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韦旭昇
【作家简介】《谢氏南征记》作者金万重(1637—1692)是朝鲜文学史上第一位用他本民族语言(即朝鲜国语或韩国语)写作小说的人。朝鲜统治阶级自古以来以古汉文为正统。政论、史书都以汉文写成，以汉文为应科举的工具，从而在文人中形成了一种以汉文为高雅以国语为低俗的风气。在这种情况下，金万重作为士大夫，竟毅然提笔以文人轻视的国语写作儒学者所不屑一顾的小说，实在是一大勇敢创新，难能可贵。
金万重留下的小说有两部，此外的一部是《九云梦》。从思想的深度和对正反面人物的刻画及作品的矛盾冲突的表现上看，《谢氏南征记》较《九云梦》为优，可称是他的代表作。
金万重字重叔，号西浦，其祖先世代为官。曾祖父金长生为朝鲜王朝名儒，父亲是爱国者，投笔从戎，参加反满族入侵的战斗，以23岁的年轻之身牺牲于江华岛。堂叔金益熙是李朝时期反对空谈陈腐哲理，力主实用之学的“实学派”人物。金万重是遗腹子，由母亲尹氏抚育成人。父辈的爱国爱民思想，加上母亲对稗官野史、杂记文学和小说的喜爱，使金万重成为了一位正直、进取、博学多才而又重视民间文学的人。
金万重于28岁中进士，官至大提学。在朝廷激烈的党争中，他受到排挤打击，于50和52岁时两度被贬官流放到岭南与南海，死于谪所南海。
作为当时的著名文人，他的汉文功底很深。他熟悉当时已传入朝鲜的《三国演义》，相信传自欧洲的“地圆说”并亲手绘制过朝鲜半岛地图。他虽在传统的风气下以汉文为他主要的文学手段，但内心对此风气颇为不满。他针对一味崇尚汉文的陋习说：“四方之言虽不同，苟有能言者，各因其言而节奏之，则皆是以动天地、通鬼神——不独中华也。”(见《西浦漫笔》)出于此种观点，他坚定地表示：郑澈(1536—1593年)的国语诗歌《思美人曲》、《续思美人曲》、《关东别曲》是朝鲜文坛上仅有的三篇“真文章”。他认为朝鲜人舍本国语言而采用他国语言，有如“鹦鹉学舌”，没有价值，而“闾巷间樵童汲妇”等老百姓的语言，虽被人(文人)视为“鄙俚”，但比那些文人学者与士大夫的“所谓诗赋”，要高明得多。
金万重还一反士大夫鄙视俗文学的立场，引用《东坡志林》中关于《三国演义》在民间的影响大于史书《三国志》的话，高度评价了小说的社会作用。他以朝鲜国语创作小说，正是他上述两种观点的实践。
金万重的著作还有汉文诗集《西浦集》及文学评论集《西浦漫笔》。他所写朝鲜国语诗歌如歌辞《杜鹃啼》、《采桑行》、《琵琶行》、《王昭君》已散佚不存。
《谢氏南征记》原作为朝鲜文，由作者堂孙金春泽(1670—1717年)把它译成汉文。这一汉文本由韦旭昇进行校注，河南中州古籍出版社于1987年出版。
【内容提要】明朝嘉靖末，宰相刘熙之子刘延寿文才卓越，15岁登科为翰林，娶谢贞玉为妻。谢贞玉美慧贤淑，知书识礼，婚后十年无子女，于是劝刘延寿娶妾，并亲自为丈夫物色一女名乔彩鸾者，作为刘延寿的小室。
乔氏怀女胎，请巫婆施术，变女胎为男胎，遂生得一子，名“掌珠”。某夜，乔氏弹琴唱歌，所唱多为男女相思之曲。谢氏听到后，婉言劝说她，认为乔所弹唱的是“失节之女薛涛”之曲，说薛“其诗虽巧，其行甚卑”，希望乔氏勿爱此类曲调。乔氏外作谦虚领教之态，心中则忌恨谢氏，并在刘延寿前撒娇，装作受委屈，说谢氏要割她的舌头，用毒药把她弄成哑巴。她还暗示谢氏好嫉妒，恶毒挑拨刘谢夫妻的关系。
不久，谢氏也得孕，乔氏和心腹侍婢腊梅阴谋以堕胎药将其胎儿打掉，未得逞。谢氏生子取名“麟儿”。麟儿聪明俊逸胜过掌珠，刘延寿更喜麟儿。乔氏大加烦恼，更为嫉恨谢氏，一面和巫婆商量对策，一面密令腊梅与延寿的秘书董清里外勾结，使他们通奸，以便控制他们，为其所用。在巫婆妖术的作用下，延寿神智不清，处事糊涂，难以识别乔氏与下人的蛇蝎行径。
乔氏趁掌珠得病的机会，以向董清“献身”的代价求得他模仿谢贞玉笔迹，伪造诅咒乔氏母子的妖符，置之厨墺，然后故作“偶然发现”该妖符，给延寿看，企图使延寿厌弃谢氏。延寿顾全他与谢氏的夫妇恩情，一时未发作，但心中对谢氏已萌生疑意。
谢氏母病，携麟儿回娘家侍候。延寿奉帝命外出山东、山西等地抚慰灾民。乔氏与董清趁此机会密谋以诡计置谢氏于死地。乔氏贿赂谢氏侍婢雪梅，窃得谢贞玉的玉环，然后买通一名叫冷振的流氓，令他携此玉环，迎延寿于途中。冷振出示玉环，使延寿怀疑谢氏与人私通。谢氏含冤莫白，只得以罪人自处，别居陋室，以草为床以自苦，不敢申辩。
乔氏常与董清通奸，得一子名“凤儿”。董清与乔氏密谋刺杀掌珠，然后嫁祸谢氏。乔氏虽不愿杀害亲生子，但董清执意而为。乔氏眼见既成事实，也就顺从董清安排，令腊梅、雪梅诬告谢贞玉的忠婢春芳奉谢之命而杀害了掌珠。已对谢贞玉大加怀疑的刘延寿对奸婢诬告深信不疑，震怒之下，废黜了谢氏，留下麟儿，把她逐出家门。谢贞玉受尽冤枉与污辱，加之母子分离，悲痛欲绝，但自信无罪，不愿回娘家，仍以刘氏门中媳妇自处，到刘延寿的父母坟墓附近租数间茅屋住下，以守祖墓之意，表示自己无辜的坦荡心迹和对刘府的耿耿忠心。
乔氏与董清对谢氏此举深怀疑惧，唯恐他日真相大白，死无葬身之地，就密谋落井下石。董伪造刘延寿婶母杜夫人的书信，企图诱骗谢氏回城里，令冷振强娶她，使她在刘延寿面前永无辩白以洗刷冤名之日。谢氏起初未识别假信，但在梦中受公婆魂灵的启示，悟出信中的漏洞，及时逃脱，奔往南方长沙去寻找杜夫人。
谢夫人所乘之船因避风浪，在离长沙不远处的江岸休息，宿于村中少女林氏家三天，深得林女的细心照料。临行，谢赠林戒指以作纪念，与之洒泪而别。途中，随行的老苍头死去，只剩乳母、侍婢陪同，诸多不便，困难重重，偶然听说杜夫人已随儿子调任而去成都。谢夫人主奴三人盘缠已告罄，走投无路，四顾无人，登上江岸山上“怀沙亭”，在亭柱下写下“某年月日谢氏贞玉溺水而死”数字，决心以一死了结残生。但因悲哀过度昏昏睡去。梦中，舜妃娥皇、女英神灵对她晓以古今忠臣烈女之大义。谢醒后，回心转意，放弃自杀念头，在供奉女英、娥皇神像的黄陵庙中休息。不久，受观音菩萨启示的两尼姑前来搭救谢氏一行。尼姑中有一人正是谢氏婚前的故人妙姬。谢氏暂时栖身于妙姬的水月庵，以待转机。
朝廷宰相严崇(嵩)蛊惑君王，使之沉迷于祈求长生，荒废政事。谏议大夫海瑞上疏论劾严崇，反被充军流配。刘延寿上疏救海瑞，却招来了君王的不满。刘延寿有感于时势，作诗抒情，诗被董清窃取。董向严崇密告此事，刘延寿遂被罢官流放于南方幸州。从此董清成为严崇心腹，被荐为陈留县令。董密约乔女会于河间县后，乔女携麟儿、凤儿与董同去陈留县。船行滹沱河口，乔女为绝谢氏的后嗣，令雪梅将麟儿扔入河中，雪梅以此举过于残酷而畏天罚，偷偷把麟儿弃置在芦苇中。
刘延寿在谪所因瘴疠得重病濒于绝命，得白衣观音的点化，寻得仙泉，服后霍然病除。不久，因皇帝册封太子，大赦天下，延寿蒙赦，得离谪所，返故里武昌，图以此终余年，途中见到转任高官的董清车马队伍，乔氏及其侍婢也在队伍中。雪梅偶遇刘延寿，吐露实情。刘延寿始恍然大悟，悔之已晚，痛不欲生。雪梅也因畏惧乔氏的残酷迫害，自杀而亡。
董清探得刘延寿蒙赦而归，途经此处，派家丁多人寻踪企图刺杀刘延寿。刘延寿在怀沙亭见到谢贞玉亭柱留言，以为谢已投水而死，痛哭流涕。夜间，董所派家丁至，延寿大惊逃遁，至一渡口，无路可走。此时董爪牙已逼近，情势危急万分。忽有一小船沿江来到，船上女尼将正在呼救的刘延寿接到船上。比及贼众赶到，船已在江中。原来女尼就是水月庵妙姬受白衣观音的启示而特意派出来接应的。延寿进入船中，与谢氏重逢，两人抱头痛哭。
董清赴任桂林太守。流氓冷振由北京前来投靠，两人狼狈为奸，与朝中的严崇相呼应、勾结，荼毒人民。
严崇因罪行败露被贬，冷振随风转舵，趁机告发董清依附权奸，残害生灵。天子命斩董清。冷振趁机夺得乔女，将她带往山东，途中遭劫，家财尽失。
严崇失势，天子悔悟，重新起用海瑞为御史，刘延寿也被起用为吏部侍郎。刘、谢得以回归京城府中。谢氏因儿子已失踪，劝刘娶昔日村女林氏为妾以图续嗣。林带着她偶然救护并抚养的一男孩到京城与刘成亲。男孩原来就是几经波折凶险、大难不死的麟儿。父母儿子离散多年，生死不明，一朝相见，喜极而悲。
冷振失其家财，穷困度日，凤儿早已夭折，乔女无依托，沦落为娼。刘延寿派人四处寻访，经过种种曲折，终于查出乔女下落。刘用计将乔氏接入府中，痛数其滔天罪行，将她处死，报仇雪恨。刘府复归于平静。
【作品鉴赏】《谢氏南征记》以中国为舞台，以明朝人物为作品人物。但小说所针对的，则是朝鲜王朝本身存在的问题。
明代朝政史上，奸臣严嵩的奸恶与劣迹和海瑞的刚正不阿都是广为人知的。《谢氏南征记》作者金万重把他们引入作品，并且把小说中的男主人公刘延寿说成是明朝开国功臣刘基后代子孙，表现出了17世纪的一位朝鲜文人对于中国历史事件的基本看法。这种看法和中国史家的传统见解是一致的。但作者的主要目的不是写他的“中国史观”。而是写他对于当时涉及宫廷内部与朝廷党争的一个事件的看法。
朝鲜王朝肃宗王(1675—1720年在位)的正妻仁显王后闵氏，婚后十年无子。貌美而又巧言令色的张嬉嫔得到了肃宗的宠爱。肃宗王废黜了闵氏，打算立张嬉嫔。张不守宫规，违反妇德，与肃宗的叔辈东平君私通，声名狼藉。当时朝廷内存在两大派别——“西人派”和“南人派”。南人派支持张，而西人派则以儒家的正统思想为依据，反对废闵立张，极谏肃宗，但招来肃宗的反感，屡遭贬斥乃至诛戮。闵氏被废黜，张氏被立为东宫正妃，南人党由此得势。金万重属于西人派，党争失败，被罢官流放到岭海，谪居达四年之久。为抒发怨郁和表达他明辨善恶、罢张复闵的愿望，他在谪所以朝鲜国语写成了这部小说。其后他的堂孙金春泽把它译成为汉文。在《北轩杂说》中，金春泽写道：“《南征记》者，有非等闲之比……其可以敦民彝、裨世教者，唯《南征记》乎?”后来还有人直接指明了作者写此书的政治目的：“为肃庙仁显王后巽位，欲悟圣心而制。”(李圭景《五州衍文长笺散稿》)金万重的这部情辞并茂、形象生动、情节曲折的谪居中的愤郁之作，和屈原《离骚》类似。作者借助文学创作以抒发政治上的失意心情和表达政治理想，这是以往中、朝士大夫的一种特殊的做法。在这种意义上，可以说，《谢氏南征记》是朝鲜古典小说中的《离骚》。
作者以疾恶如仇的心情，用浓重的笔墨，一字千斤般地重重地刻画他心目中的恶人。他不是凭借抽象的评论和严厉的斥责，而是依靠形象的描绘，用人物自己的语言与行动，来淋漓尽致地把反面人物的丑恶显现在读者眼前。
在刘府中，一切丑事、坏事的来源是乔彩鸾。她手段毒辣，为陷害谢贞玉而不惜把女性的最基本的感情与人伦——母爱都置诸脑后，响应、配合奸夫以杀害其亲生子来制造祸端，用心险恶。她与奸夫勾结谋害待她恩重如山的丈夫。她对于引荐她入府享受锦衣玉食的谢贞玉，进行了令人发指的迫害。这种以情节、故事来刻画人物的艺术手法为作者所巧妙使用，而那些细节上的不露痕迹的轻描淡写，却也为作者所采取、发挥。后者比前一种手法更难。但作者运用自如。例如乔氏为了歪曲谢贞玉对她的善意规劝，以挑起刘延寿对谢的反感，始而以“近日触风病喉”，来回答刘延寿的要求，继而在刘要她罢歌弹琴时，又默然不语，经刘再三要求，她仍“终不能对”，甚至惺惺作态，“泫然流涕”，以此勾起刘的疑问。在刘关切地垂问下，她又不立即回答，泪下如雨，使刘更着急逼问。在这种情况下，乔氏才摆出一副委屈难言的面孔说：
“妾不答则恐违相公之心，答则必得罪于夫人。事甚两难，何以则好?”
这种回答当然更牵起了刘的欲穷究竟的心理，从而为她自己制造了一个得以“尽情表达”的最佳气氛。她从容不迫地说出了她深思熟虑，藏之已久的一段话。这段话，用极委婉、动人的语言，颠倒善恶，把自己描绘为“善良”、“谦逊”而受“委屈”的人，把谢贞玉描绘为“狠心”、“善妒”的人，话说得自然、得体、天衣无缝，使得一向敬重和深爱谢贞玉的刘延寿，听来十分顺耳，毫无反感。他虽未尽信乔女之言，但这已成为他以后对谢氏看法产生突变的一根伏线。
又如乔女要董清模仿谢氏笔迹，伪造诅咒乔氏母子的干骨符咒。刘延寿见后，表示家丑不可外扬，不予追究。乔氏故作沉思态，然后说“相公处分得当”，表现出一副“宽以待人”的“善良”样子。她知道，这样比“决不善罢甘休”的态度更好，更能博得丈夫的同情和显现出谢氏的“恶劣”。这种“放长线、钓大鱼”的办法，果真在日后取得了效果。应该说，乔女的这种态度，比《红楼梦》中薛蟠的那个假造符咒以陷害香菱的女人——夏金桂要“高明”得多，也阴险得多。
在细小而难以为人察觉处，轻描淡写地揭示人物的内心活动和性格，这种做法要求作者有更深的洞察力和更高的艺术表现能力，也要求读者有更高的鉴别力与欣赏力。金万重是懂得使用这种深层的艺术手法的。
这种手法在董清、冷振等反面人物身上使用得较多，以上所举，仅其中的两例而已。作者在正面人物身上，对这种艺术手法也有所使用，以表现刘延寿的宽厚、谢贞玉的温柔善良。由于作者在创作实践中重在揭露，作品中的最符合儒家风范的人物显得不如恶人性格鲜明，形象突出。尽管如此，作品中对善人的描写于细节处虽落墨不多，却是见性见情，恰如其身分的。刘延寿、谢贞玉以其因厚以待人而产生的轻信，以其因累遭厄难而陷入绝境的悲惨遭遇使读者忧虑一掬同情之泪，杜夫人以其明析善断和公正而令人钦佩，春芳以其刚烈不屈而使人起敬，丫鬟雪梅的先而帮凶继而悔悟的转变……都是合情合理，在艺术表现上和作者的“劝善惩恶”的主旨自然吻合的。
《谢氏南征记》一书通篇贯彻的善恶思想，本质上是善儒家之所善，恶儒家之所恶。有时，佛教作用也有所出现，但它是配合着儒家思想的要求而出现的，它“执行”着协助儒家整顿与强化封建社会秩序的作用。尽管这过程中，有佛家的“善有善报、恶有恶报”的果报循环思想，但它的社会作用，则是按儒家的社会理想模式行事的。观世音菩萨数次出现搭救好人，使之逢凶化吉，就是为了刘延寿恢复官职，重振朝纲和重建贵族家庭的秩序。作者力图以他的人物形象说明：充分遵循还是彻底违背儒家的社会政治和人伦道德思想，是刘、谢与严崇、乔、董等一善一恶的分水岭。在这里，刘延寿的忠君、敢谏和谢贞玉的闺门懿范言行，是作者所树立的样板，全书中的理想，就体现在这两位人物身上了。然而对于当今的读者来说，这种“样板”的意义不大，倒是那些坏人恶事的一幅幅图画，更值得深思，更能使人从反面获得教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