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天
闹钟应当，而且果然，在六点半响了。睁开半只眼，日光还没射到窗上；把对闹钟的信仰改为崇拜太阳，半只眼闭上了。
八点才起床。赶快梳洗，吃早饭，饭后好写点文章。
早饭吃过，吸着第一支香烟，整理笔墨。来了封快信，好友王君路过济南，约在车站相见。放下笔墨，一手扣钮，一手戴帽，跑出去，门口没有一辆车；不要紧，紧跑几步，巷口总有车的。心里想着：和好友握手是何等的快乐；最好强迫他下车，在这儿住哪怕是一天呢，痛快地谈一谈。到了巷口，没一个车影，好像车夫都怕拉我似的。
又跑了半里多路才遇上了一辆，急忙坐上去，津浦站！车走得很快，决定误不了，又想象着好友的笑容与语声，和他怎样在月台上东张西望地盼我来。
怪不得巷口没车，原来都在这儿挤着呢，一眼望不到边，街上挤满了车，谁也不动。西边一家绸缎店失了火。心中马上就决定好，改走小路，不要在此死等，谁在这儿等着谁是傻瓜，马上告诉车夫绕道儿走，显出果断而聪明。
车进了小巷。这才想起在街上的好处：小巷里的车不但是挤住，而且无论如何再也退不出。马上就又想好主意，给了车夫一毛钱，似猿猴一样的轻巧跳下去。挤过这一段，再抓上一辆车，还可以不误事，就是晚也晚不过十来分钟。
棉袄的底襟挂在小车子上，用力扯，袍子可以不要，见好友的机会不可错过！袍子扯下一大块，用力过猛，肘部正好碰着在娘怀中的小儿。娘不加思索，冲口而成，凡是我不爱听的都清清楚楚地送到耳中，好像我带着无线广播的耳机似的。孩子哭得奇，嘴张得像个火山口；没有一滴眼泪，说好话是无用的；凡是在外国可以用“对不起”了之的事，在中国是要长期抵抗的。四围的人——五个巡警，一群老头儿，两个女学生，一个卖糖的，二十多小伙子，一只黄狗——把我围得水泄不通；没有说话的，专门能看哭骂，笑嘻嘻地看着我挨雷。幸亏卖糖的是圣人，向我递了个眼神，我也心急手快，抓了一大把糖塞在小孩的怀中；火山口立刻封闭，四围的人皆大失望。给了糖钱，我见缝就钻，杀出重围。
到了车站，遇见中国旅行社的招待员。老那么和气而且眼睛那么尖，其实我并不常到车站，可是他能记得我，“先生取行李吗？”
“接人！”这是多余说，已经十点了，老王还没有叫火车晚开一个钟头的势力。
越想头皮越疼，几乎想要自杀。
出了车站，好像把自杀的念头遗落在月台上了。也好吧，赶快归去写文章。
到了家，小猫上了房；初次上房，怎么也下不来了。老田是六十多了，上台阶都发晕，自然婉谢不敏，不敢上墙。就看我的本事了，当仁不让，上墙！敢情事情都并不简单，你看，上到半腰，腿不晓得怎的会打起转来。不是颤而是公然的哆嗦。老田的微笑好像是恶意的，但是我还不能不仗着他扶我一把儿。
往常我一叫“球”，小猫就过来用小鼻子闻我，一边闻一边咕噜。上了房的“球”和地上的大不相同了，我越叫“球”，“球”越往后退。我知道，就要是一直地向前赶，“球”会退到房脊那面去，而我将要变成“球”。我的好话说多了，语气还是学着妇女的：“来，啊，小球，快来，好宝贝，快吃肝来……”无效！我急了，开始恫吓，没用。磨烦了一点来钟，二姐来了，只叫了一声“球”，“球”并没理我，可是拿我的头作桥，一跳跳到了墙头，然后拿我的脊背当梯子，一直跳到二姐的怀中。
兄弟姐妹之间，二姐是我最好的朋友。她第一个好处便是不阻碍我的工作。每逢看见我写字，她连一声都不出；我只要一客气，陪她谈几句，她立刻就搭讪着走出去。
“二姐，和球玩会儿，我去写点字。”我极亲热地说。
“你先给我写几个字吧，你不忙啊？”二姐极亲热地说。
当然我是不忙，二姐向来不讨人嫌，偶尔求我写几个字，还能驳回？
二姐是求我写封信。这更容易了。刚由墙上爬下来，正好先试试笔，稳稳腕子。
二姐的信是给她婆母的外甥女的干姥姥的姑舅兄弟的侄女婿的。二姐与我先决定了半点多钟怎样称呼他。在讨论的进程中，二姐把她婆母的、婆母的外甥女的、干姥姥的、姑舅兄弟的性格与相互的关系略微说明了一下，刚说到干姥姥怎么在光绪二十八年掉了一个牙，老田说吃午饭得了。
吃过午饭，二姐说先去睡个小盹，醒后再告诉我怎样写那封信。
我是心中搁不下事的，打算把干姥姥放在一旁而去写文章，一定会把莎士比亚写成外甥女婿。好在二姐只是去打一个小盹。
二姐的小盹打到三点半才醒，她很亲热地道歉，昨夜多打了四圈小牌。不管怎着吧，先写信。二姐想起来了，她要是到东关李家去，一定会见着那位侄女婿的哥哥，就不要写信了。
二姐走了。我开始从新整理笔墨，并且告诉老田泡一壶好茶，以便把干姥姥们从心中给刺激走。
老田把茶拿来，说，外边调查户口，问我几月的生日。“正月初一！”我告诉老田。
凡是老田认为不可信的事，他必要和别人讨论一番。他告诉巡警：他对我的生日颇有点怀疑，他记得是3月；不论如何也不能是正月初一。巡警起了疑，登时觉得有破获共产党机关的可能，非当面盘问我不可。我自然没被他们盘问短，我说正月与3月不过是阴阳历的差别，并且告诉他们我是属狗的。巡警一听到戌狗亥猪，当然把共产党忘了；又耽误了我一刻多钟。
整四点。忘了，图画展览会今天是末一天！但是，为写文章，牺牲了图画吧。又拿起笔来。只要许我拿起笔来，就万事亨通，我不怕在多么忙乱之后，也能安心写作。
门铃响了，信，好几封。放着信不看，信会闹鬼。第一封：创办老人院的捐启。第二封：三舅问我买洋水仙不买。第三封：地址对，姓名不对，是否应当打开？想了半天，看了信皮半天，笔迹，邮印，全细看过，加以福尔摩斯的判断法；没结果，放在一旁。第四封：新书目录，从头至尾看了一遍，没有我要看的书。第五封：友人求找事，急待答复。赶紧写回信，信和病一样，越耽误越难办。信写好，邮票不够了，只欠一分。叫老田，老田刚刚出去。自己跑一遭吧，反正邮局不远。
发了信，天黑了。饭前不应当写字，看看报吧。
晚饭后，吃了两个梨，为是有助于消化，好早些动手写文章。
刚吃完梨，老牛同着新近结婚的夫人来了。
老牛的好处是天生来的没心没肺。他能不管你多么忙，也不管你的脸长到什么尺寸，他要是谈起来，便把时间观念完全忘掉。不过，今天是和新妇同来，我想他绝不会坐那么大的工夫。
牛夫人的好处，恰巧和老牛一样，是天生来的没心没肺。我在八点半的时候就看明白了：大概这二位是在我这里度蜜月。我的方法都使尽了：看我的稿纸，打个假造的哈欠，造谣言说要去看朋友，叫老田上钟弦，问他们什么时候安寝，顺手看看手表……老牛和牛夫人决定赛开了谁是更没心没肺。十点了，两位连半点要走的意思都没有。
“咱们到街上走走，好不好？我有点头疼。”我这么提议，心里计划着：陪他们走几步，回来还可以写个两千多字，夜静人稀更写得快：我是向来不悲观的。
随着他们走了一程，回来进门就打喷嚏，老田一定说我是着了凉，马上就去倒开水，叫我上床，好吃阿司匹灵。老田的命令是不能违抗的，我要是一定不去睡，他登时就会去请医生。也好吧，躺在床上想好了主意明天天一亮就起来写。“老田，把闹钟上到五点！”
老田又笑了，不好和老人闹气，不然的话，真想打他两个嘴巴。
身上果然有点发僵，算了吧，什么也不要想了，快睡！两眼闭死，可是不困，数一二三四，越数越有精神。大概有十一点了，老田已经停止了咳嗽。他睡了，我该起来了，反正是睡不着，何苦瞎耗光阴。被窝怪暖和的，忍一会儿再说，只忍五分钟，起来就写。肚里有点发热，阿司匹灵的功效，还倒舒服。似乎老牛又回来了，二姐，小球……“起吧，八点了！”老田在窗外叫。
“没上闹钟吗？没告诉你上在五点上吗？”我在被窝里发怒。
“谁说没上呢，把我闹醒了；您大概是受了点寒，发烧，耳朵不大灵，嗻！”
生命似乎是不属于自己的，我叹了口气。稿子应该就发出了，还一个字没有呢！
“老田，报馆没来人催稿子吗？”
“来了，说请您不必忙了，报馆昨晚被巡警封了门。”
【导读】
闹剧背后的无奈
人生是由每一个“一天”连续组合而成的，它们或平凡，或惊险，或忙碌，或闲散……但无论如何，它们都是生命的一部分，也本应属于自己。然而，人生活于社会之中，处在错综复杂的人际漩涡里，每一天都可能充满意外，会遇到各种各样鸡毛蒜皮的琐碎小事，自己的“一天”常常可能不在计划之中。且看老舍先生是如何叙述他的“一天”。
《一天》主要叙说了老舍一天里被诸多事情干扰无法写作的经历。吃完早饭后整理笔墨准备写作，收到好友王君快信约在车站相见，结果却由于交通堵塞、“碰着在娘怀中的小儿”，晚到车站一个钟头没见着朋友。回到家，小猫初次上房不敢下来，磨烦了一点来钟。接着二姐请求帮忙写信，光是商量写信的称呼就用了“半点多钟”。午饭后二姐说先去睡个小盹，醒后再说怎样写那封信。而当她醒来后，却发现她要到东关李家去。二姐走后，继续准备写作，恰巧碰上巡警上门调查户口，又耽误了一刻多钟。本以为接下来可以安心写作，没想到门铃响了，看完来信后赶紧回信。发完信，天黑了。吃完晚饭老牛与新结婚的夫人来了，坐到十点，早早上了床。最终发出了“生命似乎是不属于自己的”的喟叹。第二天醒来担忧着没来得及写的稿子，却得知不必忙了，报馆被巡警查封了……真可谓一地鸡毛。
老舍先生用诙谐幽默的笔调叙说着“一天”的种种经历，读来让人发笑。但笑过之后品到的是酸涩与无奈。在写到为了赶时间见好友不小心撞到小孩儿时，这本是一件稀松平常的事情，何况撞得并不严重，小孩子虽是张着“火山口”似的嘴，非要等到抓一把糖作为补偿，才得“杀出重围”。在这里，国人斤斤计较、爱贪小利的心态被生动形象地表现出来，而那些围观群众正与鲁迅笔下漠不关心、麻木不仁的看客形象不谋而合。至于帮二姐写信、看信、回信，接待老牛和他的新婚妻子等事，多多少少都是碍于人情无法回绝，白白浪费自己的时间。这些鸡零狗碎之事最终拼凑成了“一天”，真可谓一场闹剧一场空。而这一场滑稽可笑的闹剧背后蕴含了作者的无奈与苦楚。
我们的“一天”都在怎样度过呢？在拥挤的交通堵塞中，在未知的意外事件中，在无法抹开情面的求助中，在不得不应对的交际中，抑或是茫茫书海中，有哪一件是你真正想做的呢，真正属于你的生活是什么呢？如何才能按照自己的规划去生活呢？这正是笑过之后留下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