末世官僚地主魂

明末遗民叶绍袁（天寥）的《甲行日注》是有名的，而我却更喜欢读他写的《窈闻》《续窈闻》和《亡室沈安人传》，这是悼念他的爱女和爱妻的一组文章。

《甲行日注》所表现的是国恨，这几篇文章抒发的则是家愁。自古才人，每多不幸，此固由于他们的神经纤维本来脆弱，易于感伤，亦因有理想主义气质的人，每易和现实脱节，所以穷愁潦倒、别恨离愁就容易和他们结下不解之缘，而文思才情亦往往因此陶铸而出，则不幸也者，实亦可谓为他们的（也许更应该说是我们的）幸运了。

不同境界的人，自有不同的幸福观。《亡室沈安人传》写道：

自赋归来，仅征藉数亩之入，君或典钗枇佐之。入既甚罕，典更几何，日且益罄，则挑灯夜坐，共诵鲍明远《愁苦行》，以为笑乐。诸子大者论文，小者读杜少陵诗，琅琅可听，两女时以韵语作问遗……君语我曰：慎勿忧贫，世间福已享尽，暂将贫字与造化藉手作缺陷耳。

这样的夫妻生活，恐怕只有李清照《金石录后序》中所写的才可以相比，在古代文人社会里要算是绝无仅有的了。

然而“造化”却不让他们这样过下去，叶绍袁接下去就写道：“昊天不佣，琼章首殒。浸寻三载，家祸频仍，君亦随以身殉之。嗟乎，安得宛君而更与我语贫也，岂不悲哉。”这样，叶绍袁在国破之前，即已家亡，所以他后来逃佛遁世，写《甲行日注》，早有了“思想基础”。

我一直看重晚明人的文章，因为在专制倒台、传统崩坏的时代，才容得一点思想的自由和个性的表露，这也就是“亡国之音”往往比较动人的原因。黑格尔不云乎：“智慧之鸟的猫头鹰，只有在文明的暮色中才开始起飞。”如晚明者，岂非古代汉族士大夫文明“暮色”笼罩的时代乎？但留得几首好文章，此时代亦即值得后人纪念，我们本不是凤阳朱的家奴，大可不必为改朝换代而痛心疾首于三百年之后也。

大凡真能爱国家，爱民族，真能为国家民族作出一点牺牲，而不是专门讲大话唱高调的人，于家庭骨肉之间，亦必有真感情，真爱心。我不相信刻薄寡恩的人，能够有民胞物与的胸怀，有对国家民族的真正责任感。“无情未必真豪杰，怜子如何不丈夫”，这两句诗，验之于亡国之后毅然舍幼子田庐作“甲行”的叶绍袁，也是不错的。

为怀念亡女亡妻而写的《窈闻》《续窈闻》，所记“走阴差”和“扶乩”，当然都是迷信。写得出如此清词丽句的人，未必竟像普通的愚夫愚妇。叶氏不云乎：“余赋性迂直，不敢欺人，亦不祈人信以为真有；虽群口交羡，无救我女之亡。”但沈安人却似乎相信女儿确已仙去，她在《季女琼章传》中写道：

初见儿之死也，惊悼不知所出，肝肠裂尽，血泪成枯。

后徐思之，儿岂凡骨，若非瑶岛玉女，必灵鹫之侍者，应是再来人，岂能久居尘世耶？……呜呼，爱女一死，痛肠难尽，泪眼追思，实实写出，岂效才人作小说欺世邪？

迷信是精神的鸦片，靠麻醉以逃痛苦是可悲的，明知麻醉不能真解脱而亦不得不暂求麻醉就更可悲了。这一对并不怎么追求物质享受，只要有一点能使他们自得其乐的精神生活，便会觉得“世间福已享尽”的文人夫妇，逃仙逃佛，终不免家破人亡。三百年后的我们，读其文，想其人，仍不禁对他们产生某种同情之感。聂绀弩诗云：“从来红粉青衫泪，末世官僚地主魂。”其实，真正当官带兵有田有银的官僚地主，死了老婆还有他的小老婆，换了朝代还可以着他的“两朝领袖”，他们是不会来写什么《亡室沈安人传》，更不会肯出家写《甲行日注》的。

（一九八六年五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