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的未来

记得有人说过，夏曾佑（清朝进士，曾出洋考察，民国初年任教育部司长）首编古代史教科书，曾设问“男女私通始于何时”，答案则是“女岐”（根据大概是《楚辞》王逸注云“女岐无夫而生九子”）。此问此答，真的妙不可言。

如果早生四五十年，有幸读夏先生的书，恐怕只能老实回答“不知道”。因为有人类便有男女，有男女便会要“通”，人类历史少说已经几十万年，明媒正娶依法登记这一套却不过实行过千百十年，在有巢氏的巢中和山顶洞人的洞里，怎么知道男女们在私通还是在公（？）通，他们的“通”又“始”于公元前几十几万几千几百几十几年呢？

这次薛君叫我谈图书的未来，西谚云“欲知其未来，先明其原始”，所以无妨学学夏先生，先来问问人们称之为图书的这种东西始于何时，如果仍援夏先生之例，也许可以答“河图洛书”吧。“河出图，洛出书，圣人（伏羲、大禹）则之”，以成八卦九畴，这是《书经》和《易经》中的话，比屈原问“女岐无合夫焉取九子”更为“经典”，但同样也如司马迁说的“缙绅先生难言之”，作不得数。

其实人类自从野蛮开始进入文明，便有了交流、学习、传承的需要，也有了想象与祈求。三千年前殷人用锐器刻在甲骨上的，四千年前两河流域人用小圆棒划在湿黏土板上的，五千年前古埃及人用炭黑写在纸草（papyrus）上的，直至二万五千年前克罗马农人彩绘在法国和西班牙洞穴石壁上的（见《中国大百科全书·考古卷》彩图第七页），都是先人的创作，先人留下的信息，也就是真实存在过至今还存在（当然只能存在于博物馆和图册里）的“河图洛书”。

我们的图书就是这样产生、发展、延续下来的，它们是文化的产物，同时又是文化的载体，只要文化不灭，图书也就不会灭亡和消失的。

当然，人在变，文化在变，图书的内容和形式也不可能不变。孔子读《易》，“韦编三绝”，串联简册的皮条翻断了三次，因为那时的书是写在一片片竹简上，再用皮条串联成册的，反复不断地翻读，皮条也禁不住。这比起今天用电脑，在阅读器上读书，书之重轻和读之难易，变化确实极其巨大。但是不是用阅读器读《易》就能比孔子读得更好呢，恐怕谁都不敢拍胸脯保证。

予生也晚，从小读的就是铅字印在纸上再装订成三十二开的平装书，但小时候在老家书房中，稍大后在府后街和南阳街的书店里，入目触手者仍全是木刻线装本。避着父师自己偷看旧小说，从《施公案》《七侠五义》到《西游记》《三国演义》，有光纸上石印小字看成了近视眼的，也全是线装，随时可以卷起来塞入裤袋，装作听话的好学生。

未来的书到底会是什么样子，我真不知道，是不是都会缩到阅读器里头去呢，恐亦难说。我想，即使阅读器真能全面取代纸本，也不过和平装取代线装、纸本取代竹帛、竹帛取代甲骨一样，又来一次世代交替而已。模样再变，供人阅读的功能不会变，人们读它，还是在读书。

老实说，我对此并不怎么关心。来日既已无多，架上的旧书且读不完，未来的书还读不读得了，读不读得懂，犹如太阳上的氢还能烧多久的问题一样，于我实在没有什么意义了。

（二零一零年三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