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年9月，冯小刚执导的电影《芳华》在多伦多电影节上首映，同年年底也在国内外同步上映，随着电影的宣传和首映，淡出观众视线不久的严歌苓以编剧的身份再次亮相。在《芳华》之前，严歌苓的《小姨多鹤》《第九个寡妇》《陆犯焉识》等作品就已经被改编搬上大荧幕，受到广大观众的喜爱。可以说，严歌苓是一位极擅长塑造女性形象的女性作家，在她笔下，小渔、扶桑、王葡萄等女性形象身份各异、姿态万千，在不同时期，不同文化背景下遭遇着不同的生活，坚持着各自的生存方式。

母性是女性天生的本能，关于母性的描绘常常出现在女性书写之中，而随着社会的转型和时代潮流的裹挟，女性形象的个性化描写开始备受关注。纵观严歌苓的创作脉络，关于母性与个性的探索无时无刻不贯穿于其女性形象的塑造中。她唱过母性的赞歌，也凸显过个性的张扬，但在母性与个性的角力中，总是此强彼弱，严歌苓试图找到使两者在更大的冲突和角力中和谐共存的方式，却逐渐陷入母性与个性书写的混沌与困境之中。

一、母性的赞歌与个性的缺失

波伏瓦在《第二性》中阐释过“女性神秘”的问题，她认为女性神秘来自于女性生殖、繁育后代的能力，但其实是一种虚构，是以男性的利益所编织的一种幻想，目的在于将女性变为“绝对的他者”，因此神秘感其实是男权社会下产生的一种虚幻的想象，成为“他者”的女性也就丧失了其主体性，女性的自觉意识也被遮盖住了。

大自然养育着一切生命，而女性因为具有孕育生命的能力，能够与大自然达成精神上的交融，她们能够用自己的生命去体会大自然中的母性力量，大自然中的母性力量也在女性形象的注視之下变得清晰。《雌性的草地》是严歌苓早期作品中极具代表性的一部，它讲述了草原上一个女子牧马班中的几名女知青在特殊的年代里为了国家、集体，为了理想、荣誉而献出青春、身体，甚至生命的悲剧故事。女知青们的命运，体现出新旧时代的交替变革，随着牧马班所代表的旧时代精神的幻灭，女知青们的人生也逐一走向悲剧式的结尾。但值得注意的一点在于，在这部作品中，严歌苓想要表达的母性与大自然相互融合的概念首次被强烈地展现出来，女性人物作为母性的载体之一，承载着这种阔大、久远而又神秘的母性特征。比如，“她（沈红霞）一面操作一面体察母马的反应：这样？这样？天已很黑，母马的身形已模糊不清，只能看见她那双眼睛。她感到盯着她的不是母马的一双眼，而是一切生命之母的眼睛。她面对的不是一匹马驹出世的大门，而是所有生灵的大门。”母性与大自然之间的神秘联系展现了出来，大自然孕育出一切生灵，一个个体的生命或许有生有灭，但旧生命逝去，新生命又会在同一片大地中降生，生命以这样的形式在大自然中轮转不息。自然包容着世间的一切，孕育着一切，滋养着一切，这是自然的阔大，而女性又因其“母亲”的身份，与自然形成一种难以言说的贯通，使得母性也具有了一种神圣的意味，它不仅仅体现在母子关系之中，同时也贯穿于女性和男性，女性和整个世界的关系之中。

自然滋养、孕育世间的一切，同时也包容、承受着一切，这种包容、承受一切的特质，便成为母性的另一大特征，自然而然地展现在女性身上。在小说《扶桑》中，严歌苓将这一特质集中注入女主人公扶桑身上。

扶桑本是江南茶农的女儿，与广东一位少爷定了亲，定亲后第二年，少爷去了美国淘金，几年后扶桑便被人贩子拐卖到了美国唐人街做妓女。从一个普通平凡的中国女人，沦为任人践踏的妓女，扶桑始终保持着温顺、谦卑、隐忍，她很少说话，总是摇头、微笑。在她一生的经历和遭遇中，扶桑都没有表现出对于命运过激的抗愤和悲痛，她以东方式的“地母”胸怀承受着老鸨的鞭打、男人的摧残以及病痛的折磨。最关键的是，从小说中我们可以看出，扶桑对于生活和命运的接受和承受并非被动地忍耐，而是她自主地、主动地在配合着命运给予她的一切。在船上的时候，其他被拐卖的女孩都绝食抗争，扶桑吃得津津有味；在妓院挨鞭子时，扶桑会乖乖地脱掉衣服等候在房间里，挨打之后照样去吃鱼头；当她成为千人争夺、身价倍涨的名妓时，她仍是一副事不关己、宠辱不惊的沉默样子。

扶桑不仅主动地承受着苦难，进而更是享受着这种苦难。“你分不出出卖和轮奸有什么本质的不同。甚至，你从来不觉得自己在出卖，因为你只是接受男人们，那样平等地在被糟蹋的同时享受，在给予的同时索取。你本能地把这个买卖过程变成了肉体自行沟通。你肉体的友善使你从来没有领悟到你需要兜售它。肉体间的互相交流是生命的发言与切磋。”“不只接受，你是享受了它，你从这照理是巨大的痛苦中偷欢获益。”正如文中所说，扶桑面对苦难时，还会嘴角上翘，保持着貌似天生的两撇微笑，就好像那巨大的苦难不是苦难，而是对她的一种成全，那羞辱也不是羞辱，而有着它的高贵和圣洁。

母亲是承载扶桑母性特质的主要身份，她不是具体某个人的母亲，而是一切生灵的母亲，她的母性施展于身边所有的人和事物。就算是在她与克里斯的爱情中，她也毫不掩饰自己的母性。她常常用母亲的眼光去看待克里斯，“她突然觉得他像是一个亟待哺乳的婴儿。她把他搂进怀里。”扶桑是爱克里斯的，克里斯是她人生中唯一一个记得名字的嫖客，但当扶桑见到克里斯时，她内心的情感却总类似于母爱的，即使是在她与克里斯发生性关系时，她仍然把克里斯看作是一个“亟待哺乳的婴儿”。

当严歌苓为人物高唱母性的赞歌时，女性形象的其他特性就不可避免地遭到弱化和压抑。在《扶桑》中，扶桑甚至为了成全自己的母性，完满地保持自己母亲的身份，割舍掉了与克里斯的爱情。“她意识到爱情是唯一的痛苦，是所有痛苦的缘起。爱情是真正使她失去自由的东西。她肉体上那片无限的自由是被爱情侵扰了，于是她剪开了它，它解放了自己。”母性是扶桑身上最伟大的精神所在，也是她竭力坚守的无限的自由。如果母性被束缚，那扶桑也会变得脆弱，变得不堪一击，变得不再是扶桑。于是她放弃了克里斯，这样的结局确保了她作为高度凝聚的母性的载体的纯粹性，而扶桑作为独立女性的个性在母性特征的遮蔽下显得微不足道。

二、母性的削弱与个性的张扬

《小姨多鹤》可以说是严歌苓小说创作的一个节点，在《小姨多鹤》之后的几年时间内，严歌苓的创作发生了一定的转变，小说中女性形象身上的母性特征的重要性与突出性减弱了，展露出女性自由、独立的意志，女性的自觉意识也随之清晰起来。

在《寄居者》中，我们可以明显看到，女性形象身上的母性特征开始减弱，女性角色的设定不再单一，可以不是母亲，可以没有子女，可以不再展现出“大地母亲”的姿态。《寄居者》中的女主人公May是一个“小女子”，她的出现并不散发母性的光辉，她和父亲的相互依偎，和继母赌气，离家出走，自食其力，为了爱情和守旧的亲戚们做斗争。即使她的行为常常不讨人喜欢，但其个性中却不乏可爱之处。她敢爱敢恨，任性洒脱。她说：“而我，做十件事至少八件是因为‘我开心’！不做，因为‘我不开心’！”May是一个为了自己活着的、真实又矛盾的女人，她不关心政治，但又在正义感和同情心的驱使下进入到抗日运动的第一线。她在抗战时期的上海遇到了犹太难民彼得，并对他一见钟情，便义无反顾地帮助彼得逃脱“终极解决”，最后在看清彼得的自私自利之后，又果断地选择了离开。当时为了实施逃亡计划，May偷走了一个与彼得长得相像的犹太人杰克布的美国护照；但她又不是极坏的，利用欺骗杰克布也时常令她纠结和内疚。她不再是一个承载母性的容器，而是一个活生生的、敢爱敢恨的、能做点卑劣之事的女人。

我认为，在严歌苓的作品中，削弱母性特征而张扬女性个性最突出的当属《铁梨花》。铁梨花原名凤儿，是一户盗墓贼家的女儿，被雄踞一方的军阀赵元庚强娶了去，凤儿因为不甘愿不明不白地就做了军阀的姨太太，怀着身孕，潜逃出了军阀的家，翻山越岭寻找着自己的初恋柳天赐。在动荡的年代，她从未丧失意志，敢拼敢闯，善恶分明，绝不向现实苦难屈服低头，凭着与生俱来的通灵本领摇身一变成为一众盗墓贼的首领，名镇一方，后来才以铁梨花的身份开始隐居。她堅守爱情的忠贞，尽管生命中出现了其他男人，但她始终深爱着柳天赐。她是爱情中的小女人，但在国难当头时，又表现出机智大胆、深明大义的一面。她冒着危险带着儿子去给前夫赵元庚过生日，最终说服了赵元庚，和平解决了攻城战役，避免了一场血战。更令人震惊的是，当铁梨花看出儿子牛旦开始变坏，得知牛旦为了独吞鸳鸯枕杀害了栓儿时，她决定亲手了结儿子的性命。“‘孩子，我成全了你吧。留下你，你也废了……铁梨花说着，跪在坑沿上，轻轻抚摸着儿子年华正茂的头发，然后用力把那颗比二十一年前大了许多的脑袋按下去。”当母性与自己做人的准则冲突时，铁梨花果断地挣脱了母性的束缚和控制，坚守着自己的原则与个性。在铁梨花的身上，我们可以看到严歌苓笔下的女性形象由“母亲”真正转向了“女性”，转向了“个性”，女性自觉意识在这一阶段的作品中绽放开来。

三、母性与个性的混沌与困境

母性与个性的角力在严歌苓的小说中总是此强彼弱，但是当故事被放置到更贴近当代现实生活的场景中时，矛盾出现了。在严歌苓近些年的作品中，长篇小说《老师好美》也特别值得注意。这个故事改编于轰动一时的新闻事件，因此小说曾被寄予厚望，但出版之后，却颇受争议。

的确，尽管有人表示这部作品揭露了现行高考制度对人性的压抑和摧残、家庭教育和疏导的缺失等社会问题，但也不可否认，故事情节缺乏理性逻辑支撑，小说中大量不明所以的对白和过度使用已过时的网络用语等给人以矫揉造作之感，并就女性形象的塑造来说，美女老师丁佳心的人物特质收放不当，使得母性与个性的表达同时陷入困境之中。而我认为，上述问题的出现，并不仅仅因为严歌苓对当代中国青年学生的不了解，还由于在女性形象的塑造中，母性与女性自觉在更为现实的背景下相交汇时，作者试图将两个特性的更大的冲突容纳进丁佳心这个形象中，但却并未找到一个收放自如的表现方式，导致两个特性无法自然和谐地共存，而出现混沌之感。

首先是丁佳心母性特质的突出，这表现为其老师与母亲形象的高度合一。本身老师对学生一视同仁，无私奉献，不求回报的特质，转嫁到母亲与子女的关系上，也是可以成立的。因此在这部作品中，可以说丁佳心的老师身份，正是其母性特征的载体。这种母性特征的表现，在小说中随处可见。当丁佳心得知邵天一失眠，发出了充满心痛的感叹，“丁老师那一刻的忧愁跟母亲一样。”而当丁佳心处在舆论的风口浪尖上，想要向母亲倾诉时，她又突然“觉得不用了，母亲会理解接受一切的，母亲是‘无条件之爱’的代名词”。也就是说，在丁佳心看来，自己也是“母亲”，应当理解和接受这一切，这与扶桑的表现如出一辙。同时，作为老师的丁佳心，非常关心学生的前途和发展，也正如母亲对孩子怀有殷切期望。“天下所有教师的学生，个个不也都是天下唯一？”“不管是什么，我只想保障我的四十五个学生平安地走进考场，再平安地走出考场，走进大学。”并且小说中也多次表露，虽然丁佳心处在与邵天一、刘畅的三角恋情中，但她久久不终止这段感情纠葛，也是害怕会影响两个学生的高考复习。她对两个男孩或许有着超出师生关系的情感，但是对他们，又像是对所有学生一样，是一视同仁的，并没有孰轻孰重。母性的特质在这里与老师的身份相结合，以一种与以往不同的形态展现出来。

其次在于丁佳心身上呈现出的强烈的女性个性的自觉意识。丁佳心不仅仅作为老师、母亲而存在，她也有着普通女性的一面，这一面的她是平凡的、犹豫不决的。她沉浸于与两个学生的亲密关系中，让自己的七情六欲释放出来，正是欲望的引导，使她做出了许多“不恰当”的行为，导致事态一步步恶化。比如当刘畅过于亲密地拥抱她时，她心中十分清楚“这样的抱，我是不该接受”的，当刘畅说自己知道丁老师的生日在哪天，她也清晰地感受到少年溢出的稚气十足的情思，但她没有及时制止刘畅的行为，也没有立即终止这种对话，反而在言谈间像被追求的少女一般追问对方：“你是怎么知道的？”刘畅便更大胆地说出了更多意味模糊的情话来，丁佳心也乐在其中。

这场惊世骇俗的师生恋风波围绕丁佳心展开，而丁佳心最后悲剧性的结局实际上已经暗示着这其中不可调和的矛盾。“我帮你们模拟出了这么一个雌性怪物，她综合着滥情的恋人，无原则的母亲……世上没有人比这雌性怪物更不吝惜爱，但那是多么廉价的爱，比几毛钱一大捧的棉花糖还廉价。”丁佳心意识到，问题正出在自己同时扮演了多个角色，母亲与恋人的双重身份对于丁佳心来说或许是可以理解的，但却给年轻的学生造成了巨大的困扰，社会也无法接受她这种双重身份的存在。在现实面前，母性的神圣光辉不再发挥作用，它柔弱却又战胜一切的力量在现实社会中并不作效。丁佳心被学校开除后，最终也丧命于邵天一的亲戚朋友手下。教师资格被取消，以及作为普通女人的丧命，其实也是丁佳心这个女性形象的女性自觉与母性特征的双双毁灭。

严歌苓曾说：“我总想给读者讲一个好听的故事。好听的故事该有精彩的情节，出其不意的发展，一个意外接一个的意外，最主要的是通过所有的冲突，一个个人物活起来，读者们与这些人物渐渐相处得难舍难分，因他们产生了爱、憎、怜、恶。”所以她在创作中不断地探索，不断地安排情节的转变，不断地完善叙事的技巧，不断地琢磨人物的塑造。她在将母性特征和女性自觉都分别抬高之后，又试图寻求两者的更大的冲突和角力，但人物性格矛盾的升级必然伴随着作家对其全新的塑造，否则就难以避免陷入表达的困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