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对于文学的热爱，大概源于文学的种子是以基因的方式深深根植于我的体内。记得那年我5岁，正在读育红班，育红班也就是现在的幼儿园。

那是一个雨夜，我趴在被窝里，双手捧着小脸支在枕头上，望着被雨水冲刷得锃亮的窗玻璃愣神。雨水沙沙好像落在我的心尖尖上，我突然莫名地有些伤感。于是，我的处女作瞬间诞生了。那是一首题为《难忘的童年》的诗歌，被我用小小的字小心翼翼地写在一枚火柴盒上。火柴盒的正面是诗歌的第一段，背面是第二段。我从姐姐惊喜的眼神中得到认可和鼓励，从此，我对诗歌的热爱一发不可收拾。从小学写到初中，又从初中写到高中。

记得那时，每每发表一篇作品，媒体都会给作者寄去一张明信片。所以，高中时代我最为快乐的事便是等待，等待第二大课间或者中午，学校门口收发室的老爷爷对着喇叭叫出我的名字。喇叭声中，我会飞快地跑去，双手捧过明信片，对着上面那短短的两行字看了又看，抚摸着尚有余温的邮戳满心狂喜。

读大学时，我慢慢学会了思考。我开始发觉到人类的复杂，复杂到同时被亲情、友情和爱情这三大绳索牢牢地绑缚着。于是，我慢慢收起诗歌的翅膀，开始选择坐在“榕树下”，一脸严肃地、近乎疯狂地敲打小说。《我是一只流浪猫》《人体模特》《钢琴独舞》《断线的风筝》……

记得最为疯狂的时候，我把自己关进租住的小公寓里，从日出写到日暮，实在困了倒头就睡。夜半，大脑中又有东西筋斗云般把我折腾醒了，就一骨碌从床上爬起，又写。写累了，或者没有灵感了，我就去爬山。不知那座城市中大大小小的山，至今是否还留存着关于我的记忆。就是当年有一位姑娘，单薄着身体，用她那份执着，用她那几近痴狂，不舍昼夜，为她笔下的每一个人物导演着一幕幕的悲欢离合。

只可惜，那些小说如今连底稿都没有了，它们已经变成我身上的骨头和肉了吧。因为移步声响中，我总是恍惚间又回归到以往的岁月。我也很想问问那棵如今已参天的榕树，哪怕它托梦告诉我，它是真真切切接受过我汗水和泪水的滋养的。

参加工作后，我又开始钟情一种叫做散文的东西。作家李敬泽在《面对散文书写的难度》一文中有如下的描述：散文作为一种文学，作为一种认识自我和表达世界的方式，一种有意义的艺术形式，它的前途就在于能不能完成现代性转型，真正地面对书写的难度。当你有苏东坡等古人附体的时候，书写是没有难度的，但是当你要面对此时此刻的真实感受，在这个感受中确定生活的意义，把它的复杂性写得清澈，这是多么难的一件事，但是就要做。

想都没想到如此简单的我，竟然挑了一件难事在做。此时有一种小朋友被摸着头说你已经长大了的骄傲。我的确认同李敬泽先生对于散文如何写作的看法，但我一旦拿起笔，这些所谓的态度就都被我抛到九霄云外去了，我完全是萌萌哒着轻车上路，车走到哪儿，我的笔就写到哪儿。这也许与我的性格有关系，我本身就是一个喜欢把复杂的事拿来简单处理的人。

有人做过研究，当人静下来时，就会回归婴儿单纯的境地。我一直视写作为治疗我浮躁空虚的镇静剂，所以，越来越多喜欢我文字的朋友，定是透过我的文字看到了我写作时的纯真。我也希望亲爱的您，于熙熙攘攘的喧闹中有拥抱文字的冲动，那定是对写作者最大的褒奖和鼓励。

文学是迷人的更是慈善的。正是因为文学的牵引使我有幸走进鲁院。当我小心翼翼地走进鲁院的花园，拘谨地四处打量。这一草一木一叶一花是怎样被命运选中，来到这里，成為鲁院独特的风景。莫言、毕淑敏、余华、王安忆、严歌苓……当年他们漫步在这个花园，驻足于巴金先生和冰心先生的雕像前，他们是否也感受到了透过颜色沉郁的大理石蔓延出的生命气息。这生命气息火焰一般在时空中传递，温暖而明朗。于是，我不再拘谨。

一位位良师走过来，我的虔诚令他们感到欣慰，于是，他们手把手地教我。他们说：写作者的文化思维应该定格在头顶的星空和心中的道德这两个事物上，你要为此而激动、神往和迷惑。

人活在社会中要讲人性，同样，写作中，对于人性的深入挖掘，是文学工作者应当主动承担的社会责任。

人活一辈子总要信点什么，因信仰而变得饱满和热情，写出的东西才有让人捧读的欲望。

女人的愿望有很多，但前提是女人应该是独立的，独立地直面困难，拥有独立的思想，那是让你双脚坚强站在大地上的东西。

……

前几天，我又去了一次鲁院。我走到冰心雕像前停下脚步，看到她左手托腮，凝神远眺，一本打开的“书”放在膝上。我俯下身，我蹲下去，我抬头望着先生，我告诉她，我也拥有时刻拥抱文字的梦想，我也崇尚爱的哲学，我也想用我的笔去追逐爱，去表达爱。把故事讲于韶华，讲给你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