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鼎山
神鼎山在平江西南境，西距湘阴（今汨罗）界十里，南距长沙界六里。山顶三石鼎立，传说古时道士于此炼丹，丹成白日飞升，成了神仙。神仙当然是虚构的，那三块大石头的样子却实在有些奇特，也很好看。可惜“大跃进”时要用它烧石灰，弄来炸药炸得稀烂，一处好好的景观从此消失了。
从山中流出一条小河，流向一处叫鹅食盆的低地，最终汇入汨罗江。河水潆洄处有座斑石庙，供奉着“斑石神”，不知是否与山上那几块石头有关。但本地的石头确实多带斑纹，整体呈青灰色，斑纹却是黄的。小河中的卵石亦多黄斑，扁圆而长，叫黄皮石；还有种游鱼，形状和颜色跟黄皮石差不多，也叫“黄皮石”。据说这种鱼不好吃，人们很少捕它。“三年自然灾害”在当地留下的记忆之一，便是连河里的“黄皮石”也全被捉光，一条也没留下。
小河和神庙都在神鼎山左边，山前田畴平衍，称为田坪，历来为钟姓聚居之处。五百年前明朝弘治年间，有一户钟姓人家始于山麓造屋，自耕自食。过了好几代，这屋里才有人外出营生，家境渐好，便开始要子弟读书。可能是因为遗传因子的关系吧，读书的成绩却一直不好，不仅无人中举，连进学成秀才的都没有。直到清乾隆后期，才出过两位太学生也就是监生，都是捐得的“例监”，犹如现在花钱买来的文凭，不必去京城进国子监读书的。
监生要有钱才能买，可见神鼎山终于“发”起来了，人口也繁衍了。曾祖父生了七个儿子，伯祖父参加后期的湘军，不断升官，在左宗棠征西、李光久抗日（甲午之战）时，都当了营务处总办（后勤部长），也带过作战部队，以“军功”使曾祖父得到正三品封赠，并提挈我祖父（他二弟）成了湖南协标（军区直属部队）的一名“蓝翎侭先补用都司”，算五品武官，祖母向氏也得称“宜人”了。
祖父不如伯祖父能干，却喜欢“玩”，他后来干脆出钱在省城开了家旅馆，宜人和少爷放在老家，自己只年终回去一次，平时则住在长沙城中自己投资的旅馆里，夜夜看戏，吃花酒。祖母比祖父小十六岁，却早死二十九年，她去世时大儿子（即我父亲）才十岁，亏得曾祖母还在，给照顾着。祖父也不再续娶，两年后将儿子接到长沙来读书，自己仍很少管，照样“玩”，一直“玩”到老。他老人家的福气也真好，大儿子破例很会读书，等旅馆“玩”完，我父亲又大学毕业能挣钱了。民国五年他寿终正寝时，神鼎山的一份祖业居然还“敬守弗失”，这和“有子成材”同为他平生得意的两件事。父亲后来告诉我，祖父的遗言就是这么说的。
三十九岁的父亲从祖父继承了神鼎山的一厢房屋，还有年收五十石租谷的水田。此时他本人的收入已远过于此，当然不会回去当地主，于是将屋借给族人居住，租谷亦请其代收代卖，将钱送来长沙。如是者近二十年，直到“七七卢沟桥事变一声炮响”，民国二十七年秋日军逼近湖南，父亲才将我送回老家。
来到神鼎山，我才第一次见到生长在田土里的禾和菜，活动在屋场前的鸡和狗，游弋在池塘中的鸭和鹅，才第一次早晨醒来便听到鸟儿鸣叫，夜里开窗便望见明月当头。这一切，对于我都是多么的新鲜而有趣。
六七岁不知道耳目所不及的事情，更不会为之烦恼，这真是人一生中最幸福最快乐的时候。按年龄本该要上学了，神鼎山附近却没有学校。父亲此时年过六十，不时还得去长沙料理事务，又潜心学佛，常读佛经，虽然口口声声说要课子（教我和二姐，大姐和哥哥则离家上中学去了），大部分时间却是叫我们“自己用功”。二姐须帮母亲做些家务，还真能自己用功，我则素性贪玩，屋前屋后新鲜事物又多，书房里便坐不住，“自己用功”便成了自己游戏。
游戏需要伴侣，神鼎山屋场很大，居住的人却很少，儿童更少。曾祖父名下七房，有四房人财两旺，已经另行择屋（或建屋）搬开。留下三房，我们算一房，另一房是堂兄念兹，其子女多已长成，只有个小女儿和我同岁，却非常怯弱，见到我一口一个三叔，不好同玩。还有一房因贫乏不能自存，将屋子卖给了几户不共宗祠的远房本家（卖给外姓是不许可的），其中一户做“纸扎”的，却有个比我小一两岁的女孩，很是伶俐活泼。我常常跑去看她家做纸扎，先用竹篾扎成屋架，再用各色纸张糊成屋宇，还有纸轿纸马，玉女金童，都是准备烧化给死人的。看过一会后，便常常带着那女孩到门外去看白鹅划水，农夫犁田，或者捉蜻蜓，摘野花。
外面的路边和田塍上，秋天最美丽的花是雏菊，浅紫的花瓣，深黄的花心，细弱的枝条经得起揉搓，连枝带叶摘下一把来，可以随意编成花环或花束，这是我们最喜欢的游戏。
摘花须得趁早晨露水未干时，才能玩上小半天，若在中午或下午大太阳下摘，则很快会萎凋，一点也不好看了。秋深露重，早晨到草丛中去会打湿衣衫，走近田边尤易弄脏鞋袜，花若长在高墈上，还须使劲攀扯，穿鞋尤其不便，所以常脱下来让她拿着，干脆打赤脚。倒是她整天光着脚跑进跑出，便无须采取这种措施了。
“文化大革命”中坐班房，无法排解寂寞，写过若干首七绝，题云《惜往日》，第一首便是写雏菊的：
薄紫浓黄小小枝，
露啼风笑总娇痴。
田边屋后同攀摘，
赤脚侵凉久不知。
到如今这已是七十年前的事情，那小女孩即使还在这世间，也早已“白头短发垂过耳”了罢。
这样过了一年多，也不知是不是经过一次“走兵”（第一次湘北会战），长了些见识的缘故，慢慢又不大想跟女孩子玩了，而渴望走远点去从牧牛儿游。这在我家本是悬为厉禁的，尤其在母亲那里。但走兵以后，禁令也稍稍松弛了。开头和野孩子之间还存在着情绪上的障碍，因为刚下乡时很受过他们的讥笑。一次是初见麦苗大呼“这么多韭菜”，刚好被他们听到；另一次是跟母亲到农家买菜，看到大碗蒸熟的红薯掺着晒干了的红薯藤（一种十分难吃的黑黑的东西），以为是霉干菜蒸肉，又大出洋相。但我确实从心里羡慕他们，口袋中又常有从“斑石神”庙旁小店买来的粗点心，条子糕、小花片、麻占之类，可以拿出来与他们同享，于是很快就彼此融洽了。他们对我也很慷慨，常饷我以各自从家中“偷”出来的红薯片或炒豆子。印象最深的一次盛宴，则是将钓得的小鲫鱼，用不知从哪里弄来的黄草纸包好，然后打湿草纸，在一处坟台后生起火来，将纸包的鱼烤熟，那个香和鲜啊，居然给了我两条。
（二零零六年十一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