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轼《范文正公集叙》原文翻译注释与鉴赏

庆历三年,轼始总角入乡校,士有自京师来者,以鲁人石守道所作《庆历圣德诗》示乡先生。轼从旁窃观,则能诵习其词,问先生以所颂十一人者何人也?先生曰:“童子何用知之?”轼曰:“此天人也耶,则不敢知;若亦人耳,何为其不可?”先生奇轼言,尽以告之,且曰:“韩、范、富、欧阳,此四人者,人杰也!”时虽未尽了,则已私识之矣。

嘉祐二年,始举进士,至京师,则范公没;既葬,而墓碑出,读之至流涕,曰:“吾得其为人,盖十有五年,而不一见其面,岂非命欤!”是岁登第,始见知于欧阳公,因公以识韩、富,皆以国士待轼,曰:“恨子不识范文正公。”其后三年,过许,始识公之仲子今丞相尧夫。又六年,始见其叔彝叟京师。又十一年,遂与其季德孺同僚于徐,皆一见如旧,且以公遗藁见属为叙。又十三年,乃克为之。

呜呼!公之功德盖不待文而显,其文亦不待叙而传。然不敢辞者,以八岁知敬爱公,今四十七年矣。彼三杰者皆得从之游,而公独不识,以为平生之恨;若获挂名其文字中,以自托于门下士之末,岂非畴昔之愿也哉!

古之君子,如伊尹、太公、管仲、乐毅之流,其王霸之略,皆素定于畎亩中,非仕而后学者也。淮阴侯见高帝于汉中,论刘项短长,画取三秦,如指诸掌,及佐帝定天下,汉中之言,无一不酬者;诸葛孔明卧草庐中,与先主论曹操、孙权,规取刘璋,因蜀之资,以争天下,终身不易其言。此岂口传耳受,尝试为之,而侥倖其或成者哉?公在天圣中,居太夫人忧,则已有忧天下致太平之意,故为万言书以遗宰相,天下传诵。至用为将,擢为执政,考其平生所为,无出此书者。今其集二十卷,为诗赋二百六十八,为文一百六十五,其于仁义礼乐、忠信孝悌,盖如饥渴之于饮食,欲须臾忘而不可得;如火之热,如水之湿,盖其天性有不得不然者。虽弄翰戏语,率然而作,必归于此。故天下信其诚,争师尊之。孔子曰:“有德者必有言。”非有言也,德之发于口者也。又曰:“我战则克,祭则受福。”非能战也,德之见于怒者也。

【文章鉴赏】

〔注〕 总角:指童年。儿童将头发梳成左右两个辫子,叫总角。 石守道:石介,字守道。《庆历圣德诗》所赞十一人,杜衍、章德象、晏殊、贾昌朝、范仲淹、富弼、韩琦几人同时执政,欧阳修、余靖、王素、蔡襄几人均为谏官。据《东坡志林》卷二,苏轼八岁入小学,老师为道士张易简。 墓碑:指欧阳修所作《资政殿学士户部侍郎文正范公神道碑铭》和富弼所作《墓志铭》。 国士:一国中的杰出人才。 其后三年:指嘉祐五年(1060),苏轼居母丧期满自蜀返京,过许州(今河南许昌),遇范仲淹次子范纯仁(字尧夫)。 又六年:指治平二年(1065),苏轼罢凤翔(今属陕西)府签判至京任职,遇范仲淹第三子范纯礼(字彝叟)。 又十一年:指熙宁十年(1077),苏轼由密州(今山东诸城)改知徐州,时范仲淹第四子范纯粹(字德孺)知滕县(今属山东),时县属徐州,因称同僚。 有德者必有言:《论语·宪问》语。 “我战则克”二句:《礼记·礼器》引孔子语,是引述知礼之人自称战则必胜,祭祀则必得福。

 

【文章鉴赏】

此文一本篇末有“元祐四年(1089)四月二十一日”句,当即作于此时。范仲淹,字希文,吴县(今江苏苏州)人,谥文正。他是北宋爱国将领,一代名臣,作者对他非常崇敬。

此文前半篇写作者对范仲淹的景仰和终身不得一见的遗恨。文章以四十七年前一件小事开头:宋仁宗庆历三年(1043),作者八岁,入乡校读小学,读到当时文学家石介写的《庆历圣德诗》,知道了范仲淹。由老师之口,引出韩、范、富、欧阳,赞为人杰,自然逼真,文章也极灵动跳脱。如开篇即由作者发一通议论,就会落入此类文章的窠臼。四十七年前的事历历如在目前,可见印象何等深刻,说明范仲淹在作者的幼小心灵中,已具有崇高地位。如今重又道及,不仅见出作者对范氏的景仰、眷恋之深,还包含着对他的深切悼念。字面平平叙述,实则情深无比,而这正是作者撰写此文的原由。下面分年叙事,叙嘉祐二年(1057)入京读范仲淹墓碑,识范之次子尧夫,见范之三子彝叟,与范之幼子德孺同僚,均是用的这种写法。这五件事,直接讲到范仲淹的前两件详写,集中地抒写不得一见范仲淹的痛悼、抱恨之情。读墓碑而流涕,将不得一见范仲淹归之为“命”;从欧阳修、韩琦、富弼等人“恨子不识范文正公”的话,写出不仅作者以此为恨,欧阳修等也引以为憾。这些文字,凝结着作者伤心的泪水。讲到范仲淹三子则简写,但不合写而一次一次分写,每写一次,又把这种感情加重渲染一次。通过这一系列叙述,蓄势已满,最后用“呜呼”一节文字,归结到“以八岁知敬爱公,今四十七年矣。彼三杰者皆得从之游,而公独不识,以为平生之恨”,把这种感情写得如海之深,如地之厚,强烈地激荡着读者的心。从乡校“私识”到写作此文,共叙七事,前两件标明庆历、嘉祐年号,后五件则全用后多少年形式,以表明所隔时间之长,最后点出“今四十七年矣”,这不仅使写法富有变化,也是为了更强烈地表达四十七年终不得一见范仲淹之面的“平生之恨”。在作此文的前五年,即元丰八年(1085),有《跋范文正公帖》云:“轼自省事,便欲一见范文正公,而终不可得。览其遗迹,至于泫然。人之云亡,邦国殄瘁,可不哀哉!”可见他对范仲淹的这种感情正是始终缭绕于心的。

后半篇赞范仲淹的事功文章,重点写事功。这段写法同上段不同,它没有具体条列范仲淹的种种功勋,而是把他同古代杰出人物作比拟,从总的方面加以极精练地概括。伊尹是商朝的开国功臣,太公即吕尚,又称太公望,是周朝的开国功臣。他们得遇商汤、周文王之前,都是平民,伊尹耕于莘(在今山东曹县北)野,太公隐于渭(在今陕西)滨。管仲,名夷吾,辅佐齐桓公,使之成为春秋五霸之一。乐毅,燕国名将,燕昭王时曾大胜齐军,连下七十二城。淮阴侯即韩信,他曾向刘邦分析刘(邦)、项(羽)的有利不利条件,建议刘邦东取三秦(今陕西一带)。刘邦采纳其言,后来果得实现。诸葛亮隐居隆中(今湖北襄阳西)时,刘备三顾茅庐,诸葛亮向刘备评说曹操、孙权,建议他西取益州(刘璋为益州牧),联合东吴孙权,共抗曹操,然后统一中国。刘备死后,诸葛亮扶佐刘禅,为实现这个计划而奋斗,“鞠躬尽瘁,死而后已”。据《宋史·范仲淹传》记载,范在天圣中监楚州(今江苏淮安)粮料院,母丧去官,时晏殊知应天府(今河南商丘,晏殊不久后即任副宰相),闻仲淹名,召置府学,范仲淹上书请择郡守,举县令,斥游惰,去冗僭,慎选举,抚将帅,共万余言。康定元年(1043),范仲淹以龙图阁直学士任陕西经略安抚副使,庆历二年任陕西四路经略安抚招讨使,威镇西北,羌人称为“龙图老子”。庆历三年春任枢密副使,其秋改任参知政事(副宰相),主持“庆历新政”,又上明黜陟、抑侥倖、精贡举、择长官、均公田、厚农桑、修武备,推恩信、重命令、减徭役等十事。“居太夫人忧(为母居丧),则已有忧天下致太平之意”,暗用其《岳阳楼记》“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语意。范仲淹的这些经历,同伊尹、太公、诸葛亮、韩信等人很相似,作者把他同他们比拟,突出他早年身居卑位时,即已抱负远大,怀有治国方略,这样更能充分表现他对国家人民的卓越贡献;如果具体条列他的事功,反而显得琐碎而没有力量。

范仲淹是作者非常崇敬的先贤,对于他的文章,自然不能去具体评论其短长,文中只用“其于仁义礼乐、忠信孝悌,盖如饥渴之于饮食,欲须臾忘而不可得;如火之热,如水之湿,盖其天性有不得不然者”两个生动的比喻,总的论赞,最后引出“有德者必有言”,“我战则克,祭则受福”,文章事功,双收作结。《宋史·范仲淹传》说:“仲淹内刚外和,性至孝,以母在时方贫,其后虽贵,非宾客不重肉。妻子衣食,仅能自充。而好施予,置义庄里中,以赡族人。泛爱乐善,士多出其门下,虽里巷之人,皆能道其名字。死之日,四方闻者,皆为叹息。”足见苏轼对他的崇高评价,绝非谀辞虚誉。

苏轼是一个至性至情的人,本篇就是一篇至情之文。一般地说,写一个人,从没见过他的面,很难写出感情;本篇却恰恰相反,从数十年景仰思慕而终未一见立意,把对范仲淹的感情写得像江河大海,深厚无比。在序引中抒情的不少,但像本篇这样感人的,却极罕见。盖作者心中本有无限深情,文辞又足达之。前人称此文是“率意而书”,“识度自远”(明茅坤《宋大家苏文忠公文抄》卷二十三),“历叙因缘慕望处,情文并妙”(清储欣《唐宋十大家全集录·东坡集录》卷五),都看到它是作者真情的自然流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