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1939年的春节刚过,一片生离死别的悲伤便在苏北马家荡蔓延开来。在灰蒙蒙的晨雾笼罩下,枯白的芦苇就是忧愤,洁白的雪花就是惨痛,苍白的荡水就是哀伤,而无数只灰色的野鹜在迷雾中穿越着,发出一阵阵凄冽的嘶鸣,想必就是报丧了。
这时,芦荡深处有一条小船正在整装待发。滩上岸边,一位如花似玉的美眷在抽泣呜咽着,两眼哭得像桃子似的,一步一回头地走上了水边的小船。就在这个当口,那位身材魁梧、一身戎装的将军,突然跪倒在滩边的茅草地上。那美眷也随之跪在了船板之上,又呜呜啕啕地痛哭起来了。
此刻,方圆百里的马家荡那一望无际的白色芦花,正在水天之间飘摇着死亡的预感。
将军抹去眼帘上的泪花断断续续地说道:“我马玉仁,在这块,给你赔罪了……当年,我强娶你,做了我的三姨太……今个是我与你的生死诀别,从今个起,我怕再也不能见到你,连个赔罪的机会都没得了……今个,我马玉仁,给你下跪赔罪,求你在我死后千万不要记恨我……”他的话还没有说完,就被船上的哭声打断了,三姨太再一次哭得死去活来。
早晨荡区的空气潮湿得很,随便抓一把都能够攥出几许水来。
“到了上海的法租界,你要跟着教书先生学文化,将来也好谋生过日子……我死之后,你要隐姓埋名,千万不要说是我马玉仁的婆娘,找个好人家改嫁吧……给你的金银,就算是我给你的嫁妆……”
马玉仁曾经用自己强占和贱买来的千顷土地从事田庄经营,后来还兴办过纺织厂和浴室等经济实体,获得过大量的资金。抗日战争爆发之后,他“毁家纾难,自费抗日”,卖光了所有田产,购买了大量的枪支弹药,建立起近两千人的抗日游击武装。此前,他通过盐帮的水上交通线,已经分别遣散了其他几位姨太太。今天,他又将三姨太送走,从而断了他抗战的后顾之忧。
这时,马玉仁抖擞起精神,整了整戎装,对三姨太说了最后一番话:“我必定战死沙场,今个,你就按照苏北给死人要磕四个头的乡风,也给我磕四个头吧,算是提前给我举办葬礼……”三姨太听他这么一说,又一次哇地一声号哭起来。从怀里掏出她昨夜亲手做的一个芦黄符,双手呈给马玉仁,说是给他护身,最后真的给马玉仁连磕四个响头。她磕完了头,全身发软,一下子瘫倒在生死诀别的悲伤之中。
马玉仁伫立滩头,手里紧紧握着芦黄符,望着三姨太呜呜啕啕地哭泣着,又望着小船起锚离岸,在早晨荡区那浓密惨白的水雾中慢慢地远去,不久便消失在浓雾和芦苇之间。
马玉仁铁青着大扁脸,许久地凝视着小船消逝的方向,半天才长长地叹了一口气。突然,他听到远方飘来三姨太唱的一曲淮调:“丈夫呀,你死得好惨呀……还留着一条青布衣襟,残骸都裹着模糊血影,最可叹是一箭穿心……”他知道这是古装戏《春闺梦》中张氏梦到丈夫战死的一段唱词。凄凄惨惨戚戚的淮调,被三姨太唱成了一半是哭一半是号。这流行于苏北一带的淮剧唱腔原本就是大悲调,在这种情形之下,就更加令人心碎了,就连野鹜也都跟着三姨太一齐低吟起来,在枯白色的芦苇荡上盘旋不散。
她唱到最后高声喊道: “上战场一定要戴上芦黄符呀!”
芦黄符是苏北马家荡一带流行的护身符,用马家荡里芦苇秆编织成一只六角形碗口大小的物件,上面请当地的道士画上一道驱鬼的黄符,这就能护身保命了。马玉仁队伍里的土匪每个人都有一道这样的芦黄符。
二
一场细雨,湿了一夜。
农历七月十五这天中元节,在苏北一带做鬼节,或者做七月半,是为非正常死亡的亲人招魂的日子。这一夜,没有月色的天空一直下着绵绵的雨雾,整个湖荡阴森森的,一片迷蒙。
一曲追思亲人的唢呐,引出四条招魂的船。第一条船上正在放着焰口,是在为阴间渴望饮食的亲人施食,一老道口吐火焰,众小道一旁助阵;第二条船上十几个和尚尼姑在念佛颂经,说是为野鬼超度亡灵;第三条船上正在焚烧纸钱、箔锭,施放饭团、馒头,他们在斋济孤魂;最后一条船上有两个人正在放河灯,将一只只纸扎的河灯点燃后放入水中,也将思念流放到水的尽头。
就在这抑扬顿挫的唢呐声里,一阵伤心欲绝、撕心裂肺的哭喊,从船上向四周扩散开去。只见得马玉仁端坐在第三条船上,一边哭喊着一边烧着纸钱:“我的亲儿呀……你死得好惨呀……全都是我害死你的呀……我对不起你呀……我对不起祖宗呀……”随着风雨不断摇摆的芦花也伴着他哭喊的节奏一起为他的儿子招魂。
这一天,夏末芦苇的秆头已经吐芽,墨绿的芦秆正当青春年少,秆上的芦叶丰腴翠绿,头上的芦芽正绽放着清香。然而,芦苇的这些青春,全都即将随着天气变冷而走向枯死,就像马玉仁的独生子那样,青春突逝。
马玉仁的独生子马益德是在1931年的农历七月十五这一天死的,到1939年的农历七月十五,已经整整八年了。自从儿子死后,每年的农历七月十五这一天,马玉仁都要为儿子招魂,也为他自己忏悔。
马玉仁,原名马曰仁,字伯良,1875年冬出生于阜宁县马家墩(今建湖县高作镇)的一个佃农家庭,早年读了几年私塾,十几岁就跟随父亲挑卖私盐,并且练成一身武艺。30岁时参加县里武考,名列全县第八。后来,他凭借着自己的一身武艺,逐步发展成为盐帮的老大,成为拥有大小船只几十条、帮手几百名、枪械几十支的贩卖私盐团伙的头目。1907年,他与官府缉私队公开对抗,结果打死了两名官兵,两江总督刘坤一传檄淮安府公开缉拿他。1908年,马玉仁经人介绍投靠扬州游击统领徐宝山,从此步入军界,一步一步地获得了军队的要职。辛亥革命爆发,马玉仁自告奋勇率队包打张勋的主力,最后凯旋而归;袁世凯复辟时,马玉仁率部剿灭沭阳、阜宁、东海等地土匪,三战三捷,袁世凯对他传令嘉奖;北洋军阀时期,他又打败了国民党人黄兴的部队,被北洋政府升为陆军中将,实授扬州游击统领。然而,正当马玉仁春风得意的时候,“五省联军总司令”孙传芳于1925年下令“解除马玉仁一切职务,部队解除武装,各回原籍务农”。马玉仁见大势已去,只得带领余部回到苏北马家荡落草为寇。这就是集盐枭、军阀和土匪于一身的马玉仁的人生履历。
也就是这个马玉仁,率三千兵匪对马家荡南的沙沟镇实行突然袭击,将全镇的财物洗劫一空。这次抢劫不但打死了二十多名镇民,掳走了几十名年轻的姑娘,还把沙沟镇的首富赵雪当做人质。后来,赵雪在送回沙沟镇的途中被杀,这就引来了官府对他的全面进剿。1931年农历七月十五日,马玉仁得知官府的水师前来围剿的消息之后慌忙北撤。也就是这一天,他的独生子马益德在仓惶逃窜的途中,“在小薛滩溺水而亡”。马玉仁痛哭流涕地说,他在临撤退之前,就是再慌忙也没有忘记将一个芦黄符挂在儿子的脖子上!
然而,儿子还是死了,芦黄符没能保住儿子的小命。从此,马玉仁便心灰意冷,他认定,自己作恶多端,上天才让自己断子绝孙。特别是,当时在编纂县志时,将“盐之军阀马玉仁冤杀乡人赵雪”载入县志之中,而这年马氏族内在修族谱时,又将马玉仁的名字删除,死后连马氏祠堂都不让进,这些事情使得马玉仁痛苦万分,也使他逐步认识到了自己过去的罪恶。每每想到这些,他便痛心疾首,长跪不起。因此,在抗战爆发后,他泪流满面地对他的三弟马玉怀说:“我过去罪恶累累,今天要求国家起用我去打日本鬼子,实在是为自己找个好死场啊!”
“好死场”是当地的一种习惯说法,意思是有一个好的死法。确实,对于65岁的马玉仁而言,打鬼子去战死沙场,便是他找到的唯一的能够让自己好死的人生收场了。所以,当三姨太将那个芦黄符双手呈送给他时,他的心里就已经打定了主意,自己只有以抗日之死来洗刷自己的罪过,自己肯定不会用那个芦黄符了。
阴郁的夜雨还在不停地下着,摇摆的芦苇还在不停地招魂,放焰口的木船还在前行,无数的河灯还在水面上不时地闪烁着暗光。这时,一只纸糊的几尺长的法船开始焚化,放射出一片耀眼的火光,将整个祭祀活动推向了高潮。
唢呐还在吹,夜仍在哽咽。
三
深秋的马家荡透露出一股股肃杀悲壮的消息。
萧瑟的西风将一望无际的芦花刮得向东倾倒而去,由芦花组成的海洋卷起一阵阵前仆后继的波澜,发出一阵阵苍凉浩荡的声响。有几株生长在湖水中央的芦苇,构成了一处孤独的近景,那细长的柴秆便是腰肢,摇摆的芦叶便是手臂,而洁白的芦花也就是一头白发了。它们孤零零地伫立于秋水中央,它们肯定知道自己的生命即将枯死,它们的身上也全都流露出无法掩饰的慷慨悲凉。马玉仁望着这几株芦苇,下意识地摸了摸自己已经花白的头发,觉得这芦苇便是自己的今生与后世了。
马家荡地处阜宁西南边陲,是苏北一片广袤的沼泽地。射阳荡、收成荡、沙庄荡、青沟荡在此交汇,荡滩连片,素有“八八六十四荡,马家荡是首荡”之称。这里沟河纵横,芦苇连天。因此,这儿是马玉仁的抗日游击纵队最好的藏身隐蔽之所。
在芦荡深处的一片野滩上,抗日游击纵队的将士们正在戎装列队,一面印有“苏鲁战区第一路抗日游击纵队”大字的战旗在月光下猎猎飘扬。将士们大多穿戴着长袍、短褂、瓜皮帽、青裹腿、大束腰,有的肩扛长枪,有的手握大刀,甚至还有的提着荡里打野鸡的火铳和打野兔的长矛。他们的脸色全都十分冷峻,他们全都知道自己必定跟着马将军一起战死沙场。
马玉仁威风凛凛地站立在一座土台之上,后面是一排全副武装的卫队,土台旁边是两个手提大刀的彪形大汉。高大健壮的马将军今天特意穿了一套国军的将服,微黑的大扁脸上长了几块老人斑,花白的胡须挂着潮湿的露水。别看他这年已经65岁,可武功高强,几个小鬼子都不能搏斗得过他。他的胸前佩戴着一只金链怀表,腰间挂着一把二十响木盒快机,裤袋里还藏着一把勃朗宁小手枪。这时,他伸出那条有垂手过膝之称的手臂,举起酒碗一饮而尽,然后对着全体将士大声说道:“天下兴亡,匹夫有责!今个正为男儿立志之时!吾老矣,吾尤将吾未亡之躯,奔赴疆场,马革裹尸,何所惧哉!”
抗日战争爆发之后,马玉仁专程赴重庆面见蒋介石,要求参加抗战、上阵杀敌,后来被任命为苏鲁战区第一路抗日游击纵队司令。1939年春,他回苏北途经兴化请其三弟马玉怀协理军务时,马玉怀劝他:“我们弟兄,枪又玩过,兵又带过,差点搞得家破人亡,还是歇息为好。”可马玉仁抗日决心已定,断然回答说:“山河破碎我心肝碎,日月不圆我怒火燃!”在他派人向国民党第二十四集团军注册时,韩德勤以各种借口拒不登记。马玉仁气愤至极,毅然打出苏鲁战区第一路抗日游击纵队的旗号,组建起4个直属大队、1个侦察队和1个小刀会。马玉仁的抗战就是在没有国家军饷、没有友军支持的恶劣形势下开展起来的。他和他的游击官兵心里全都明白,他们是孤军作战,其结果也只有死路一条。
这时,一棵高大的杨树在独自聆听着月色,任凭着身边的那群芦花拨弄着秋风。
这一天,苏鲁战区第一路抗日游击纵队举行出征大会,在喝完了出师酒、挂上芦黄符之后,马玉仁突然将手中的酒碗狠狠地一摔,大吼一声,命人将罪犯押上台来。只见得马玉仁的亲侄子马益华、参谋长金新吾被五花大绑地押上了土台。马玉仁高声对将士们说:“马益华一贯掳掠民财,民愤极大。虽然他是我的亲侄儿,但是为了整肃军纪、维护抗日游击纵队的声誉,现在决定对马益华枪决,立即执行!”正当全体将士惊魂未定之际,马玉仁又宣布金新吾是汉奸特务,并列举了金新吾私通日寇、诱其投敌的种种罪行,也命令立即执行枪决。最后,他还告诫全体官兵:“谁当汉奸,就打死谁!”
马玉仁一连枪毙了两个人,一个是他的亲侄子,一个是参谋长,全体官兵全都为之一震,也全都明白马玉仁真正抗日的决心。就这样,将士们跟着马玉仁一起高呼起口号来:“不当汉奸,坚决抗日!”这口号声在马家荡的旷野上久久地回荡起来。
马玉仁的一支部队乘着夜色出发了。只见几十条小木船上载满了游击战士,从芦苇荡的沟渠里悄悄地驶向远方。他们全都知道,自己是以十条战士的性命,去拼一条鬼子的性命。他们全都是现代的死士,他们的脖子上全都挂着一个芦黄符,他们全都义无反顾地去了,他们全都会一去不回。
深秋时节,湖荡的水位已经不像盛夏,只有沟渠湖塘里荡漾着清凉的秋水,而大片大片的滩地已经裸露出青青的野草。月光正悲壮地洒在这片沼泽地上,形成一片白色的苍凉。已经变成金黄色的芦苇,在月色的照耀下,随风摇动着发出一阵阵长啸。
风萧萧兮秋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返。
四
国人对于死亡的观点,往往采取非此即彼的二分法,要么是重于泰山,要么是轻于鸿毛。因而,马玉仁对于自己的死法,选择了期望让自己“重于泰山”的“好死场”。而这个“好死场”的发生地就在红锅腔。
红锅腔位于马家荡东南的一块高地上面,是一座曾经烧过砖头的土窑,因为年久未烧,部分倒塌,显现出红色的炉腔,因而当地人称之为红锅腔。它是方圆十多里的最高点。从红锅腔向东,就是马玉仁游击纵队的五个军需仓库了。向东北的方向,则有条三四丈宽的小毛港。在仓库驻地和小毛港的夹角里,有一块千亩左右的土地,称之为三合尖。这三合尖靠近红锅腔的尖头部分,当地人称之为铲头尖子。这里就是马玉仁与小鬼子最后一战的地方。
1940年1月3日,小鬼子集中了一百多人,由汉奸做向导,袭击马玉仁的五个军需仓库,同时突袭位于安乐港的马玉仁司令部,企图用饿虎掏心的战术,避开抗日游击纵队的主力,消灭马玉仁的司令部。马玉仁得到消息后,慌忙命令抢占红锅腔制高点。然而,当他带领部队到达三合尖时,看到鬼子占领了铲头尖子,已经接近红锅腔了,马玉仁的部队完全暴露在簸箕形的开阔地上了。这时,敌人发动了猛烈的进攻。马玉仁举起手中的盒子枪,大喊一声:“跟我冲!”他挺起胸膛大步冲在最前头。也就在这个时候,马玉仁被鬼子的机枪子弹击中了小腿肚子。在他命令部队撤退由自己打掩护的话音刚落,他的腹部肩膀等处又连中了几弹。他强忍着伤痛,越过一条小沟,跑了十来丈远,因为伤势太重,一下子瘫倒在地,鲜血洒了一片。
冬天惨白的阳光照耀着战场,纷飞的子弹被反射出一道道闪光的弧线,炮弹轰炸过后掀起的烟雾被过滤成紫色的气浪,一片干枯的芦苇燃烧的浓烟也被逆光折射成了黑色的云团。马玉仁有气无力地瘫倒在地上,脑海里却想起自己一年前对三弟马玉怀说的那句话:“我要求国家起用我打日本鬼子,实在是为找个好死场啊!”而今,他的这个好死场的目标,终于可以变成现实了。想到这里,他颤抖着手从衣袋里摸出三姨太临走时给他的那个芦黄符,这时芦黄符已经被鲜血染成了红色,便运足了力气大笑起来:“哈哈哈……哈哈哈……”
马玉仁躺倒在芦苇丛中,全身上下都是血,脸上却一直在笑,呲着大嘴,眯着双眼。他觉得不能让小鬼子认出自己,便使出全身的力气,将自己的军用大衣扔掉,只穿着一身便服,脚上也穿着一双普通的布鞋。他又解下脖子上的围巾,将怀表、手枪包裹起来,扔了出去。这样忙了一阵之后,他觉得自己一点力气都没有了,便静静地躺在那片芦苇滩上,微笑着看着自己的伤口往外沽沽地流着鲜血。这时,居然有一股快感袭击了他的心。
他觉得自己死得值得,自己在这一年里,在阜宁沿海一带与小鬼子作战十多次,每次战斗自己全都身先士卒,奋勇当先。这一年,自己率领的游击纵队,共打死小鬼子八十多人、打伤小鬼子一百多人。
太阳终于落山了,晚霞照耀着芦苇荡,将冬天里的芦花染成了血色。当小鬼子撤走之后,人们四处搜寻,最后找到马玉仁的遗体时,看见夕阳正照耀着他那呲着的大嘴、眯着的双眼和凝固着微笑满是血污的大扁脸。他的右手里正紧紧地攥着那个已经血红的芦黄符。
我推想马玉仁对于自己这样的“好死场”,肯定是心满意足了。他甚至奢望,自己在战死之后,还有可能名垂青史。确实,马玉仁的尸体最后被运回他的老家安葬,阜宁等地各界人士隆重集会悼念他,上海的《申报》还报道了他殉国的消息,国民政府又颁发了嘉奖令,并且在抗战胜利后追授他中将军衔,将他的名字刻在南昌百花亭的纪念碑上,中共中央军委后来还将马玉仁的事迹收入《国民党抗战殉国将领》一书。
然而,我一直在寻思,马玉仁之死,是重于泰山呢,还是轻于鸿毛?我觉得重于泰山或者轻于鸿毛的死人毕竟少数,而绝大多数人之死,全都应该是界于泰山与鸿毛之间。我在想,国人对于死亡的这种二分法观点,是不是过于绝对化了?也正是这种二分法,才导致马玉仁后来在“文革”期间被毁墓掘尸,现在仅存着眼前的这道砖砌的残垣了。这个下场恐怕是马玉仁并未想到的。
当然,不管马玉仁之死是轻是重,他的三姨太在得知他为国捐躯之后,一下子吞下了他送给她的全部金子,殉情自尽了。临死之前,她还凄凄惨惨地唱起了与马玉仁绝别时唱的那曲淮调:“丈夫呀,你死得好惨呀……还留着一条青布衣襟,残骸都裹着模糊血影,最可叹是一箭穿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