给周作人写信

和周丰一君的通信，从八十年代之初准备重印周作人著作的时候，便已经开始了。一九九一年四月，他给我寄来了这样一封信：

《杂事诗》今日收到，请释念。

偶然之中，看到你寄先父书信一件，系一九五八年所寄，距今卅馀年，不知尚有此记忆否？今影印寄上，请回忆为幸。书信未整理，以后还许再发现，也未可知。（下略）

所说的一九五八年，实是一九六三年。当时我被开除已经五年，正在拖板车，劳作归来仍闭户读书，却已不蓄纸笔。为了写信给周作人，特别到小店中买了几张一面粗一面光的极薄而劣的红色横格“材料纸”，还有一小瓶墨汁和一支二角四分钱的毛笔。信是直行写在横格纸上的，末尾的日期是十一月廿四日，没写明年份。但周作人十一月廿九日写来的回信至今还在，信封上的邮戳和同时寄来的《伊索寓言》扉页上的题字，都是一九六三年。后来又看到了周作人的日记原件，一九六三年十一月廿八日记云：“上午得吉光廿五日信，锺叔河廿四日信。”廿九日记云：“下午丰一为寄锺叔河信，又寓言一册及写字。”说的就是这件事。

当时写信无法留底，也根本没想到要留底，所以得感谢丰一君给我影印寄回。不然的话，我说自己拖板车的时候和年近八十的知堂老人通过信，有的人只怕不会相信。我的信全文如下：

周老先生：

从友人张志浩君处，拜读先生手书及大著二种，得知先生仍然康健，十分高兴。

从四十年代初读书时起，先生的文章就是我最爱读的文章。二十馀年来，我在这小城市中，不断搜求先生的著作，凡是能寻得的，无不用心地读了，而且都爱不能释。说老实话，先生的文章之美，固然对我具有无上的吸力，但还不是使我最爱读它们的原因。

我一直以为，先生文章的真价值，首先在于它们所反映出来的一种态度，乃是上下数千年中国读书人最难得的态度，那就是诚实的态度——对自己，对别人，对艺术，对人生，对自己和别人的国家，对全人类的今天和未来，都能够诚实地，冷静地，然而又是十分积极地去看，去讲，去想，去写。无论是早期慷慨激昂的《死法》《碰伤》诸文，后来可深长思的《家训》《试帖》各论，甚至就是众口纷纷或誉为平淡冲和或詈为自甘凉血的《茶食》《野草》那些小品，在我看来全都一样，都是蔼然仁者之言。

先生对于我们这五千年古国，几十兆人民，芸芸众生，妇人小子，眷念是深沉的，忧愤是强烈的，病根是看得清的，药方也是开得对的。二十馀年中，中国发生了各种事变，先生的经历自是坎坷，然即使不读乙酉诸文，我也从来不愿对先生过于苛责。我所感到不幸的，首先只是先生以数十百万言为之剀切陈辞的那些事物罢了。

我最引以为恨的，就是虽然经过刻意搜求，先生的一些文集仍然无法读到。如今我所藏的，不过是《自己的园地》《雨天的书》《苦茶随笔》《夜读抄》《瓜豆集》《风雨谈》以及近年来的几册回忆录而已。此外还有两本从前上海野鸡书店胡乱编印的集子，实在不能算数，只因有上述各书未收的文章，也在珍藏之列。先生究竟老了，我辈迫于生计，也无法多寻书读书，看将起来，这恐怕将会成为我永远难偿的心愿了。假如先生手边尚有留存的文集，无论旧印新刊，能够赐寄一册，那就足以使我欢喜万分了。

此外，我还想学志浩君的样子，求先生为我写一条幅，字句就用先生无论哪一首诗都好。先生最喜欢的蔼理斯的那一段话，用在这里也许合适，就请先生把它当作交给别人手里的一支火把亦可耳。

回示请寄长沙市教育西街十八号。敬祝康健！

锺叔河，十一月廿四日。

无法购置稍微合适的纸笔，要请先生原谅，又及。

信中所说“蔼理斯的那一段话”，见《雨天的书·蔼理斯的话》，兹摘录如下：

在一个短时间内，如我们愿意，我们可以用了光明去照我们路程的周围的黑暗。正如在古代火炬竞走——这在路克勒丢斯（Lueretius）看来，似是一切生活的象征——里一样：我们手里持炬，沿着道路奔向前去，不久就要有人从后面来，追上我们，我们所有的技巧，便在怎样的将那光明固定的炬火递在他的手内，我们自己就隐没到黑暗里去。

教育西街十八号则是当时我在长沙的住处，七年后的一九七零年三月十八日，我被逮捕判刑十年，妻女仍然住在此处。又过了九年，一九七九年我平反出狱回家，还是回到这个地方。现原址仍在，却已变成一座楼房，教育西街也和教育东街合起来称为教育街了。

（一九九五年四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