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年来我们学生运动底成功失败和将来应取的方针(五四运动的真精神)

一年来我们学生运动底成功失败和将来应取的方针(五四运动的真精神)

罗家伦

“五四运动”,的确有一种大成功。这种成功却不是拒签德约①,也不是罢曹、陆、章②;何以故呢·因为德约虽然拒签,而山东问题还未见了结;曹、陆、章虽罢免,而继任曹、陆、章者为何如人,国人自能知之。所以斤斤以此为我们的成功,所见未免太小。我们的成功可以分精神、实际两方面说。

当“五四运动”最激烈的时候,大家都在高叫“爱国”、“卖国”的声浪,我就以为我们“五四运动”的真精神并不在此。当时我在二十三期的《每周评论》上(五月二十六日出版)做了一篇《五四运动的精神》,其中就声明我们运动的价值,并不仅在乎“外争国权,内除国贼”(其实这两句话,是在我五四早上所做的宣言中造成的);我们运动的实在价值之所托,在乎三种真精神。这三种真精神就是中国民族存亡的关键。现在不敢惮烦,可以把这番意思略略重述一道:第一,这次运动,是学生牺牲的精神。从前我们中国的学生,口里法螺破天,笔下天花乱坠;到了实行的时候,一个缩头缩颈。不但比俄国的学生比不上,就是比朝鲜的学生都要愧死了。惟有这次一班青年学生,奋空拳,扬白手,和黑暗势力相奋斗,受伤的也有,被捕的也有,因伤而死的也有,因志愿未达而急疯的也有。这样的精神不磨灭,真是再造中国的原素!第二,这次运动,是社会制裁的精神。从历史上看起来,无论那种民族,苟欲维持不敝,则其中必有一种社会的制裁;而当政治昏乱,法律无灵的时候为尤重。请出世界上的大历史学家出来,都无法否认这句话的。当今中国的政治昏乱,法律无灵极了!一班蠹国殃民者作威作福,心目中何曾有一点国民在眼睛里。惟有这次运动发生,不但使他们当时累累③若丧家之狗,并且事后政府也不能不罢免他们。不但使他们知道社会制裁的利害,并且将他们在人民心目中神圣不可侵犯的偶像,也从此打破。第三,这次运动,是民众自决的精神。世上无论那种的民众,都是不能长受压制的。可怜我们中国人,外受侵略主义的压制,内受武力主义的压制,已经奄奄无生气了!这次运动中,大家直接向公使团及国外人类表示,是中国民众对外自决的第一声;不避艰险,直接问罪,是中国民众对内自决的第一声。所以这次运动是“二重保险的民众自决运动”。以上所说的不过是三种伟大的精神。精神是原动力,所以是不能不说的。至于实际方面,也有绝大的影响:(一) 思想改革的促进 新思潮的运动,在中国发生于世界大战终了之时。当时提倡的还不过是少数的人,大多数还是莫明其妙,漠不相关。自从受了五四这个大刺激以后,大家都从睡梦中惊醒了。无论是谁,都觉得从前的老法子不适用,不能不别开生面,去找新的;这种潮流布满于青年界。就是那许多不赞成青年运动的人,为谋应付现状起见,也无形中不能不受影响。譬如五四以前谈文学革命思想革命的不过《新青年》、《新潮》、《每周评论》和其他两三个日报,而到五四以后,新出版品骤然增至四百余种之多。其中内容虽有深浅之不同,要之大家肯出来而且敢出来干,已经是了不得了!又如五四以前,白话文章不过是几个谈学问的人写写;五四以后则不但各报纸大概都用白话,即全国教育会在山西开会,也都通过以国语为小学校的课本,现在已经一律实行采用。而其影响还有大的,就是影响及于教育制度的本身。在五四以前的学生,大都俯首帖耳,听机械教育的支配;而五四以后,则各学校要求改革的事实,层出不穷,其中有许多采取的手段,我不能承认学生方面都是对的,要之此日的学生的确是承认自己是自动的,不是被动的,也是能发的,不是仅能收的。而其主要冲突的原因,就是学生想极力表现自己的个性,而职员偏极力去压制他们;学生起了求知的欲望,而教员不能满足他们的要求。平情而论,教职员固是最大多数不对,而学生方面也不免稍稍操切,然而这种现象,不能不承认为教育革命的惟一动机。五四以前那有这种蓬蓬勃勃的气象!(二) 社会组织的增加 这也是五四以来绝大的成绩。请看五四以前,中国的社会可以说是一点没有组织。从前这个学校的学生和那个学校的学生是一点没有联络的,所有的不过是无聊的校友会,部落④的同乡会;现在居然各县各省的学生都有联合会。从前这个学校的教职员和那个学校的教职员也一点没有联络的,所有的不过是尸居余气⑤的教育会,穷极无聊的恳亲会;现在居然有好几省已经组织成了什么教职员公会。从前工界是一点组织没有的,自从五四以来,有工人的地方如上海等处,也添了许多中华工业协会、中华工会总会、电器工界联合会种种机关。从前商界也是一点组织没有的,所有的商人,不过仰官僚机关的商务总会底鼻息;现在如天津等处的商人有同业公会的组织,而上海等处商人有各马路联合会的组织。同业公会是本行本业的商人联合拢来的,马路联合会是由本街本路的商人联络拢来的。而各马路联络会的制度,尤见灵活,尤易实行。譬如上海有商店的马路共五十二条,每条马路的商人联合拢来,就成了五十二个马路联合会,再成立了一个总会。现在不能不推为上海商界最有实力的机关。而且各马路的联合会设了各马路的商业夜校,教育本路的商人学徒;各马路的联合会设了公益机关,管理各路卫生清洁;近来于百废俱举之余,并且向租界的外国资本家力争到一部分市民权了。这岂不是商界惟一的觉悟吗·所以我前次在上海的时候,有一个商人对我说:“我们前次罢市真不值得;罢了七天,损失了两千多万,仅仅罢免了曹、陆、章。”我说:“先生,错了!你们上次罢市的价值,断不在拚⑥了曹、陆、章;若是你以为曹、陆、章果真罢免了,则请再看一看继任他们的人再说。我们的牺牲,代价决不在此。请问没有上次的运动,你们从那里得着许多金钱买不到的觉悟·没有上次的运动,你们从那里能有许多良好的组织·就其最切近的而言,没有上次运动,你们从那里知道市民权·”这位商人低头想了一想,也不能不连声说“是”。若是大家参看毛泽东君的《全国民众的大联合》一文,一定更会明白。(三) 民众势力的发展 自从“五四运动”以来,中国民众的势力,不能不说是一天一天的发展。许多的束缚,从前不敢打破的,现在敢打破了;许多的要求,从前不敢提出的,现在敢提出来了。诸如此类不胜枚举。在当局的无论如何麻木,等到“众怒难犯”的时候,也不能不表示退让;在人民的方面无论如何牺牲,也总觉得至少有我们自己的位置和权力;在他国看起来,也常常觉得中国的管家婆虽庸懦可欺,而中国的主人翁自未易侮。老实说,这一年以来世界各国对于我们的观念,的确是改变过了!看各国报纸的通信,就可以知道他们对于我们学生运动的注意。就是日本大多数舆论,也都攻击政府国民外交的失败。所以日本的外交官芳泽谦吉到中国来也要访访学生代表。这次代表英、美、法三国到中国来组织新银行团的拉门德君,也费了许多时间,征求中国各民众团体的意见。老实说,现在的当局一方面要外人借款,一方面又要摧残学生和市民,实在是最笨的事。因为现在各国的舆论,都是知道惹起中国国民的反感,是对于他们不利的。而摧残中国学生和市民的人,是中国国民最生反感的人。他们借款帮助中国国民最生反感的人,中国国民对于他们也就发生反感了!统观以上精神上和实际上的种种现象,“五四运动”的成绩,也就可以想见。总之,五四以前的中国是气息奄奄的静的中国;五四以后的中国,是天机活泼的动的中国。“五四运动”的功劳,就在使中国“动”!

原载1920年6月《新潮》第2卷第4号

〔注释〕 ①德约:即《凡尔赛和约》。《协约和参战各国对德和约》的简称。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时,以战胜国英、法、美、日、意等为一方和以战败的德国为另一方,于1919年6月28日在巴黎西南凡尔赛宫签订。1920年1月20日生效。中国是战胜国之一,但和约却规定将战前德国在中国山东的权益转让给日本,引起中国人民的极大愤怒,中国政府未签字。 ②曹、陆、章:指北洋政府交通总长曹汝霖、币制局总裁陆宗舆、驻日公使章宗祥。五四运动期间,这三人被国人斥为卖国贼。学生痛打了章宗祥,还火烧曹宅,引发“火烧赵家楼”事件。 ③累累:憔悴颓丧的样子。 ④部落:聚居的部族,这里指同乡人。 ⑤尸居余气:人的躯壳虽在,但仅存余气,形容人或团体的暮气沉沉,无所作为。 ⑥拚:同“拼”。〔鉴赏〕 原文标题为《一年来我们学生运动底成功失败和将来应取的方针》,因过长故选录了其中的第一节“成功的方面”。从标题来看,作者主要是探索五四运动成就与失败,并提出了学生运动将来应采取的方针。罗家伦(1897—1969),字志希,笔名毅,浙江绍兴人。早年求学于复旦公学和北京大学,1920年以后赴美、英等国留学,后成为教育家,曾任中央大学、清华大学校长。他在青年时期积极投身新文化运动和反帝爱国运动,1918年,与傅斯年、顾颉刚等人为响应陈独秀、胡适的文学革命主张,创办《新潮》月刊。主张以白话文表达现代人的思想感情,宣传自由民主的观念,要求挣脱传统的束缚,解放思想。他是北京五四运动的学生领袖之一,被选为北京学生界代表,到上海参加全国学联成立大会。他经历了这场学生运动的全过程,亲身感受到发动群众的种种艰难,深知其成就与不足,在运动爆发一年后面临向何处去的问题,写下了这篇文字,对这场伟大的运动做出自己的总结。尽管后来罗家伦作为一个改良主义的信奉者写了一些文章,否定新文化运动,悔恨参与其事。但当时他还是一个富有朝气、有志于革新的热血青年,具有敏锐的观察力,能够看到五四运动的本质,揭示其真精神所在。这明显表现在这篇论文的第一部分,即“成功的方面”。五四运动的直接起因,是抗议列强拿中国的主权做肮脏的交易,反对北洋政府出卖国家利益的罪恶行径。正如这场伟大的爱国运动的口号所说:“外争国权,内除国贼。”深入考察这场运动的社会、思想背景和开展的全过程,就可以看到它是群众性的革命运动,是一次反对封建蒙昧主义、追求启蒙精神的新文化运动。罗家伦在运动爆发不久,就意识到它的不寻常之处。他在1919年5月26日出版的《每周评论》上发表“五四运动的精神”一文中就指出,五四运动的真精神并不局限在爱国上,而在于他所说的“三种真精神”,即第一,学生牺牲的精神;第二,社会制裁的精神;第三,民众自决的精神。一年后发表的这篇文章,对这三种精神作了更清晰、更充分的说明。“学生牺牲的精神”,就是青年的不怕牺牲的革命精神;“社会制裁的精神”,就是反抗黑暗、腐朽的社会势力的精神;“民众自决的精神”,就是群众组织起来反对帝国主义和国内反动政府的压迫。对于五四运动的意义,作者在这篇文章中作了进一步的论述,反映其对这场运动的认识更加全面,更加深刻。他强调了以下几方面:第一,这场运动是“新思潮运动”,促进了思想改革,使新思想在青年中成为一种潮流,完全改变了以往那种万马齐喑的局面。作者以大量的事例生动地描绘五四运动引发的新思想春潮澎湃、生气勃勃的可喜景象。如五四运动前,谈文学革命的只有五、六家报纸期刊,到五四运动以后,“新出版品骤然增至四百余种之多”。第二,社会组织的增加,作者认为这是“五四以来绝大的成绩”。值得注意的是,文章不仅写到全国的学生联合会和商会如雨后春笋到处出现,而且特别提到“从前工界是一点组织没有的,自从五四以来,有工人的地方如上海等处,也添了许多中华工业协会、中华工会总会、电器工界联合会种种机关”。对工人组织起来表现了喜悦之情,这对于那个时代的知识分子来说,是难能可贵的。作者如此热情地称赞五四运动中人民大众的联合,可能是受到毛泽东的影响,因为他在文章中特别推荐毛泽东发表在《湘江评论》上的《全国民众的大联合》一文,说看了此文就会对民众联合的重要意义“一定更会明白”。第三,民众力量的发展,他们敢于打破束缚,表达自己的要求。在奋起的群众面前,反动势力“不能不表示退让”,而外国列强也有所顾忌。罗家伦对所有这些现象有一个精彩的总结,他说“五四以前的中国是气息奄奄的静的中国;五四以后的中国,是天机活泼的动的中国。‘五四运动’的功劳,就在使中国‘动’!”这一总结是非常准确的,高度评价了五四运动在中国现代史上的伟大作用,但是却一点也不夸张。通过这些论述,文章更清楚地显示了五四运动的革命性质及其意义。与之形成对照的是,胡适在其对五四运动的评价中更多地突出思想解放的意义,如在其1919年发表的《新思潮的意义》中说五四运动的意义在于输入西方的新观念和学理、重新估定过去的一切价值。就此而言,罗家伦这篇文章更深刻地触及了五四运动的真精神。当然,他还不能看到,五四运动对于中国现代史的最伟大的两个意义:一是工人阶级登上历史舞台,二是开辟了知识分子与工人运动相结合的道路。罗家伦在1920年秋赴美留学,后又到欧洲学习,到1926年才回国,从此与激进的学生运动相脱离。他终其一生是一个自由民主主义者,不认同马克思主义的革命学说,但是由于他亲历了五四运动,对革命的性质有切身的体验,所以他的总结能够触及这场运动最宝贵的东西,并且认为这种革命的精神是“我们运动的实在价值之所托”,“是中国民族存亡的关键”,这些卓越的看法有助于人们加深对五四运动的伟大意义的认识,这就是这篇文章的功用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