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一年重返北国故园，经由北戴河，抵临天下第一关——山海关。
登上城楼，凝眸城墙内外，默然心痛。我知道，脚下的这座城楼镌刻着无数人深深浅浅的记忆。
一脚关里，一脚关外。
一脚祖辈，一脚子孙。
我依稀看到，十来岁的父亲，抿紧了嘴角，跟在陌生人的身后，匆匆走过这座关城，没有回头，没有留恋。
多年以后，父亲的眼里满是怀念、渴望，年迈病中，数次蹒跚懵懂地想要走出家门……固执地要回那个土墙茅舍的家，这是怎样积久成殇的疼痛啊。
父亲这样的，有一个专属名词：闯关东。他曾无数次在与徒弟们聊天时，提到这个字眼。彼时，我尚不谙世事。父亲亡故，这个字眼也随之消失。母亲年迈，父亲成了我们母女永恒的话题。父亲的往昔，才结合着我那被唤醒的记忆，一点点清晰起来。
我来到这个世上的时候，父亲已经53岁了。之后的岁月，父亲只陪伴了我短短的12年。据母亲说：父亲是个脾气暴躁的人。然而我的印象中，清癯的父亲一直是微微笑着的，以至于我清晰地记得那两道法令纹。
父亲患有高血压，这个家族的男人少有活过70岁的。我尚小时，父亲中过一次风。那一天我放学回家时，父亲已经在家里了。他的嘴有些歪斜，说话不清，动作蹒跚。从那一天起，每天晚饭后，都见母亲在大锅里熬中药。一大锅，倒在洗澡用的大铁盆里，里面放一张小凳，然后扶着只身着短裤的父亲坐进去，外面用大大的塑料布包起来，只把头露在外面。父亲在热气的熏蒸中表情先痛苦而后舒展。等水温略凉，母亲就用药汤、药渣替父亲擦洗。就这样，父亲在母亲的自行调治下，渐渐康复，一切如初。
这样的幸运并没有一直伴着我们。父亲在66岁那年再一次病倒。这一次正逢唐山大地震。我们虽然远在淄博，却也感受到大震的余威。简陋的地震棚里没法子熏蒸洗，母亲只得依赖医院延医用药，可惜医院也人满为患，压根住不进去。
父亲临终前终于住进了医院，母亲在医院衣不解带地照顾他。一个深秋的寒夜，很久没回家的母亲回来了，带上了我和姐姐，去到了医院。我看到了抢救室病床上的父亲。他已经去了……
1982年的清明，我第一次踏上故乡的土地，祭奠父亲。
我记忆清晰：冀中的乡村大路是黄澄澄的土路，一阵风儿过，就是一阵烟尘。印象中，路旁的两排高大的白杨，新叶已经长出了，那种嫩嫩的新绿彰显着春天不可抗拒的力量。这种新绿嵌入我的眼中、心里，成为故乡的象征……
对于父亲和老家的许多了解都来自于母亲断续的回忆——
父亲八岁丧母，自幼学艺，十来岁独闯关东。做一手好木匠活的他，大方豪气，挣得多花得快，也一直没有成家。后来，在抚顺做工时，结识了我的舅舅。这个有着精湛手艺的大气匠人得到了我姥姥的赏识，将母亲许配给了他，那年父亲已经三十一岁了。母亲说，婚后三天回门，等她从娘家返回时，家里很多东西不翼而飞。她以为遭了偷盗，父亲才告诉她，那些东西，甚至结婚的被子，都是借的。母亲大哭一场，擦干眼泪，收拾残局。在母亲的料理下，这个小家一点一点充实。
传统型的父亲信奉男主外女主内，他把赚来的钱都交给母亲安排生活，家里渐渐地有了积蓄。日子好过了，抗日胜利的消息也令人振奋。父亲开始谋划衣锦还乡，他不顾母亲的反对，把家当变卖，买了台照相机。按父亲的筹划，一路上帮人拍照挣钱，再加上家里的积蓄，足够回乡买块地了，从此就可以在故土过上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安稳日子了。可是被回乡念头缠绕的父亲忽略了一个极其重要的事实：彼时还是兵荒马乱。
母亲回忆说，一路上风险迭出。先是照相机被没收，父亲差点被当作间谍抓起来；接着身上的钱被抢劫一空，只有母亲塞在袜筒里的一点幸存了下来；还有在过大梁（音）河时，遇到了飞机轰炸，母亲抱着哥哥悬在残存的桥栏杆上，脚下是咆哮的河水……
历尽风险，一贫如洗地回到了老家，冀中平原上的一个村子。在家的人都用一种蔑视的眼神对待母亲，因为在城市长大的她干起农活笨手笨脚。父亲也不会干农活。时日不多，要强的父母亲苦挣苦熬仍无法维持生计，只得又一次背井离乡，回到抚顺市。
父亲的坟不大，周遭都是干枯的酸枣棵子，已经有几个人在那里砍了。这几个人都是男性，有青壮的，也有年老的。穿着青黑为主、年纪大的都用白毛巾包着头，就像地道战里的乡亲们一样。婶娘跟我们一一介绍，这个是哥，那个是叔，全都憨憨地笑着。一个叫蛋儿叔的矮个子老者，拉着我直抹眼泪。婶娘也擦着眼角的泪花说：你蛋儿叔跟你爸最好，要不是他爹就这一个儿子，他早跟你爸跑了……
祭奠之后，婶娘带着我们走访乡邻。听着那生疏却亲切的乡音，述说着父辈的记忆……
祖母在父亲8岁那年亡故。姑姑之下是兄弟三人，父亲居长。
二叔一直在老家，娶妻生子。机智活络的他是村里的抗日村干。开门是维持会会长，支应糊弄鬼子，关门是村支书，组织乡亲们支援八路军。解放后，举家迁到石家庄，不久就因脑溢血去世了。
三叔很小就当了小八路。从参军，到抗美援朝，一直到解放后转业回石家庄，他一直在吕正操将军的麾下。
我们家与三叔一家的关系，在叔叔退役前是很密切的。叔叔的两张嘉奖令，一张是林彪签署的，一张是吕正操的亲笔，全部镶裱在镜框里。林彪坠落蒙古温都尔汗，嘉奖令不见了，镜框里换成了我们兄弟姐妹们的各色照片。
父亲在世时，最爱唠叨的就是叔叔立功受奖，部队把父亲接了去参加庆功宴，吕正操将军亲自敬酒。其实，据母亲说，接父亲到部队上，并且如此隆重，还有另一层原因，这件事在后来的文革中差点毁了全家。
那还是抗日战争中，冀中平原战火正盛，时有八路军战士被俘。这些被俘的戰士统统被日寇押运到东北做劳工挖煤。为了搭救这些人，三叔奉命安排我父亲做了警察署长。父亲虽然没什么文化，但是为人豪爽，且自小就在抚顺市做工，人脉熟悉。在父亲的努力下，救出了不少人。记得母亲最常说的是一个姓张的，为了救他，父亲把家里所有值钱的东西都变卖了，连母亲唯一一件首饰——一枚镏金银戒——也卖了。被救走的人，后来没一个回来看看的。而父亲也从未为此居功，他认为这是帮中国人的忙，是为弟弟办事，脑子里压根没有什么政党的概念。
父亲的倔脾气是河北人的典型标志，为人耿介的他得罪了不少人。文革时就有人借此事整父亲，说他是伪警察署长，是汉奸。父亲被抓后，百口莫辩。幸亏部队、老家地方政府都出面证实，才免于毁家之虞。
在这里应该提到一个略带传奇的故事，那也是我们举家南迁的契机。1974年秋，父亲去河南哥哥家探亲。家住三楼，一楼住着哥哥的同事。一次，父亲下楼乘凉，同事招呼在窗前坐坐。闲聊时，同事的父亲在房间里招呼儿子，父亲听到了，站起来就进了他家，哥哥和同事感到纳闷，就随着进去。只见两位老人面对面站着，互相端量，半天，互相一指：你，是你！
原来，同事的父亲就是父亲当年搭救出来的抗联战士，得救后，他一路东藏西躲，逃回了老家。直到解放后才又参加工作。由于那段说不清的历史，文革中也被关押了若干年，获释后随儿子落户到这个中央直属企业。
两位老人相对落泪，那段历史终于可以说清楚了。数日后，父亲揣着一纸证言回到了抚顺。转过年，也带着全家动迁到了洛阳。那位叔叔也姓王，家中最小的女儿长我一岁，我和她在一个学校读书，成了好朋友，直到现在。
细细回忆，经历丰富的父亲应该是个没有大志的人。母亲说，解放后，父亲有过两次极好的机会进身官场，他都不屑地放弃了。一次，是部队出面送父亲进修学习，因为他文化太低，还给配备了专门的辅导老师。可按父亲的话说，是活受罪，弄个小丫头整天看着。他坚决不干就回来了。第二次，是由于在生产工艺上有了发明创造，单位把父亲送去进行技术培训。这个倒是他乐意的，就去了。结果又是因为文化课学习，触犯了父亲的倔脾气，结果依旧是不领情地打道回府。他固执地认为，工人凭手艺吃饭，文化有什么用。对于母亲积极参加街道的扫盲班学习，父亲是极为不屑的。
所以，一直到退休，到离世，父亲都只是一个大字不识的普通工人。他的身份就是八级木工，是我们兄妹五人的父亲。而在我的心中，全然没有母亲、婶娘、兄姊以及回乡时乡亲们所说的倔强、暴躁、严厉、不羁，他留给我的是宠溺、微笑，永远利落的衣着，以及精湛的手艺……
（作者单位：江苏省南京市栖霞区尧化门区实验小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