钟叔河《我和李普》随笔

我和李普

和李普第一次见面是什么时候,在什么地方,已经记不得了。他写给我的第一封信,末云“八月十八晨三时,半夜醒来,不复成寐,乃写此信”,年份应该在一九八一年。信中建议我将《走向世界丛书》的叙论(导言)辑为一书,交给新华出版社出版。当时我还只写了十三四篇,成书还嫌单薄,感到为难。李普却极力鼓动说:

我作为一个读者,确实很希望更多地知道些东西。你写这些文章(按指丛书叙论),看了不少书,查了不少资料,不多写点出来介绍给读者,不是也很可惜吗?再花一点功夫,也未必太费事吧?我很想鼓动你干这件事,如何?

真可谓动之以情,晓之以理了。

李普比我年长一十三岁。我一九四九年开始学当新闻记者,还没有学成就“开缺”了。他的“记龄”早我十年,这时已是新华总社的副社长,除了是湖南同乡这一点外,和我并无半点“关系”,仅仅看了几本《走向世界丛书》,就在凌晨三点爬起来给我写信,是不是惊醒了沈容,挨了她的骂呢?这种对书对文字的热情,在一般三八式老干部身上,是并不多见的,也是我深为感动的。

后来我写的书在北京中华书局出版了,我正好到北京开会,拿了本新书到三里河李普家去送给他,并对书稿没给新华出版社表示歉意。这些几句话就说完了,但李普、沈容夫妇热情地留下我扯谈,并留吃中饭。沈容说,“我为你做发菜,这可是我的拿手,难得吃到的哟!”那天他们的女儿亢美正好在家,沈容满面春风,老太太显得比小姑娘活跃得多。她进厨房忙乎一气,又来客厅听我和李普“乱谈”一气。我们从湘乡烘糕、永丰辣酱(李普是湘乡永丰人)谈到曾国藩,又从谭嗣同、大刀王五谈到平江不肖生的武侠小说,最后谈到了平江人李锐。李普说:“我这位同乡(曾国藩)和你这位同乡(李锐),都是值得认认真真写一写的啊!”

从北京回长沙后不久,我就发病了,在马王堆疗养院住了八个月。李普到新华社湖南分社来听说了,请分社刘见初同志带路到马王堆看我,教给我用手指“梳”头之法,说是有通经活络之效。我于“气功”向来不怎么相信,人又极懒,硬是没“梳”过一回。当时他大约也觉察到了我的不热心,于是再三叮嘱:“要以曾国藩为戒啊,太拼命,是会要短命的呢!”他那位同乡只活了六十一岁,确实是短命,但也只有像打开南京那样才叫拼命,写点小文章,讲点风凉话,是无须拼命,也确实不曾拼命的。

又过了几年,大约在一九八六、八七年间,李普和沈容再来长沙,又枉顾了寒舍一回,这一回就更有意思了。当时我住在一条名叫惜字公庄的小巷内,汽车开不进,家里又没装电话,适逢下雨,敲门进屋时,他俩的头发和衣服都打湿了。这天正好是星期天,朱纯和孩子们都不在家。坐下以后,沈容要喝水,我一拿热水瓶,里面却是空的,忙到厨房去烧水,却不会打开煤气灶,只好请他俩自己动手。为此我们三个人都笑了,沈容是又发现了一个不会做家务的书呆子的开心的笑,李普是理解和宽容的笑,我则是无可奈何的苦笑。

一九九三年我离休后,一度计划用一两年时间,到北京去寻读一点书,这得先找个不必花钱的住处,自己开伙。卢跃刚愿意借房子给我,但那儿距北海(我要寻的书在文津街老书库)太远,车路不便,只好放弃。李普得知后,一连给我写了好几封信。七月十七日信云:

你一人来也好,贤伉俪一起来也好,均所欢迎。每天跑图书馆,天天打的支出太大,上下公共汽车也要有人照顾才好。住毫无问题,想住多久住多久。

十月十一日信云:

吃饭不用你操心,沈容特别要我说清这一点。她说,如果你一个人来,三人吃饭跟现在我和她两人吃饭一样做,并不多费事;如贤伉俪同来,则沈容与尊夫人一同做饭。总而言之一句话,热烈欢迎。何时来,住多久,悉听尊便。吃饭毫无问题,绝不要你操心。

此时李普家已迁居宣武门外西大街新华总社院内,有公交车直达北海,十分方便。他们家住八楼一大套,另有一个单间,但不能另行开伙。他们越是说“吃饭毫无问题”,我倒是越不敢去住了,因为长住那里每天三顿都去外面吃,会显得矫情,不这样吧,又怎能让两位年过七旬的“副部级”天天给我做饭?踌躇久之,仍然下不了去叨扰的决心。延至一九九四年初又一次发病,愈后身体大不如前,还想做点事情的心也冷了,北京也就不去了。

这里写的尽是一些琐屑,不涉及党国大事,也不涉及学问文章。但从这些琐屑中正可以看出李普这个人的性情和色彩,也是二十多年来我一直“即之也温”,愿意和他保持联系,愿意跟他做朋友的原因。

前年底沈容去世,李普所受的打击是巨大的。在为沈容的离去而难过时,我也为李普承受住了打击没有趴下而欣慰。在读过作为讣文寄下的《红色记忆》和书前的贴条以后,我十分追念单纯而热情的沈容,也十分忻慕李普曾有这样一位贤妻。我想,在回顾自己的一生时,李普应该是不会有什么遗憾的了。

中国古时最重五伦,“朋友”在五伦中居末,我却以为是最根本的。比如说夫妇吧,李普沈容可算是理想的一对,就因为他们既是夫妇,同时又是最好的朋友。父子如大仲马、小仲马,兄弟如苏轼、苏辙,亦莫不如此。君臣一伦,在共和国中好像是废掉了,其实依然存在着,毛泽东称张闻天为“明君”即是证据。那么有没有理想的君臣呢?如果有的话,我想也应该首先是朋友吧。孟子曰,“君之视臣如手足,则臣视君如腹心”,能以手足腹心相待,则去朋友不远矣。当然,像刘邦朱元璋那样“视臣如草芥”,一批批地整死,不仅毫无朋友之情,也不讲朋友之义,那就只会得到“则臣视君如寇仇”的结果,彼此都灭绝伦常,灭绝人性了。话说到这份上,似乎有点离题,质之李普,以为然乎否也?

(二零零六年五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