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往事中的父亲》王霞散文赏析

那一年重返北国故园,经由北戴河,抵临天下第一关——山海关。

登上城楼,凝眸城墙内外,默然心痛。我知道,脚下的这座城楼镌刻着无数人深深浅浅的记忆。

一脚关里,一脚关外。

一脚祖辈,一脚子孙。

我依稀看到,十来岁的父亲,抿紧了嘴角,跟在陌生人的身后,匆匆走过这座关城,没有回头,没有留恋。

多年以后,父亲的眼里满是怀念、渴望,年迈病中,数次蹒跚懵懂地想要走出家门……固执地要回那个土墙茅舍的家,这是怎样积久成殇的疼痛啊。

父亲这样的,有一个专属名词:闯关东。他曾无数次在与徒弟们聊天时,提到这个字眼。彼时,我尚不谙世事。父亲亡故,这个字眼也随之消失。母亲年迈,父亲成了我们母女永恒的话题。父亲的往昔,才结合着我那被唤醒的记忆,一点点清晰起来。

我来到这个世上的时候,父亲已经53岁了。之后的岁月,父亲只陪伴了我短短的12年。据母亲说:父亲是个脾气暴躁的人。然而我的印象中,清癯的父亲一直是微微笑着的,以至于我清晰地记得那两道法令纹。

父亲患有高血压,这个家族的男人少有活过70岁的。我尚小时,父亲中过一次风。那一天我放学回家时,父亲已经在家里了。他的嘴有些歪斜,说话不清,动作蹒跚。从那一天起,每天晚饭后,都见母亲在大锅里熬中药。一大锅,倒在洗澡用的大铁盆里,里面放一张小凳,然后扶着只身着短裤的父亲坐进去,外面用大大的塑料布包起来,只把头露在外面。父亲在热气的熏蒸中表情先痛苦而后舒展。等水温略凉,母亲就用药汤、药渣替父亲擦洗。就这样,父亲在母亲的自行调治下,渐渐康复,一切如初。

这样的幸运并没有一直伴着我们。父亲在66岁那年再一次病倒。这一次正逢唐山大地震。我们虽然远在淄博,却也感受到大震的余威。简陋的地震棚里没法子熏蒸洗,母亲只得依赖医院延医用药,可惜医院也人满为患,压根住不进去。

父亲临终前终于住进了医院,母亲在医院衣不解带地照顾他。一个深秋的寒夜,很久没回家的母亲回来了,带上了我和姐姐,去到了医院。我看到了抢救室病床上的父亲。他已经去了……

1982年的清明,我第一次踏上故乡的土地,祭奠父亲。

我记忆清晰:冀中的乡村大路是黄澄澄的土路,一阵风儿过,就是一阵烟尘。印象中,路旁的两排高大的白杨,新叶已经长出了,那种嫩嫩的新绿彰显着春天不可抗拒的力量。这种新绿嵌入我的眼中、心里,成为故乡的象征……

对于父亲和老家的许多了解都来自于母亲断续的回忆——

父亲八岁丧母,自幼学艺,十来岁独闯关东。做一手好木匠活的他,大方豪气,挣得多花得快,也一直没有成家。后来,在抚顺做工时,结识了我的舅舅。这个有着精湛手艺的大气匠人得到了我姥姥的赏识,将母亲许配给了他,那年父亲已经三十一岁了。母亲说,婚后三天回门,等她从娘家返回时,家里很多东西不翼而飞。她以为遭了偷盗,父亲才告诉她,那些东西,甚至结婚的被子,都是借的。母亲大哭一场,擦干眼泪,收拾残局。在母亲的料理下,这个小家一点一点充实。

传统型的父亲信奉男主外女主内,他把赚来的钱都交给母亲安排生活,家里渐渐地有了积蓄。日子好过了,抗日胜利的消息也令人振奋。父亲开始谋划衣锦还乡,他不顾母亲的反对,把家当变卖,买了台照相机。按父亲的筹划,一路上帮人拍照挣钱,再加上家里的积蓄,足够回乡买块地了,从此就可以在故土过上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安稳日子了。可是被回乡念头缠绕的父亲忽略了一个极其重要的事实:彼时还是兵荒马乱。

母亲回忆说,一路上风险迭出。先是照相机被没收,父亲差点被当作间谍抓起来;接着身上的钱被抢劫一空,只有母亲塞在袜筒里的一点幸存了下来;还有在过大梁(音)河时,遇到了飞机轰炸,母亲抱着哥哥悬在残存的桥栏杆上,脚下是咆哮的河水……

历尽风险,一贫如洗地回到了老家,冀中平原上的一个村子。在家的人都用一种蔑视的眼神对待母亲,因为在城市长大的她干起农活笨手笨脚。父亲也不会干农活。时日不多,要强的父母亲苦挣苦熬仍无法维持生计,只得又一次背井离乡,回到抚顺市。

父亲的坟不大,周遭都是干枯的酸枣棵子,已经有几个人在那里砍了。这几个人都是男性,有青壮的,也有年老的。穿着青黑为主、年纪大的都用白毛巾包着头,就像地道战里的乡亲们一样。婶娘跟我们一一介绍,这个是哥,那个是叔,全都憨憨地笑着。一个叫蛋儿叔的矮个子老者,拉着我直抹眼泪。婶娘也擦着眼角的泪花说:你蛋儿叔跟你爸最好,要不是他爹就这一个儿子,他早跟你爸跑了……

祭奠之后,婶娘带着我们走访乡邻。听着那生疏却亲切的乡音,述说着父辈的记忆……

祖母在父亲8岁那年亡故。姑姑之下是兄弟三人,父亲居长。

二叔一直在老家,娶妻生子。机智活络的他是村里的抗日村干。开门是维持会会长,支应糊弄鬼子,关门是村支书,组织乡亲们支援八路军。解放后,举家迁到石家庄,不久就因脑溢血去世了。

三叔很小就当了小八路。从参军,到抗美援朝,一直到解放后转业回石家庄,他一直在吕正操将军的麾下。

我们家与三叔一家的关系,在叔叔退役前是很密切的。叔叔的两张嘉奖令,一张是林彪签署的,一张是吕正操的亲笔,全部镶裱在镜框里。林彪坠落蒙古温都尔汗,嘉奖令不见了,镜框里换成了我们兄弟姐妹们的各色照片。

父亲在世时,最爱唠叨的就是叔叔立功受奖,部队把父亲接了去参加庆功宴,吕正操将军亲自敬酒。其实,据母亲说,接父亲到部队上,并且如此隆重,还有另一层原因,这件事在后来的文革中差点毁了全家。

那还是抗日战争中,冀中平原战火正盛,时有八路军战士被俘。这些被俘的戰士统统被日寇押运到东北做劳工挖煤。为了搭救这些人,三叔奉命安排我父亲做了警察署长。父亲虽然没什么文化,但是为人豪爽,且自小就在抚顺市做工,人脉熟悉。在父亲的努力下,救出了不少人。记得母亲最常说的是一个姓张的,为了救他,父亲把家里所有值钱的东西都变卖了,连母亲唯一一件首饰——一枚镏金银戒——也卖了。被救走的人,后来没一个回来看看的。而父亲也从未为此居功,他认为这是帮中国人的忙,是为弟弟办事,脑子里压根没有什么政党的概念。

父亲的倔脾气是河北人的典型标志,为人耿介的他得罪了不少人。文革时就有人借此事整父亲,说他是伪警察署长,是汉奸。父亲被抓后,百口莫辩。幸亏部队、老家地方政府都出面证实,才免于毁家之虞。

在这里应该提到一个略带传奇的故事,那也是我们举家南迁的契机。1974年秋,父亲去河南哥哥家探亲。家住三楼,一楼住着哥哥的同事。一次,父亲下楼乘凉,同事招呼在窗前坐坐。闲聊时,同事的父亲在房间里招呼儿子,父亲听到了,站起来就进了他家,哥哥和同事感到纳闷,就随着进去。只见两位老人面对面站着,互相端量,半天,互相一指:你,是你!

原来,同事的父亲就是父亲当年搭救出来的抗联战士,得救后,他一路东藏西躲,逃回了老家。直到解放后才又参加工作。由于那段说不清的历史,文革中也被关押了若干年,获释后随儿子落户到这个中央直属企业。

两位老人相对落泪,那段历史终于可以说清楚了。数日后,父亲揣着一纸证言回到了抚顺。转过年,也带着全家动迁到了洛阳。那位叔叔也姓王,家中最小的女儿长我一岁,我和她在一个学校读书,成了好朋友,直到现在。

细细回忆,经历丰富的父亲应该是个没有大志的人。母亲说,解放后,父亲有过两次极好的机会进身官场,他都不屑地放弃了。一次,是部队出面送父亲进修学习,因为他文化太低,还给配备了专门的辅导老师。可按父亲的话说,是活受罪,弄个小丫头整天看着。他坚决不干就回来了。第二次,是由于在生产工艺上有了发明创造,单位把父亲送去进行技术培训。这个倒是他乐意的,就去了。结果又是因为文化课学习,触犯了父亲的倔脾气,结果依旧是不领情地打道回府。他固执地认为,工人凭手艺吃饭,文化有什么用。对于母亲积极参加街道的扫盲班学习,父亲是极为不屑的。

所以,一直到退休,到离世,父亲都只是一个大字不识的普通工人。他的身份就是八级木工,是我们兄妹五人的父亲。而在我的心中,全然没有母亲、婶娘、兄姊以及回乡时乡亲们所说的倔强、暴躁、严厉、不羁,他留给我的是宠溺、微笑,永远利落的衣着,以及精湛的手艺……

(作者单位:江苏省南京市栖霞区尧化门区实验小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