润泉纪念

一种风流吾最爱，南朝人物晚唐诗

——大沼枕山

润泉走了半年多了。一位可与谈艺论文的老友的逝世，像一本翻熟了的旧书突然被从手中夺走投入焚炉，转眼化作青烟，再也无法摩挲重读了。时间过去得越久，书中那些美好的、能吸引人的篇页，在记忆中便越是鲜明。

这一部分，便是润泉的才情。

我企羡润泉的才情，是五十年一贯的，即使在我们生气吵架的时候（亲兄弟也有生气吵架的时候哩），亦是如此。这种企羡，可以用一个日本人写的两句汉诗来形容：“一种风流吾最爱，南朝人物晚唐诗”，真是说得恰好，质之润泉，想必也会点头含笑的吧。

润泉的才情，在他印成的《堇葵词》和别的书中，看不大出；倒是在他写给我和别个朋友的书信中，却多有流露。为了纪念他，现在便来摘抄一点，也好作上面两句汉诗的注脚。一九九九年九月十九日信云：

购得新居一所，已经迁入。记得九二年由十二中迁河西，作《祝英台近》有句云：“谷深沉，迁乔木，不慕高鹜。长年只是低飞，浅水平平处。”蒙兄称好，评为性情中人。其实性早没了，情亦随去矣。……新干班文集，以刘音致兄书最为压卷。以前我略有所知，睡在狱中乒乓球桌上你也说过，居然见到实物，倘写儿女英雄传，可入新编矣。

此时润泉因切去声带失语已近二十年，“长年只是低飞”，但心境还是高旷的。信的文字简洁，仍不忘调侃，此即“南朝人物”之风格。二千年三月二十九日信云：

近日春笋不贵，十分好吃。李渔列笋为食品之冠，但要及时。现在是阴历二月末，是吃春笋的最佳季节。择其一公斤以下一匹者，尚未分节，鲜嫩无比。到了三月就开始分节，五月始硬，六月就变卦了。我现在已为无齿之徒，只能取其尖端烧肉啖之。朱正的母亲很会制春笋，与雪菜同炒，这又是四十多年前的事了。笋子旧称“刮油”，与今之减肥正合。但所含草酸钙，易为泌尿系统结石之患。我于九六年体检发现肾结石，尚无症状。现仍“拼死吃河豚”，图一快耳。

叙谈名物，娓娓道来，不避琐屑，而委婉有致，这实在是一则绝妙的短文。同年十一月二十日信云：

胡坚学长来我家，要我为他的咏物诗集写读后，说你给他写了一首诗，写得真好。但他不能背诵，请你抄给我作参考。胡与我同班。当时班上写诗的只有熊兆飞，我偶尔也写一点情诗，全班五十人再无第三者。不料到了晚年，健在者无人不成诗人了。……一中二十三日开校友会，我决定出席，因行动困难，估计很难前来看你，比邻如隔天涯也。

淡淡的幽默，不细心便体会不出来，也是很高明的手法。润泉大学毕业于西大，高中则毕业一中，校舍就在我隔壁。润泉住教育学院，相距二十公里，只能同院中校友集体乘车来去，故所言如此。

二千零一年一月二十四日（辛巳春节）寄来《庚辰除夕九歌（录八）》，其五云：

避席文章本不多，老妻常怨太蹉跎

江山何必庸人说，梦里生涯梦里波

注云：“朱、钟两兄为余好友，著作累累。某某常曰：你只抵得朱、钟一小脚趾吧，给他们提夜壶也不配的。按：新式便壶不须提携，只好下岗待业。”这仿佛是在自嘲，其实乃是自尊。从诗中可以看出，润泉从来没有看轻他自己，真正的老朋友也从来没有看轻过他。生而不能尽其才者，时也，命也，蹉跎云乎哉！二月十七日信云：

小诗蒙赞许，感谢。……我自己也认为，在才能上我与两兄并没有很大差距，但我性格上的缺点是太脆弱，这是从小养成的。……我这一生，教了三年书，中学一年，大学二年，胡言乱语，误人子弟。如辛词“踏青挑菜”，释为小菜贩子，现在才知是用竹片、小锄去撬野菜、我们湖南人只知手拔，支离破碎。北方则用“挑子”，甚是也。

润泉的性格的确比较脆弱，这也应该由打击他的势力负主要的责任。其实他于学问文章还是认真的，看他对“挑菜”一词的辨证可知。七月二十日信云：

我精读你的文章，佩服之至。但也有个别地方可以商榷，如《黄鸭叫》一文，……“黄鸭叫”你的考证完全正确，即“黄颡鱼”，长江流域中下游皆产。我看到一篇文章，说鄂西神农架盛产此鱼，也是白煮，路边小摊极廉；下游贵一些，蒸熟煮稀饭或下面条均可。但你讲的“白鸭叫”，却决非你所定的“黄鲴鱼”，只能是与黄颡鱼同科的“骨鱼”。骨鱼不产于湖南，要用飞机运来，摆个样子，开价六十元一斤。现剪呈两图，请予评审。……兄虽受挫折，仍重视科学，终为当代学人。我则萎弱不堪，只能捐献遗尸，以期对科学稍作贡献，已蒙批准矣。

这里表现了考证名物的兴趣，也就是对世界对生活的兴趣。此信写得颇长，惜不能多引。信末谈到捐赠遗体，身后果然这样做了。二十八日信云：

谢谢你的回信，看来不去橘子洲头一次不行，只有眼见方知也。我寄你的两图，是图不好。你看黄颡鱼就不像“黄鸭叫”，因此骨鱼也不会像“白鸭叫”了。我估计是骨鱼，否则卖不到五十元一斤。……捐遗尸是我久蓄之志，因为人死后已失去痛觉。倘有痛觉，火烧也总比五马分尸更痛些吧。李锐同志也参加了毛泽东发起的捐尸，毛泽东自己却未能实践，被制成木乃伊了。周总理决心焚骨扬灰遍洒中华大地，现在平民也可仿效，但包一架专机扬骨灰据说需人民币一十七万五千元，我们付得起吗？

像平时谈话一样，坦然地谈到捐遗体的事，说自己不怕“五马分尸”，顺便捎带一点冷嘲，这也是《世说新语》里才看得到的笔墨。八月五日信云：

正如你所言，我的烹饪作业，耳食也。如与你相比，你在教育街炸的肉丸子，我就远不能及。你在洣江的泡菜坛子，也比我好十倍。但我残废以后，确实写了三百多篇谈吃的文章。……现在也有一折八扣书，《曾国藩》三卷合《伟哥手册》每份一元五角，《毛泽东选集》一至五卷每卷一元。我用一元买了一本《全国小吃三百例》，长沙臭干子等不足道，但有一样十分有趣，名叫“怀石馒头”，是选些比鹌鹑蛋稍大的石头，洗净涂油做包子馅。包子蒸熟后，热气腾腾地掰开让石头脱出，中心空洞填入热的冰糖红烧肉，啖之真是妙不可言。此间美食家，除使君外，唯我而已，但尚不如汪曾祺。他的油条塞肉，确是一大发明。距我居五十米校门口有油条摊，我请保姆清晨买二三根来（很粗大，也不知放了尿素没有）。事先准备一点肉泥，趁油条尚热，用大竹筷扩大其孔，将肉泥塞入。到九点多钟，油条摊快收摊时，我亲临摊前，请其回锅，每根再付钱三角，慢火炸成深棕色，外酥肉嫩……

调羹烹鲜，是润泉晚年唯一的乐事。他发表的《饮食从谈》，虽然受了限制，未能充分表现他的才情，但整个内容仍富有价值，所谈也有实际体验作为依据。说他全凭“耳食”，是我又一次口不择言了。这次润泉却没有介怀，来信仍然大谈食经，而且越谈越妙。为恐篇幅过长，兹不赘录。

八月间朱纯种的昙花开放，她写了篇小文发表在十五日的《三湘都市报》上。润泉见后，写了诗寄来，我们却没有收到。九月初又接到了下面这封信：

前呈贺贵宅昙花盛开四首，想入尊览，请裁夺以便缮正抄呈，留一纪念。八月二十三日接到我高中同学黄美之寄来她的散文集《欢喜》，其中亦有她家（台湾）昙花开放一文，兹剪下寄呈。佛说“众生有相”，台湾之昙花与展览馆路或亦不尽同也。黄美之曾在台湾以间谍罪入狱十年，著《伤痕》一书，是台湾的“伤派”。由于她又是基督教徒，主张爱敌人，所以其言温婉，与大陆“伤派”不同。……

润泉近年给我的信，就抄到这里。零二年我和朱纯到美国去了，零三年五月回来，志浩兄告诉我，润泉元月六日还给他写过信，但几天后便发了病，当时似不太严重，住院八天就回家过春节。又过了一个多月，在三月五日又收到润泉一封信，看得出情况已经变坏。此信似乎并未写完，署名、日期都没有，在最后只说要赶快寄安眠药去。接着病就大发，送进医院再也没有出来了。元月六日给志浩的信云：

承贺新年，今已大雪封山，不能回拜也。空调暖气微微，而且十分耗电，因以烘篮煨炭丸子一枚补充之，兼以薄酒老姜御寒，尚能苟活。叔河兄嫂去美国，行前一月即告诉我了。朱正兄嫂之公子在北京，接两老去住，我是听别人说的。五十年代湖南报社的“小四人帮”，唯兄与我尚在长沙。去年六月江西龙虎山张天师六十三代传人张光前先生云游长沙，为我算命，算定我将于二零零四年九月二十四日白日升天。张孝雍则能活到二零二零年六月十六日，到期再乘鸾与我会合，所以她待我十分宽厚。我已向湘雅医科大学捐献遗体，死后六小时通知收尸，火葬费八百元发给遗属，并发证书，我以为极好。如张天师算命准确，零三年一月到零四年九月我们书信相通，九月以后就梦里相逢算了吧！

张天师算命当然是鬼话，润泉以玩笑的口吻叙说出来，还阳阳如平时。接着便谈捐献遗体，尤其是最后“梦里相逢”几句，感情充沛，却全是悲凉。现在看来，竟是不祥之兆。

志浩三月五日收到的最后一封信，前半的字迹、风格尚如常，在报告春节前入院出院经过后，还谈到五十年前在报社同读唐诗各有所喜的往事，又一次表白了晚唐诗人李义山是他的最爱。这里需要谈谈润泉的旧诗，他学李义山，延续下来又学郁达夫，都能神似。六十年代初我们“小四人帮”在长沙以缮写、挑土维生，志浩弄到一部郁达夫诗词抄本，润泉通晚不眠，复写四份，装订成册，一人一册，并于卷首题诗一首：

赏心乐事人人有，数我抄书事最奇

隔宿有粮先换纸，每朝无梦不亲诗

只缘偏爱元温句，却是伤心屈宋辞

写罢富春才一卷，晓风凉雾入窗时

“元温句”指晚唐诗，没有提李义山是为了合平仄。不然的话，“温李”本是现成，何必以元代李呢。信中云：

在报社那个小天地里，诗那时不成气候。我们这“小四人帮”，你喜杜，叔河喜李贺，朱正学李白太高，杜牧对他来说又低了些。我算什么呢？我喜欢义山，他是现代朦胧诗的鼻祖。特别是他的卑弱、屈辱，与我相似。……钟挽尚久骖的诗，也寄了一份给我，拟和之尚未成。其挽联则一般化，毕竟只是精神恋爱，没有上过床。……我不知如何给朱正写信，你如有便告诉他一下，俞某死在旦夕，只有脑子还有一点微弱的波动。周艾从身体到底怎样？比我好一点？差一点？自己能吃饭吗？尚能饮否？

信写到这里似乎停顿了些时，下面又重新开头，字迹也大小不匀，潦草起来了，但风格依然是润泉的：

志浩兄：从现在情况看，我达不到张天师传人预告之期了。……我写了篇小文《长开眼》，从元稹的诗说起，说到古代的“凌迟”。刽子手从后面以利刃从受刑人眉上划两刀，撕下眼睑遮住双目，使之见不到刽子手。刽子手们然后坐下来，吃花生米下酒，慢慢地一刀一刀将一片一片肌肉割下，割三天，再剜出心脏。……现在提倡救死扶伤，救死可以不必，发几粒舒乐安定片，一片可睡一小时，总是人道主义吧。我要求你买几片（估计每片人民币一角钱），报社医务室有，要十片八片，直寄张孝雍转我，使我能睡几小时。不是自杀（一千片一次服下可以致死）……

至此戛然而止，既未署名，也没写日期。但看得出他最后的神识仍然是清楚的，而且风度依然，虽不想多受痛苦，却能坦然不惧，以幽默的态度对待死亡，真算得上是嵇阮一流了。志浩附片云：“我当即复信，并寄去安定十片，亦不知他收到否。两次信中，他都谈到你和朱正，亦可见五十年祸福相依之不能忘怀也。特送上一阅，这很可能便是俞兄最后的遗墨了。”

于是我们夫妇便和志浩（还有黎维新同志）赶往医院去看润泉。此时他已极度虚弱，仰卧在床，赖以传言的右手已全瘫，左手也只能微动，但目光急切地望着我们，好像有话要说。我便将他扶着坐起，再把一支圆珠笔塞在他左手中，复以一臂支着他的左手，一手托住个白纸本子，要他写出来。润泉也努力想写，手却全不听使唤，抖了许久，才“写”出两张任何人都无法辨认的“字”。

两张都是直行“书写”的，每张上从左至右写两行，第一行四字，第二行三字。四加三等于七，每张纸上都是七个字。因此我想，润泉想写给我看的，并不是普通的遗言，而是两句七言诗。他耗尽了最后的心力，我却终于看不懂。悲哉悲哉，临死仍不得一吐胸臆，留两句绝命诗于天地之间，天何以厄润泉至于斯极耶？

润泉富于才，深于情，这从摘抄的这些信上可以看得出来。他生而有诗人的天赋，一身具诗人的气质；当世却不能用其才，使其情志压抑不舒，终不能不郁郁以卒，这对润泉真是太不公平了。

我摘抄了这十一封信，以为润泉的纪念。一面摘抄，一面忍不住心中难过。但抄到末了，又忽然觉得，先死者也许还是幸运的，因为还有后死者在纪念他。如果死在最后，可与谈艺论文又曾经祸福相依的老朋友都先走了，又还有谁来检点旧信遗文，来追忆昔时的人物、昔时的诗和昔时的风流呢？

（二零零四年二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