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6年夏天，卢一萍从军艺文学系毕业，离开北京的那天晚上，大家为他送行，每个人都喝了不少酒。他带着整整装了十几个大麻袋的书籍，独自乘车西行，将北京的炎热与他的朋友们一并抛在脑后，走得有荆轲刺秦一般的毅然和决绝。

当时，“人文精神大讨论”的余绪已经散去。白石桥路34号对门的民大胡同里，道路两边尘土飞扬的书摊上，域外经典《追忆似水年华》《尤里西斯》《百年孤独》，已被来势凶猛的《情爱画廊》《有了快感你就喊》等本埠小说挤兑得有些灰头土脸。

这对卢一萍及他的长篇新作《白山》来说，不但是个时间背景，也是一个无法绕过的创作背景。

《白山》出版前，他曾以一位游吟诗人的视角，借助一个王朝与一支义军的互涉，依托遥远神秘的西域创作了长篇小说《黑白》。作品顺利在《芙蓉》杂志发表，后来以“激情王国”之名在湖南文艺出版社出版。当时，他的小说写作，一是依托了长期沁润的西方经典；二是契合了马原、余华、格非、孙甘露和吕新等作家于1980年代中叶以来开创的文学风潮；三是凸显了反乌托邦的批判主题，小说叙事诗性彰显，非常鲜明。因而，在军艺文学系，他是最有影响力的“这一个”！那时，学院路的周边还有村庄、田野与阳光，因此每逢周末，同道们也乐意从四方赶来与他结交，畅谈，直至天亮。

但卢一萍心怀写作“一部辽阔之书”的梦想，去了帕米尔边地，给朋友们留下了不解、惋惜和版本各异的传说……还是走了。三年后，他从塔什库尔干下山，调任新疆军区文艺创作室任创作员时，才用军线给我打来长途。电话中，他簡单地说了他在南疆一个边防团当排长，在千里边防线上带兵巡逻的大概情况后，还重点谈了他在昆仑山上潜心读书的收获和为高原立传的准备，通过一个英雄之后、一个傻子的寓言故事去写一部长篇小说的构想。

为完成这个构想，他随后走出了预设的观念，重返现实，在新疆、藏北、河西走廊与川西长期行走，对这一地区的地貌特征、山川草木、河流雪山都已内化于心。作为一个临界点的触摸，写完极富寓言品质和质量水准的长篇《我的绝代佳人》后，他还对该地区的地理风物、历史过往进行了田野介入式的非虚构写作，并植根“第二故土”南部新疆写了一批引起反响的中短篇小说。有了这种前提，原以为他写《白山》即可轻车熟路，一锤定音了。但没想到，从2010年动笔到2017年正式出版，他对这部作品的写作修改，还是多达12稿的体量之巨。

《白山》以战斗英雄凌老四进军西藏途中牺牲被打成“反革命”，家人在老家屡遭批斗为牵引，把握英雄之后凌五斗的脑子在批斗中摔坏，总看见“父亲骑着红马在一列白山上飞翔”的核心意象，调动了主人公因父平反而参军入伍的叙事趋力。

于是，凌五斗在军列上振臂高呼，表达内心的昂奋与忠诚，轰轰烈烈地一路向西；袁小莲、德吉梅朵和尚海燕三个分别构成乡土、牧歌与权力隐喻的女性——在凌五斗成为“重大典型”后，被组织关照，使其情感世界的身心灵经历了背叛、剥离与互融的重度锤炼；因脑子被摔坏，他要求在世界屋脊生命禁区从事“养猪大业”，当两只明星般的小猪“黑白猴子”被战友杀死、剁馅包饺子、变成了飞来飞去的“猪天使”后，凌五斗为之潸然落泪，一夜之间皮肤变蓝，事迹以“蓝色战士”之名见诸报端……在《白山》的场域，卢一萍以先锋叙事的有机笔墨，将新英雄主义置于黑色幽默、荒诞、魔幻与复调的语境，拓展了长篇小说叙事的疆域。

毋庸置疑，走出反复修改的巨形填字游戏后，卢一萍的确写了一部告慰初心的辽阔之书！

当然，他于1996年夏天独自西去——貌似自我放逐，实为背对文坛，力图实现作家个人救赎的自觉努力，使他对小说疆域的拓展就文本的宏阔与深远的呈现而言还远远不止这些。

《白山》是一位军旅小说家心怀诚意与冒犯，对长篇先锋小说建立在文献意义上的代际成果。因为拥有先锋品质的军旅长篇小说，宽泛地讲，继朱春雨写越战的《亚细亚瀑布》、莫言写高密抗战传奇的《红高粱》后，几乎无人染指这一疆域，而且明确以具体的时间、一段历史、一个士兵与一支部队的人物群像，来进行新历史主义重述的写作更是凤毛麟角。之所以形成这种困局，其一，军人形象大众文化象征的制约是一个因素；其二，“农家军歌”与“军门子弟”的“合点”论，也是很难规避的学术禁锢。但卢一萍却像永不懈怠的西西弗一样高举“一列白山”，终将军旅先锋小说写作推向了一个令人惊叹的高度。

而这种令人激赏的突破，无论从卢一萍的作家个体还是文本的确指来说，都让人觉得有时他像独坐众山之巅的隐士，心怀文学机密，处于一种与世无争的超然状态；有时他又俨然像个永远“在路上，永远年轻，永远热泪盈眶”（杰克·凯鲁亚克）的永不回头的垮客。“垮客”，在权威们看来可能是一眼就能掠过的路人，不过约翰·克莱隆·霍姆斯却认为，垮客虽然含有精疲力竭，被击败、绝望和认命之意，同时也具备了神圣、至福乃至毫不妥协的力量。

基于此，我有理由对卢一萍说：道路既然已经辽阔，那么，兄弟一直朝前走就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