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王慧才

【作家简介】阿吉兹·内辛(1915一)，土耳其作家。出身于官吏家庭，早年曾进军事院校学习。1944年退伍经商，并开始了创作活动。1946年与萨巴哈丁·阿里创办幽默杂志《马尔科·帕夏》，以写幽默故事而闻名。后创办“思想”出版社，并从事幽默小说与剧本的创作。内辛常常从普通人的日常生活及报刊的新闻报导中选取创作的素材，所以他的作品十分贴近人民，贴近现实。他善于以辛辣尖锐的笔锋在嘻笑怒骂中针砭时弊，切中要害。因为作品表现出较强的进步倾向，作家曾经被监禁和流放。

内辛以幽默的短篇小说见长。代表作有《我是怎样自杀的》(1955)、《狗尾巴的故事》(1955)、《独人乐队》等；长篇小说《假小子萨巴哈特》(1957)、《居别克》(1959)，剧本《你能来一下吗?》(1958)、《亚沙尔不活也不死》(1971)等。由于他作品独特的幽默风格，曾获得过多种奖励。1956、1957年获意大利金棕榈叶大奖；1966年获保加利亚金刺猬大奖；1969年获莫斯科鳄鱼奖。

《星期天的娱乐》是其短篇中最有代表性的佳作。

《星期天的娱乐》，徐玫译，选自《我是怎样自杀的》，湖南人民出版社1982年出版。

【内容提要】亚尔钦夫妇结婚快一年了，我没能去看望他们。他们邀请了我好几次，我推说太忙。但真正的原因是没有钱。到新婚的朋友家去作客怎好空着手去呢。亚尔钦最近已经在怪我了。我下决心这星期天一定去。可想尽办法，还是买不成一件礼物。我只好就这样去了。在门外就听见他们夫妻吵架。妻子抱怨因为没有钱，她已经七个月没有出过门，一星期连看一次电影也不行。我赶紧按响门铃。他俩竭力装出笑脸。我则尽量找些笑话来说。

我说要带他们出去玩玩。他妻子高兴极了，亚尔钦却直担心我会破费。我们来到稀士里，一座高楼门上贴着“楼房出租”的字条。我告诉他们，他们住的地下室太差，要为他们找一套合适的住房。亚尔钦抓住我的胳膊：“连现在的房租都是勉强付出的……”他妻子也害怕了：“我们的房子还过得去……”

“别罗嗦了，走吧!”我说，“你们别打岔呀，一切由我出面。”

我告诉仆人来看房子，并让她将主人找来。大腹便便的主人来了。亚尔钦和妻子直往我身后躲。主人咳嗽一声，我也毫不客气地回敬了威严的一声。那家伙收敛了一点儿。我们开始看房子。亚尔钦和妻子终于明白我玩的什么把戏。我们一唱一和地批评房子前厅太小，天花板太低，房间太窄，厨房太黑；挑剔暖气的式样，锅炉的牌子、壁纸的颜色、卫生间的设置等等等等。然后评论太便宜的房租(八百里拉“和白住一样”)，约定一付三年(三万里拉“根本不算一回事”)。于是主人请我们赏光用饭。我们把一顿精美的饭菜吞下了肚子，还喝了咖啡。主人要求：我们马上签合同吧。亚尔钦和他妻子有些慌了。主人拿出来现成的合同单，在“租房用途”一栏填上“住家”。“等一下，”我说，“我们不想在这儿住家。”“那么是用于营业所吗?还是当写字间或者办事处呢?”“不，对不起，是要在这儿开妓院。”主人闻言，脸色大变，声音都发抖了：“我不能拿房子来做……”“对不起，那我们就告辞了。”走出楼房时，看门人问我们租下房子没有。亚尔钦说，我们要开妓院，主人不同意。看门人说：他当然不同意咯，他在三楼出租幽会所，当然不会希望在同一栋楼里有人与他竞争。

一到街上亚尔钦和他妻子开怀大笑起来。以后每当他们闲得无聊时，就去找出租的房子……

【作品鉴赏】这是一篇读后让人捧腹的幽默小说。三个穷得叮当响的朋友，“根据自己口袋里有多少钱寻开心”，选择了找出租房子的方式，给房主人开了一个不大不小的玩笑，痛痛快快地玩了一次，这就是穷人们“星期天的娱乐”。

捧腹之余，又感到它具有很深刻的内涵，因此，这笑，便是极为沉重而苦涩的了。小说开始，写出了主人公生活的环境：极度的贫困。“我”近一年了，不好意思上新婚朋友家去。因为家里除了一堆旧报纸和破烂外，什么礼物也拿不出来。而新婚的这一对朋友呢，因为穷，妻子七个月没有出过一次门，连一个星期看一次电影这样小小的要求竟然成为奢望。他们与任何娱乐都已绝缘。这就是穷人面对的现实：该死的贫困充溢了他们的生活。

作家没有去渲染，去过多地描写贫困。他的重点在表现主人公乐观的积极的生活态度。他们开朗、睿智、机警而充满幽默。面对绝境从不灰心丧气。“星期天的娱乐”这一绝招正是他们这种生活态度的集中体现。作家写活了“我”这一形象。他充满自信，十拿九稳地带领朋友们闯进高楼，亲自导演、演了一出不怀恶意的“租房”喜剧并大获成功。在气势上，他首先就压倒了对方。作者不无调侃地写了富翁用“特有的低沉的咳嗽”先声夺人。而“我”则“毫不客气地干咳一声，显得比那个家伙更威严”。几个回合，那家伙就收敛了。然后几位穷朋友煞有介事、彬彬有礼地看房。边看边议，将这座美丽、宽敞、设施完善的房子批评得一无是处。随着那一对新婚夫妇明白过来后自觉地投入表演，不自觉地参加表演的房主人越来越像一个笨伯。以至于议定了预付三年三万里拉房租之后，房东自以为得计，殊不知恰好中了“我”的圈套，还搭上了一顿精美的饭菜。一切程序进行完毕，最后只剩下签约这一环了，且看“我”怎样脱身：在房屋的用途上，用绝对不会被接受的“开妓院”，使房主人又一次上了当，拒绝租房给他们。喜剧到此戛然而止。在聪明机智上，在人格尊严上，“我”都使那自以为是的富翁相形见绌，让他受了一次捉弄，大大地当了一回傻瓜。

穷朋友们“开怀大笑”，感慨活到这么大还是第一次玩得这么痛快。从此他们找到了适合自己干瘪的钱袋的娱乐方式。每当“闲得无聊时，就去找出租的房子”。然而，我们从作家貌似轻松的语调，从主人公的笑声中，却玩味出了许多悲凉。贫穷剥夺了他们正常人的生活，剥夺了他们娱乐的权利，逼得他们去寻找这种不正常的娱乐方式。这种星期天的娱乐，含着莫可奈何的苦涩，让人感到心酸。

小说由始至终贯穿了作家特有的幽默以及带点儿调皮意味的调侃。简洁的对话，恰如其分地表达了这种幽默感。许多对话的段落都十分精彩，传神地描绘了人物的神态。如开始看房时，房东还威风凛凛，咳嗽着与他们争辩。随着他们挑剔的批评，房东已经不咳嗽，辩解的话越来越简短。到后来完全被弄糊涂，已无招架之功，只有简单的反诘了。作品最后，如写相声一样，作家甩了一个极响的“包袱”，即房屋的用途，房东不得不主动拒绝，从而使整个故事干净利落地收住，更加富于喜剧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