站在这里，我猛忆起，二十七年前的一天晚上，我接到哥哥发来的母亲病危的电报，第二天带着妻儿往老家赶，一路上想，母亲可能躺在病床上起不来了。但一进胡同，看到五服以内的兄妹、侄子、侄女们穿着白鞋，我明白母亲已经过世。我慌忙往母亲住的北屋跑，想看母亲最后一眼，可是不见母亲躺在病床上，她的床空了，整个屋子都空得吓人——国家刚推行火葬，而父亲要土葬母亲，如果停棺时间长，怕乡里知道后阻止，就倉仓促促地把母亲埋进了公墓。
没有了母亲的那种空，那种虚无，把大块的惶恐、悲痛、绝望，永远地烙在我的记忆里。
现在，我眼前又是那样一块白色的空和虚无。我的村庄匢囵着消失了，连废墟都不存，一点痕迹没有了，旧址上长出了小麦，小麦已经一拃多高，绿油油的麦苗荡漾着圈圈涟漪，把往昔所有的故事覆盖在下面，如果不是在这里生在这里长，熟悉周围的风物和气味，你绝对不会想到这里曾有过一个村庄。
在路边呆了一会儿，我顺着一条麦畦缓缓地往里走，两脚陷在松软的泥土里，越发沉重。虽然我听说城镇化的热浪席卷我的小村，乡亲们都住上了社区新楼的事，可是眼前的情景还是让我难以接受。
突然，我的目光被什么扯去——麦田里孤零零地立着一棵大树。啊，它不就是村子中间那棵老槐树吗？这棵老槐树又给了我方位感，村子的模样浮现出来，纵横的街道，一排排红砖瓦房，小卖部在什么方向，池塘是哪个位置……它们都活了起来，额上抹着霞光，头顶飘着炊烟。
我像见到久别的亲人，趔趔趄趄朝着老槐树奔去。
老槐树是这个平原小村前世今生的见证，也几乎是它的别称，方圆百里的人来我们村，不说东闸子庄的村名，而说到老槐树那里。这棵树有来历，传说，当年李家兄弟二人从山西洪洞县老槐树下出发，捡了一把槐树种子揣在怀里，来到渤海滩荒洼种下，又在一旁垒土屋住。从此生子育孙，形成了一个村庄；树抽叶展枝，悄悄地触摸天空。槐树和村庄一起长，一起经历磨难，灾荒年人们吃光了粮食，吃光了野菜，吃光了豆秸、麦糠，再吃什么呢？树就把叶子、皮献出来。本来干旱让树也面黄肌瘦，它们也在苦苦挣扎，但它们宁愿牺牲自己也要养活人。刀、铲一下一下刮树皮，疼得抽搐也挺着，不哭不叫。皮刮得狠的树都死了，只有这一棵，许是长在大队部门口，社员们得敬它三分、手下留情的缘故，才幸运地躲过一劫。
我小时候最喜欢到老槐树下玩了，它的根部有一个很大的树洞，里面能藏三个人。小娃娃们钻进去，都不敢说话，屏住呼吸，有怦怦的声音，那是树的心跳吗？我们感到神秘得很。这棵树半边身子糟烂了，可是它的枝叶却很茂盛，像一团绿色的云，下面一块巨大的阴凉地不漏一丝阳光，黑沉沉的。夏天走路，被太阳晒得发了蔫，一到这阴凉里就有了精神。晌午头这里聚了很多伙伴，弹琉璃蛋、打三角。阴凉地中央还有一个老人，三奶奶，她老是吃完午饭就来，拖着旧草席子，躺下打盹，任她的小孙子呀呀着在腿上爬。我们吵嚷她也不管，有的孩子被打哭她也不抬头撩一眼，头发一直那么散在地上，像一把白麻坯。我们背后都叫她“白毛女奶奶”。
农历五月，老槐树开花了，簇簇淡黄色的花从层层叠叠的叶丛中冒出来，圆鼓鼓的树冠镶着金边，很是好看。不过乡亲们一般是不让槐花盛开的，他们要采集花蕾，制作槐米茶。汉子和媳妇搭档，母亲喊着闺女，一对一对来到树下，一人举起绑有铁钩子的长杆往下钩，一人铺开篷布接。一大包花蕾股杈背回家，捋净，晒干，变成半簸箕金黄麦粒儿样的槐米。把它炒熟，用瓶子装好，喝水的时候捏一撮放在杯里，水橙黄色，抿一口，顿觉清爽许多。槐米茶能败火，家家都会制，但大伙儿公认槐花嫂子炒制得最好。槐花嫂子是百里挑一的俊女人，高挑个儿，大眼红唇，常穿一件米黄色短袖衫，从你身旁走过带着一缕暗香，这样的女人制的槐米茶能不好吗？尤其是槐花嫂不仅有一双干啥活都磨不糙的润玉似的手，心地也善良，东邻西舍槐米茶用完了，向她讨要，她总是笑吟吟地给你包好递上。就是那些醉翁之意不在酒，借讨茶来和她搭讪甚至说轻佻话的人，她都能以礼相待。四十年前我在家乡劳动，没少喝槐花嫂子的槐米茶，喝着那么美。到城里工作，我又喝龙井、乌龙、铁观音和金骏眉，没想到这一比，惊讶槐米茶实属茶中的次品（如果它也算一种茶的话），实在是不能和上述名茶相提并论，完全不像我们夸耀的那样。前年夏天回故乡，在街上碰见槐花嫂，她虽然额头有了皱纹，但眉眼间的秀气仍掩不住（如果是对城里人就用“风韵犹存”来形容她了），她拉我到她家坐坐，临走还特意送给我一包槐米茶。可返城后我拿出来泡了一杯，简直不能下咽了，它其实香味很淡很淡，而且喝下去剌嗓子，喝多了还伤胃。我有些不明白：我的乡亲们为什么祖祖辈辈喜欢喝这种茶？
槐花花蕾是采不尽的，你采得多么厉害，老槐树还是满树花。这些花结的果实叫槐铃铛豆子。秋后，槐叶凋零，一串串槐铃铛豆子擎在枝头，阳光下闪着点点金光。槐铃铛豆子也可以制茶，也可以制成食品。制食品工艺很复杂，先放在水里泡，泡掉皮，泡掉苦味。那苦味来自骨头里，除去并不易。泡三七二十一天，再上锅蒸，放上盐，就可以吃了。豆子四周有厚厚的肉，嚼起来粘溜溜的，别有一种味道，那个年月它就能给人们解馋。今天也还有人好这一口，老辈里的习惯改不了。而如果进行“深加工”，把蒸熟的槐豆裹上面，盛在浅簟子里凉、捂，发酵好了，掺进切好的白菜疙瘩、萝卜丁里，一碗槐豆做了一大缸豆豉咸菜，一家人能吃一个冬天。所以槐铃铛豆子一成熟，人们又来抢收了，最积极的要数三奶奶，这个老婆婆一年到头睁不开眼，迷迷糊糊，在生产队里干活不是咋呼腰酸，就是喊胳膊疼，可是这个时候，她两眼瞪起来，腰也挺得绷直，走路脚跟捣得地咚咚响。每年第一个来到老槐树下的是她，抢得最多的也是她。槐铃铛豆子不是生产队的庄稼，生产队的庄稼是不许随便拿回家的，槐铃铛豆子却能任意拿，三奶奶就瞅准了它，这个便宜不沾白不沾。
这时节，我们这帮野小子也高兴得像过年，在槐树底下抢槐豆，打打闹闹。我们不用钩竿，我们发射石头、砖头“炮弹”，击落“敌机”。有供“弹药”的，有“高射炮手”，一声号令，万“弹”齐发。而杀伤力最强的要属大憨哥那今天想来堪称巡航导弹的“新式武器”——那不过是一根掉了小镢子头的镢柄棍子，可到了大憨哥手里就不寻常了。大憨哥黑不溜秋，粗胳膊粗腿，一身蛮劲，他扔出去的镢柄棍子仿佛一只大鸟，在树梢上扑棱棱扇动翅膀，槐铃铛豆子便像金雨一样哗哗抖落。我们先是抱着头跑开，又一哄而上捡拾。大憨哥憨憨地笑着，听凭大家抢，他从来不独占，他的乐趣就是把镢柄棍子扔得绕着树冠翻飞。长大之后的大憨哥也是这样为人，他不惜力气，常常光着膀子帮人拉土、脱坯、盖屋、砌猪圈。自己的地也种得不赖，前几年他又和媳妇养鹅，鹅棚粪便的臭味熏得人不敢张嘴，他却站在门口憨憨地笑，大声地和路过时仓皇逃窜的人打招呼。养鹅让他发了点小财，有一天一个朋友捂着鼻子钻进他的鹅棚，拉他参与高息借贷，他心实，把存折全掏给朋友，可是后来民间借贷链条断裂，朋友失联，找不到人，他的二十万元等于蒸发了。老婆一气之下和他离婚，他受不了打击，成了疯汉，天天蹲在坍塌的鹅棚前，张着大嘴憨憨地笑……
暮色渐渐浓了，田野空旷、沉寂，暗灰无声地铺展到天边。我来到老槐树下（就像一个流浪的孩子回到老爷爷身边），我不知道跟它说些什么好。自母亲去世，我回来的次数少了；没了村子，我就真的无处可回了，我将被“沦”为一个没有故乡的人。满腔的忧伤往外漫溢，不能自制。我轻轻抚摸它，手在颤抖，它中空的躯干只剩一层老皮，要不是一根铁条箍着可能会散了架。它确实很老了，但我分明感到，它的心没有死，它要倔强地活下去，干黑的枝条虽然还没发芽，却已透出绿意，用不了两场春雨，它又将一树新叶，婆娑起舞——我的心却更加悲凉。
所向披靡的推土机、铲车凶猛地扑倒那些房屋顷刻把整个村庄夷为平地。那是一场摧枯拉朽的战争，一场荡涤一切的风暴，一片瓦、一块砖都不留，可是钢铁巨臂在伸向老槐树的瞬间却软了，缩回去了。我多么感激它，我想象着那个感人的场面，一遍遍默念“行善积德，行善积德”，不管怎样，我要向这份善致敬！
急急奔来没注意，等回过神，才发现老槐树树干、树枝上缠着、垂着一缕缕红布条，就像浮来山那棵被人们尊为神的三千岁银杏树身上披红挂彩一样，这可是过去不曾有的。凝神注目，我又发现，树干一人多高的地方，钉着一个长方形铁牌，上写： “东闸子庄”，下面还有一行小字： “洪武年间立村，公元二零一五年卒。”我喟然长叹，只觉喘不过气来……
补记：到了哥哥家，嫂子对我说，村子拆迁，这块地归了政府，本来老槐树也得连根拔掉，可是那天全村老老少少都来了，团团地把它护住，不须挖掘机靠近，有些老婆婆给当官的下跪、求情，这样才保住了老槐树。嫂子的眼里含着泪水，继续说，村子里什么都没有了，就剩下这棵老槐树了，人们认为老槐树就是早先养育了大伙、给了大伙痛苦和欢乐的村庄，过年的时候，大伙儿都到那里去，系上一条红布、红绳，一个意思是也让老槐树、老村庄过个新年，另一个意思是让它们保佑一家人平平安安，无病无灾。嫂子还告诉我，搬进楼房后，不叫“东闸子庄”这个名了，改叫同泰社区，“东闸子庄”这个村名只保留在老槐树树干的小铁牌上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