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话那头的表弟语无伦次，急促颤抖，好像话都压抑在胸腔里，此时慌不择路，全都要夺路而逃。好久我才明白，他的钱包不见了。他从老家来，十个小时的火车，到了车站，一摸口袋，钱包却不翼而飞，虽然后来证实是虚惊一场，但当我赶到车站，我看到他的脸色苍白，不住地向我诉说着，眼里闪着泪光，像受了很大委屈，他拍打着夹克衫口袋，敦实的身子蹦跳着，奢望钱包会从衣衫中掉落。

我好像又看到了那个小时候受了欺侮就在我面前哭得山响的表弟，只是尖细稚嫩的声音变得沧桑浑厚，混着只有宽阔胸膛才能发出的嗡响。他说一千块，就藏在贴身的袋兜里，临走还摸了下。一千块是他一个月的工资，两月的生活费，是侄子一年的学费，他真急了。我叫他好好想想，会不会中途放到其他地方，他这才翻开拉杆箱包，并且卸下斜挂在肩头的帆布旅行包，果然，在旅行包的最里头，正压着一个黑钱包，他不好意思地咧开嘴笑了。

其实，对他，我是应该放心的，初中毕业后就在外闯荡，到广东、福建打工，从最苦的五金冲床做起，肯吃苦，人又机灵，做到了生产线的组长。三年前回家过年还带来个漂亮的湖北女朋友，舅妈乐得天天合不拢嘴，村里人也交口称赞，羡慕不已。

他在村人面前似乎很风光，但常在我面前诉苦，说每天做十个小时，老板又太抠门，这些年工资一分也没加，他说一直想到我这边来看看有没有事做。

他像个搬运工，一进门就如释重负地卸下一大堆东西，客厅里都堆满了，母亲托他带来的十几斤花生、一大桶麻油，二三十斤挂面、腊肉，舅妈炸好的一大包花生米，还有一堆给小孩的衣服，真不知道这么远的路，上车下车，他是怎么带过来的。

白天我上班，他一个人逛街，回来后就一脸兴奋，说又到哪里，看到什么店生意真好，也想开店，他的手势比画着，他朝向天空的目光好像在张望美好的未来。

他一个人跑到了长江边，用手机拍风景，回来后，就孩子样高兴地把相机的相片翻给我看，说带回家给村里人看。

但过了两天，他脸上又有了阴云，问他，好半天才支吾地说，开店怕开不成，问了人家，店铺的租金，开口就是两万。

看得出，他很希望能在这里找到一份工作，坐在公交车上，他隔着玻璃看街景，数着高楼的层数，跟我赞叹城市的繁华和大街的干净漂亮，他说公交车女司机的声音很好听，说话像唱歌，我知道吴侬软语相比家乡土语，骂人也是软软的。他还说黑伢真没骗人，黑伢在这里打了三年工，每年过年回去就在村里吹嘘，说到处都是工业区，连乡下的路上都是小汽车，马路干净得可以赤脚走路。

我带他到人才市场找工作，问了一家又一家，面对一张又一张生硬的面孔，不是嫌他只有初中文凭，就是说没有他做的工种。他一次次从希望的顶峰跌到失望的低谷。

村里人以为读了大学在外面工作的人，就神通广大，表弟也把希望寄托在我身上。其实，我只能提供一些用工信息，只能领着他像没头的苍蝇到处碰运气。

最后，我怀着一些愧意送别他，他却自嘲地说现在没文化到哪里都难啊，又说舅妈身体每况愈下，又是肩周炎，又是腰椎间盘突出，家里正要有人照顾，出来打工，他也有点不放心。他反过来安慰我说，打算好了，和一个朋友在家乡镇上合开个五金修理铺，现在三轮车摩托车多了，而且很多人家时兴做封闭阳台，生意一定会好。

转身的时候，我看到他眸子里有着老家耕牛一样对于命运的温顺，我注视着他矮小的身影消失在车站的人流里，一丝酸楚从我的心头涌起。

每天，我走在城市人来人往的大街上，有时会碰到一些头发蓬乱如草，或头戴工作帽，面容黝黑的人打我身边走过，他们的目的地常常是杂乱的工地和低矮的工棚，那里是城市的背陰处，我常常会产生一种错觉：表弟就隐身其中。我时常会看着他们的背影慢慢走远，直到融入城市的夜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