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约十六年前，我去鲁院组稿，第一次见到罗望子。此前读过他的一些作品，感觉他是一个沉湎于形式的叛逆者，个性应该是有些张扬、凌厉的吧。没想到见面之后完全是另一种印象：他的话语不多，语调低低，声气软软，那眼眸纵然锐亮，目光却显得柔柔的，一副温和、敏感的江南才子模样。后来更多地读他的作品，感到他的身上具有某种许多作家匮乏的东西——努力反抗的信念，只是因为他表达温吞而不够引人注目罢了。在这个信奉“选材要奇、出手要狠、口味要重”的文坛上，他难免会遭遇边缘化。再后来，我渐渐对他关注得少了……直到去年开研讨会再次相见，我发现，他只是头发变白了，额头的皱纹加深了，那语调、那眼神依然如昨。再看他的作品，除了题材、叙述偶有变化，写作的总体调子还是烙着那个“罗望子印记”。在餐厅里凝视着他的那一瞬间，我突然想到，柔软而温和的“反抗”，大约正是他不变的姿态吧！
我们都知道，当下消费文化和信息文化的快速发展，加剧了文化的大众化、感官化和快餐化，严重削弱了作家的主体意识，也制约了作家进行艺术探索和创新的热情，作家精神的慵懒化和写作的惯性化已经成为常态。要想超越这种状态，必须反抗两种规约性的力量——一种是写作者自己的思维惯性，另一种是写作者之间对某种社会热点或文学类型的相互模仿。罗望子显然对此一直保持着警觉。他在一篇随笔中曾这样写道：“一切原创皆先锋……先锋行走在歧路上。先锋是一种气质。先锋触及的是你的心脏。高山仰止，是先锋不得不付出的代价。这也使得先锋活化为最永久的传说。”在他看来，先锋就是一种“反抗”。他在谈论莱辛时表达得则更为明确：“作家不能随波逐流，做出一个公共的姿态。我认为每个作家都是不一样的……”这无疑是自觉的文学清理，清晰地表明他选择了走一条与众不同的路。
和罗望子同龄的这一拨作家走上文坛的时候，都是通过反抗宏大叙事，以个人化叙事来标示自己的写作面貌，在强调回归文学本体的同时凸显个体价值。罗望子最初也行走在这个群体之中，但是，没过多久他就显示出自己的一些特点来。在我看来，可以借用“微叙事”来描述他的写作。“微”包含“小”的意思，但又不等同于“小”。就像我们常常使用小情感、小趣味、小感受、小境界这样的词语，“小”其实隐含着价值判断，而“微”则是中性的表达。当今时代，微博、微信、微电影、微社区、微媒体、微信息等等构成了我们生活的重要内容。微，已经成为越来越碎片化、原子化、平面化的世界的表征。罗望子勘破了这个时代的秘密，总是从微小的角度切入现实，试图拨开被宏大叙事所遮蔽的个体生存状态，表现那些微不足道的人物、微乎其微的场景、微澜不惊的故事以及微妙复杂的情感和意蕴。无论是描写农村生活的《墙》《向日葵》，还是描写农民进城务工的《珍珠》《灰姑娘》《麦芽儿》，或是描写城市白领的《非暴力征服》《大雁塔》，还有那些以童年视角讲述的往事，如《我们这些苏北人》《蔡先生》《色不死》《我是小强》等等，呈现出的都是一种非常微小、微妙的日常化生活情境、混沌的情感状态和幽昧的精神空间，为我们认知这个时代提供了一种比较独特的视野。
罗望子 “微叙事”并非一种平面化的叙事，而是以寓言化的方式对日常经验进行隐喻式书写，力图超越能指层面而凸显所指层面的“微言大义”。他的许多小说的标题就具有这种特征，充满了隐喻性。譬如《墙》象征隔膜和自我禁锢，《珍珠》象征着经历磨砺后的新生，《向日葵》象征现代生存的不安定和悬置性。他的作品中人物的命名更是耐人寻味：其中一类姓名的文化指向性非常明晰，像《珍珠》中的男主人公叫小水、女主人公叫水仙，前者象征外刚内柔的性格特点，后者则象征洁身自爱的生命形态；《麦芽儿》中的女主人公叫麦芽儿，男主人公叫高粱，他们的女儿叫穗子，这些充满泥土气息的名字象征着生命与活力。还有一类是完全符号化的，如《邂逅之美》和《连理枝》的主人公都叫K，《为学》和《修真记》中的主人公都叫小D，《阴谋》中的主人公叫B，这些极其抽象的名字不仅具有相应的哲学意味，而且宣示了小说的美学风格。他的作品中的不少事物也具有隐喻性，譬如《我是小强》中的圆形玉佩，象征母爱和诗意世界；《羡慕秋葵》中秋葵吃的“脸盲果”，象征着对现实的逃避。他的新作《邂逅之美》，则在整体上具有隐喻性，颇像一部向卡夫卡致敬之作。小说开头写到，“他徜徉在宁海路上，就像行走在拥有这条路的任意一个城市”，奠定了作品模糊、不确定的叙事基调，凸显了文本的象征性。作家巧妙地将非常“实”的茫然姑娘的故事，也就是社会热点新闻——学生打老师事件，嵌入“一次邂逅”的“虚”的叙事之中，表现世界的荒谬和人生的无奈，从而实现了对于我们所处时代生存困境的深刻隐喻。
罗望子的小说还有一个非常突出的特点，那就是反抗“二元对立”模式，着力状写社会和人性中混沌的“中间地带”。
在他的小说中，流行的城乡先进/落后二元对立模式遭到消解，我们看到的是另一种关于 “中间地带”的表达——乡村以及城镇的本相和人的混沌生存状态。他反对把乡村描写成苦难之地，也拒绝将乡村塑造成精神家园。譬如《墙》，从表面看讲述的是农村两兄弟之间因砌墙引发矛盾的故事，场景、细节都具有强烈的现实感，但是他着意表达的却是带有超越性的人性经验，与我们惯常读到的乡村题材小说大相径庭。在城市书写中，他则有意背离现代性批判的惯常思路，试图将乡村经验与城市经验混融，表达一种混沌、微妙而复杂的生存体验，譬如城市务工者、都市白领甚至城市边缘人的小苦涩、小成就、小无奈、小空虚、小荒诞、小希望，等等。像《珍珠》讲述进城务工男女的情感故事和人生体悟，男主人公小水的宽容、隐忍、善良，女主人公水仙对新生活的梦想以及迷途知返，都融在朴实而生机勃勃的生活流之中，充满内在的艺术张力。小说叙述从容平静，浑如涓涓细流，并没有给出清晰的道德和价值判断。像《麦芽儿》的主人公麦芽儿进城的主要目的就是为了实现文学梦想。然而，现实生活中的城市恰恰是反诗性的，这与她的初衷构成了悖论。经历吊车事故之后，麦芽儿答应和丈夫一起回乡，但是在小说结尾她逃离了丈夫，因为“她又想到那颗星星一样的夜灯”。她并没有完全背棄乡村，当然也没有放弃对城市的希望。罗望子总是像这样，并不给出明晰的价值判断，而是借助个性化的叙述，将日常生活本身的混沌性、丰富性细致入微地呈现出来，让读者去咀嚼其中的意味。
罗望子的大量作品书写的都是底层小人物的故事，但与我们经常看到的关于底层生活的“残酷表达、丑恶展览”又有所不同，他的作品取消了人性善/恶二元对立模式，常常呈现出混沌而亲切的温情、美好而质朴的诗意。像带有半自传色彩的《我们这些苏北人》，娓娓讲述父亲和叔叔之间的复杂故事，将亲情、爱情、友情交织糅合在广袤的乡村原野上，还穿插了一些奇异的乡俗民风，看似平淡无奇，其实淡而有味。其中，“我”和堂姐雯雯的情感纠葛，既朦胧、暧昧，又纯洁、唯美，看不到丝毫的恶俗和颓靡，只有生命原始激情的勃发。小说字里行间洋溢着对于自然人性的赞美，别具感染力。《我是小强》讲述的是智障儿小强的故事，选材比较特殊，表达了一种超越形而下的肉身而上升到对于理想人生状态和生命境界——温暖、纯净、信任的召唤。他还有一类作品是书写边缘人的“边缘情感”。譬如《羡慕秋葵》，小说中的人物就像老朱所感叹的，“所有的人，都过着想要的和不想要的生活”，“朝着温暖的黑暗里走”；即便是黑暗，也都是“温暖的”。譬如《如梦记》，讲述白领叶小碗与副市长燕青、小偷安子的情感纠葛，通过亦真亦幻的描写，揭示了现代都市女性寂寞、空虚而又充满渴望的幽昧心灵世界。尤有意味的是，叶小碗的价值系统和情感世界并不像我们惯常理解的那样是分裂的，而是整合在一起的——这无疑是作家对于当代人都市白领生存状态的独到发现。
罗望子的写作持续了近三十年，已经形成了自己的文学面貌。就总体而言，尽管他的文本常有变化，但基本文学观念却是一以贯之的，譬如立足个体，视点向内，通过挖掘自身独特的、异质性审美经验来阐发人性的种种可能，注重文本的隐喻性，试图重构一种日常生活诗学。他的“微叙事”在一定程度上走出了80年代先锋文学中习见的偏执形式和狭隘人性认知，以一种综合而富有节制的叙述彰显着一个写作者既固守自我，又试图与时代对话的顽强姿态。在先锋写作已经式微的背景下，他的坚持显得尤为可贵。
但是，阅读罗望子的小说，偶尔也会让人产生倦怠——那种弥漫的混沌与柔软，似乎削弱了文学应有的力量感。而这种力量感的缺失，是不是又源自恒定而清晰的价值观的匮乏呢？这让我联想到萨特在《文学是什么》中的一段话：“首先，我是一位作家，以我的自由意志写作。但紧随而来的则是我是别人心目中的作家，也就是说，他必须回应某个要求，他被赋予了某种社会责任。”对罗望子而言，他是以“自由意志”在写作，但是同时作为“别人心目中的作家”，他是否还需要对生活和历史作出更有洞见的回应呢？所有伟大的作品都告诉我们，只有当一个作家在精神上丰满和坚定起来了，他的“反抗”才会具有闪电般的光焰，才有可能穿透存在的迷雾而抵达本质。
有人说，罗望子是中国的卡夫卡；他自己说，“我要我是卡夫卡”。为什么一定要拿卡夫卡來比较呢？我希望罗望子成为“这一个”，他的写作则成为“最永久的传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