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得第一次见季栋梁，是在陈继明家里。当时栋梁好像还在同心，继明则已调到《朔方》当编辑，但还是住在他的原单位宁夏电大，陈家附近似乎有一个养猪的地方，我的鼻子格外敏感，但继明的家里总是长年如一日地整洁风雅。栋梁是来送稿子的，小说多篇，是《朔方》要出他的一个小辑。没什么特别深的印象，但算是见过了。时间大概是1993年。其时我还没有结婚，现在我女儿已大学毕业。时间之迅快竟如此。
诗人梦也早年间在固原有一套房子，小两层，大院子，很气派，梦也又是性格豪爽的人，就引得一些文朋诗友不时聚在他那里。有一年，我和诗人冯雄已在那里养息了多日，正要打道回府时，栋梁来了，于是又继续住下去。几个人聚在一起，主要的事情就是听栋梁给我们讲段子。那时候段子好像刚刚兴开，但栋梁显然已经搜罗了不少，简直讲不完，一个刚讲完，吃一口茶，或者打一个喷嚏，接着又续上。栋梁讲段子时，神情很特别，他有一张锅盔似的大脸，段子一旦开讲，那脸上就溢出一种诱惑、撩拨、痒痒处被挠个正着那样的笑，即使段子不好笑，仅栋梁的这个样子也要叫人乐不可支了。何况段子又总是不错的。听栋梁说段子，可谓痛苦又受活，夜里瞌睡得眼睛都要睁不开了，但还是想听听他的下一个。毕竟是作家说段子，受听之外，指陈时弊，尤显深刻。有时候觉得一部长篇小说未必讲得透的东西，一个小小的段子，就给你揭示得清清楚楚，表达得淋漓尽致。亦庄亦谐，使人娱乐的同时，受教良多。由此看来，小说家们低首下心，向段子手们求教请益，不只必要，甚或是应有之义。栋梁二者兼能，相较于一众刻板的小说家，自是多出了几套拳脚。
善讲段子的栋梁，为文友同事们所喜欢，理固宜然。无论聚会聚餐，只要栋梁在，好的气氛便可以预期了。然而据说连官员们也很喜欢听栋梁说段子，这便让人有些困惑甚至不安了，毕竟他的相当一部分段子就是针对官员们的。能让官员们忍着某种难堪和不适，乐听栋梁的段子，足见该段子的娱乐性之强，也足见栋梁的能力——自不限于只会讲几个段子而已，须知也有一般能言者，虽能言于市井乡里，可一旦面对了我们中国式的官员，觳觫之余，嗫喏而已，舌头已短了半截，还怎么指望他神气地讲出一个段子来呢？
又据说栋梁写作时，可以不受干扰，任它雷鳴电闪，我自一意写作。举例说，办公室里人来人往，杂事多多，然而不妨碍栋梁写他的小说；他写小说时，电视机在一边开着，你演你的，我写我的，毫无影响；现在则是换成了他的孙子，说是栋梁写作时，孙子在他身上爬上爬下，挠脖子，揪耳朵，栋梁的一些好小说正是这么着鼓捣出来的。如若属实，可真是大本事，别人不说，就说我写东西吧，那架势实在是有些过分了，不只关门闭窗，连窗帘也要垂下来。要是让老婆知道世上还有栋梁这么一号写作者，可真是会弄出是非来。也想学学人家那种闹里取静的写法，命里没有莫强求，学不来的。
某年，栋梁已由灵武调至《宁夏日报》，初来乍到，住在一间很小的屋子里。不知为着一件什么事，我们需到八楼他的办公室里去。走过一楼大厅要进电梯时，不小心让我看到了很惊心的一面。大厅里有个立镜，一人高的样子，站在那里，看着去来往还的人，就让它把我们给看到了。栋梁人高马大，这个无需说，但没想到会庞大到这种程度，我不慎往镜子里看了一眼，心情一下子就不好了，镜子里的栋梁和我，就好像骆驼旁边站了个山羊。好好的一面镜子，看起来倒似哈哈镜了。这给我的印象太深了，多年过去，未曾忘却。我想要是搞一个什么竞选，别的且不论，仅只是这样的一个联袂亮相，我不是就败北难胜了吗？
一次会议间隙，关于当时小说写作方面的一些现象，我和栋梁谈得投机，达成共识。等回到会上，栋梁就将我们的一些观点亮出来，大意是小说越是能深度地切入现实人生，越是会显出底蕴力道来，这其实是对大家都多所裨益的见地，偏偏主持人对此是持异议的，又颇长于言说。这时候栋梁兄就看看我，好像是要让我呼应一下他的观点，就在刚才，不是我们还说得很热烈很一致吗？我心里涌动着，我很想借机说出我们的看法来。不是谁一个人的看法，这确实是我们两个的共识，而且我们那一段时间的具体写作，也充分体现了这一观点。而主持人的说法，多少是有些清浅了，有些过于文艺了。但最终我什么也没说，我歉然地看着栋梁兄，一个字也没有说出来。不是我滑头，也不是我瞬息之间就变了观点，实在是我一当众言说即刻就像被施了魔法一样，变得秃嘴笨舌起来，尤其是在那样需要亮清观点、展露舌辩的时候，我愈加不能。好在如今文友们是知道我的这一特点和短处了。但当时看着栋梁望向我的眼神，实在是不好受的，像当众叛变了似的。一晃十多年过去了，如今这话可以说出来，给栋梁一个明白了。
《文艺报》的崔艾真老师来宁夏，使大家有机会一起坐了坐。晚上，吃饭聊天，不知怎么就唱了起来。没有麦克风，清唱，也不站起来，各坐在各的位置上唱，散漫随意。我和栋梁合唱了一首花儿：“走哩走哩者走远了啊，扯心的妹妹病下了……”崔老师后来把我们唱歌的照片发过来，唱得可真够用情投入的，我和栋梁的头抵在一起，就像两个人挤在一面小镜子前面照脸似的。这算是我们最为密切的接触与合作了吧。镜头太近的缘故，照片效果不是太好，使我们的脸像一对挤得变形的土豆。但这次聚会却是有成效的，崔老师在餐桌上和我们郑重约稿，让我们写短篇小说给《文艺报》，每人一个版面，这待遇是不低的，不久，栋梁、漠月、李进祥还有我的短篇小说，就先后在《文艺报》发出来了。至少我的那个短篇，在我的写作经历中我还是比较看重的。
还是在一次聚会上，谈到文学需要重视的话题时，栋梁说，要是宁夏有关方面能大手笔设一奖项，每次奖一人，重奖，这种力度会有助于造成一种气氛。说到得奖的人时，栋梁拿我做了一个例子，让我惶惑又动容。文学需不需要大奖，大奖是否会促进文学的真正繁荣，这个我是没有明确答案的，但是此说过后不久，我果真就得到一项重奖。真是有些过分了，受之不安。掂量回味之余，自然会想起栋梁的话来，不说有预见之明，也是吉人吉言吧。
栋梁的小说在宁夏带来一个个小的震动，可称频频。《北京文学》尤其对他青睐有加，仅在我的印象里，他获《北京文学》奖好像就不下于四次了。有一年，他的短篇小说《吼夜》好评多多，迭获转载，大家都觉得照此架势，有可能要得鲁迅文学奖了，但最终只是入围那一届的鲁迅文学奖。这也常见，并非好作品笃定就有好结果。作品和人一样，各有命运，尤其评奖这种充满了偶然性的事。同一篇作品，换一拨评委来评，看法也许会全然两样，结果也许会完全不同。这真是没办法的事。栋梁更具声势的作品长篇小说《上庄记》，同样没得到应有的结果。于宁夏文学界而言，这部小说的出笼，就可谓一个大的震动了。朋友白草向来出言谨慎，也说，《上庄记》要是获了茅盾文学奖，他不会意外，说这是宁夏作家在茅奖面前拿得出手的作品。但是结果出来，《上庄记》虽热度未减，但仍失之交臂。就在前两天，马知遥先生还打电话来，说他刚刚读完季栋梁的中篇小说《上庄记》，真不错，有分量，他要为这部作品写一篇评论。老先生每每看到宁夏作家写出他满意的作品时，总要情不自禁，吭吭巴巴写出一篇评论来。之所以说吭吭巴巴，是因为年过八旬的马老师要写出一篇两千字的评论，总要耗去他一两个月的时间。马老师说的是栋梁的中篇《上庄记》，我就趁便给老人家推荐了长篇《上庄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