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日，去了鄞州的塘溪。在朋友引领下，走访了沙耆故居。

一幢经典的老房子。院落，廊檐，木柱子，及其细细节节处的雕刻，显示出这是户殷实的人家。与坐落在沙村山坡上的寻常旧宅相比，这幢两层木结构楼屋，有着独特的奢华感。不仅是形式上的，更多源自于屋子深处透出的一种精神气息，一种苍凉的不屈与高傲。

楼上楼下的墙壁上，到处残留着主人斑驳的真迹，字和画。字有中文和法文，颠狂，错乱，大多无法理喻。但有几句话分外的清晰：“我是省主席”“我是上帝领袖的上帝”“谁是我最最亲的……”画半抽象，都是些奔马和裸女。大门进来的院墙中央，一匹红色颜料画成的马，虽经无情洗刷，却仍呈现着桀骜不驯的奔腾之势。

涂鸦者是沙耆，一个世俗所谓的疯子。他曾与毕加索等名家并列参加世界级画展，如今被誉为东方梵高的人。

确实，他与梵高的命运有着太多的相似。穷困潦倒的生存境遇，精神病的痛苦折磨，对艺术的执迷追求。梵高生前仅卖出过一幅画，价值区区几美元。而现在，他一幅作品标价就二三千万美元。沙耆同样被漠视。不过是一个能画画的疯子，他的画，村民随便可得，然后随时随地丢弃。直到风烛残年，沙耆的画才如同出土文物般的变得珍稀。然而，这一切已经与他无关。

从故居出来，是一条小弄。那古朴的石板路，沙耆几十年如一日的踏过。墙上也留着他的墨迹，狂野中，可感觉到某种情绪的发泄。我不禁无比的沉重与困惑。无论中国还是外国，人类的荒谬有時竟会如此的相同。

小弄墙头蔓延的绿荫中，挂下两条带黄色花蒂的丝瓜。心想，这些美丽的乡间风物小景，也许曾经都入过沙耆的画。我抬头伸手触摸的一刻，被同行者拍摄下来了。

小丝瓜有什么好照的，还不如去拍我的大冬瓜。一位老农扛着锄头，从田间回来。看到我们在拍他院子墙头的小丝瓜，直率地说。随着老人的热情，我们弯进了他的院子，就在沙耆故居的隔壁。

乡村农家不设防，门就这样敞开着。屋里很简朴，只有水泥地上的那只硕大冬瓜显赫着。起码有八十多斤重！惊叹中，大家把它扛出屋外。

拍完照，与老人闲扯。得知他八十岁，身体康健，每天一早就去山上忙活。耕作是老人一生的状态，习惯了。有事做有寄托，感觉才踏实。日长夜大的冬瓜就是他的希望。

大冬瓜吃不了，腌着，留一些种籽。老人不卖，他说能值几个钱。沙耆的画不藏好，实在傻，没财运啊！沙耆一直说，他画会发财的，很快就会发财。可谁相信疯子的话。

老人的感慨，一下子滑入今天来访的主题。那些原汁原味、散落在乡邻间的沙耆故事，听来是那样的纯粹、真切而形象。

沙耆魁梧，走路如风，脚步迈得大而有力。知道他画画，出过国，但那年头画有什么用？大家不稀罕。看重的只有沙耆自己。每当村里红白喜事，他来喝酒，总会送上礼。他的礼就是画。可谁能掂量出他情之深礼之重？

老人说，沙耆画马随势。从马头开始到落脚，一笔画成。可怜的是，他缺少纸，常常捡废纸画。

沙耆平时不伤人，但有一次动武了。他没材料画画，到村里的学校去讨。人家不给，他强要。好像冲突就是这样起因的。那是一个画画天才对画画渴望到了极点的举动，是一个艺术家艺术理想长期压抑无法实现的狂躁。然而，没人理解，被当作疯症。

也许，沙耆真绝望了。他把在比利时皇家美术学院获得的两枚金质奖章扔出窗外。老人给他们娘儿俩送柴来，捡到。看是外国的东西，就交还给沙耆母亲。听说这两枚奖章，后来国家收藏了，陈列在博物馆里。

对境遇的发泄是一时，沙耆的画笔始终没有颓废。

母亲在家纺纱织布。沙耆把布剪成一块一块，然后拿到溪坑浸湿，涂上肥皂，当作画布。母亲心痛，埋怨他。而沙耆说，布画上我的画，就值钱了。母亲哪会相信，面对有病的儿子，只是无奈。因为画画，才能让他满足。

一块块色彩斑斓的布是卖不出去了，村民们用来做上山砍柴袜。高端的艺术就这样被无知践踏了。

直到沙耆画在海峡两岸各大城市展出，直到有人漂洋过海来小村收购他的画作，直到识货者花重金把他老屋里的裸女画连同板壁都搬了去，这里的人才醒悟。原来，疯子的疯言疯语是真的。他一直说自己的画值钱，他一直说自己很快会发财的。果然。

沙耆写在墙上的话，看似癫狂，其实有道理。

“我是省主席”。凭他早年参加进步运动的资历，凭他辉煌的艺术成就，如果没当省主席，做个省美协主席，我想总可以。

“我是上帝领袖的上帝”。沙耆孤独。而进入艺术天地，他就成了上帝，上帝领袖，甚至是上帝领袖的上帝。他主宰一切，自由挥洒，在自我意境的大千世界中。即便动乱岁月，欧洲带来的画作被付之一炬，他还是在自己房间，画满形形色色的裸女。前来抄家的人目瞪口呆。我是上帝，你奈何？

“谁是我最最亲的……”。沙耆很明白。他的诘问，是内心绝望的呼喊。妻子是一生的等待。离婚了，他依然天天到村口盼望。裸女与奔马，交织着对妻子刻骨的爱与恨。

沙耆是癫狂的，又是清醒的；是纷乱的，又是专一的。天才与疯子大概都如此。有时，所谓常人才昏庸。如一旁老人所言，说沙耆疯子，我们才是疯子。这样好的画居然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