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记念刘和珍君》散文全文

记念刘和珍君

中华民国十五年3月25日,就是国立北京女子师范大学为18日在段祺瑞执政府前遇害的刘和珍杨德群两君开追悼会的那一天,我独在礼堂外徘徊,遇见程君,前来问我道:“先生可曾为刘和珍写了一点什么没有?”我说:“没有。”她就正告我:“先生还是写一点罢,刘和珍生前就很爱看先生的文章。”

这是我知道的,凡我所编辑的期刊,大概是因为往往有始无终之故罢,销行一向就甚为寥落,然而在这样的生活艰难中,毅然预定了《莽原》全年的就有她。我也早觉得有写一点东西的必要了,这虽然于死者毫不相干,但在生者,却大抵只能如此而已。倘使我能够相信真有所谓“在天之灵”,那自然可以得到更大的安慰,——但是,现在,却只能如此而已。

可是我实在无话可说。我只觉得所住的并非人间。四十多个青年的血,洋溢在我的周围,使我艰于呼吸视听,那里还能有什么言语?长歌当哭,是必须在痛定之后的。而此后几个所谓学者文人的阴险的论调,尤使我觉得悲哀。我已经出离愤怒了。我将深味这非人间的浓黑的悲凉;以我的最大哀痛显示于非人间,使它们快意于我的苦痛,就将这作为后死者的菲薄的祭品,奉献于逝者的灵前。

真的猛士,敢于直面惨淡的人生,敢于正视淋漓的鲜血。这是怎样的哀痛者和幸福者?然而造化又常常为庸人设计,以时间的流驶,来洗涤旧迹,仅使留下淡红的血色和微漠的悲哀。在这淡红的血色和微漠的悲哀中,又给人暂得偷生,维持着这似人非人的世界。我不知道这样的世界何时是一个尽头!

我们还在这样的世上活着;我也早觉得有写一点东西的必要了。离3月18日也已有两星期,忘却的救主快要降临了罢,我正有写一点东西的必要了。

在四十余被害的青年之中,刘和珍君是我的学生。学生云者,我向来这样想,这样说,现在却觉得有些踌躇了,我应该对她奉献我的悲哀与尊敬。她不是“苟活到现在的我”的学生,是为了中国而死的中国的青年。

她的姓名第一次为我所见,是在去年夏初杨荫榆女士做女子师范大学校长,开除校中六个学生自治会职员的时候。其中的一个就是她;但是我不认识。直到后来,也许已经是刘百昭率领男女武将,强拖出校之后了,才有人指着一个学生告诉我,说:这就是刘和珍。其时我才能将姓名和实体联合起来,心中却暗自诧异。我平素想,能够不为势利所屈,反抗一广有羽翼的校长的学生,无论如何,总该是有些桀骜锋利的,但她却常常微笑着,态度很温和。待到偏安于宗帽胡同,赁屋授课之后,她才始来听我的讲义,于是见面的回数就较多了,也还是始终微笑着,态度很温和。待到学校恢复旧观,往日的教职员以为责任已尽,准备陆续引退的时候,我才见她虑及母校前途,黯然至于泣下。此后似乎就不相见。总之,在我的记忆上,那一次就是永别了。

我在18日早晨,才知道上午有群众向执政府请愿的事;下午便得到噩耗,说卫队居然开枪,死伤至数百人,而刘和珍君即在遇害者之列。但我对于这些传说,竟至于颇为怀疑。我向来是不惮以最坏的恶意,来推测中国人的,然而我还不料,也不信竟会下劣凶残到这地步。况且始终微笑着的和蔼的刘和珍君,更何至于无端在府门前喋血呢?

然而即日证明是事实了,作证的便是她自己的尸骸。还有一具,是杨德群君的。而且又证明着这不但是杀害,简直是虐杀,因为身体上还有棍棒的伤痕。

但段政府就有令,说她们是“暴徒”!

但接着就有流言,说她们是受人利用的。

惨象,已使我目不忍视了;流言,尤使我耳不忍闻。我还有什么话可说呢?我懂得衰亡民族之所以默无声息的缘由了。沉默呵,沉默呵!不在沉默中爆发,就在沉默中灭亡。

但是,我还有要说的话。

我没有亲见;听说,她,刘和珍君,那时是欣然前往的。自然,请愿而已,稍有人心者,谁也不会料到有这样的罗网。但竟在执政府前中弹了,从背部入,斜穿心肺,已是致命的创伤,只是没有便死。同去的张静淑君想扶起她,中了四弹,其一是手枪,立仆;同去的杨德群君又想去扶起她,也被击,弹从左肩入,穿胸偏右出,也立仆。但她还能坐起来,一个兵在她头部及胸部猛击两棍,于是死掉了。

始终微笑的和蔼的刘和珍君确是死掉了,这是真的,有她自己的尸骸为证;沉勇而友爱的杨德群君也死掉了,有她自己的尸骸为证;只有一样沉勇而友爱的张静淑君还在医院里呻吟。当三个女子从容地转辗于文明人所发明的枪弹的攒射中的时候,这是怎样的一个惊心动魄的伟大呵!中国军人的屠戮妇婴的伟绩,八国联军的惩创学生的武功,不幸全被这几缕血痕抹杀了。

但是中外的杀人者却居然昂起头来,不知道个个脸上有着血污……

时间永是流驶,街市依旧太平,有限的几个生命,在中国是不算什么的,至多,不过供无恶意的闲人以饭后的谈资,或者给有恶意的闲人作“流言”的种子。至于此外的深的意义,我总觉得很寥寥,因为这实在不过是徒手的请愿。人类的血战前行的历史,正如煤的形成,当时用大量的木材,结果却只是一小块,但请愿是不在其中的,更何况是徒手。

然而既然有了血痕了,当然不觉要扩大。至少,也当浸渍了亲族,师友,爱人的心,纵使时光流驶,洗成绯红,也会在微漠的悲哀中永存微笑的和蔼的旧影。陶潜说过:“亲戚或余悲,他人亦已歌。死去何所道,托体同山阿。”倘能如此,这也就够了。

我已经说过:我向来是不惮以最坏的恶意来推测中国人的。但这回却很有几点出于我的意外。一是当局者竟会这样地凶残,一是流言家竟至如此之下劣,一是中国的女性临难竟能如是之从容。

我目睹中国女子的办事,是始于去年的,虽然是少数,但看那干练坚决,百折不回的气概,曾经屡次为之感叹。至于这一回在弹雨中互相救助,虽殒身不恤的事实,则更足为中国女子的勇毅,虽遭阴谋秘计,压抑至数千年,而终于没有消亡的明证了。倘要寻求这一次死伤者对于将来的意义,意义就在此罢。

苟活者在淡红的血色中,会依稀看见微茫的希望;真的猛士,将更奋然而前行。

呜呼,我说不出话,但以此记念刘和珍君!

4月1日

【导读】

墨写的谎说,决掩盖不住血写的事实

鲁迅说:“请愿的事,我一向就不以为然的”,然而,“万万豫想不到”当局“这么阴毒与残忍”。

1926年3月12日,冯玉祥所部国民军与奉系军阀作战期间,日军两艘军舰以护送奉舰为名,悍然进入大沽口,并炮击国民军。国民军开炮还击,将其驱逐出大沽口。日方联合英美等八国,以维护《辛丑条约》为借口,胁迫中国停止军事行动,并撤除津沽防务。3月18日,北京各界民众在天安门前集会抗议,李大钊等参与并领导了此次集会。会后,以学生为主体举行游行示威,并到段祺瑞执政府前请愿,要求拒绝列强通牒。段祺瑞下令卫队开枪,并追打砍杀,造成四十八名群众死亡,二百余人受伤。惨案发生后,执政府诬陷爱国群众为“暴徒”,诬陷共产党“啸聚群众,屡肇事端”。

惨案当日,鲁迅写下《无花的蔷薇之二》一文,将这一天称为“民国以来最黑暗的一天”,并气愤地指出:“如此残虐险狠的行为,不但在禽兽中所未曾见,便是在人类中也极少有的,除却俄皇尼古拉二世使可萨克兵击杀民众的事,仅有一点相像”,“墨写的谎说,决掩盖不住血写的事实”,“血债必须用同物偿还”!

然而,“现代评论派”文人一面谴责屠杀,一面散布流言,说请愿群众是“受人利用”,是有人“故意引人去死地”。这一论调蒙蔽了很多人,鲁迅对此义愤填膺。

3月25日,鲁迅出席女师大为遇难的刘和珍、杨德群召开的追悼会,随后写下《记念刘和珍君》。“三一八”惨案发生后的两周里,鲁迅目睹了各种歪曲事实、颠倒黑白的言论,作为对青年怀有无比真挚情感的他,陷入痛苦的深渊。“实在无话可说”“我还有什么话可说呢”“呜呼,我说不出话”,然而,他又觉得“我也早觉得有写一点东西的必要了”“我还有要说的话”。他知道“人类的血战前行的历史,正如煤的形成,当时用大量的木材,结果却只是一小块”,但是,他更知道“请愿是不在其中的,更何况是徒手”!这是陷入绝望的挣扎,是悲伤、哀痛、愤恨的层层郁积。然而,在浓黑的悲凉中,他又清醒地意识到,“沉默呵,沉默呵!不在沉默中爆发,就在沉默中灭亡”。

说不出的情感怎么说?读这篇文章,一定不会有一气呵成的感觉,因为鲁迅写作时便是愁肠百结、痛入心扉的状态,而刘和珍始终微笑、和蔼的模样和死亡的惨状一直在脑海浮现。这才有了一篇文章分为“一”到“七”部分,看上去像是“挤”出来的文字。心绪的文字,要用心去体悟,朗读也许是不错的选择,不必刻意字斟句酌。

“三一八”惨案在鲁迅的内心留下了巨大的阴影,在《“死地”》《可惨与可笑》《空谈》《如此“讨赤”》《新的蔷薇》《淡淡的血痕中》《坟·题记》等文中,他情不自禁、念念不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