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我不从事写作，就不可能认识胡学文，这对我来说，当然是很大的遗憾。在我结识的作家中，学文是最叫人“放心”的一位，他的为人和写作面貌，都具有稳定的支撑感。这个出生塞外的人，鼻挺，嘴阔，面如重枣，眼睛清澈，言语不多，脸上也不轻易出表情，只在乐不可支的时候，才发出笑声，笑声很响，有金属音。正是他的质朴和稳沉，让我几乎在跟他见面的瞬间就作出判断：这是一个可以信赖的人。

事实证明，这判断没错。学文走路，喜欢把手反剪到背后，这种姿势，让我想起故乡的农人在夕阳余晖中，去坡地上察看悄悄成熟的谷物，我相信，学文故乡的农人，也会以同样的姿势走向牧场，走向田野；也就是说，他的质朴，并非刻意修炼的结果，而是来自土地，是自然而然的生长，是他生命的核。从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中后开始写作，走到今天，没听到他发表什么宣言，没听到他议论文坛是非，也没听到他为自己的作品鼓吹或辩护，他就顽强地存在于那里；尽管，就他本人而言，除了存在之外别无他求，可日子一天天过去，作品一篇篇出来，再固执再漠然的人，也没法再忽视他的存在。

学文的小说，在认识他之前我就读，那时候，我知道在河北的张家口有这样一位作家，笔下常出现庄稼汉，常有呜咽不绝的风，常有骑驴的男人和被命运撕扯的女人，他把自己心灵的版图画在“坝上”，并希望由此出发，走出高天厚土。他那副行走的模样，不知为什么，让我感受到一种疼痛。或许，他正在穿越的，是我希望穿越的，我的疼痛并不是为他。但可以肯定地说，那时候我心目中的胡学文，就是把手反剪到背后走路，眯着眼睛，望着稀薄的、却足够引领他的日光。坝上——我不知是确有其地，还是学文的“文学村落”，总之它构成一个舞台，塞外的风成就其硬度，广袤的草原成就其宽阔，硬度和宽阔，恰是学文灵魂的特质。有这种特质的作家，怎么可能不走出一条康庄大道。

几年以后，我读他的《命案高悬》——这部杰出的中篇并不是发表之初我就读的，是过了好长一段时间，我在一个选本上读到。那天将近子夜躺上床，把书拿上，深夜两点过读完，情不自禁地连声说：好，好哇！然后干脆懒得睡觉，把小说又从头至尾地细看一遍。这种情形，我曾在读完石舒清的短篇《清水里的刀子》后出现过。某些人误解，以为同为写作者，尤其是同辈写作者，别人写出了好东西，自己心里一定是疙里疙瘩的，其实不是这样，究竟说来，人人都不会拒绝好东西。舒清和学文写出了那么漂亮的小说，我心里没起疙瘩，而是深怀感激。感激他们卓有成效的劳动。读《清水里的刀子》时，我还不认识石舒清，读《命案高悬》时，我已经认识胡学文了，因此次日一早，我就给学文发去短信，表达我的喜悦和赞美，学文回话，只淡淡的一句：“谢谢伟章。”这就是他的态度。我说过，除了存在之外他别无他求，创作每一部作品时，他都不取巧，不回避，而是扎实推进，细细打磨，写出来是好是坏，那是作品自身的命运。正因此，学文才既不鼓吹也不辩护。我想，他并不是不关注成果，而是首先考量自己的良知。对得住良知，就不再奢望。观念在他那里基本失效，让他着迷的，是连骨带血的真切感受和劳动本身。事实上，劳动这个词是个冷词，诚实劳动的人，从不说“我去劳动”；劳动都是别人说的。

我们的当下文学，拿来的多，传承的少，而我有一个鲜明的感觉，学文的小说特别注重传承。他的炼字炼句炼意，他对情节的尊重，对细节的捕捉和刻画，都能在中国古典文学中找到渊源。能这样写作的作家，已经非常稀少了。那需要才华和定力。这类作家，不追风逐浪，不在“与国际接轨”的口号下发抖，不担心文学被边缘化（文学被边缘化了吗？在我看来，没有；现在的文学还热闹得很，什么时候文学真的边缘化了，真文学就产生了）；这类作家不管走多远，飞多高，都知道自己的根在哪里，都愿意回望来路，回望属于自己的那片大地。我向来认为，“地球村”这个概念，在文学界应该引起警惕，它会消解和遮蔽许多东西，比如遮蔽那些独特的、鲜活的、个体的生命，而文学最需要关注的正是个体生命。学文现在是河北省专业作家，搬到石家庄去了，还做了省作协副主席，但读他近两年发表的小说，《装在瓦罐里的声音》《淋湿的翅膀》等等，依然是我们熟悉的层面，熟悉的情怀和熟悉的笔法，只是走得更深邃，更辽远，更富于小说才有的发现、道德和光彩。

我不知道学文是否有过犹豫的时候，同时我不知道的是，世界上是否出现过从不犹豫的作家。这么说来，学文也应该是犹豫过的，只是，当他一旦进入写作的现场，就给出一个倔强行走的姿势，就把心交给文字，踏实地，一步一个脚印地，呈现坚守的力量，塑造自己作为作家的价值。

学文曾对我说，他爱人馒头做得好，请我什么时候去他家吃他爱人做的馒头。那时我们坐在苏州河边，是第一次见面。往后，我们又在沈阳、北京见过，每次见面都令人怀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