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沫的名字，伴随着长篇小说《青春之歌》家喻户晓。下面我要讲的与杨沫有关的事，它在岁月深处潜藏了30多年，却鲜为人知。时间像风晃草丛，一浪一浪枯黄着，去了季节的远方。这是一个孤独的故事，寻找孤独我们使之不再孤独。解读这个故事，我们从杨沫身上看到的是成功者的淡定，大校的作为则告诉我们，年轻蓬勃的活力是走向明天的希望。在这个喧闹、浮躁的高淘汰社会中，他们坚持洒扫庭除，成为为数不多的站立者之一。
大校是一位记者，叫聂中林，我们是近30年的老战友。当初，我在总后勤部从事新闻工作，他在解放军报社分管后勤报道。业务上的频繁联系和互相帮求，使我们彼此较为知底。但是，这世界足够辽阔，各人的所为十分多变，饱含着无数外人暂时不知道的大的小的攒集。有一天，聂中林把军事科学出版社出版的他创作的《杨沫之路》送给我，着实让我惊喜了好久。据我所知，他是不涉足文坛的，怎么会给杨沫写书？我读过《杨沫之路》后，细细沉思，可以品味到，在融为一体的资料与文字中，作者一直通过真实的情节传达真切的情感，感染、张扬着杨沫的勤奋和智慧。聂中林告诉我，有了为她写书的冲动后，他便忘我地投入进去了。创作之前，他一再提醒自己，要追求一种自由写作：既要走出长期形成的新闻写作框式，又要充分发挥记者敏锐捕捉事物的特长。就是说，这种自由写作是在规则的长度之内，这才是真实的自由。所以，他在写杨沫时没有端起写“史”的架势，更不拘泥于时间的顺序呆板地记流水账，而是从琐碎的叙述中抽离出来，将资料、新闻和文学这三点融为一体。做到天衣无缝自然很难，但他绝不放弃这个目标。他采用访问记、印象记、特写、散文诸种兼而有之的写作手法，摄取最能表现杨沫走向成功并继续求索新成功的故事、场景和语言，展现其个性。
浩然生前为《杨沫之路》作序，序言中有这样一段他和杨沫彼此呼应，表达他们相近又相远的文字：“我和杨沫先是朋友，后是战友，现在成了老友。我们一起走过一段荣辱与共、生死关联的人生路程。这路程的每一步，都是蘸着血的一笔，书写在我们的心灵上，永世不可泯灭。因而应该说，我和杨沫是了解的。但追踪着聂中林的笔触所到的角落，有些我却不甚了解，或者了解得不那么具体。比如，对杨沫在艺术创作方面的勤奋、严肃、执着的探索精神我了解;她胸怀坦荡，性格豁达，从不会轻蔑和嫉妒他人的品德，我也了解;可是，像《探索·突破·真艺术》一文中所记述的，在‘文革’后，杨沫因为一时未能突破原有的创作水平线，而感到‘困顿、懊恼和惶恐’的情形，是我所不了解的。已是古稀之年的她，仍像往昔那样虚心而热情地向新一辈作家学习新颖的思想和新的艺术表现手法，从而使自己更上一层楼的事情，尤其是我不了解的。聂中林的文章不仅增加了我对老朋友的了解，更多的收获是给了我启迪和鞭策。这组文稿基本上勾画出一个杨沫的轮廓，为年轻读者提供了有益的学习课文，为史学家提供了真实的研究资料，也丰富了我们社会主义文学创作经验的宝库。”
渐行渐远，渐远渐近。
如果说聂中林的文字让人们清晰地看到了杨沫在远路上跋涉的身影，那么浩然的一番言说则让我们看到这位跋涉者一直朝着她热爱的人群走来。方向不变，心则安居。
其实，最初并不是聂中林要写杨沫，而是杨沫提出要写写聂中林。隐藏在创作这本书背后的故事尤其芳香鲜艳……
八十年代初，严重的关节炎折磨得杨沫苦不堪言。走路只能轻缓地挪步，爬楼梯要有人搀扶。当时长篇小说《英华之歌》创作正在酣战。创作的关键时刻病魔缠身，实属不幸。忘掉不幸的最好办法，就是努力让自己过得更好，在创作中求乐。她辗转好几个医院一面求医一面写作，均没有明显疗效。就在这时候，她在临潼陆军疗养院疗养时，与解放军报社副社长毕永畅相识，得知军报记者聂中林曾拜师中医名家，学到用针灸治疗腰腿疾病的绝技，义务治病，手到病除，当时已经有30多名疑难病患者的痛苦从他的银针尖消失。毕副社长对杨沫说：“聂中林同志是我们报社很优秀的记者，我搭桥牵线，让他给你治疗关节炎。”杨沫求之不得，聂中林乐而为之。
聂中林激动，幸福，更多的是责任。这是给大家喜爱尊敬的《青春之歌》的作者杨沫治病！当初他读这部小说和看由小说改编的电影时，主人公林道静的形象激荡起他心帆，跃跃欲试向理想境界挺飞的情景，仍然历历在目。使聂中林无论如何没有想到的是，出现在他面前的杨沫竟是这样质朴，老北京人常穿的对襟衫子，使她显得格外平民化，再配上一双平绒圆口布鞋，更觉得平易近人。这种别具不借其光的民间谦和之美，一下子拉近他们之间的距离。尽管她的腿脚不灵便，可还是站起来迎上前说：“麻烦你了，小聂同志！”聂中林给她的有关穴位埋上针后，十多分钟，她站起来说：“哟，我的腿一下子变得轻松了！”随后她不要人扶试着自己下楼，腿上也有了劲。她转过身握起聂中林的手说：“真谢谢小聂，我遇到神医了！”聂中林说：“我只是在工作之余为大家治病，能为你服务我真的很高兴！”那天，杨沫从报社回去也不坐车了，一直步行了两个多小时。到了家门口，她伸伸胳膊，弯弯腰，转转颈，再来几个深深的呼吸，才进了家。“冬眠”了近一年的筋骨，这一刻开始舒展。只是在睡觉前她感到腿有些胀痛，便按照聂中林的嘱咐，用手敲打了几下埋针处，胀痛消失，安安稳稳睡到天亮。后来，杨沫多次给人讲过，聂中林给她治病的那天，是她那些日子少有的最高兴的一天。
时间穿过了一个酷夏走进了秋天。在差不多四个月里，聂中林再没有让杨沫跑路，都是他如约送医上门，风雨不避，不留空白。杨沫脸上绽放的越来越多的笑容对他是最幸福的回报。不久前，他们还是陌路人，珍惜生命的真诚友情使他们互相信赖，彼此尊重，共同分享着许多难忘的长久瞬间。针灸治疗了5个疗程后，杨沫走路、上楼，腿脚不疼了，夜间常被疼醒的现象逐渐减少，直至不发生了。如果偶尔犯疼，聂中林只需给她补一针，就能很长时间不犯病。1988年4月，杨沫因膀胱炎住院，引发了腰腿疼，她写信向聂中林求救。她出院的当天，聂中林就跟脚赶到，连着埋了两次针，疼痛便控制住了。久病成医。杨沫在接受针灸治疗的数月里，她也有意让小聂教她埋针疗法，渐渐地她就差不多掌握了基本要领。1990年初，她到珠海疗养、写作，随身带着几包针，旧病复发，她自己埋针解决了“燃眉之急”。她开玩笑说：这银针就是小聂，我的随身保健医生！
期间，杨沫的小保姆因家中有事，请假回南方去了。她托聂中林找一个保姆。聂中林马上想到自己的母亲，从农村来给他照看孩子，现在儿女都上学了，母亲在家闲着，便对杨沫说：“你不用找保姆了，让我妈过来帮你干点家务，反正个把月时间，很快就过去了！”杨沫见小聂是真心帮忙，就答应了。聂母出身农家，手脚勤快，干活麻利，来到杨家啥活都干，买菜做饭，洗衣拖地，整理房间，有时连杨沫的衣被也叠得四方四正。杨沫很受感动，从母亲进家那天起就叫她“大姐”，其实她比母亲还大七八岁。母亲也不见外，叫她“老妹子”。杨沫不愿意让“大姐”太劳累，有些家务活自己就悄悄干了。很快，一个多月时间就从母亲勤快的脚步声中过去了，她要离开杨沫了。这时杨沫拿出高于保姆一倍的钱感谢母亲，母亲说：“我给别人帮忙从来没收过钱，你是我的‘老妹子’，收下你的钱，我这个‘大姐’心里不安呀！”
好母亲养育了一个优秀儿子，全让杨沫遇上了。终于有一天，老作家按捺不住心头对聂中林的感激之情，说：“小聂，我要写写你，写母亲给予你的那纯净安静的心灵和行动，我说的是心里话。当时，疾病折磨得我几乎看不到眼下，也望不见未来。这时你来了，从你身上，我感受到了军人的正气和大爱之魂，我体验到了人性的温暖力量！真的，我要写你！”
聂中林惶恐万状，忙说：“不，不！杨沫老师，我真的没什么可写的。倒是您，我要好好写。这半年来，我给您治病的同时，从您身上我看到学到太多的好品质。我要采访您，写您！”
1984年夏天，聂中林的笔轻轻走向杨沫。断断续续两年的业余时间，采访、写作、修改，她的身世、她的遭遇、她的创作、她的人品……人生70年来的经历，曲折、经验、教训、欢乐、彷徨……一次次点燃他心中的激情，从笔尖“蹦”了出来。难忘第一次他把写的5篇专访递给杨沫后的那忐忑期盼交织的心情。多么希望她笑着认可，又那么急切地等待她提出进一步修改的意见。杨沫没点头也没摇头，她只是微笑着对聂中林说：“我给你打70分。”
聂中林心里一块石头落地，说：“您能打70分，对我来说，已经很不错了。我肯定还要听您的意见进一步修改。”
杨沫谈了她的意见：“《‘彩线’与‘花朵’》一文，我觉得后面有的地方走了题，本来是谈生活与写作的关系，你却说到改造世界观与技巧上。我看这些要删去。”
接着，聂中林大胆地提出了一个想法：“在这些专访中，还没有涉及到您的爱情生活，有的同志给我提示过，这个内容不要漏掉。”
她回答得很诚恳：“还是不写为好。因为你是军人，有些情节在军人笔下描写出来，就与身份不符了。这个方面还是由我来写吧，我会把自己完全交给读者的。”
接下来，杨沫给聂中林谈了自己创作长篇小说《东方欲晓》的惨痛教训。她说：“文学创作一定要坚持走自己的路子，在任何时候都要弹自己的‘音调’。千万不要风来随风雨来就雨。我当时受‘四人帮’的‘三突出’影响，在《东方欲晓》中把主要人物写得像‘神’一样高不可攀。教训呀，惨痛！”
最后，杨沫建议聂中林，除了写成的这5篇，在其它方面再考虑一些题目。她愿意一起再商讨。生活中总有一些突变使人始料不及，就在聂中林按照杨沫指出的方向自得其乐地写作时，可敬可爱的老人与世长辞了。她从不在春光中衰老，可是在这年的春风拂拂中她到另一个世界去看冬雪。她要写聂中林的计划未能兑现，直到她生命的最后时刻还为没做成这件事而遗憾。文章未曾动笔写，却迟迟无法彻底结束。杨沫带着“欠债”的寂寞告别了聂中林，这使小聂异常不安、感动。他始终觉得自己确实没有值得杨沫可写的东西，倒是杨沫留给他的15封亲笔信，一直成为他珍藏着的宝贵的精神财富。在这些信中，杨沫把他当成家里人，谈儿女情长的心里话。比如，在1985年6月6日写给聂中林的信中，她为儿子失礼的行为给他道歉。事出有因：
杨沫的小儿子在内蒙古兵团插队，一去八年。当初儿子并无怨言，那么多学生到边疆去锻炼，自己也应该经风雨见世面。问题是后来他看到同去的学生通过各种关系回城，母亲也没有过问他的事。直到周围同来的学生都回去了，他还留在兵团。儿子有意见了，他告诉母亲他年龄不小了，要回城找媳妇。母亲还是没动心。杨沫的写作任务太重，无暇顾及孩子的事，再者她总觉得儿子年纪轻轻的，多在艰苦的地方锻炼几年有什么不好！浩然说过，杨沫提起写作，“六亲不认”。儿子并不完全领妈妈这份深情，结怨于母。聂中林在一篇题为《跳出感情的牢笼》的文章里引用了这件事，自然是赞赏杨沫“六亲不认”。儿子又迁怒于聂中林，找到解放军报社与聂中林辩论了一番，说了一些不该说的话。人们对于同一件事或同一个人，有时会有不同的结论，应该说这属正常。杨沫处理儿子回城这件事，认为是亏欠儿子也好、爱护后代也罢，毕竟是回来了，只是时间迟早问题。今天回头看杨沫，可以说包括儿子在内，恐怕看到的不全是黑暗，还有光明。不仅不会责怪她的“另类”，也许还会给她看似“酷”的形象添加一缕人间炊烟的味道。关于此事，聂中林当时给儿子做了工作，事情也就平息了。可是杨沫得知此事后，批评了儿子不消说，还特地给聂中林写了一封道歉信，信中写道：
“中林同志：打电话找你，总打不通，你的腰疼好点了吗？念念。我儿子对我说，他找你说了几句让你不高兴的话，我当时就批评了他，不该这样做。他当时因为同事看了你的文章，有人讥笑他，他才火了。这个孩子性情鲁莽，不懂事，希望你不要见怪他。请你原谅他。千万不要把这点事放在心上。我是把你当家里人的，我们的友谊不会因为这一个不懂事的孩子而受损的。”
每每读杨沫的信，他心里除了亲切，还有一种知足。人和人相处的前提是尊重，有任何目的和条件的来往都是没有根基的危房，一旦房倒屋塌，砸伤的是房内两个人。人呀，撇开生活中那些繁杂的忙碌与闹心的伤悲不提，只留下一种恰到好处的念想，不去声张，不曾忘却。心里暖暖就好！
不能不提到“大姐”她对杨沫的念想。
那年，聂中林回乡探亲，告诉母亲，杨沫“老妹”已经离世。母亲听了，啥也没说，转身点燃三炷香，插进香炉。
母静立，任凭风吹雨打白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