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毛笔

朱纯走后，她生前常用的毛笔挂在那里，我觉得不该太冷落它们，前几天磨了墨来试写了几个字，却总不顺手，究竟是自己手劣，还是笔头干久了的缘故呢？由此便想起了几十年来我和毛笔的因缘。

五岁时初习字，就是用毛笔在毛边纸上写“人、口、刀、尺”，之后才用石笔在石板上写1、2、3、4，再后才用钢笔在洋纸上写a、b、c、d.这钢笔并非派克式的自来水笔，而是长木笔杆带短钢笔尖，蘸上蓝墨水只能写洋纸，也就是现在通用的机制纸。毛边纸宣纸则不属于“洋”，而是国造，造来专供墨笔写汉字的，绝对碰不得钢笔蓝墨水。这本是两股道上跑的车，两种文化也。

我从来就不是国粹主义者，但总觉得毛笔写毛边纸的感觉，比起石笔写石板和钢笔写洋纸好得多。石笔和钢笔用过几年之后，一丢开就再也不曾拿起；自来水笔相随甚久，它拼命与时俱进，但如今亦已少用；只有老模样不变的毛笔，倒一直和我不离不弃。想起来，这也是很有意思的一件事。

抗战八年是我的小学初中阶段。小学全用毛笔，只算术课用石笔进行过演算。初中亦以用毛笔为主，钢笔则写写英文。小县城里不少同学无法购置玻璃瓶装的蓝墨水，只能将钢笔尖插入铜墨盒蘸取墨汁，大家亦视为固然。我没这样寒酸，习字课必交的大楷两张，用的笔是中号“横扫千军”，临的帖是旧拓《玄秘塔》，楷法却不争气，三十二个大字常常得不到一个双圈。国文成绩马马虎虎，但规定“小楷誊正”的作文，总是懒得另起草稿，拿起本子写两页便匆匆交卷，以致批语常带“惜字迹潦草”之类“老鼠屎”，无法带回家去。

离开学校后当编辑，改稿也用毛笔，五十年代的规定是，改稿用蓝笔，审稿用红笔，终审用绿笔，七八年中三种笔都用过。这种类似文字检查官的工作本就令人厌烦，毛笔蘸红绿水亦远不如从砚池舔墨舒服，牢骚一多，成了右派，笔杆儿也弄丢了。为了免祸消灾，家中一度不蓄纸笔，但终究还是憋不住，拉板车时写信给周作人，又不得不弄来一支一毛二分钱的毛笔，外带一小瓶墨汁和几张“材料纸”。此信居然在八道湾保存下来，“文革”中进了鲁迅博物馆，物归原主后，周丰一又将其复印寄我了。我“文革”劳改九年，亦居然未离开毛笔，奉命写标语口号，照样子鬼画符，仍可大笔挥洒，只是得当心别写错了字。有位难友就是一不小心，将“万寿无疆”写成“无寿无疆”，险些儿被枪毙，好在这些事情终于过去了。

“人生识字忧患始”，此话如果当真，则我与毛笔同忧患已七十馀年，不可谓不久长。惭愧的是至今仍写不好毛笔字，此盖限于天资，非人力所能强。但是对于毛笔，我总是怀着一份情意的，承认它是汉字文化的要素之一，不忍见其破败凋零。几年前，香港鲍耀明先生来信，托买“长沙名笔鸡狼毫”，记忆中六十年前自己用来写作文的正是“彭三和”此种出品，便四处去打听，方知彭氏公私合营之初还保留了招牌，“大跃进”中即归澌灭，鸡狼毫早已降为普通品牌，经营户因利薄早不愿制作供应了。后来总算托人买来几支，还是“加料”的，试试却根本不行，只因笔杆上还刻有“鸡狼毫”三字，勉强寄往香港，鲍先生自不免失望，我亦为之歉然。

鸡狼毫不行了，是否毛笔的前途就没希望了呢，我看也未必。毛笔是书写汉字的专用工具，只要汉字不灭，它就会有用场。全世界所有文字中，只有汉字的书法成为独立的艺术，电脑技术再发达，书法总不能不用毛笔和宣纸。东亚和南洋用筷子吃米饭的人，差不多占了世界人口四分之一，这些人能用筷子即能用毛笔，即不用毛笔亦能接受汉字。汉字书法艺术的生命力植根于世界人口四分之一，自不必悲观，那么毛笔也不必悲观了。

“笔”和“筷”都是“竹头字”，笔筷都取材于竹，竹子和水稻又都是禾本科植物，其产地范围正好涵盖了汉字文化圈。在文化地理学和文化历史上，这一现象似乎也值得研究，从人与自然的角度来研究。

（二零零七年五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