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赵秀琴

【作家简介】樋口一叶(原名樋口夏子，1872—1896)是日本明治时期由浪漫主义过渡到批判现实主义的著名女作家，是日本批判现实主义文学的开创者之一。她于1872年生于东京一个下级官吏之家，早年过着小康生活。后父亲弃官经商，破产患病身亡。当时只有17岁的樋口一叶，担负起一家三口的生活重担。她在妓院附近开了一家小杂货店，经营小本生意，用赚得的钱供养母亲和妹妹。1891年，她经人介绍认识了一个知名度不高的作家，受之影响开始了文学创作。以后与《文学界》的浪漫主义派青年作家志趣相投，交往甚密，创作日趋成熟。

樋口一叶的创作多以下层人民的实际生活为题材，以小说为主要形式。《浊流》、《十三夜》、《大年夜》、《青梅竹马》是她的名篇。这些小说都是写明治社会下层人民，特别是被摧残和损害的妇女的生活境遇的，其中融入了作者本人对生活艰辛的切身感受。1896年，年仅24岁的樋口一叶，不堪于生活重负，贫病交加，过早地辞世。

《青梅竹马》，萧萧译，载《樋口一叶选集》，作家出版社1962年出版。

【内容提要】东京的吉原花街是有名的妓院所在地。这里灯红酒绿，车水马龙，一派淫靡之气。附近的居民多靠妓院谋生，做着与妓院生意相关的活计。在环境的熏染下，这里的少男少女们很小便带有轻狂的习气。在花街入口处有个私立的育英学校，上千名学生在这狭窄拥挤的“学堂”里学习。这些学生身上打着家庭和社会环境的深刻烙印。在众多的孩子中，龙华寺方丈的儿子信如显得很突出，他埋头读书，斯文知礼，气度不凡。

千束神社的庙会上，附近每条大街都要造出各种各样的山车和屋台车一展风采，攀比高低。孩子也学大人的样儿，想出各种各样的新招儿热闹一番。一帮自称“小胡同组”的顽童，以消防队长的儿子长吉为首，准备在今年的庙会上战胜去年的对手正太郎。长吉16岁，一身无赖气，谁也惹不起他。但他也有不顺心的事，他的死对头田中屋正太郎，比他小三岁，家里有钱，人又长得好，大人们都喜欢他。去年庙会上，大家都帮正太郎，他出尽了风头，占了上风。平日里，正太郎看不上长吉。为此长吉伤透了脑筋，为了使正太郎不能在今年的庙会上再占上风，他联络了小胡同里的几个“哥们儿”，要在庙会上大打出手，给正太郎留下个疤，杀杀他的威风。为了使“小胡同组”显得更有力量，他还特意来到龙华寺，说服信如算作小胡同组的一个人。

大街上住着一个漂亮的小姑娘——大黑屋美登利，雪白皮肤，高鼻梁，柔细的声音，撩人的眼睛，灵巧的动作，十分招人爱。她原是纪州人，随姐姐和父母来这里谋生。母亲给妓院做裁缝，父亲在一家妓院做帐房，姐姐则是吉原地方有名的红妓女。年仅14岁的美登利身上总是背个沉甸甸的钱袋，一年到头任意挥霍。今年的庙会，她和小伙伴商量玩个新花样儿，正太郎提出放幻灯片，于是他们约定庙会那天在笔店放幻灯片玩，由住在小胡同的三五郎当说明人，这消息很快传到了“小胡同组”孩子们的耳中。

庙会那天分外热闹，大街和小胡同的人都穿戴得漂漂亮亮。黄昏时分，正太郎为首的一群孩子聚到了笔店，只有美登利在家打扮还没来。正太郎叫三五郎去叫她。过了不一会儿，正太郎的奶奶来到笔店，叫他先回家吃饭，正太郎无奈，随奶奶走了。美登利随三五郎来到笔店，见正太郎不在，也不愿先玩幻灯了。于是，女孩子剪起了剪纸，男孩子由三五郎领头，怪声怪气地唱起了仁和贺歌。正在这时，寻衅闹事的长吉一伙儿来到笔店，见正太郎不在，就把三五郎毒打一顿。美登利气得发抖，挺身而出，斥责长吉，也遭长吉扔来的草鞋打了脑门儿。

第二天，美登利没去上学，跑到稻荷神社为姐姐求福。路遇正太郎，他为昨晚的事向她道歉。两人到正太郎家聊了一阵儿，美登利告辞回家。

龙华寺的信如与美登利同在育英学校学习。春季运动会时，信如的手和袖子被弄脏，美登利递给他一条手绢，为此同学中传出了闲话。此后，信如故意冷落美登利。美登利觉察到，也决心不理他了。庙会后，美登利以为信如支持长吉打架，便更恨他。

信如生长在龙华寺，父亲是方丈，却娶妻生子不吃素。对此他感到十分难堪。他功课好，又是方丈之子，在学校还是颇受尊敬的。庙会那天晚上，信如去了姐姐那里，根本不知长吉打架的事。事后知道长吉如此蛮横，感到很对不起挨打的人。长吉事后也惭愧自己做错了事，来找信如道歉、赔罪，信如叫他以后别再打架了。

信如每次去姐姐那里，总爱从美登利住的大黑屋别院经过。一天，信如给姐姐送棉袄，又从这里经过。绵绵秋雨中，信如手中的雨伞被一阵风刮向空中，信如连忙去抓，结果木屐趾襻被扯断。没办法，他只好靠在大黑屋门边修趾襻。结果雨伞被吹跑，膝上的包袱掉在泥里，袖子也弄脏了。美登利隔着玻璃远远望见这情形，找出根红绸条，拿起雨伞跑出去。跑近一看是信如，美登利脸红心跳；信如见了美登利，也是一言不发，浑身冷汗。美登利愣了半天，才悄悄把红绸条从格子门的空隙里扔给信如。信如头也没回，装作没看见的样子。美登利难过得眼泪都出来了。

命中注定的事终于发生了，美登利被打扮得漂漂亮亮，走上了姐姐的老路。她心里寂寞凄凉，好像变了一个人，不再和小伙伴一起玩了，连正太郎也不怎么理了。正太郎想到美登利的变化，心里悲哀。当夜色笼罩的时候，人们可以看到一个小小孤影提着一盏灯笼，冷冷清清地走过堤壩，那是替奶奶收利钱的正太郎。

在一个下霜的早晨，不知是谁把一朵纸水仙丢进了大黑屋别院的格子门里。美登利怀着不胜依恋的心情把它插在小花瓶里，独自欣赏它那寂寞清秀的姿态。日后她无意中听说，在她拾花的第二天，信如为了求学去当了和尚。

【作品鉴赏】《青梅竹马》作为樋口一叶的代表作，在思想上和艺术上都达到了作者创作的最高水平。

小说写于1895年，即樋口一叶去世的前一年，正值日本明治盛世。天皇制政权走上了军事封建帝国主义的道路，甲午战争便起于此时。生活在底层的日本老百姓生活困苦。人们想尽办法谋生，罪恶的娼妓生意应运而兴。小说便是根据樋口一叶的切身经历成篇的。

父亲的去世，使樋口家的生活失去了依托，从小康到式微。年轻的樋口一叶迫于生计，在东京妓院的附近开了一个以经营儿童用品为主的小杂货店，虽赚钱不多，却使她有机会接触到许多少年儿童。这些天真的孩子在妓院环境的熏染下，在各自家庭的影响下，小小年纪便在生活中扮演着角色，早熟得可怕。实际生活使樋口一叶看到了明治社会表面繁荣下掩盖的危机和堕落，对这些少年儿童的深刻同情触发了她创作的欲望。她以现实主义作家的敏锐眼光选择了妓院背景下发生的少男少女的悲剧制成《青梅竹马》，抒发了自己对生活喜乐哀愁的感受，反映出整个明治社会的悲剧。

小说是由一群孩子的活动、事件构成的，情节十分简单。以消防队长儿子长吉为首的“小胡同组”和以正太郎为首的一批顽童，为在神社庙会上争强比胜，闹出了矛盾，以致发展到长吉寻衅打架，挑起事端。围绕这一事件，小说塑造了美登利、信如、正太郎、长吉、三五郎等众多形象，通过他们的生活，反映出明治下层人民的苦难。

小说在人物的描写刻画上独具匠心，选取典型，概括集中，各不相同却殊途同归，走向共同的灰暗的人生。

美登利，是作者着力刻画的形象，通过顺写她发展变化的过程，作者显示了“把美好的东西毁灭给人看”的功力。小说开始时，美登利还是个天真无邪的小姑娘，年方14，含苞欲放。她豪爽大方，敢做敢当。她把同样的皮球送给班上20多个同学，还把笔店长期卖不出去的玩具一下子买来送给小伙伴。在庙会上，她和正太郎想出了放幻灯片的新花样，可不料，长吉打上门来，她也挨了一鞋底。她一生气，从此再不上学。

作者还通过美登利与信如的微妙关系写出了她少女意识的觉醒。二人本在同校念书，关系融洽自然。只因一次偶然事件—信如弄湿袖子，美登利送上手绢，便传出了和尚云云之类的闲话，胆小懦弱的信如开始疏远美登利，美登利还蒙在鼓里，仍是“信如哥”长，“信如哥”短，却遭到信如的冷淡。为此她决定“以牙还牙”，不理信如。庙会那天，长吉声称信如支持他，使得美登利更恨信如。然而这种恨是矛盾的：她一方面佩服信如学习好，一方面怨信如对自己无情。当信如在雨天里狼狈地修木屐时，她拿出红绸条相帮，一见是信如，“她的脸就红了，心也怦怦跳”，站在那里不知所措。直到娘在屋里叫，她才一言不发把红绸条扔给信如，一步三回头地往回走，及至见到信如没拣红绸条，她的眼泪涌了上来。作者入木三分的描写，把少女朦胧的初恋写得绘声绘色。

然而，现实没有成全美登利的初恋美梦，她理所当然地被推上了姐姐的老路。从此，一朵鲜花被抛进污泥，任人践踏。那美好的童年，天真的初恋一去不复返。

与美登利这一红尘女子相对应的是佛门乖少信如，他聪颖好学，出类拔萃。可他偏偏是酒色全沾的方丈之子。他的性格中，正直和懦弱并存。在家里，他看不惯父母贪财求利的做法，不满意姐姐的工作，可又无力改变这一现实，只是乖乖地顺从家人的意旨，委曲求全。在与同伴的交往中，他本不同意长吉打人的做法，可又无力阻拦，反而在长吉的劝说下答应做“小胡同组”的一个人。事后，他虽然对长吉十分不满，可面对长吉，他却只说了一句“今后不要再打人了”。在与美登利的关系上，他同样表现出懦弱，因为几句闲话就疏远美登利，雨天里美登利送上红绸条时，他却只知道出冷汗，没有勇气捡起。公平地讲，信如的是非观是明确的，他看不惯父母，讨厌长吉打人，喜欢善良美丽的美登利，可他就是胆小、懦弱，让人牵着鼻子走。直到出家当和尚之前，不知是出于感激，还是出于恋情，他留给美登利一朵纸水仙花。这寂寞清冷的水仙花令人欲哭无泪，一个活生生的可爱少年就这样无声无息地堕入空门。

青楼，佛门，去处虽不同，哀怨却同样深重。小说中其他几个孩子虽然出身、经历不同，性格各异，但都无法逃脱命运的枷锁，最终走向堕落。作者正是通过这些孩子的不幸，揭露了明治社会的虚伪和罪恶。

除了真实生动的人物形象外，小说在艺术上另一个显著特点是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的有机结合。作者在冷静的批判现实主义中倾注了浓郁的浪漫主义抒情性。小说中的人物、环境、事件都是来自现实生活，经过提炼加工后，概括了时代、社会的本质，达到了艺术的真实。在揭露现实的黑暗时，作者没有采取赤裸裸的无情态度，而是以爱心为基点，带着感伤与同情看待人生，使小说自始至终贯穿着浪漫主义的抒情性。比如，小说在控诉娼妓制度的罪恶时，没有一句直言断论，有的只是美登利的天真烂漫转变成满腹辛酸，以哀婉的笔调写出了一朵鲜花的凋零，达到了控诉、揭露的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