我刚刚把从老家院子里的韭菜移栽到东营小家，我之所以这样做，就是想天天能看到我娘种菜的影子，看到我们村曾经的辉煌。

乐义大叔，还有个好消息也要告诉你，我们村从去年已经种植了200亩实心芹菜，据说，现在大都是网上销售，前景看好，这有你的功劳，是从寿光学的技术。

乐义大叔，我有个埋藏了很久的愿望，我想拜你为师，回老家种菜，请你一定满足我的这个请求。

此致敬礼！

一个“未遂”菜农陈谨之于东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