角先生及其他
潘光旦译蔼理斯（Havelock Ellis）《性心理学》，堪称名著名译。潘氏于卷首题诗四首，其二云：
人生衣食住行私，墨翟而还孰费辞？
礼失野求吾有意，风流霭氏是良师。
这“衣食住行私”的“私”，指男女之私，也就是“性”。
性对人生本来和衣食住行同样重要，古人并不讳言。《汉书·艺文志》著录“房中八家”，比“医经七家”还多一家，出土竹帛书中也常见有这方面的内容。但在罢黜百家独崇儒术以后，正经的“经史子集”便绝少涉及性事，不肯为此“费辞”了。潘氏的诗，实在是有感而发。
潘氏译书的功力，充分表现在所作的五百七十多条译注上。他在序文中说：十分之七的注都是用“中国的文献与习惯中所流传的关于性的见解与事例，与原文相互发明，或彼此印证”。他自称“一向喜欢看稗官野史”，所以引用的“关于性的见解与事例”，绝大部分均取材于此。
我并不是学者，不敢妄谈学问，但不免也有普通人常有的好奇心，总想知道一点人们过去生活的情形，性生活自然也是一个重要的方面。“经史子集”既然不能为我提供有关的知识，便只有求之于古人的笔记杂录也就是潘氏所谓的稗官野史了。当然，读古人笔记，有如披沙拣金，涉猎多而收获少，还得注意纠正迷信和偏见的歪曲，但总多少看得出一点前人生活的痕迹。尤其是“关于性的事例”的叙述，从中还能发现叙述者也就是当时的文人的见识和心态，这使我觉得更有意思。
潘氏引用的材料，多数我是都见过的，但还可以作些补充。有些潘氏未予采用的材料，亦“可与原文相互发明，或彼此印证”，这里便来介绍一点。
角先生和肉苁蓉
《性心理学》第三章谈到女子手淫时利用的工具，也就是人造的阳具，潘氏在这里加了一条注（71），却格外简短，只有寥寥九个字：“中国也有，叫做‘角先生’。”其实清道光十八年（一八三八年）刊行的《林兰香小说》中即有如下记载：
京师有朱姓者，丰其躯干，美其须髯，设肆于东安门之外而货春药焉。其“角先生”之制尤为工妙。闻买之者或老媪或幼尼，以钱之多寡分物之大小，以盒贮钱，置案头而去。俟主人措办毕，即自来取，不必更交一言也。
东安门外大街为京师（北京）主要街道，“案头”就是“柜上”。这则记事，说明在一百六十多年前，“角先生”便已经在市肆公开供应，如今遍地开花的性用品商店，可以说是其来有自的了。而“买之者或老媪或幼尼”，以及“不必更交一言”的交易方式，都有性统计学和性商业史的意义。《野获编》卷六所述“入小唱谷道不能出遂胀死”的“假具”，《阅微草堂笔记》所述被误作下酒物切条装盘“举座不知何物”的“藤津伪器”，尽管出现在前，文献价值却还比不上这一则。
第三章注（73）“首饰盒子”一条，云女子有以骨簪一类首饰自慰的，这仍然属于使用人造的工具。此外还有利用自然物的，潘氏却并没有提到。而明人谢在杭《五杂组·物部三》却有这样一则：
肉苁蓉产西方边塞土堑中及大木上，群马交合，精滴入地而生。皮如松鳞，其形柔润如肉。塞上无夫之妇时就地淫之。此物一得阴气，弥加壮盛。采之入药，能强阳道，补阴益精。或作粥啖之，云令人有子。
无论是鲜活的还是制成了药材的肉苁蓉，我都没有见识过。但《汉语大词典》卷八中有一张图，圆柱形茎顶端密集的花序呈半卵圆状，若真“柔润如肉”，也许可以代充龟头；而茎之“皮如松鳞”，则简直有如虎鞭上的倒刺，那就够“就地淫之”的“无夫之妇”消受的了。
至于说肉苁蓉系“群马交合，精滴入地而生”，可能系据《本草纲目》而言。但《纲目》讲的原是活动话。（陶）弘景曰：“（肉苁蓉）代郡雁门属并州多马处有之，言是野马精落地所生。”大明注云：“（肉苁蓉）生勃落树下并土堑上，此皆非马交之处，陶说误耳。”颂注云：“旧说是野马遗沥而生，今西人云大木间及土堑垣中多生之，乃知自有种类耳；或疑其初生于马沥，后乃滋殖，如茜根生于人血之类是也。”茜根色红，便说生于人血；苁蓉能壮阳，便说生于马精，其实都是想象之词。
《本草》将肉苁蓉列为草部，《大词典》也说它是草本植物。“塞上无夫之妇时就地淫之”，“时”者，时常也。草本植物又如何经得起时常折腾，恐怕一两次便会玩完，“一得阴气，弥加壮盛”，大概也不会是事实。
周作人说过：“写自然事物的小文向来不多，其佳者更难得。英国怀德（Gilbert White）之《自然史》可谓至矣，举世无匹。在中国昔日尝有段柯古的《酉阳杂俎》，此次则此《五杂组》，此二者与怀德书不能比较，但在无鸟之乡此亦蝙蝠耳。”这段话也可以代表我的意见。大抵中国文人缺乏科学的精神，信古书信传说胜过了信观察信实验。但无论如何，像谢在杭这样能够将无夫之妇就地应急的事情记述下来，比起做八股写颂圣诗文，对学术研究总还是更为有用的。
布商何某与贾人之妻
《性心理学》第四章说：兽交可以分为两类，一类的当事者多是乡僻地方低能的人，可称为bestiality，一类的当事者则在精神上有病态，可称为zooerastia.蔼氏原书曾举出前者的例子：“一个德国的农民在法官前面替自己解释着说：‘我的老婆好久不在家了，没有办法，我就找我的母猪去了。’”在谈到“利用得最多的是母猪”时，潘氏加了一条注（46），引《槐西杂志》卷二云：
乌鲁木齐多狎邪，冶荡者为所欲为，官弗禁，亦勿能禁。有宁夏布商何某，年少美风姿，赀累千金，亦不吝，而不喜为北里游。惟畜牝豕十馀，饲极肥，濯极洁，日闭户而沓淫之。豕亦相摩相倚，如昵其雄。仆隶恒窃窥之，何弗觉也。忽其友乘醉戏诘，乃愧而投井死。迪化厅同知木金泰曰：“非我亲鞫是狱，虽司马温公以告我，我弗信也。”
从前看《槐西杂志》时，只将此则视为“人与物交”之一例，像褚人获那样对“宇宙之大何所不有”略感惊诧而已。后来恭逢“伟大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跟两位右派朋友漫步长沙街头，有次看到好几张“集中打击破坏春耕生产的犯罪分子”的布告，四五个人的罪名都是“兽性大发，强奸母牛”，还有“摧残耕牛身体健康”等字样。转入僻静小巷后，三人禁不住“偶语”起来。我说：“兽性再大发，强奸母牛只怕也有点为难吧。”一位朋友说：“要说摧残身体健康，也只能是摧残人的身体健康呀！”另一位朋友则皱起了眉头：“一整张一整张宣传这类事情，让外国人看了，岂不丢中国人的脸。”虽然当了右派，爱国之心似乎仍然不减。
“强奸”母牛的几位，和霭理斯说的那个德国农民一样，显然都是bestiality者，他们找母猪母牛，都是“不得已而思其次的权宜办法”。乌鲁木齐的布商何某却与他们不同，他年轻漂亮，有钱又舍得花，绝不会找不到女人，至少去“北里”（红灯区）入“狭邪”（妓院）是会大受欢迎的，却偏要养上十几头母猪等它们发了情来“相摩相倚”，正如潘氏在译注中分析的，“则其人在性心理上恐不无变态”，应该是一个zooerastia者了。
社会与法律对于兽交的态度，也是《性心理学》研究的问题。布商何某的投井死是由于“愧”而非由于“畏”，由于受不了社会的鄙视和嘲笑，而非由于惧怕法律的制裁。此事之所以惊动迪化厅同知，是因为出了人命，知情的仆隶和友人不能不到官说明，才能结案；不然本人已死，还追究什么呢？但兽交如果触犯了伦常，则在古代中国也会有严重的后果。《聊斋志异》乃常见之书，其卷一“犬奸”一则中的人和犬，便都被处了“寸磔”的极刑，潘氏却没有用来作注。其文云：
青州贾客某客于外，恒经岁不归。家蓄一白犬，妻引与交，习如常。一日夫归，与妻共卧，犬突入，登榻啮贾人，竟死。后里舍稍闻之，共为不平，鸣于官。官械妇，妇不肯伏，收之，命缚犬来，始取妇出。犬忽见妇，直前碎衣作交状，妇始无词。后人犬俱寸磔以死。
对兽交的态度，因为民族和宗教的关系，常常有很大的不同。书中说，在色里希人（salish）中，“犯此之人并不因此受人鄙薄，并且根本也不算是一种过错的行为”；而在中古时代的欧洲，特别是法国，“犯者和母猪或母牛，或母驴，就一并被判处荼毗（烧死）了”。
古代欧洲对兽交施严刑重罚，盖宗教认为此乃亵渎神明的罪孽，故犯者均不可饶恕。古代中国最重视的则是纲常名教，贾人之妻所以被寸磔，非因其与犬奸，而因其“奸杀亲夫”，不过杀亲夫的是一条犬罢了；如果没有“杀亲夫”，她是无论如何不会死的。注（47）引《潇湘录》说的杜修己妻，与所养白犬“奸淫无度”，亦仅仅“被出归母家，而犬仍往来不绝”，便足以证明。布商何某如果脸皮厚一些，更不至于死。卖布的又不是养猪专业户，“畜牝豕十馀，饲极肥，濯极洁”，已经是半公开了，要荼毗的话，岂不早就被抓到宗教裁判所去了么？
（二零零五年九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