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般来说，被人崇拜的人，应该是有真本事的人，学问很好的人，徳行很高的人，社会贡献很大的人，是人中精华。看来“崇拜”二字，是不能随便使用的，是一个严肃的词，是一个要仰望的词。
和所有年轻人一样，我也经历过奢谈崇拜的年龄，我也曾试图表白对谁谁谁的崇拜。甚至还有文学青年居然表白崇拜我。如果我因为写过一两篇号称获过奖的小说就值得崇拜，这就有些不严肃了，这样我就得很警惕了，我值不值得被人崇拜，只有自己最清楚，所以我也会对使用“崇拜”二字持慎重态度。要是我崇拜的人的学问，并没达到值得崇拜的高度呢？要是学问值得景仰，而人品又不高呢？要是空有其德，而不具其才呢？离我太高太远、看不见摸不着的人，能够盲目崇拜吗……所以越是使用段数高的赞美之词，越是要谨而慎之。
我很想使用一下崇拜这个词，但由于顾虑重重，一直没有找准目标。也曾有记者和学生问过我崇拜谁，这可难倒我了，说没有崇拜过谁吧，显得我很傲慢。说崇拜过吧，假话又实在讲不出。后来我想出一句搪塞的话：我欣赏所有人的长处。当然这也是内心话。后来想想，关于崇拜，毕竟是一个绕不过去的话题，我还是得有崇拜，思来想去，在我年过半百后，最后确定了：我崇拜的人是我的老祖父。
我的老祖父出身卑微，生长于山野，是个文盲，离人们概念中的崇拜条件，实在太远，但我选择了他。
我的老祖父名豪翠，号听甫。一直到我开始写小说，为取不好小說中人物的名字而发愁时，我才发现我老祖父的名字极其的诗意而高雅，我有意留心观察活跃在文坛艺苑的大腕们，说句不客气的话，还没有一个大名能与“豪翠”比肩。
我老祖父有三兄弟，另外两个分别叫拔翠、笑翠，也极好。将男儿取名叫“翠”，应该是极少的，这是个女性专用字。而我老祖父这块“翠”，并不柔媚，附于豪迈，气宇轩昂，就有深意了。我祖父的名字也好，叫“雁羽”，大雁之羽，纵横天下，轻盈洁净。可惜到我祖父以下的后裔上百众，再也没一个有文化品位的名字了。为此我十分好奇，难道我的祖上，曾经出过文化大咖？ 我二十四岁时，老祖父谢世。我二十七岁才开始写小说，这个疑问，来不及从文学的需要问他，就再也找不到出处了。
我找到一本族谱，可惜族谱也只修到我老祖父以上的四代，由此可见，如果真是大户人家，也不会只修这么多。
主持修编族谱的人选，一般是族中文墨较好的长者，谁都愿族中有幸出人物，凡稍有成绩者，都是要记入族谱的，作后裔楷模。尤其要与别的姓族比高下，满足虚荣心。上世纪八十年代重修族谱，族上硬是坚持要把我这个小小的省作协副主席的称号也写进去，以示荣耀。看来真是族中无老虎，猴子也充王。
太平盛世，现在乡中修谱成风，凡考取了本科学校的学子，都要进史册。我仔细地查了我老祖父以上几代长辈，没有看到谁有一段介绍文字，也不知是真没有出什么人物，还是世事多动荡，无心记录。
再看看我家的祖屋，就是最普通的湘北民居，土砖青瓦，偏屋盖的还是茅草。墙体没有一口青砖，屋顶没有雕梁画栋，当然更不会有书画瓷器之类的带贵气的摆设。我太祖母辖下的子子孙孙，挤住在一个屋顶下，到了我父亲这一代，兄弟要分门立户过日子了，祖上勉强能够分给一间房，就不错了。我做过一个统计：我们这一代以上的所有长辈，民国时期没有人加入过国民党、三青团。建国后没有人参军、入团、入党、吃皇粮，连生产队的副队长都没有人当过。一大家几十口人，始终生活在最底层。
如此看来，我老祖父的名字，没有我想象中的可能有高贵出处。
我二十八岁这年，开始发表小说了，调到县文化馆做文学专干，时间完全由自己支配。这年冬天，我趁着去长沙开文学笔会，顺便带我母亲去长沙看病。我母亲指着湘雅医院后面的一片房子，说长沙“文夕大火”前，我老祖父在那里置有房产。她说老祖父年轻时，生意做得不小，所以能够在长沙置业。在长沙的中心地带有房产是什么概念？随便就是时下的亿万富翁。
我母亲建国后才嫁到彭家，关于我老祖父，她也是听人家讲的。作为文学的敏感，照说这也是一个富于传奇色彩的故事了，挖一挖，有可能弄出好东西来。但我母亲的感觉，和我是一样的：不相信老祖父创造过传奇。其时我老祖父已作古，也没法落实他当年究竟在长沙做过什么。
我十二岁去十五里外的中学读书，十七岁出门吃皇粮，与乡党的联系并不密切，回家住一晚，看看家人就匆匆走了，关于老祖父的身世与经历，竟是几十年间道听途说的琐碎积累。
从一些已经口齿不清的老人的叙述中，我老祖父确实做过生意，出过远门，而且起步较早，给乡党印象深的，一是贩过猪，二是贩过布。猪生意做得远，直接往两百多里外的长沙送。其时乡间的运输工具是独轮车，木轮子外面包铁皮，一辆车推一头猪，送到长沙要三天，在一个叫金井的地方住一晚，在一个叫路口的地方再住一晚，第三天才能到达，走的都是两头黑。人住下，猪松绑，让猪在店家的猪栏里，同店家的猪挤住一晚。还要跟店家借锅煮猪潲，让它吃饱，来日清早好再被捆绑上路。松松绑，休息好了，猪们才不至因过于劳顿而死在路上。我老祖父的车队，少有十几辆，多时几十辆。每台车，一个推的，一个拉的，都是有气力的人。人不能少，一路翻山越岭，都得是有力气与拦路打劫者一搏的角色。
说是我老祖父在长沙的猪生意做得不错，在业界有声望。怎么不错？也没有人讲出具体的细节来，稍微完整点的故事只有一个：说是某晚车歇在长沙，无事就在赌场看赌钱，其中一局，下局的金额悬殊太大，要么大赢，要么大输，庄家不敢揭这个盖子，他没有赔大钱的底气。一般这样的赌局就要封存下来，另外去寻大老板来“买”这个庄。
这时我老祖父正在客栈呼呼大睡养精神，他的伙计们想一睹这场输赢，便提议庄家去问问我老祖父，敢不敢“买”这个宝。其时我老祖父可能有点名声，连赌徒们都认识他。庄家听说彭老板在，眼睛一亮，觉得有人解围了，当即便委托平江伙计去问我老祖父。我老祖父过于疲惫，也没听清伙计们说什么，连声说“买买买，”倒头又睡死过去。
第二天早晨起床，我老祖父见床边放着几个麻布袋，伙计们一个个脸上放着贼光，围在一旁傻笑。原来我老祖父梦中揭宝，大赢一场，获银元几麻布袋。我们山中，几乎家家都有养狗打猎的习俗，待到秋收时节，我记得我家的猎狗，几乎每天清早都要从外面咬一只小猎物回家。乡人狩猎有规矩：不管谁打下野猪等大兽物，凡围观者都可得一份口福，叫做“见者有份”。现在我老祖父得此一大笔横财，自然想到“见者有份”的乡约，便叫各位伙计，撩起衣服尽管装银元，但不许使用布袋。待一阵哄抢，我老祖父所剩无几了，但他高兴。在他看来，这不是靠气力得来的收获，属横财，横财是不可独吞的，只有大家分了才无愧。
这批伙计拿着银元，回家即买田置业。有了垫底资金，发展就快，日久都成了乡中富主，到解放时，大都被划为地主或富农成分。而他们当初的老板——我老祖父却与他们拉开了财富的距离，只评了个下中农成分。也不知我老祖父是什么时候破的产。不过我老祖父以他破产的代价和贡献，拯救了我们这个大家庭，解放后他没有挨过斗，他的子子孙孙都是有着红色头衔的贫下中农，不必低着头走路。
也有人说我老祖父贩猪的名声不算大，贩布的名声才是大。他被乡党真正叫做老板，出自一个很特殊的背景。
上世纪三十年代末，日本军队入侵中国，很快攻占了上海等重要工业城市，其中纺织业惨遭重创，老百姓没衣服穿尚可将就，前方打仗的战士不可没衣服穿。当纺织工业消亡后，便有无数的手工业取而代之。我的老家地处深山，一时远离战火，竟在一夜之间，成了一个纺纱织布的重镇。我们这个很小的地方，因此有了一个很大的名字，叫：长田市。建国后长田市的建制是一个行政乡，后因实在是太小，有市无街，有市无商，撤乡并镇后，现在成了一个村。但抗战时期的长田市之繁荣，无以言表，那时候以长田市为中心的周边几百上千户人家，家家拥有纺纱车和织布机，男女老少人人上机纺织，昼夜不息，人歇机不歇。日本人封锁了水运和公路，但堵不住可以在树丛中穿梭的独轮车。附近江西省的修水、铜鼓，湖北的咸宁、通城，湖南的醴陵、攸县、浏阳、长沙、岳阳等上十个县份的棉农，每天要往长田市送来数以万斤计的棉花。送进来的是棉花，拉走的是棉布。山坳林密处昼夜响彻着独轮车吱呀作响的声音，通省连县的石板路被车轮碾出深深的凹痕。我老祖父没有成为一个纺织手，也没有当车夫，要么是坐地收购的掌柜，要么是在生死威胁环境下组织运输的大佬，他被授予“老板”的尊称，大概是始于这个时候。若干年后，凡与我老祖父有过交往的长田市人，每谈到他，必竖起赞赏的大拇指。但遗憾的是并没有留下动听的故事。
真实的故事，生动的细节，如果我老祖父不讲，就流传不出去了。但他从来不讲自己。
长田市离我老家三里地。我儿时记忆中的长田市，青石板街仅两米宽，百把米长，两边有几十家窄窄的店面。从我家门口流过的一条小河，绕过小街的两头，街两头各有一座石拱桥。就是这么一个小地方，不知为前方的抗日战士，送去多少温暖。
从石板小街被车轮碾出的凹痕，可印证当年长田市的风采与沧桑。此番风光，一直保持到我十七岁出门去县城工作。再回首，现在尚存的长田市，仅留一座爬满青藤的石拱桥，铺面早已拆除一尽，被一群配有“罗马柱子”的五颜六色的小洋楼替代。
在我十七岁前的记忆里，长田市附近一带大多数人家，都还保留着织布机和纺纱车，老少妇人都还有纺织的习惯，只要体力活干完了，孩子入睡了，女人便会开始纺织，就像现在的妇人一样，一闲就看电视连续剧和玩手机。她们甚至不以为织布是在劳动，而是休息。纺车“咪呀咪”地吟唱着，出自妇人口中的绵绵小调，也就随之穿梭于夜空，歌声和纺车声、织机声，伴着我整个儿时的睡梦。
在我十三岁那年，我老祖父邀我同他去做布生意。他给我准备了一担三四十斤重的家织的棉布。作为农家子弟，我已经具备这个力气。这一年，我老祖父七十二岁。本来在他这个年纪，出门做生意，还不需要借助我的肩膀，他比我还会挑得多。但一年前他去浏阳做布生意时，在山上把左腿膝盖骨摔脱臼了，经路人发现，口信传口信，一路传来，经过几个人的口，才传到我家，待我叔叔他们抬着轿子寻到他，时间已经过了一天一夜。对于伤科郎中来说，治脱臼不是难事，找力气大的人抱紧患者的上身不让动，郎中点香燃烛，倒一杯冷水，口中念念有词，拜请师傅神灵援手，然后在杯口用手指游走，谓之：画符。画毕，喝一口赋予了神力的冷水，朝伤处喷去，待伤者皮肉一紧之际，郎中迅速搬起伤腿，往上一举，只听得“咔嚓”一声响，郎中宣布：好啦。骨头便在一秒钟之内接上了。伤者虽然马上能站立了，但仍需卧床一月，待血肉筋络长全，方能下地走动。我老祖父年满七旬，气血已衰，至少也应在床上躺一两个月。
我老祖父大半辈子东奔西跑，从没闲过，不遵医嘱，觉得好了一些，便下地走动。待更好一点，便开始做甩腿运动，试图帮助伤腿尽快恢复到原来的劲势。但这一甩，因用力过猛，导致再次脱臼。再次脱臼的后果是这条腿无法接上去了，膝盖骨从此凹了下去，形成一个恐怖的坑。在我老祖父以后十多年的生命时间内，那条伤腿，要依仗一根拐棍，才可勉强走动。
这年的深秋季节，我同我的老祖父第一次出门远行。有多远？我没问。此行去干什么？布袋里装的是什么？他不说，我也不问。我没有问什么的习惯，我只是愿意和我的老祖父在一起，什么话也不说，也愿意。为了这次远行，我老祖父就如何让拐棍协同伤腿走路作了大半年的研究和训练，一直练到了可以挑半担尿去浇菜地，才决心出门重操旧业。
老祖父选了上好的麻和粽，打了两双麻草鞋，我们穿上它往远远的一架大山进发。在我十三岁的视野里，每天出门必见此山，但从来没有亲近过它，不知道那一抹灰蓝色离我有多遠。我知道走远路必须有一双好鞋子，而走路最好的又是草鞋，依我并非吃不到杨梅说杨梅酸的真实感受，依我几十年的实践，尽管时下名鞋如云，但论走远路，其综合享受，真还没有超过一双麻草鞋的。
我们吃完中午饭就出发，一直走到天黑，才走到那架叫做连云山的山脚下。我老祖父只生育我祖父一根独苗，他弟弟笑翠过继了一个闺女给我老祖父做女儿，她就嫁在这山脚下，我们就在她家打住。我的老姑告诉我：我们花了五六个小时，才走完到她家的二十多里地，可见我老祖父走得有多难。但见我老祖父有伤的膝盖并没有红肿，她才放下心来。
第二天天刚亮，我们就吃过早饭出发了。我们的整个行程是上山十五里，下山三十里，才到达目的地。爬到山顶是十五里，路名叫“十八盘”，即要盘旋十八个大弯，方可达山顶。我们在不见天日的密林和藤蔓中盘旋，整个大山里只有两种声音，一是我老祖父手中拐棍戮在石板路面的“咯咯”声，二是我老祖父粗重而均匀的喘息声。我在前，他在后，因为路很少有人走，时有枯枝挡路需清除，那便是我的事。我们走走停停，待见到阳光照到头顶时，就看到山顶了，树林也就不再长高了。看看太阳当顶，就知道是正午了，在我十三岁时，我还没有看到过手表和闹钟。我数了一下，我们花了整整半天，十八弯还有四个弯没走完。在路边一眼天然的泉水旁，我老祖父说在这吃中饭。水边有好心的路人给路人备好的舀水喝的竹筒，我们就着这一汪水，开始进餐。饭是掺着艾叶煮熟的两个饭团（艾叶防馊、不拉肚子），装在一个用麻线织成的布袋里，通风透气。菜是炒黄豆，有油盐味。这大概是老祖父他们那一代人出远门的通用干粮。
我问老祖父，这山顶上怎么只长草不长树？他说，山顶风大，长不成大树的。我问，这山上有老虎吗？他说，老虎就住在这草里。我问，为什么不住林子里？他说，老虎怕鸟拉屎，鸟屎能烂见虎骨头，山顶上只长草，没吃的，鸟不来。听说山上有老虎，我的后背就发麻。我说，你不怕啊？他说，以前来这做生意的，过十八盘时，都会约齐了，一起走，人多就不怕老虎，老虎也怕人多。我问，如今还有老虎吗？他说，不晓得，好久没见过了。看来他过去是遭遇过老虎的。
下山的三十里，大多是平路，我听到后面的拐棍声和喘息声显得轻松多了，我肩上的担子也就轻松些。太阳快落山时，老祖父问我，肚子饿不饿？我说，有一点。他让我在一个山沟旁停下来歇歇，他让我看看沟里。不看不知道，一看吓一跳。我看到光滑的石沟里，是一堆堆的板栗，抬头往上看，是密密匝匝的高大的板栗树，这正是落果的季节。我忙跳到沟里，选些个头大的板栗，装满身上的口袋，装中午饭的麻布袋空了，也被装得满满的。我和老祖父吃了一阵板栗，有了精神，继续前行。在快看不清路时，前面便有了灯光。老祖父说，今晚歇在这里。
路边的客栈很小，伸手可以摸到屋檐。屋顶盖着厚厚的茅草，很大一棵的树撑着它。屋里点着一粒豆大的灯火，有五六个人影在晃动，但是热情胜似灯光，见我们推门进去，个个都起身相迎，齐齐悦声叫着“彭老板”。显然我老祖父过去是这里的常客。很快锅响了，饭菜都是现成的，热一下端了上来，我胡乱塞饱肚子，太困太累，倒头就在一张可睡十来个人的通铺上，钻进一床被子里睡了。这家店给我睡前留下的印象有三点：一是被子下面只有稻草，我闻出来，这是刚刚收割的晚稻草。二是店家的饭甑就是一截楠竹做成的，我也算是山里人，不敢相信竹子能长得这么粗，像一只水桶。三是有人提议要喝酒，一听说酒字，我老祖父的声音就高了，声言这顿酒由他来请……第二天起来，我第一件事是细看那只竹饭甑，那个大啊，真好……
山脚是一家煤矿，那里的人都认得我老祖父。
这是我曾孙。老祖父逢人便得意地介绍我。
好命好命。那里的人是真心的赞美。
我挑子里的布卸在一个杂货铺子里。那些一脸黑的矿工见我老祖父走路一拐一瘸的，都止不住流眼泪。杂货店的老板娘也跟着流泪，对我说：我们这里只销你老祖父的布，只他的布结实耐穿。
这地方叫浏阳东山，出煤，也出柿子。柿子有拳头大个，我老祖父买了柿子表彰我，好吃就贪吃，吃得我都吃不下饭了，以后好几年看到柿子就想吐。返程时，老祖父让我挑了些柿子干带回去，再卖给地方上的人。回家时，我没有忘记再捡些板栗挑回家。返乡的担子并没减轻。
我老祖父这是最后一次造访这个他常去的地方，他以后没有再让我陪他去，说明他通过检验，证明他已经没有能力再走一趟了。现在回想起来，就是一个健壮的人，要走完那条艰险陡峭被世人遗弃了的古官道，并非易事，而我老祖父是在古稀之年用一条好腿拖着一条废腿走完的，我除了听到他粗重的呼吸，不曾看过他的愁眉，不曾听到他的叹息。他选择放弃这条商旅，足可见他无法承重。
我老祖父不能出远门了，但还是拖着一条无力的腿，不停地在附近乡间游移，以他特有的商业敏感，做一点小小生意。他必须赚点小钱，来养他那点喝酒的嗜好。他每天要喝一点酒，哪怕一两也行，不喝便没有精神，可以不吃饭，但不可以断酒。而他的儿子和孙子，都没有能力保障他这点微乎其微的需求，他只能自救。
在我七八岁的时候，正逢国家三年自然灾害，饭都没得吃，哪有粮食酿酒？我老祖父便去山上采摘一些植物根茎和果食，挑回家来酿酒，其中我知道名字的有葛根酒、红薯根酒、乌毛刺果酒等。走前人没走过的路，他按自己的理解来酿酒，我还记得，他酿出来的酒，所有好酒之徒都不愿喝，说是比药都难喝，而我老祖父一边皱眉头还要一边喝。
我十七岁被招收到县剧团工作，那时候叫毛泽东思想文艺宣传队，老祖父每年都要来我这里住几次，每一次都是呆两天两晚，就是留，他也不多住，说不能影响我的工作。从我老家到县城，有四十多里地，他是步行来的，分两天走，第一天走一半，到嫁在离县城二十里的他大妹妹家里住下，第二天走到县城。回去时可以坐三十里路的客班车，我要买票给他，他说他走惯了，坚持不肯。
每每老祖父光临，我的第一个动作，必是飞奔而出，上街打酒，一定要让他在三分钟之内喝上解乏酒，这是他最高兴的事情。其时工厂的学徒每个月只有十五块钱工资，而我刚参加工作就有二十八块五角钱，那时候毛主席的文艺战士地位很高。为了迎接老祖父，我备好了从医院里弄来的盐水瓶，瓶盖是软橡胶的，又紧风，又好开启，又耐用，比现在所有的品牌酒盖都好用。一个瓶子正好装一斤酒，几角钱一斤的酒，這对于我的经济状况来讲，不在话下。当我递给老祖父一整瓶酒时，他脸上每一条皱纹里都荡漾着喜悦。要知道，在漫长的岁月里，他没有能力让自己一天喝上一两酒，而我一出手给他的就是沉甸甸的一斤，多么土豪。
我拿上了这么高的工资，当然不会让老祖父喝寡酒的，那时县城有家卤味店，也是惟一的一家卤味店，我还会在那里无比奢侈地买下几角钱猪耳朵、卤豆腐干、花生米，给他下酒。当我看到他高亢地打着酒嗝时，我十分开心，因为他有幸能够喝上他的曾孙的酒了，而能享受这种待遇的老人，是很少很少的，我的同事中，至少有一半人没有看到过自己的祖父，而我却能够孝敬我的老祖父，令我的同事们十分羡慕。每次我老祖父来了，同事们都要高声给我报信。
但这样的好景只维持了几年，在他年届八十时，他实在是无力拖动那条病腿了，不能走到县上来享受他曾孙的孝敬了。尽管后来在他活着的几年间，在他再也无力靠做小买卖来维持每天几口酒的时候，我保障了他的嗜好，但我还是觉得我参加工作太迟了些。
在我老祖父逝去几十年后，县城有一位主修彭氏族谱的长者告诉我，说你老祖父是个很了不起的人，他二十多岁时就把布生意做到了武汉、南京、长沙，是很大的老板。他带着一支船队，多时有几十条船，敲锣打鼓，从县城的大码头出发，威武啊，顺汨罗江，入洞庭湖，下长江。平江有四大特产——茶、麻、油、纸，他什么都做，做得最大的，还是麻布。风风雨雨，一走就是个把月，满满一船去，满满一船回……那时候彭家祠堂是县城修得最大最好的祠堂，你老祖父是捐款大主，但从不留名……
由此，我相信我母亲说我老祖父曾经在长沙置有产业，可能是真有其事。那时没公路，一个县份的物资进出全靠水运，作为运输大亨，我老祖父应该是赚了大钱的。
但是一个大亨的晚年，居然不能给自己提供一两哪怕是劣质的酒，这就完全有理由让我宁可信其无、不可信其有。
不知是家里的安排，还是我老祖父的要求，我自小就是老祖父带着睡觉，一直到我参加工作后，每回老家，都是同老祖父睡。还是儿时记忆中的那张一直未能涂上油漆的床;还是那一床补了很多补丁的麻线蚊帐，凡是老祖父的衣物用品，都是他自己缝补;还是那张只剩下三只脚的竹躺椅，在我的记忆里，它从来就没有过四只脚，比他自己那条瘸了的脚不知早了多少年;还是那盏没有了玻璃灯罩的煤油灯，几十年不变地立在竹椅旁的一个小方桌上;还是那间三面都是木板、每块板子之间都均匀地裂着缝的房间……我最要感谢的是老祖父房间的竹躺椅、小方桌和一粒灯火。我在这里完成了大部分高小两年和初中一年的家庭作业。那时爱读小说，找了只旧箩筐放书，最盼望天下雨和夜降临，那样就不用下地干活了，可以安心看书了。老祖父房间里的一粒灯光，陪伴着我一遍又一遍地阅读这些书，读到天亮是经常的事，我能把《三国演义》的故事完整地讲给乡党听。
其实写小说也不是高不可攀的事，读过一些好小说，还真把这些小说读进去了，消化了，水涨船高，就自然而然知道怎么写小说了，我从来没有想也不敢想我日后能够靠写小说混到饭吃。我老祖父那仅能放一床一桌一椅一柜一尿桶的木板房，是我的大学课堂，我在这里聆听了众多不同风格的作家老师授课，我在这里认识了托尔斯泰、屠格涅夫、契诃夫、普希金、泰戈尔、罗贯中、曹雪芹、鲁迅……那时候的农村中学，居然有这么多的好书，有那么整齐的俄罗斯作家阵容。
我老祖父房间里的那一粒灯火，是我文学启蒙的光芒。
我老祖父是乡中少见的爱干净和料理个人生活的老人，他的蚊帐被子，虽说补丁叠补丁，却总是保持干净。我们乡中讲究的人家，凡洗过的衣服被帐，晾晒前还要浇上米汤浆一次，我也没弄清楚这么做的由来出自何处，估计好处可能有两点，一是衣物硬挺有形一些，二是有米汤的香味。我们过冬睡觉保暖的主要依赖不是棉絮，而是稻草。棉絮要花钱，稻草不花钱。我老祖父和所有老人一样，在收割稻子的时候，要去精心挑选一批优质稻草，去掉外衣，留下秆子，悬挂于梁，随时替换垫床的旧稻草。一般人家是一年换一次，也有几年不换的。我老祖父一年至少要换两次。他的床上，长年散发着米汤和稻草的清香，这是让靠吃大米而活着的人最享受的香味，可惜没有人将其做成香料的母本。很多年后我有幸能住上价钱不菲的宾馆，一切皆奢华，我想要是能闻到米汤和稻草的原香，将会有怎样的好梦。
我们这个院子，只住五六户人家，同龄的小朋友仅有两个。附近有高祖留下的彭姓大宅，那里孩子成群，是我们爱去的地方。每到寒冬之夜，我在外面玩晚了，或者看书看晚了，脚快被冻僵了，实在熬不住了，便钻进老祖父弥漫着米汤同稻草气味的暖窝里，再把麻木的脚伸到老祖父的腋窝，这时他必搂紧我凉如冰块的脚板，他什么都不说，更不会说玩这么晚才回家之类的话，默默地以一个存世并不久了的体温，赠予他的后人……一脉香暖催人入梦，几十年来，每逢寒夜哆嗦上床，脑中必闪过儿时那令人留恋的一幕。
我老祖父逝世时，我没有见上我老祖父最后一面，他就被草草掩埋。那时候一个公社（乡）几千人，分布在几十平方公里的山川间，只公社有一台可往外拨打的电话，住得远的人，如若要打一个电话，路上要走一两天。尽管打电话这么不易，我家人还是想方设法通知我回家去送老祖父一程。那时我和我的同事们在长沙学戏。我们剧团的团长在县里接到了这个电话，但是他没有告诉我。事后他做我的思想工作：考虑工作要紧，所以没有告诉你。
在这个高于一切的时代，我能说什么呢？
一个多月后，我回老家跪拜了老祖父的坟墓，但是没有哭。不知道为什么没有哭。老祖父使用过的所有东西都烧掉了，只剩下一间空房。我突然感到一片茫然：我今晚跟谁睡呢？
一些年后，我同一位族上长者谈到我老祖父，他说：那时候你老祖父做得大啊，你们的老屋场，叫做“顺生里”，买卖做得不小啊，有“顺生斋铺（做糖果饼干）”“顺生药号”“顺生学堂”“顺生糟房（蒸酒）”，还杀猪打豆腐……你老祖父手头好的时候，这地方上下十几里的人家，恐怕都借过他的钱。他这人大方，只要人家开口，只要荷包里还有货，没有不给的。后来日本人打进来了，你老祖父的家业就跟着败了。再后来，解放了，朝代都换了，还有谁会还钱呢？以后的几十年，你老祖父過得苦，也没看到谁打一两酒给他喝。你老祖父的后辈人，都苦啊。有后人问过你老祖父，想要他说出来，地方上都有谁借过他的钱。你老祖父说：还得起的，会还，还不起的，还是还不起，算了吧。他闭口不说谁欠过他的钱。你老祖父走时，不糊涂，只是不能吃了，拖了十几天。又有后辈伏在他耳边说：你就要走了，人家欠了你的钱，该说啦，再不说就迟啦。但你老祖父还是摇头不说……
后来我的一位婶婶告诉我，我老祖父曾经清理出一个箩筐的本子和纸条，叫她挑到河边的沙洲上，一把火烧了。
估计那是他秘密保存了几十年的账本，此举是要断了后人秋后算账的想法。
在我老祖父谢世后的近四十年，我老家的县上成立商会，大家要我讲个话。我是文人，这种商业场合我能讲什么呢？我突然想到了我的老祖父，他也算得上是个前辈商人哪，而我就是商人的后裔嘛，于是我就有了讲的胆气了。于是我讲了一段我老祖父的故事：他不会武功，没有枪支，敢领着一支船队闯乱世、临劫匪，是怎样的豪气？他是山里人，会走路，不善水，是旱鸭子，敢于劈风斩浪过洞庭、下长江，是怎样的胆魄？他没有文化，却能做出大买卖，出入账目全在心底，是怎样的智慧？如此的豪迈与精明，我等后人实在不及，世间也是少见。他“会赚钱，不吹牛，讲义气”，是我崇拜的偶像。
有位商界成功人士，听了我的发言，喜欢这最后的三句话九个字，让我用毛笔写出来，装裱好挂在他的豪华办公桌后面的墙上，试图作为座右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