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数条纵横交错的阡陌，连同那一片低低矮矮的山丘，曾经和父亲亲密无间六十多年光景，于父亲来说是极富感情的。无论是随风摇曳的庄稼还是汩汩流逝的小溪，在父亲的眼中，都是熟稔的风景。望着日益荒废的田园，父亲既辛酸又无奈。他时常颤巍巍地彳亍在田间地头东望望西望望，正如著名作家格非在他那部长篇小说《望春风》结尾中的一段话：“我朝东边望了望。我朝南边望了望。我朝西边望了望。我朝北边望了望。只有春风在那儿吹着。”父亲多么希望沉寂的田野欢呼起来，到处都是乡亲们忙碌的身影。他多么想回到从前，参与大伙儿扛锄头搬犁耙在先人留下的田地上辛勤的耕作，过着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田园生活，虽累但日子充实。听母亲说，前些年，他竟然不听母亲的劝告，搬起一把锈迹斑斑的锄头在已长满野草的田地不停地挖着，终因元气大伤在床上躺了半个月光景，他不时地在床上叹息：“对不起列祖列宗，那么好好的良田都给败了。”

其实父亲并不是个纯粹的农民。早在1939年谷雨过后，年仅15岁的父亲就进入了国民革命军第73军。那时日本鬼子已打到慈利县岩泊渡了，直逼国民党陪都重庆，中国即将走向灭亡的关键时刻，血气方刚的父亲那年本来是考取县一中的，但他毅然放弃学业，他对我曾祖父说，家族振兴得再繁荣，如果受制于鬼子，忍辱偷生不如战死沙场。曾祖父见我父亲主意已定点点头，默许父亲这一重大决定。祖父被熊匪杀害时不到三十岁，曾祖父曾一度将他的孙子我的父亲作为覃家的希望和未来。在我父亲从军的第二年，曾祖父、曾祖母相继去世。

父亲1939年投奔到驻扎在慈利县国民革命军第73军15师45团，被编入通讯排。父亲同新兵训练三个月后即随作战部队奔赴前线，在北临石门、东依临潭、南接桃源的五雷仙山同日本鬼子决一死战。血战一个星期后，敌我双方都遭到了重创。日军见73军消灭了他们的一个师团恼羞成怒专门从湖北调来两个精锐师团梦想将73军全部消灭，他们视73军为眼中钉肉中剌，不彻底消灭就无法加快占领全中国的步伐。在生死危急的关头，73军不停地改变战略战术，最后用麻雀战术将鬼子拖入桃园七家河西尖山，随后，73军军长汪之斌下令手下的将士们在山脚多处放火烧山，火势借东风之力迅速朝山顶蔓延烧伤鬼子无数，大败日军，但73军在这次常德保卫战中同鬼子血战12昼夜，元气大伤，死亡人数高达13700余战士，尸首遍野，血流成河。后来，部队曾多次遭到整编。父亲虽负重伤但大难不死。之后，父亲又随部队参加了长沙会战、湘西剿匪等十多场战役，出生入死。1943年5月担任谷水团部班长。将军汪之斌因是湘西人特别器重我父亲，同年6月推荐父亲进入时任校长、国民党国防部长何应钦所主事的武冈中央军事学院学习。三年过后，父亲从军校毕业，正是施展军事才华委以重任之时，但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投降，同年年底，器重父亲的汪之斌因丟失密电本被蒋介石凉拌在一旁。再说，自日本投降后，蒋介石为一统江山，从合作改为一边谈判一边摩擦了。此时的父亲已厌倦了战争，尤其是残害自己的同胞，父亲既然改变不了残酷的现实，他唯一要做的是放弃战争，他先后擅自脱离73军、20军和18军，后被国民党后勤总部收编。之后编入71军。1949年国民党湖南省主席程潜请示国民党高层补充三个军，即71军、26军和102军后，又全部编入71军。程潜早已不满蒋介石残杀同胞的罪恶行径，补充三个军是为起义作先期准备的。果不其然，同年8月5日，以程潜、陈明仁为首的71军在长沙南湖巷揭竿起义，后又带部队解放广西。同年该部队编入由林彪、罗荣恒领导的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四野战军。父亲进入该部队47军87师警卫连任排长，正当前途一片看好之时，父亲得了一场疾病暗然离开了历经十年的军旅生涯解甲归田。如果不是这样，父亲的人生会有另外一番风景。但世界上没有太多的如果，只有命运的安排。正如我母亲所说，吃尖碗、平碗是上天注定的。

1950年8月2日，父亲回到谒别近11年的家，此时的家人只剩下奶奶和叔叔。父亲归来的第二年当了村长，后又到村小教书，奶奶仿佛看到了希望。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因父亲是个正直仁义之人，也许是他孤傲的个性为他的人生带来诸多不确定性，再说他曾经是国民党的一名军官，在新中国土改、四清、文化大革命等一系列政治运动中残遭迫害，致使整个家庭因他而陷入无穷尽的困境之中，给他的后代带来了永不消失的阴影和心灵的创伤。有一次父亲挨整后心灰意冷，他在夜里趁家人熟睡之际，取了一副箩筐索子准备悬梁自尽，将头伸进事先备好的圈套，然后狠狠地踢翻凳子……母亲那夜看父亲的情形不对劲，并没睡着，她听到响声急忙起床在堂屋里抱着瘦得不足90斤的父亲，替他解开绳索，然后把他放在靠背椅上。

父亲嚎啕大哭，母亲也跟着泪水涟涟。

1966年5月，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开始了。第二年，旷日持久的运动又把父亲推到风口尖浪，接收再教育。这年的4月份，县文革领导小组组长在我们那个集镇上召开万人批斗大会。组长站在临时搭建的台子上，左手臂带着红袖套，左衣上口袋上挂着金光闪闪的毛主席侧面头像，左手拿着一只擴音喇叭放在嘴边，高举右手高呼：“我们坚决打击覃湘这个国民党狗特务，让他永世不得翻身！”

革命群众和红卫兵跟着欢呼。

在合作化期间，大队干部以不擅驶牛为由，将父亲驱逐到深山老林开荒砍草。父亲一人在老界上种苞谷，待苞谷成熟时，山上猴子成群结队，野猪等其他野兽也不甘落后，肆无忌惮地侵占父亲的劳动果实，一季下来不但完不成规定的任务，反而欠下大队不少债务。一家的吃喝就全靠母亲瘦弱的身躯，其贫穷的程度可想而知。记得我四岁那年，生产队年底分猪肉和粮食，给我家只分不到一斤猪肉，粮食也就两百多斤。过年时，父母亲把肉全部埋在我们五姊妹的碗底。父亲看着我们很心疼，大年初一拿了一杆猎枪上山打野物，险些被野猪吃了。

粮食不够吃怎么办？父亲自有他的办法，为了养活全家，父亲不得不上山挖野葛。大葛一般长在人迹稀少的深山里，父亲顺藤找葛，每次都能挖上一柴背。他把每天挖的葛根叫母亲削去皮，放在木槽里用木锤捣碎，然后用白纱布包起，放在筛子里用水反复淘洗，洁白的葛浆就源源不断地流到大木桶里。葛粉分为两层，上层为蒸粉，下层为葛米。蒸粉白细而粘性强，营养价值很高。父亲说他吃不惯蒸粉喜欢吃底层的葛米。父亲用他的勤劳养活了全家。父亲的那年月活得够累。听母亲说，有一天，父亲到外地烧石灰，没有掌控好火候，再说，石灰岩含灰不够，烧出来化不了多少灰，父亲不仅没赚到钱反而欠了不少煤钱，而煤钱又是大队先期垫付的。年底了，父亲还不了那笔钱，大队干部在一天中午带人拆了我家的板壁，只留下一间遮风雨的屋子。望着其他两间空荡荡只剩下木架子的“屋”，父亲坐在石凳上放声痛哭。后来，父亲利用工余时间在山上砍了几捆山竹回来做成竹壁，然后用富有粘性的黄泥巴掺入稻草秸糊上，全家才有个较为宽敞的住房。

土地责任到户后，按人头我家分得七亩梯田，九亩山地及一大片山场。在分田时，父亲为了生产方便要了土寨子下一大片梯田，把抓究得来的零散沃肥良田让给了别人。看到连成一片的田地，父亲着实高兴了一阵子，全家再也用不着挨饿了。那时，父亲起早摸黑，整天乐呵呵的，虽累但快乐充实。几年下来家里慢慢地改变穷的面貌，每年的粮仓都是满满的，仓里还挂着不少腊肉。逢年过节，我们有了较多的吃货，母亲磨豆腐、做甜酒、做粑粑、扯蕃薯糖和米糖，日子过得越来越滋润。更重要的是，1985年之后，父亲彻底平反，全家直起了腰杆，再也用不着低三下四顺眉顺眼的看他人眼色做人做事。二姐、三姐顺理成章的上高中上大学成为国家的工作人员，父亲逢人说话有了底气。

十多年前，随着国家退耕还林政策的普及，我家分得的十多亩山地全部栽了杉树。每年，国家还补助几千元粮食补给款。父亲逢人便说，国家真是好啊！不仅取消了农业税还倒贴给咱老百姓。好日子盼来了，国家相关政策倾向农村，精准扶贫，让每一个庄稼人都能过上好日子。国家越来越看重农民，农民种粮的积极性高了。很多外出打工的青壮年陆续回归，承包山地栽果树，生产有机粮食，放养家禽家畜。靠近风景区的农户办起了农家乐。昔日荒废的田地又重新生机盎然。美好的田园风光像一幅幅色彩斑斓的油画作品，吸引眼球。庄稼人从社会的最底层逐渐迎得都市人的尊重，社会地位提高了。随着打工人员返乡，沿海及内陆城市的工厂招工都成了问题，务工费的提高迫使不少工厂转型，从粗加工到精加工，尽量减少劳资成本。外出打工将不再是庄稼人最好去处。可不，家家户户通电通车路通自来水接网线，农民可以在自家通过互联网销售农产品。2016年杭州召开G20峰会，93岁的父亲端端正正坐在电视台旁观看现场直播，他很遗憾地告诉我如果能让时光倒流到50多岁，他还可以利用互联网做生意。

父亲的暮年是幸福的，党和政府密切关心他的饮食起居，他是我们那里唯一健在的抗日老兵，爱心联盟及社会相关人士经常对他嘘寒问暖，送钱送物，每个月还能领近千元生活费，弄得父亲整天乐哈哈的，像个小孩似的甜蜜蜜，幸福得不行。去年的除夕之夜，他还高声唱着《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这首振奋人心的名歌。

有一次，父亲告诉我他要争取活到一百岁，看到中国更多日新月异的变化。我对他说，您老人家能活到一百二十岁。父亲听后，乐开了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