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穆在《人生三路向》中说，人生有向外的，也有向内的。人生向外伸张，可逐步充实，不断扩展，但也有其局限。“生命自我之支撑点，并不在生命自身之内，而安放在生命自身之外，这就造成了这一种人生不可救药的致命伤”。而向内的人生，是转向人生的内部。“说也奇怪，你要向外，便有无限的外展开在你的面前。你若要向内，又有无穷的内展开在你的面前”。向外与向内都是无穷的，无个止境。但这只是问题的一个方面，另一方面是都有其局限。“向外的人生，不免要向外面物上用功夫。而向内的人生，则只求向自己内部心上用功夫。然而这里同样有一个基本的困难点，你若摆脱外面一切物，遗弃外面一切事，你便将觅不到你的心”。向外的局限是有可能受制于外物，向内的局限则可能找不到心灵。换个说法，人生有向前的，也有向后的。向外的人生多是向前的，向内的人生则多是向后的。但还有一种致力于当下的、现实的、眼前的。“儒家说性，不偏向内，不偏向心上求。他们亦说食色性也。饮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他们不反对人追求爱，追求富。但他们也不想把人生的支撑点，偏向到外面去”。此种人生是要内外调和、心物交融、尽己之性。如此人生便是有福的，有福的人生只要足踏实地，安稳向前。

换个角度，钱穆在《人生三步骤》中认为人生的第一步骤是生活，包括衣食住行等，其意义与价值是用来维持和保养人的生命存在。“直到今天科学发达，物质文明日新月异，我们的衣食住行同古代历史上的绝不相同了，但实际照我们人的生命立场讲来，衣还是衣，食还是食，住还是住，行还是行，在生活形式上古今虽有别，但在生命的意义与价值上，还只限于第一阶段。纵说在生活上有一些进步，仍只限于生命的维持与保养之手段上，还是差不多”。这是人的生活中比较接近自然的方面，也就是孟子所说的人之异于禽兽者几希。不过生命不只是表现在生活上，还另有表现。“我们在这个世界上，不是专为吃饭，专为穿衣，专为住房子，专为行路的。我们应该除了衣食住行以外，另有我们人生的行为，兼及事业，此始是人生之主体所在。所以我们要求生活，要求衣食住行的满足，只需是最低限度的，能够维持我们的生命就够了。下面是我们的行为了，人生的第二步。此一部分却不能仅求其最低限度之满足，而应有其无限发展之期望”。生命的发展，不仅要有其职业，尤其表现在事业上。对古人来说，就是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一番作为。第三步是人生要有个归宿。“中国人讲人生的归宿在人性。天命之谓性”。合而言之，就是天性。人生，就要尽其天性。“所以我们做人第一要讲生活，这是物质文明。第二要讲行为与事业，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是人文精神。第三最高的人生哲学要讲德性性命。德性性命是个人的，而同时亦是古今人类大群共同的。人生一切应归宿在此”。

钱穆在《人生的目的和自由》中说，人在求生存的目的之外，还有其他目的，且因这许多目的而有其意义。“有目的有意义的人生，我们将称之为人文的人生，或文化的人生，以示别于自然的人生，即只以求生为唯一目的之人生”。自然的人生，以求生为目的，生老病死等，都是自然的安排。与自然的人生相对，还有人文的或文化的人生。“文化的人生，应便是人类从自然人生中解放出来的一个自由。人类的生活，许人于求生目的之外，尚可有其他之目的，并可有选择此等目的之自由，此为人类生活之两大特征，亦可说是人类生活之两大本质”。文化的人生，便是人类从自然的人生中解放出来的一个自由。而文艺之类，大都是表现此种人生及自由的。钱穆在《中国文化传统中之文学》中说：“中国古人，使语言文学化，文学人情化。一切皆以人生之真情感为主，此即是中国文化精神。”历史重在人，文学也重在人。“中国人的人生，在文学中只如一首诗，唱了再唱，低徊反复，其实只是这几句话，只是这一颗心”。这颗心，便是文化的人生的综合。钱穆在《如何安放我们的心》中说，人心可以扩大，由己心走向他心，从而达成心的沟通。此心又可关联上下古今，因而當下心也是历史心与文化心。心的安放，是要放在道之内，或仁义之内。如此人心也就成了道心，即道义或仁义之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