动物是文学艺术中经常出现的一类形象，动物形象在文学作品中所承担的叙事作用也越来越丰富。在广阔的农村，人与动物依然保持着一种看似和谐的共存状态，这些动物形象不单单只是为了展示农村的风土人情和生态风光，有的还被赋予了说话的能力，动物视角建立了一种新的叙事维度，人与动物的关系随之有了更深刻的解读。

贾平凹小说中的生态观念主要来自于佛家的“万物皆灵”理念，因此他常用因果报应和轮回来展现人与动物相生相依的关系。而在现代生态观念兴起的今天，传统生态伦理被指责是非科学的，贾平凹作品中所体现的“生命意識”也备受诟病。本文将试从贾平凹小说中的典型动物形象入手，填补传统生态伦理与现代生态观之间的鸿沟，找出其中的联系，探讨动物叙事小说中的生态道德。

一、 贾平凹小说中常见的动物形象

贾平凹的小说多以农村作为背景，因而常有飞禽走兽游走其间。他笔下的生态世界，多是展现人与动物的日常生活场景，这时候动物形象的叙事作用是单一的，它们在小说中主要有四种身份：一是作为人类生存的工具、食物；二是作为反面形象，多以狡猾的猎物和残酷的猛兽出现；三是经过驯化后的人类伙伴；四是作为意象起到渲染气氛的作用。这些身份在贾平凹商州系列小说等早期小说中有着集中的体现。小说《商州》中每一章的第一节都是对商州风土人情的介绍，其中就不乏对动物的描写和对人与动物相处状态的描绘，真实地展现了商州人与动物之间的生存关系。

在《商州》中，贾平凹用一节的笔墨描写了公元一千九百八十三年武关镇上“听了令人毛骨悚然的营生”——有养蛇配药的，有养娃娃鱼的，有养貂的，有养蜂的，养蝎子的。贾平凹对这些可怕的“营生”分别做了介绍，详细生动地描绘了这些动物的形态、养殖方法和功效等。这里的动物形象无需深究，它们只是作为人类生存的工具和食物而存在。

除了那些可以为我们所用的动物之外，在同一个生态系统里，也有和人类一样，处于食物链顶端的生物，它们在贾平凹的小说中常常以反面形象出现，例如“狼”。狼常年与人处在对立的关系中，《怀念狼》中展示的也是猎人与狼之间相互对立又互相依存的关系；在《古炉》中贾平凹也多次描写过狼过村时，给村民带来的恐慌；在小说《商州》中，作者同样向读者展示了人与狼的对立——“狼在山上没有了吃的，就到人家里来拉孩子，常常是在夏夜，人们铺一张芦席在院里，或者在门前的场地上睡，狼就从人怀里把噙着奶头的孩子叼走。”

与狼相对应的是人类忠实的伙伴——狗，在贾平凹的生态世界里，被人驯化的狗总是善良、忠诚的代名词。他的小说中不乏忠狗救主的感人事迹——“有一人出外打猎，到了一个山洼，要做饭来吃，四处却找不到水，好不容易在一个石崖下发现了一潭细水，那人就去舀，但狗却在咬他，咬得真心烦，他就一脚将狗踢开。但是当他舀了水在烧时，狗又来用爪捣了锅灶，他以为这狗是疯了。狗是经常会疯的，疯了的狗是不能留它了，就拿起棍棒狠命去打，打得口鼻出血，嗷嗷直叫。打毕了，狗瘫在地上不能起来，他又去那潭里汲水，那狗却又爬起来，竞在潭中又拉又尿，主人就越发大怒，端起枪将它打死了。他因为潭中水已经不能吃，就扯着树枝要到崖畔的水源头去舀，猛然之间，发现就在那源头的草窝里，盘卧了一条剧毒大蛇，正将口涎滴在水里。他吓得从崖畔掉下来，抱住被自己打死的狗失声痛哭，结果就背狗尸回来，做了棺木，拱了坟墓埋了，自己也逢人就说，说罢就流泪，以忏悔自己的罪过。”许多人物甚至是与狗相依为命。

在动物叙事中，狗和狼的使用频率很高。从古至今它们与人都有长期密切的交往，因而它们的形象在文学作品中往往已经符号化了。狼威胁着人的生活，它们不仅会抢夺牲畜也威胁人类自身，人一直以来都与狼进行着生存的拉锯战。而狗作为人最好的伙伴，不仅是工作帮手，也是生活伴侣，由于长期与人生活，也具备了灵通人性的特质。“狼与狗之间的故事注定要成为动物叙事伦理范畴一个重要的话题，狼作为野生猛兽和原始大自然的象征，狗作为人类意志的隐喻，它们之间的搏杀和争斗是一种传统文化中的客观存在。”

前面三种动物身份往往不直接承担叙事作用，它们多为写实，真实反映人与动物、人与自然的关系。但是渐渐地，在文学作品中，动物形象越来越不单纯地只作为客观事实存在，它们开始在作品中发挥直接的叙事功能。在贾平凹的早期作品中，这种叙事是单一的，他惯用农村常见的动物来烘托气氛。例如为了展现农村夜晚的静谧，用动物的鸣叫声来衬托——“蛐蛐声愈叫愈大了，夜里这么安静，他心也这么安静”；“屋子里渐渐没有了声息，院里的鸡在叫头遍。”为了展现男女间暧昧的情愫，贾平凹用“叫春的猫”来渲染气氛——“一只猫在远处大声地叫春。一颗流星灿灿地划过天空，然后无声地消失了。两个人靠在树上，紧紧地拥抱着，树枝在哗哗地抖动。”

正如上述例子所说，贾平凹这时并没有赋予动物形象特别的叙事身份，在这一阶段，贾平凹小说中的动物叙事多是无意识而为之，但也能看出他在动物叙事中所作出的新的探索。例如在小说《商州》中他曾试着刻画过狗的内心世界——“狗是不肯一个留在家里看守门户的，不远不近地厮跟着……但每一次讨好的接近，却常引起女人们的惊恐，和孩子们的乱石击打；它只好垂头丧气地回来，站在不远的地方，将一只脚搭在墙上，亮出那下贱肮脏的玩意儿来撒尿。”我们完全可将其看作是一种摸索和尝试，虽然这种尝试在贾平凹的前期作品中并不多见，但也为后来其小说中成熟的动物叙事打下了基础。

二、贾平凹作品中的“人化”动物形象

在贾平凹前期的小说中，多是以人的视角来审视动物世界，而在后来的作品中，特别是在《怀念狼》《废都》《古炉》等作品中，开始以动物的视角进行叙事。“动物叙事巧妙地借助于‘动物’的外衣，以动物特有的口吻、状态与表达方式来进行文本的叙事勾连，这样潜隐在动物背后的叙事作者往往可以畅所欲言，并可以最大层面延伸和拓展所要表达的意旨空间。”贾平凹转换叙事视角，开始关注到动物本身的情感，也开始以动物的价值标准来对人类文明进行批判。“既然一般小说都是取‘人看人’或‘人看动物’这样的视角，写动物小说就应该更多地写‘动物看人’，这是一个新的世界。”躲在动物身份背后的作者可以利用动物自身的特点毫无顾忌地畅所欲言。这种叙事着实是为创作开辟了一块新的园地，而且是一片相当自由的土壤，有谁会去深究一只动物的话语呢？让动物开口说话，本身就带有了一种漫画式的寓言色彩。

贾平凹的小说《废都》就存在着这种富含寓言色彩的叙事。小说中有一条贯穿始终的叙事线索——“牛”。这头牛“有了人的思维，以哲学家的目光来看这个城市”，这头牛不会人类的语言，反刍便成了它的思考。可是为什么选择“牛”这种动物呢？作者在小说中作出解释，“在这个世界上，一切动物中除牛之外都是狰狞，无言的只有上帝和牛，牛正是受人的奴役，牛才区别于别的野兽而随人进入了文明的社会。好得很，社会的文明毕竟会要使人机关算尽，聪明反被聪明误，走向毁灭，那么，取代人而将要主宰这个社会的是谁呢？是牛，只能是牛！”這个解释，也可以理解成是在影射小说的主旨，作者戴上了牛头面具，冷眼看着小说中的人一步步机关算尽走向毁灭，用一串一串的牛鼻响嘲笑人类的愚蠢和自欺欺人。这不禁让人想起原始的祭祀活动，让人联想到带着羊头以显示神秘与权威的巫师。李泽厚先生就曾说：“‘美’这个字本来的含义是冠戴羊形或羊头装的大人……‘美’字就是这种动物扮演或图腾巫术在文字上的表现。”而贾平凹在他的叙事世界里就担任了这样一个隐藏在动物面具后的权威形象。在《废都》中“牛”的叙述是大篇幅的，是哲学性的，也是凌乱的，不难看出作者在架构故事时，故意给自己留下了一个可以吐露心声的泄洪口。“牛”评论着人性，讨论着城市化、现代化给人带来的精神荒漠，它的话语是激进的，不合逻辑的，而这对于一头牛来说恰好又是合理的。全文共写“牛”四次，共计约六千字，从这头牛自乡下来到城市，而后又在城市死去的过程，也正照应了小说主人公的人生轨迹。动物叙事也丰富了读者的阅读感受，在不同视角的切换中，让整个小说的维度显得更加宽阔，也让读者更能接近作者的创作初衷。

而在小说《古炉》中，贾平凹更是泛化了这种叙事方式，他甚至赋予了作品中每个动物开口说话的权利，而这一切的实现，是通过一个通晓动物语言的小男孩“狗尿台”。《古炉》展现了淳朴落后的古炉村在“文革”中遭受的巨变，这一场巨变牵连着古炉村的每一个人，在这样一部史诗般的小说中，几乎容纳了村里每一个人的命运，因而需要多重角度的叙事来加重故事的完整性和真实性。小说是以男孩“狗尿台”的视角展开的，可是单凭这个男孩，力量实在太过单薄，因而作者让他拥有了超凡的能力，让鸟兽开口帮他说话。那些他听不到的，看不到的，由飞禽走兽来告诉他。甚至那些本来与自己没有关联的事情，鸟兽也会引他去发现。不难看出，在贾平凹后期的小说中，动物开始作为非常重要的叙事工具出现。看起来作者是在把“动物”当成“动物本身”去描写，并没有像儿童文学中的动物叙事一样将动物当成人的镜像，但是在动物叙事中又有着人影的投射。

尽管“人化”的动物形象更加生动，更富含趣味，但是这种处理方式的“正确性”也是值得讨论的。鲁迅先生就曾发表过自己的观点，他认为不应该把人类的道德、人类的价值观强加在动物身上。这种做法是有违客观理性的。他举过在科学类文章中为了使讲述显得生动有趣而将动物“人化”的例子——“动物界中，要残食自己亲丈夫的很多，但最有名的，就算前面所说的蜘蛛和现今要说的螳螂了。”鲁迅认为动物的本能“经用‘人话’写成了明谋害命的凶犯，一个谋死亲夫的毒妇了，实则都是冤枉的”。我认为，鲁迅先生的这一观点很有启发意义，能提醒作者尊重事实，关注动物的内心世界。但是同时我们也必须认识到，这不能一概而论，小说本来就是一个架构故事的独立空间，作者有权利利用各种手段让小说显得更丰满更真实，作者也有权利根据情节需要设置场景设定人物，当然也就可以选择适合于推动故事发展的叙事方式，那么是否让动物开口说话，究竟说什么话，就全由作者来决定了。小说中的所有场景、人物都是为了传达作者的写作意图，都是构建文本世界的工具，因而只要动物形象成功地完成了它的叙述使命，那么就是合格的，就是值得称道的。

三、小说中传统生态伦理与现代生态观的殊途同归

贾平凹小说中丰富的动物形象，在他的文学世界里构成了一个生态世界。在这个生态世界里，一方面反映着人与自然、人与动物真实的生态关系，另一方面作者也用自己的生态观念，为这个世界制定了规则。“当代动物叙事不遗余力地在探讨人与动物、人与自然的内在错综复杂的情感逻辑关系，自然也最易引起人们关注的目光，并更加易于站在时代的最前沿激发公众与社会普泛意识的情感共鸣。”而贾平凹的生态观念，似乎并不为动物叙事研究者所推崇。有学者认为是从短篇小说《鸽子》开始，贾平凹开始具备了真正意义上的生态意识，动物才作为生命主题进入了他的伦理视域。但是，“在贾平凹那里‘生命意识’更多的是中国传统佛家思想中的轮回、因果报应观念的再版，而不是现代科学基础上注重动物的感觉、内在价值或生理特征的‘生命观念’。这种神秘主义的视角使他远离了‘去魅’为特征的现代伦理关照下的生命意识。”他们认为，正是因为小说中的佛观念和各种魔幻色彩，《土门》《怀念狼》等具有警示作用的生态文本才会黯然失色。

诚然，贾平凹小说中多受到传统佛家、道家思想的影响，也确实存在着许多神秘主义的描写。在《古炉》中作者就写过关于人与动物间因果报应的故事：一个病人靠喝黄鼠狼血来治病，背上反而生了黄鼠狼头这么大的脓疮，最后不治而亡。小说中也有一些迷信的风俗和说法，例如早上起来看见蜘蛛说明当天将有大事发生，猫头鹰代表着死亡，狼过村代表要涨水等。《古炉》中老人将吃剩的牛头埋葬也是出于一种朴素的原始崇拜。尽管小说中的一些动物叙事是非科学的，但确实真实反映了农村的生活，因此从这一点上再来理解的话那些“迷信”也是无可厚非的。

但是传统生态伦理难道真的与现代生态观念完全格格不入吗？其实贾平凹小说中所体现的传统生态伦理与他自身的生命体验不无关系。“我甚至产生过我为什么生着为人呢，若是别的，譬如一块石头，一棵树多好。这种意识曾一度很强烈，我看石头和树都好像是人变的，将凡是有过生命的万物视为一致，就没有了高低贵贱之分。”他的小说也充分反应着这种“万物皆灵”的生命意识。小说《商州》中的人物“秃子”就曾经有过“庄周梦蝶”的体验和感受；《古炉》中与动物为伍的男孩“狗尿台”更是够切身体会各种动物、植物甚至是一块丑石的内心情感。

“万物皆灵”的生命意识，最早可以追溯到远古时期。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人类以动物为神灵，人类为它们祭祀，将它们刻画成图腾，而图腾的出现就意味着这一族的人将图腾中的动物视为祖先。“人与动物的亲属关系实质就是一种最简单朴素的原始艺术萌芽的元素之一。”而现代科学证明人与动物之间的亲缘关系也并非无稽之谈，自达尔文进化论产生，“原始人并不认为自己处于自然等级中一个独一无二的特权地位上。所有生命形式都有亲族关系似乎是神话思维的一个普遍预设……自然成了一个巨大的社会——生命的社会。人在这个社会中并没有被赋予突出的地位。他是这个社会的一个部分，但他在任何方面都具有同样的宗教尊严。人与动物、植物都处于同一层次上。”从这个层面讲传统的生态伦理与现代生态观念并不相悖。现代生态观念要求人们用科学的角度来探索动物的内心世界，了解动物的真实感受，要求人类不再以“人”的视角揣测动物，而要站在动物的立场上。但这样的说法本身就是不现实的。因为无论我们怎样利用科学去客观地了解动物，也始终无法脱离人的主观意识。

无法否认的是，赋予动物道德身份是源于人类自身道德感的提高和健全。在某种程度上我们并没有像现代生态理论中所提到的将“动物”当成了“动物”看待，反而是将“动物”当成了“人”，当成了与我们平等的生命体。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我们无法脱离人类中心主义的原因，正是我们脱离不了“人类”这一身份。可是，也正是因为这样，我们才会关注到那些同为自然界成员的动物伙伴们，才会以我们自身的内心感受去体悟动物们的情感，才会给予它们尊重。而这种主观行为不仅不应该被批评，反而是值得提倡的。

传统生态伦理和现代生态理论，两者虽然实践方式不同，但却是殊途同归，都是在寻求生态和谐。人与动物、与自然如何和平自由地生活在一起，两种观点都在用自己的方式计算着这一难题。贾平凹在小说中就曾勾画过一幅人与动物和谐共处的美好图景——“他不能忘记在山上，不小心触犯了一窝黄蜂，掉头就跑，但黄蜂成群而来，他大叫着从崖头滚下去，昏迷了。当他醒来，却发现一只满身花纹的母鹿，正在用舌头舔他的额角，他就在这种痒痒的、凉凉的舔动下苏醒的。他伸出手去，那鹿却后退了，定定地看着他，然后一声高叫就在林子里消失了。也有一次，他突然被铺天盖地的山雨围困在一个凹崖下，他清清楚楚看见在河沟的一块石嘴上，那么一点面积，却是众多的野物的避难之所，有狼，也有山羊，有青蛙，也有毒蛇；恶善存于一处，竟在四面洪水中的‘孤岛’上保持得那么平和和安静，他简直大惊不已！他是亲眼看到过一只鹰在草丛里抓走了一条毒蛇，盘旋了一阵，径直地像石子一样坠落下来死亡了，他走近去，才验证了蛇是被鹰抓伤的，鹰却被蛇毒中，而鹰蛇全部落在石岩上被跌撞丧生。”但是这一幅和谐的图景展示的并不是人与动物相处的常态，因为无论是在小说中还是在现实中，动物与人的关系更多的是“我饲养它们以岁月，它饲养我以骨肉”。

这又将我们引向了动物叙事的另一种讨论，我们在追求人与动物生命的平等时，在为动物争取道德权利时，又将人类自己推向一个死角。因为人类与动物的关系从来就不是平等的，也不会平等。而这种不平等是由大自然赋予的，这种不平等是为了保持着整个生态圈的平衡。“自然生態的平衡演进决定了所有生物必须不断地贡献出个体生命，食肉动物对食草动物的捕杀是必然的合理的，杂食的人类餐饮其他动物也是必然的合理的，关键在于要一个度，有度的就是生态的。”因此我们在看待人与动物的关系时，不能盲目地上升到“生态道德”的层面，我们在尊重动物、保护的同时，同样也要认识、尊重人类自身的本性。同样，对动物叙事小说，也不应过于苛求，文学有自己特殊的语境，不能生硬地用道德的条条框框来束缚它的发展。我非常认可曾道荣的观点：“我们对自然世界的伦理价值判断当然不能完全脱离现实的场域而展开，否则，我们的文学批评就可能陷入一种自己预设的审美虚拟陷阱的危险。因此，文本中对于动物世界‘泛道德’现象我们必须有清晰的认识，必须将其严格限定在作家对生态审美的一种特殊语言环境中进行理性的认知。”动物叙事研究很容易陷入这样的误区，仅用单一的生态标准来衡量动物叙事作品的好坏，这既不专业也不合理。动物叙事除了展现生态世界之外，还承担着“叙事”的作用，这就决定了研究者不仅仅要从生态学上科学地分析文本，更要从文学、文化的层面来解读，这样才能给作品以公正的评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