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家祖宅上有棵老枣树，这棵老枣树，直径有一尺多粗，小时候我两个胳膊搂不过来。爷爷说，他记事的时候就这么粗，谁栽种的已无从考证。它就长在东屋门口北侧，北屋门口东侧。到我记事的时候，这棵老枣树历经百年仍枝繁叶茂，它的树冠能罩住多半个院子，为我的童年生活带来诸多乐趣。我经常在树下和小伙伴玩耍做游戏，夏天和大人们一起在树下乘凉吃饭，尤其是枣花开的时候，甜滋滋的香气弥漫着整个院落。每年的八月十五晚上，当月亮升起的时候，妈妈就在枣树下放上一个小桌，桌上摆好月饼、梨和枣等供品，为月姥娘上供。这时，我和弟弟妹妹们都不离左右的跪在后边，上完供我们就能分得一些供品吃。五六岁的时候，我就把家里的方凳放在树下，先爬到凳子上，再从凳子上爬到树杈上，坐到树杈上玩耍，再稍大些的时候，又从树杈上爬到东屋的房顶上，爬树上房如走平地。枣子熟了的时候，红红的枣子缀满枝头，非常好看。每到这个时候，我几乎每天都要爬到树上去吃枣。这是一棵零枣树，枣子长得不是太大，但很脆很甜，有的枣子在树上就崩开了口，掉在地上就摔裂了，吃起来口感像现在的冬枣。每年枣子熟了之后，妈妈就摘一部分，让我用小篮分送给胡同里的邻居们，让大家都品尝品尝，共同分享大自然恩赐的硕果。

更令人难忘的是，这棵枣树还是一棵救命树。1960年是三年困难时期最难熬的一年，7月是青黄不接的月份，麦吃完了秋还下不来，一家人全凭野菜度日，这时的青枣蛋子就成了好东西。妈妈把青枣蛋子打下来，煮熟了分给我和弟弟妹妹们吃，这真是救命的枣啊！记得有一天中午，日头晒得特别毒，母亲在厨房里为我们煮枣，因为烧柴不好，一股股浓烟从厨房里冒出来，呛得母亲直咳嗽。我和弟弟妹妹都眼巴巴在厨房门口地上蹲着等吃枣。母亲停火了，恰好，这时父亲也从邢台回来了，全家人都很高兴。当时，父亲在邢台钢铁厂当工人。父亲刚坐下，村上外号叫拽子三的民兵跟着进了我家。说起这拽子三，村民们都很恨他，怕他。都说他是村干部的狗腿子，整天不务正业，以看秋护麦为名，横行乡里，欺负百姓。麦秋时节，社员上工看不见他，社员下工，他站在村口，瞪着贼溜溜的小眼，不管男女老少，闺女媳妇，都要挨个在身上摸一遍。当时生产队成立集体食堂，不允许社员家里灶上冒烟，谁家冒烟，他发现了就跑去把人家的食物抢走。低指标，瓜菜代，村民们都饿得骨瘦如柴，他在集体食堂贪吃，胖得像个肥猪，走起路来一拽一拽的，他本姓金，弟兄排名老三，没人叫他大名，送他外号拽子三。他的到来，全家人都倒吸一口凉气，生怕他把煮熟的枣子兜走。父亲见拽子三进来，忙为他递上一颗烟，寒暄了几句。拽子三从我家走的时候，看见厨房的灶台上正冒热气，他一拐进了厨房，掀开锅看了看是一锅青枣蛋子，没说话，腆着脸就走了。一家人这才放了心，那顿青枣蛋子吃得特别香甜。那年冬天，拽子三得了肝炎气鼓，肚子胀得老大，难受地在村边转悠，一群孩子在后边喊叫“拽子三大坏蛋”，气得他直喘粗气。不久，就死掉了，也真是恶有恶报啊！

老枣树不仅救了我们的饥，而且还为我家解除了一场大灾难。满清时期，我们那个地方是山东冠县的插花地，也就是在直隶境内从梨元屯往北划出二十多个村庄，归山东冠县管辖，是当时清政府为知县设的养廉地，也叫飞地。因为它远离山东冠县本土，清政府规定，这二十多个村庄上缴的钱粮不上缴国库，由知县自由支配，类似现在的县市长基金，当然，在使用上比现在更宽松自由。飞地二十多个村庄周围都不归直隶管辖，而分别归山东临清、馆陶等县管辖。这样，就在直隶山东两省交界的清凉江以东、卫运河以西形成了飞地挨飞地的状况。清政府的政策是隔县不管人，在这块飞地里杀人抢掠、作奸犯科，逃到另一块飞地就没事大吉。因此，在中国沦为半封建半殖民地一百多年的时间里，这里是官管不到位，百姓不安宁。地痞流氓杂牌横行，老百姓通常叫他们“老杂”，“老杂”之间还经常火拼斗殴，他们打家劫舍，欺男霸女。如果“老杂”看中了谁家闺女，谁家就要遭厄运。提起“老杂”来，村民是又恨又怕，以至后来，谁家孩子调皮哭闹，大人就会说，别哭闹了，“老杂”来了，于是，小孩子也就不哭闹了。爷爷告诉我，他小时候，有一天深夜，被突然的吵闹声惊醒，我家屋顶上上了好多人，把曾祖母和爷爷及两个正值年少的老姑奶奶都吓坏了。因为，曾祖父去世较早，家里就曾祖母带着几个孩子讨生活，在那个世道里，我们家是穷苦农民弱势群体中的弱势家庭，没有任何抵御灾害风险的能力。 正在全家人提心吊胆胆颤心惊的时候，忽听噪杂声中一个人说，不是这一家，那一家没枣树。话音刚落，房顶上的人就散去了。第二天，人们就纷纷议论，街坊邻居家一位姑娘被“老杂”抢走了。正是这棵枣树使我们家免遭一劫。文革开始前后，这棵枣树进入了它的暮年，枝叶日渐衰败，就不挂多少枣了，有些枝干也開始衰老死亡。父母商量并征得爷爷同意，就把这棵枣树锯掉了，卖给了一个做梭子的，把所卖的钱给爷爷改善了伙食。

这棵老枣树为我家带来了大自然无穷的恩惠，也为我留下了无尽的思念，后来我在院子里又种了一棵枣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