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起初写作就是想引人注意，那时我在西北一个偏僻的军营当做方便面的兵。女兵大多是城里人，城里人对我这个农村人总怀有几分偏见，再加上我生性敏感，于是就感到特别孤独。我们上的是三班倒，常常是白天睡觉，晚上上班。白天，战友们都睡着了，我一个人坐在宿舍门前，望着灰蒙蒙的天空，梦想发生点什么，最好由我而起，这样大家就重视我了，我就不用做方便面了。走在整齐划一的营区，我四处张望，渴望上天赐我一个舍己救人的机会，可是偌大的营区，既没人落水，也无坏人行窃，南边的硝烟已然散去。一切都是平和的，平静的日子让渴望辉煌的我充满了惆怅。

有天，我坐在窗前忽然想我碰不到，就不能想象吗？那时我最爱读的是长篇小说《红楼梦》，一遍遍地想象我就是那个多愁善感、饱读诗书的林黛玉。她葬花、写诗、读西厢，还有形单影只不正跟我一样吗？读完了书，我深为漂亮而有才情的林黛玉抱不平，我不希望她遇见的是贾宝玉这么一个见了姐姐就忘了妹妹的贵族公子，更对故事的结局非常不满。林黛玉应当找个对她一腔痴情的男子，然后花好月圆，有情人结成眷属。于是一个周末，同宿舍的战友们都出去玩了，我一个人坐在宿舍的马扎上，趴在床边，听着外面喇叭里响着的《再见吧，妈妈》的歌曲，写起了自己的第一篇习作。我不知道它是小说还是散文，只如实写了一个女孩的梦想：穿上军官服的女孩，在一个春雨刚过的下午，遇上了一位英俊的军官。他们在和平鸽的感召下，携手奔向硝烟弥漫的战场。

没想到这篇我随意而就的文章《今夜静悄悄》发表在军区唯一的文学刊物《西北军事文学》上。当得知我发表了文章，一向对我冷漠的战友们马上对我崇拜起来，最让我兴奋的是我们农场唯一的女军官也跑来看我笔下的并蒂莲枕头是否确有其事。她是我们基地领导儿子的女朋友，省城名牌大学中文系的高才生，平常清高得像芭蕾舞演员，对我们这些小战士，正眼都不瞧一眼。

引人注目使我劲头更足，又写了一组。一年不到，一本刊物连续发表三篇文章，这在我们基地，我们集团军，怕全军区也绝无仅有。不久，我就被爱才的领导调到了厂部当文书。坐在宽敞明亮的办公室，喝着茶读着书，望着上三班倒去做方便面的战友们疲惫的身影走过，我感到写作是多么美好，它改变了我的命运。因为有了充足的时间，有了更多的书读，我发表的作品更多了，年底，我是一百多名女兵里唯一荣立三等功的，因写作特长调到了基地政治部当新闻报道员。一年后，作为唯一的一名女战士学员被解放军南京政治学院新闻系录取了。

提干后，虽然不再像过去为生存而写作了，可我对写作的痴情不减，我感觉写作好像在跟亲密的朋友谈心，不写，就坐卧不宁。写得多了，我发现写作不只是跟人倾诉，而成了我观察社会体察生活的一面镜子。这镜子是那么神秘，那么让我平淡的日子云蒸霞蔚，云烟满天。几天不照，就感觉自己面目可憎。

2004年春天，我有幸上了鲁迅文学院第三届中青年作家高级研讨班，我们班的同学有邱华栋、胡学文、刘亮程、王方晨、乔叶等。同学们探讨如何将小说进行到底的时候，有人说小说不是教科书，也非心灵鸡汤，小说是手术刀，专门剖析人间百态，探索人性的多种可能性。我一下子醍醐灌顶，终于发现生活并不像我们表面看到的那样，更多的可能都陷于冰下看不见的地方。生活里没有精度，只有宽度，因为生活是模糊、漂浮的，而写作正是在这模糊漂浮中，去寻找人类存在的意义，正因如此，文学之路，才永无尽头。

于是我给自己定下了创作目标，向上弹跳。向前走，难;向上跳，更是难上加难。然而如果写作仅凭惯性创作，又有何趣？可怎么跳？在无数个迷茫的白天黑夜中，我找到了引路者，一位位大师微笑着朝我走来。他们是曹雪芹、纳博科夫，当然还有埃利亚斯·卡内蒂，等等。守着他们经典的作品，我用清朝著名批评家金圣叹、哈斯宝等大师教我的读书方法，从文本中去细抠，一个字，一个标点，都不放过。是托尔斯泰改了七遍的《安娜·卡列尼娜》，让我明白了一部杰作从最初的雏形到伟大建筑的过程。是曹雪芹通过贾芸找工作，教会了我如何写人情世故。纳博科夫通过亨伯特带着洛丽塔周游美国的细节，教我往精细里写。而埃利亚斯·卡内蒂《迷惘》中那个小人物驼背费舍勒出国前买黄皮鞋、做透明衣服、学英语、洗澡，梦想出国成为世界下棋冠军等细节，使我学会了如何把一个不存在的人物写得如见其人。也正因为有这样的细节，他出国前被“瞎子”打死，让我泪流满面，原谅了他骗走基恩教授钱财的恶劣行径。就像薛蟠打死冯渊、抢走香菱着实可憎，可当看到他为柳湘莲离开流泪，给妹妹做衣服的细节时，我们怎能不为作家拥有的悲悯情怀而感动。

在众多阅读中，我蓦然感觉身处的世界，忽然如此陌生，如此讓我着迷。正像米兰·昆德拉所说，小说的精神是复杂性的精神，每一部小说都对读者说：“事情并不像你想象的那么简单。”这是小说永恒的真理。

如果说俄罗斯文学教会我要植根于现实的土壤，那么德国作家帕·聚斯金德的作品则让我飞翔于想象的世界。他的《香水》，正是一部富于想象和极其扣人心弦的长篇小说。一个没有嗅觉的孤儿格雷诺耶，他出生在世界上最臭的地方，命是从垃圾、粪便和腐物中捡起来的。命运让他来到巴黎，学着跟师傅研制香水。他杀害了二十名十五六岁的少女，提取其身上的香味，制作了世界上最香的香水。被判死刑后，他身上的一小滴香水竟然使刑场上的万名观众失去了理智，把他当作救世主，使他死里逃生。返回巴黎时，又因为身上的一滴香水，被人分尸吃掉。更绝的是意大利作家卡尔维诺，他塑造出了一个因为打仗少了一条胳膊、一条大腿、一只眼睛、一只耳朵、半边脸、半个鼻子——总之，身体分成两半的子爵。先回到家乡的这半个身子的子爵是邪恶的化身，天下万物，一经他手破坏，皆成一半。不久，他的另一半也回来了，这半个人专做好事。两个半人都爱上了村里一位姑娘，为此而决斗，在利剑刺身时，分了两半的子爵又复归为一个完整的人，人也变得不好也不坏。这样的小说怎能不是天作，这样大师级的作家怎么能不让我们以写作为生的人致敬？还有美国南方女作家弗·奥康纳笔下的邪恶之光、托马斯·曼那如画般的《魔山》、乔伊斯的《死者》等，那奇妙之构思，错落扶疏之章法，叙事明净径捷，让我叹为观止。

文学是人与世界、人与他人的关系，好作品无怪乎写的都是主人公置于社会中应对的每一件事情。好作品当是明了人情世故，把它看透，在人情冷暖、世道艰难中体会，在众多困境中突围，彰显作家的个性风采。我在《包法利夫人》中，明白了要塑造人物，就要描述他与诸多人物的关系，包法利夫人就是在与莱昂、罗道夫与子爵的人物关系中，彰显了她独特的性格和丰富的情感世界。

卡夫卡曾说：“我们只该读会咬痛、螫刺心灵的书。书如果不能让人有如棒喝般震撼，何必浪费时间去读？好书必须像把冰斧，一击敲开我们冻结的心海。”优秀的作品提供了比现实更加真实的人生图景。小说家就像侦察员一样，在现实生活中捕捉密码，破译它，然后构造他的秘密世界，好让阅读者去探险，在这探险过程中去体会艺术之美。

王实甫的《西厢记》中，莺莺为何赖简？我认为莺莺由于受封建礼教束缚，性格上有软弱之处，也因红娘在旁，很是害羞，明明约张生跳墙相会，张生来了，却翻脸赖简。著名文论家金圣叹则认为，莺莺约张生半夜前来，突然变卦，皆因张生“更未深，人未净，我方烧香，红娘在侧”而不顾，突然跳墙过来，将两人的密会向红娘公开，莺莺决不肯也。蒋星煜先生的分析更进一层，“玉人”是莺莺自指，自己要去会张生。张生误解，以为要他翻墙而过。一部出版了几百年的小说，至今还有人争论其中的细节，可见优秀作品有何等的魅力。

每个人都有极丰富的内心世界，在众人看来，或许只是一些微不足道的瞬间，就像看戏路上放松的脚步，就像午后窗边怅然的向往，不会在意。然而被加拿大著名女作家艾丽丝·门罗捕捉到了，她的作品大都给人以“于无声处听惊雷”的震撼。许多人看了她的作品，特别是女性作者，都非常有认同感。试想哪个女人没有点波希米亚味的情怀？哪个女人不渴望精神上有那么點小小的逃离，逃离平淡，逃离日常，甚或逃离惯常的生活轨道，来点小小的放纵或者刺激？一次次逃离的闪念，无法预知，无从招架，或许已经被悄悄改变，或许你已经淡忘，然而门罗告诉你，它曾经存在于我们内心，曾经使我们的内心充满了缤纷色彩。因为有她的小说集《逃离》，我重新找到了自己心中涌动的暗流。如果说门罗是淡然的写意女性内心的风景，那么爱尔兰女作家克莱尔·吉根的小说集《南极》则更深入一层，同是寻常人家的故事，她却在这暖色的基调里，加入了冰冷的风景和色泽。而这，无异又为我开拓了另外一条探索人世的路径。

我同样也着迷于亨利·詹姆斯的《金钵记》《使者》，它没有多么复杂的情节，故事和人物就像躲在隔离带后面一样，高度概括、一锤定音式的词语被大量地挡在外面，你只能通过对白、语气、表情、反应方式等数不清的细节来迂回地靠近，然后去拼凑、想象。说实话，读着这些游移不定的语词，我忽然感觉书房四面都是窗子，每扇窗子都在否定前者的陈述，在众声喧哗中，我发现我更关注那个被遮蔽但不能被抹去的存在，而在这之前，因为它在角落，我从未注意过。

而在这着魔般的阅读中，我也许就会在难度创作上，有了一次次的弹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