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叫王克松。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最初几年是我一生中最美好的时光，就是所谓学龄前的那段时间。似乎所有的忧愁、忧郁都与我无关，我只知道疯玩。
直到医院家属院里一座座的防震棚像雨后的蘑菇一样冒出来，直到我和汤阿姨家成为邻居，我无意间卷入了一起案子，我才觉得自己突然间长大成人。
那个夏天格外反常。一入夏竟然下起了秋天里才有的那种冰冷缠绵的雨，丝丝不断，细腻悠长。在雨水的滋润下，平地上长出了绿茸茸的苔藓，家属院里宽大的梧桐叶子未老先衰地流露出凋零的迹象，四处觅食的鸡雏像刚学会游泳的鸭子，行走在绿色的水面上。阴雨过后，没有一丝风的闷热，像是把天地放在一口大锅里持续地蒸煮。在蒸煮的日子里，上面下来了精神，要求“全民防震”。医院伙房门前的大喇叭上连续播放了三天后，人们开始行动起来。伙房前面的小操场上，搭起了石棉瓦、油毡纸、旧帆布、塑料纸做顶棚的各式各样的防震棚，各家各户把缝纫机、柜子等贵重的家什都搬进棚子，白天在家里起火做饭，晚上到防震棚睡觉，大院里一时像临时的军营一般充满了莫名的紧张和神秘。住防震棚的日子，同时也打破了一家一户的隔阂，好像同在一片蓝天下，同睡一张大通铺的感觉，彼此没有秘密可言。医院的领导不知从哪里拉来了一台废弃的公交车，四个轮子没有了，瘫痪的车身像是一排巨大的房子，作为医院物资的贮藏室和治疗室，白色的公交车身上画上了大大的红十字，车门上挂起了帘子。
我们的邻居汤阿姨是医院会计科的出纳，是来自青岛的洋学生，她的丈夫王哲是县电影队的放映员。王哲每到周末在县工会的露天影院放电影，总是提前到大门口用三节电池的大手电，在人群中辨认我们这些医院职工的孩子，给我们开后门放行，仿佛我们的脸就是五分钱一张的电影票，他的手电筒就是验票机。在他的关照下，我们几乎看遍了县城里放映的所有电影。每当王哲走出家属院去上班，我们都尊敬地敬一个礼，齐声说道，大家不要挤，让王哲叔叔先走。
王哲不光会放电影，还有一手木匠手艺。在这个夏天的连阴雨里，他刚刚搬到医院家属院来住，就给我家打了一个小柜子，用我家的木头，他的手工。小柜子上面并排着三个抽屉，下面是两扇门，一打开门涌出一股木头新鲜的芳香。我父亲把柜子搬回家，刷了清漆，铺上了条绒的桌布，既当柜子又当桌子，成了那个时期我们家重要的一件家具。我记得有一尊石膏做的毛主席像站立在红色的条绒桌布上，毛主席向我们全家亲切地挥着大手。王哲家也有同样的一个柜子。汤阿姨说，下雨天也放不了电影，他闲不住，做个柜子送给你们，也算是我们新邻居的见面礼。我们两家的平房是医院里的一个旧澡堂改造的，顶棚互通着，隔墙只隔了一多半，两家说话的声音和炒菜的气味都通过半隔山墙互通有无。这个房子，最大的好处是屋里有水龙头，不像别人一样去公用水房打水。最大的坏处是，水龙头经常坏，半个地板都是潮湿的，滴答漏水的声音像极了这个夏天。汤阿姨爱干净，在这样的日子里，她就趴在地板上，用抹布一点一点擦地，一擦就是半天。
这天，她趴在地上擦地，由里往外，快擦到门口的时候，看见了三双沾满泥水的胶鞋，她往上看，看到蓝色的裤腿，再往上抬头，就看到了总务处吴副主任和两个年轻公安的脸。挂满雨水的脸上，有一些水珠落到她刚刚擦干净的地板上，让她心生惋惜。
吴主任在总务处分管安全和伙房，也是我们这群家属院孩子的好朋友。可是他今天带着警察到汤阿姨家，是怎么一个情况呢？我内心充满了好奇，仰躺在床上听墙头传来的声音。
汤会计，这是公安局的民警同志，来向你了解个情况。
是这样的，汤会计。南关当铺巷的一座老房子近日受雨水浸泡塌掉了。墙洞里发现了一批古玩字画，还有一份藏品清单。对照单子，字画全都能对上号，像是藏品的一个目录索引。唯独少了一幅《八骏图》，是故宫里流失出来的东西。据调查，你家曾在今年初在该院落租房居住，你们有没有见过或听说过这么一幅古画，请配合我们调查。
我们是在那里住过几个月，前段时间医院里腾出了房子，我们就搬过来住了。在外面住，房租也是一笔开支。况且我上下班也不方便。噢，扯远了。你们请坐，请坐。刚住进去的时候，我整理卫生，从烟道里掏出一个纸包，打开里面包着一颗手榴弹，不知哪年哪月的。这幸亏发现了，要不以后我们生活做饭，还不得爆炸了。还有就是，有一回我们正睡觉，听到啪嗒有东西从顶棚上摔下来，点上灯一看，是一只手掌大的大蝎子，尾巴都赤红赤红的。对不起，又扯远了。请喝水，喝水。在这个老宅子住着，我们天天担惊受怕，就怕再有什么意外，这不单位上有了房子我们赶紧搬走了。至于什么古画，从来没有见过也没听说过。要我说，也说不定是哪朝哪代丢失的呢。
吴主任一行人走后，我听见汤阿姨又在那用力擦地，擦去那些胶鞋底湿漉漉的杂乱无章的印记。
那个年代，大人们总是组织没完没了的学习。晚上我一个人在家，在一张木头棋盘的方格子里，写满车马炮、将士相，这是父母留下的作业。我的启蒙教育是从中国象棋的棋子开始的。等晚上父母散会回来，我还要背诵一首毛主席的诗词，完成这些作业，才能睡觉。这天晚上，我呆呆地望着柜子上的毛主席像，心里在背诵他的“红军不怕远征难，万水千山只等闲”。王哲的声音从墙上传过来，好像被外面的雨声衬托得沙哑而沉闷。
一张发黄的画，怎么能扯上故宫，还是皇上的藏品？
是啊，公安说是元朝赵子昂的《八骏图》，你知道赵子昂是什么人物吗？
不知道，我知道我放的电影里有个赵子岳，老演员了。
你见过或听说过那幅画吗？
扯淡，咱老百姓能见到那样的国宝，快睡觉吧。唉，这没有电影的日子还真难熬，什么时候盖一座室内的大电影院，下雨刮风都能放电影了。
搬到防震棚里，我家和汤阿姨还是邻居。她家的棚子是油毡纸的，我家是石棉瓦的，一白一黑，用竹竿撑着，像两个孪生的兄弟。大人们谈论着邢台地震了，海城地震了，我们不知道邢台和海城在哪里，地震在我們孩子们的心目中像尼克松的老家美国一样虚幻而遥远。一边防备着地震，一边还要过正常的日子，我家包了韭菜馅的饺子，掀开篷布给她家送一碗去，她家蒸了萝卜馅的包子，掀开篷布给我家送两个。这下可好了，连隔墙也没有了，我们这些孩子，学着电影《地道战》里的样子，从床底钻过去，匍匐前行，会突然从另一家的床底钻出来，把大人们吓一跳。
与我家不同的是，汤阿姨家把三个抽屉的小柜子也搬进了防震棚里，宝贝一样爱护着。有时晚上还在上面倒扣一只碗，碗上倒立一只酒瓶子，当做地震报警器。我妈对汤阿姨说，这柜子也搬来了啊，怪沉的。汤阿姨说，搬来方便，既当桌子又当柜子，放个东西啥的。两个女人成了好朋友，晚上去医院东南角的公共厕所都要结伴同行。雨不知什么时候终于下完了，天气一天比一天热起来，整个世界都包裹在水蒸气的一片朦胧之中。每天早晨和中午，高声喇叭里的最高指示，穿透迷雾准时传送过来，仿佛是人们久久盼望的阳光一般。
不下雨了，王哲又开始放电影。不光在城里放，还经常去下面的公社和生产队里放。每当看到王哲骑着公家的大金鹿车子从外面回来，我们就知道他又出去放电影了。我们追着问，王哲，又来什么新片子了？王哲一脸疲惫地说，还是老一套，南征北战。我们哈哈地笑着，张军长，拉兄弟一把，请你拉兄弟一把吧。王哲外出放电影的时候，吴主任就经常到防震棚来视察，嘱咐些用电防火防盗的事项，满脸和蔼可亲。
事实上吴主任和我们这帮孩子是一伙的，我们经常配合默契地在一起做游戏。我们在从伙房到防震棚的路上，挖一个坑，埋上老鼠夹子，引一根长长的细线，躲在梧桐树的后面。见吴主任走到“地雷”面前，就拉弦，“砰”的一声腾起一片尘土。我们从四面冲上去，高喊，不许动，不许动。吴主任就顺从地举起双手，弯下他肥胖的脊梁，低头认罪。
吴主任是少数不住防震棚的人，他说，我老吴命大，死不了。小震不用跑，大震跑不了。他依然住在伙房东头的单身宿舍里，我们在防震棚里都能听到他如雷的鼾声。吴主任家属在农村老家，他说是武松打虎的那个阳谷县。他的最高理想就是将来退休了回老家在景阳岗上盖三间房子，开一家酒店。住防震棚的那些夜晚，我们这群孩子经常把吴主任围在梧桐树下缠着他讲故事，我们有的给他扇扇子，有的给他端茶水，在他的故事里消磨掉一个个夏日的夜晚。
他会讲梁山好汉的故事、三国演义的故事、聊斋的鬼故事，还会讲皇宫的秘史。在我们眼里，他就是一本天书，他肥胖的肚子里藏着太多的秘密。故事告一段落，他就在晚上七点半准时打开他的收音机，和我们一起听《小喇叭》《星星火炬》，听岳飞传播杨家将，有时我们觉得他本身就是一台大型的收音机，只要给他灌足了茶水，吸足了烟卷，那些故事就从他的喉咙里汩汩地流淌出来。他也讲自己的故事。他是一个转业军人，转业以前在部队当过炊事班长，做过饭喂过猪，当兵以前在老家县城的一家书画店里当过学徒，会装裱，还会吹笛子。这些我们都信。前几天防震棚一对新人结婚，婚礼设在那个废弃的公交车厢里，车厢上的红十字被红喜字盖住了。我们这些孩子欢天喜地地抢喜糖，听到了婚礼上传来了委婉悠扬的笛子声，我们想象不出这些美妙的声音是从一个粗壮的胖子的嘴里，从一个满口黄牙晚上鼾声如雷的嘴里发出来的，吴主任的演奏把我们惊呆了。一管细长的竹笛，在他肥胖的手里像被施了魔法一样，变得软弱无力，任他拿捏，他说这支曲子叫《山村迎新人》。我们还亲眼见他把一张普通的毛主席画像，装裱得富丽堂皇，挂在医院大会议室的墙上，像是重新被描画过一般，端庄大气，气宇轩昂，这是我们见过的最好看的一幅主席像。
那个夏天吴主任为伙房里买来了一只羊，说是给干部职工改善伙食。羊并不着急吃，他先让我们这群孩子们玩几天。放羊，成了我们光荣而艰巨的任务，我们每天牵着它去医院北面的水塘里喝水，去医院南边的田野里吃草，每人轮流着牵一会儿，一副小心谨慎的样子。有一次我试图骑上羊背，被吴主任大声地制止了。没事的时候，吴主任穿着他洗得发白的军装，和我们这群野小子一起，簇拥着那只羊，游走在医院四周的郊野里，采野花、拔野草，过着田园诗一般的生活。他穿军装的身影在我们的队伍里显得异常高大。那些日子，我们和羊结下了深厚的友谊，和吴主任也结下了深厚的友谊。晚上，我们就把羊拴在防震棚里，和它同吃同住。那个时候，吴主任到防震棚里来得越发勤了，他经常从伙房带了几块炸鱼或是一个猪蹄子，用旧报纸包了，来找王哲喝酒说话。有时王哲外出放电影，他就和汤阿姨说话，有一回我看到他们在一起看书，吴主任的一只胖手在书上指指点点，另一只手就很自然地搭在了汤阿姨的左肩上。
后来杀羊的时候，我和小伙伴们都哭了。吴主任说，哭啥，买来就是为了吃肉的嘛。他把锋利的尖刀一下子捅进羊脖子里，被吊在半空的羊奋力地蹬动四肢，发出绝望的惨叫。那声惨叫在这个全民防震的夏天，显得格外凄厉。鲜红的羊血顷刻注满了雪白的搪瓷盆子，泛着新鲜的热气和泡沫。到食堂打饭的时候，吴主任给我们每人多舀了一勺子羊血，我的胃里立刻翻起了热腾腾的泡沫子。
防震棚里蚊子多，有时我就闹着回平房里睡。母亲把那个小柜子上面的三个抽屉拿下来，留了三个空洞的嘴巴通风透气，再打开下面的两扇门，把里面放上小褥子和枕头，我在家里又有了一个属于自己的木头防震棚。我很喜欢在里面睡觉，透过三个嘴巴，我可以看到高处纸糊的天花板，看到玻璃窗外面挂在高高的梧桐树上的星星和月亮。也许是水龙头又漏水了，我的睡梦里总是有一只马蹄表在滴滴答答不停地走动。
睡在木头防震棚里的一个晚上，我第一次出现了幻觉。一觉醒来，听到隔壁汤阿姨家屋里有悉悉窣窣的响动，类似于猫狗爬行一般的响动，先是在低矮处，在柜子底下、床底下，在地板的夹缝里行走，后是慢慢爬高。我看见一束手电的光柱直射到天花板上，然后一个人影顺着光柱的白亮慢慢爬上去，用手电往四下里照，手电的光亮把我家的顶棚都照得雪白一片，那些旧报纸上的字迹都像是受了光亮的惊吓，簌簌脱落下来，粉尘一般落在我家柜子的台面上，甚至落在我的眼睛里，让我睁不开眼。从我这个角度看去，那是一个只有下半身的人，攀爬在竹梯子上，把上半身探入到顶棚里，用手电寻找着什么。许久过后，屋里一片黑暗，一片寂静，只有外面宽大的梧桐树叶子哗哗作响，连邻居家院子的狗都不做一声。我怀疑自己是做了一个梦，后来我对谁也没有说过。
再后来的一天，汤阿姨突然就失踪了。王哲向分管保卫的吴主任报告：汤会计是被人绑架了。王哲手里拿着一張字迹歪斜的条子，上面写着：拿古画来换人。吴主任和王哲坐着医院里唯一的一辆老式救护车赶到公安局去报案。我们这群孩子以为医院里出了天大的事，就站在医院门口，望着大街，等待他们回来。汤阿姨家的防震棚前站满了人，人们说，昨晚还看见汤会计下班做饭呢，怎么王哲下乡放电影回来就不见人了。这奇怪的天气怕是注定要出一些稀奇古怪的事情吧。
在警察办案的日子里，王哲和吴主任经常在防震棚里喝酒，高一声低一声地长吁短叹。吴主任问，老王，你们家真有那么一张传说中的古画吗？怎么连绑匪都找上门来了，这可是人命关天的事啊。你可得跟我说实话。王哲喝一口酒，用手拍打着柜子，说，你看我们家像是趁一张古画的人家吗？我们不配啊。我倒是想有，可是拿我的命也换不来一幅古画啊。这都是前几天警察来了解南关当铺巷的案子惹出来的麻烦。你说这个藏主，你的东西里明明没有《八骏图》，干吗要写到清单上啊，这不是给后人找麻烦呀，也许在清朝也许在民国就失去了呢。天地之大，你让我上哪儿找那张画，你让我上哪儿去找我的小汤。两人都不再言语，继续埋头喝酒。
事情远没有王哲想象得那么复杂。第三天案子破了，汤阿姨被接回来了。她的头发略显零乱，身上鞋子上还沾满了泥水。进门先是哭，哭完了就去公共澡堂子洗澡，洗完澡回来就像没事人一样，开始整理家务了。她对科长说，这两天，可不能算我旷工啊，要给我记考勤发工资。
汤阿姨是被两个本院的高中红卫兵学生绑到了医院的防空洞里。那两个大孩子，一个叫海滨，一个叫春光，平时都喊汤会计阿姨，一个家属院里的熟人。那个防空洞，是医院“备战备荒”时留下的遗物。我们这群孩子以前经常在里面玩，过家家捉迷藏，那里曾经是我们这群猴子的花果山水帘洞。大人找不到孩子时，在洞门口喊一声，回家吃饭了。不多会儿，就有灰头土脸的毛猴子从里面走出来，像电影里国民党的俘虏兵走出战壕，被大人们一个个拧着耳朵带回家去。后来，我们在防空洞里发现了老鼠和蛇，就逐渐没人敢来了，再后来我们更关心的是雨季和地震，渐渐人们都把它遗忘了。没想到海滨和春光还记得这个隐蔽的洞口，把这里当成了他们的临时山寨。
警察问他们，你们怎么知道汤会计家有古画？海滨说，是聽你们说的啊，你们说南关街丢了古画，汤阿姨家曾在那里住过，有嫌疑。警察说，难道这事情的源头在我们了？你们要古画去做什么？春光说，古画是国宝，我们是毛主席的红卫兵，我们要得了国宝献给毛主席，我们要去北京。警察说，看把你们能的，北京故宫博物院来过两次人，都觉得没法查找。你们就能找到？
我们几个孩子出于好奇，又去了一趟防空洞。门口已杂草丛生，进了门往里走，脚步不断向下，像进入一个矿坑。这里我们是轻车熟路的，拐过一个转角，洞里愈发黑暗潮湿，却是格外凉快。在一块不大的平台上，青砖铺的地面都有水从砖缝里渗透出来，地上铺着一个麦草的门帘子，旁边是两个罐头瓶子，一个盛着水，一个盛着剩饭。看来，这就是海滨和春光精心设置的临时牢房了。那次去，我们看到了黑暗中乱窜的老鼠，没有看到蛇。有人说，把这个防空洞改造成一个大防震棚，能住不少人呢。我说，你个嘲巴，在这儿住碰上地震，一个都跑不出去。
海滨和春光被判了劳教。后来在劳教所里他们听到一个巨大的噩耗：伟大领袖毛主席逝世了。他们两人抱头痛哭，他们觉得自己这一生再也没有机会进京献宝了。海滨和春光的入狱，使这个县城里关于古画的传说越来越扑朔迷离。甚至有人说，那幅画原来确实是有的，不过在国民党撤退的时候，被伪县长带到台湾去了。众谈纷纭，也没有证据。何况大事件在一九七六年的夏秋接踵而至，很快就转移了人们对古画的兴趣。
绑架事件之后，我又一次隔墙听到了汤阿姨家的谈话。
老王，我看这个地方咱们不能待了。
咋不能待了？
你想想，一个大院的邻居因为我被判了劳教，这抬头不见低头见的，怎么相处？还有这幅幽灵一样的古画，怎么就缠上我了。以后还说不准有什么事情发生。
那你想咋办？
调走吧，回我的老家青岛。
接下来的日子，汤阿姨开始为她的调动工作而奔忙，不管是下雨天还是闷热天，总是人事局卫生局地到处跑。大院里的人都知道她是铁了心要离开这个县城了。汤阿姨跑调动的日子里，吴主任往汤阿姨家跑得也更勤了。
有一次玩捉迷藏的游戏，我沿着防震棚篷布的裂隙，爬到了汤阿姨家，钻进了她的小柜子里。上面的三个抽屉堵着，前面的两扇门关着，真是一个藏人的好地方啊。我在狭小的空间里，观察她家的柜子跟我家的有什么两样，她那么不辞辛苦地搬到防震棚里来。我敲打着木板，发现她家的柜子发出“咚咚”的回音，像是有一个夹层，我家的柜子是“啪啪”的声音，像是一块实木。我把这个秘密藏在心里，一直藏到现在。我的心里能藏得下秘密，柜子里能藏得下人，也能藏得下别的东西。我想。
一九七六年七月二十七日，我去城里小学报名，准备过了夏天就上学，我为什么对这个日子记得这么清楚，因为我记得我是唐山地震前一天去报名的，史料记载唐山地震是一九七六年七月二十八日。那个上午，我和几个伙伴沿着医院后面从东山流淌下来的溪水，向西走，进东关，奔城里。一路经过了好几个因夏天的雨水而丰盈起来的大水湾，我们停下来，脱了凉鞋，到水湾里游玩。到学校的时候快中午了，这是一个解放前大地主的宅子，院子里种着高大的芙蓉树，教室里有四五根两个人合抱的大柱子，顶天立地支撑着屋梁。在这样的老宅里，会不会也藏着古画和珍宝呢？我傻傻地想。后来的事实证明我错了，在这里上学五年，我从墙缝墙基里掏出来过不少的铜钱和土鳖，却从未发现奇珍异宝。
这天下午，我一个人坐在伙房前的院子里，发现了许多奇异的景象。我先是看到屋檐下的燕巢，一公一母两只老燕，用嘴叼着小燕飞到半空里甩嘴抛去，能飞的小燕就歪斜着试飞，不会飞的就跌落到泥土上，痛苦地叫唤，老燕忙碌着，直到燕巢里一只也不剩。它们是在搬家吗？为什么如此着急匆忙呢？稍晚些时候，我看到空旷的院子里热闹起来。成群结队的麻雀、蝙蝠和蝴蝶从梧桐树硕大的树冠里飞舞出来，贴着地面盘旋，一副无家可归的样子。墙根下柴草堆的暗洞里，一队老鼠有序地出行，一个咬着一个的尾巴，排着整齐的队伍，黄鼠狼公的叼着小的，母的就驮着幼的，成群结队，落荒而逃，一只臃肿的花蛇也在扭动着身体，奋力前行。它们的目标方向一致，向南，向南边高阔的田野逃去。我被这景象惊呆了，想要呼喊伙伴呼喊老吴主任，整个大院里却空无一人，只有动物们在忙碌着。
天色暗下来的时候，我甚至看见了墙角里一根生了锈的废旧钢筋，发出暗红的光泽，像被烈火烧灼着一般。我开始不相信自己的眼睛，不相信眼前的一切。我回到屋里，看到父亲的鱼缸里，一尾金鱼头朝下尾朝上直立在水面上，鼓着两只愤怒的眼睛，它的尾巴蓬松着像螺旋桨一样，整个身体在水上打着旋，然后奋力一跃，跌落到地板上。我把鱼捡起来，放回去，它再一次挣扎着跳出来。鱼缸里的水居然像开水一样冒出了气泡，鱼儿发出了婴儿一般尖锐的叫声。
我想把这一切告诉大人，可是我一个人也见不到，他们又在搞政治学习。天黑了，我饿著肚子躺在防震棚的床上，满脑子在胡思乱想。这时候，一个肥胖的人影进了隔壁汤阿姨家，直奔柜子而来，他的动作熟练而准确，用钳子和螺丝刀打开后面的木板，取出一个锦旗一样的卷轴，铺开在柜子台面上，用一支手电照了照，看了看。手中突然间多了一把小巧的手术刀，小刀在纸面上游动，像宰猪剖羊一样灵巧，像杀鱼去鳞一样生动，迅速地完成了一场手术，迅速地将一切复原。我看到仿佛有八匹扬鬃炸尾的骏马，挣脱了缰绳，从这个魔术盒一样的小柜子里奔跑出来，首尾相连，脚踏祥云，一直奔跑到极高极远处的天河岸边，在那里自由地徜徉，昂首嘶鸣。这个下午和晚上我真是活见鬼了，我是不是又一次出现了幻觉。那人影刚要走出去的时候，倒立在桌上的空酒瓶子砰然倒地，发出一声脆响。像是一狗引得百犬吠，几乎同时，所有防震棚里的酒瓶子都落地了，有人敲锣，有人喊，地震了，地震了。棚子里的家属纷纷跑出来，医院会议室里穿白大褂的人影也蜂拥而出，那个废旧公交车里也钻出了人，惊慌失措地向院子里聚集。院子梧桐树下，站立着吴主任高大的身影，他招呼大家，不要慌，不要乱，要沉着，要冷静。
后来，人们知道是遥远的唐山发生了大地震。据说北京天安门城楼上那些浑圆结实的大柱子，都被震得“嘎吱”作响。
汤阿姨终于办成了她的调动手续，要搬回青岛老家了。搬家时，借了一辆解放牌汽车，所有的家当一车厢还装不满，王哲招呼着人们抬柜子：小心点，别碰了漆，别碰了漆。我妈和汤阿姨手拉着手说话，两个好邻居依依不舍。我们也舍不得王哲走，他走了，我们就没有免费的电影看了。吴主任也来帮忙，也来送行，他和王哲这一对酒友，也是难分难舍的样子，拍着肩膀说，常写信，多联系啊。想不到的是，海滨和春光的父母也来送行，毕竟是邻里一场，握着手却不知要说什么，只是互道珍重。挥手作别，解放车拉着汤阿姨一家驶出了医院大门，那个柜子在车厢里仿佛要拒绝捆绑一样，还在努力挣扎着。
汤阿姨走后，吴主任有些显得闷闷不乐。他经常和我们提起，等退了休，他要回景阳岗老家盖三间大屋，开一家酒店，过绿林好汉的日子。他还是照样在夜晚，在院子里梧桐树下，给我们讲三打白骨精，讲三打祝家庄，他还是孩子们心目中的神。那些日子，用火车运来了很多来自唐山的伤病员，医院一下子忙碌起来。吴主任虽然是后勤人员，也有忙不完的工作，一度在大院里我们都很少能见到他了。
直到防震的口号喊得不是那么紧了，防震棚也渐渐空了出来，有些败落的样子了。这天吴主任陪院领导招待客人，喝多了酒，回到单身宿舍倒头便睡。半夜里蚊香烧着了蚊帐他不知道，蚊帐烧着了纸糊的顶棚他还不知道，直到浓烟把他呛得昏死过去，他更是什么也不知道了。等到抢救出来，人还昏迷着，屋顶已经烧落了架，他为数不多的全部家当灰飞烟灭了。人们用凉水把吴主任浇醒，他看了看眼前的惨相，肥胖的肚腹里发出老狼一般苍凉的惨叫，号叫着就要起身往冒烟的灰烬里扑去，仿佛要去抢救一件比性命还金贵的物件，被众人死死地摁住了。后来，全院的同志们为吴主任捐了款捐了物，他又重新建立了新家，很有一副灾后重建的样子。他还在大门上自编了一副对联：烈火炼真金，患难见友情。只是，他的旧军装烧没了，我们再也没有见到他英姿飒爽的样子。
夏天一过，我就正式上学了。我的学龄前时期宣告结束，我的无忧无虑的日子也宣告结束。上了学，日子便过得飞快，一年又一年马不停蹄地往前奔，仿佛有无形的鞭子在身后抽打着。
多年以后某电视台的一档鉴宝栏目到山东青岛录制节目。一个青岛小哥拿出祖传的一幅画，请专家鉴定。专家组沉吟良久，说道：这是元代赵子昂的《八骏图》，可惜只剩下装裱时托画纸的那一轴，但从托纸上依然能够看出八匹骏马的大体轮廓，依然有天马行空的意境跃然纸上，另外乾隆御览的印章也可以看得清楚。只是这是一幅被人剥了皮的古画，也就是说整个装裱画最表面的一层真迹已被人揭去了。
节目播出后，这个县城里又引发了一场关于《八骏图》的讨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