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张家顺

袁枚

余年来观瀑屡矣，至峡江寺而意又难决舍，则飞泉一亭为之也。

凡人之情，其目悦，其体不适，势不能久留。天台之瀑，离寺百步；雁宕瀑旁无寺；他若匡庐，若罗浮，若青田之石门，瀑未尝不奇，而游客皆暴日中，踞危崖，不得从容以观，如倾盖交⁽¹⁾，虽欢易别。

惟粤东峡山，高不过里许，而蹬纡曲，古松张覆，骄阳不炙。过石桥有三奇树，鼎足立，忽至半空凝结为一⁽²⁾。凡树皆根合而枝分，此独根分而枝合，奇已。

登山大半，飞瀑雷震，从空而下。瀑旁有室，即飞泉亭也。纵横丈余，八窗明净，闭窗瀑闻，开窗瀑至。人可坐，可卧，可箕踞⁽³⁾，可偃仰，可放笔砚，可瀹茗置饮⁽⁴⁾。以人之逸，待水之劳，取九天银河置几席间作玩，当时建此亭者其仙乎!

僧澄波善弈⁽⁵⁾，余命霞裳与之对枰⁽⁶⁾，于是水声，棋声；松声，鸟声，参错并奏。顷之，又有曳杖声从云中来者，则老僧怀远，抱诗集尺许，来索余序。于是吟咏之声，又复大作。天籁人籁⁽⁷⁾，合同而化。不图观瀑之娱，一至于斯!亭之功大矣。

坐久日落，不得已下山。宿带玉堂，正对南山，云树蓊郁⁽⁸⁾，中隔长江，风帆往来，妙无一人肯泊岸来此寺者。僧告余曰：“峡江寺俗名飞来寺。”余笑曰：“寺何能飞!惟他日余之魂梦，或飞来耳。”僧曰：“无征不信⁽⁹⁾。公爱之，何不记之?”余曰：“诺”。己遂述数行，一以自存，一以与僧。

中国的山水游记常常有这种情况，佳作名篇所记的并不一定是名山大川，著名风景胜地或著名建筑古迹，如柳宗元《永州八记》，王安石《褒禅山记》、欧阳修《醉翁亭记》等等。这说明一个美的境界的发现和创造，最主要的还在于审美主体有怎样一种审美心理，以怎样的方式去观察、体会审美客体，赋予审美客体一种怎样的情致。

袁枚所记的峡江寺飞泉亭亦非十分著名的胜地，而作者一至其处则“意难决舍”，甚至“惟他日余之魂梦，或飞来耳”。他为此亭作记，庶几亦可久传。个中微妙，大概就在于作者由于此山水寺亭中印证了自己的某种审美理想，感发了自己的某种审美情趣吧。

中国文人受天人合一的思想影响是很深的。在山水风景文化方面，历来很重视自然景观与人文景观的巧妙配合，以收相得益彰之效。在名山胜水之中，一通碑，一座亭，一处台观，一所院落等等，无不表示着人们对自然美的理解、欣赏、赞叹、利用等等。袁枚对飞泉亭之所以那样欣赏，就因为此亭之建深得天人合一之妙。天台、雁荡、匡庐，石门等处，“瀑未尝不奇”，然而观者无亭可据，观瀑要“暴日中”“踞危崖”，“其体不适”，这岂不有负天地灵秀?这岂不是表现了人们对自然美的体认还很不够吗?峡江寺飞泉亭则不然，此处山水佳妙：山不高，有蹬纡曲；古松张盖，骄阳不炙，三棵怪树，造型奇特，飞瀑雷震，从空而下，而更妙的是瀑旁有一个“纵横丈余，八窗明净”的飞泉亭，它给人们提供了一个与自然山水进行审美交流的处所：“闭窗瀑闻，开窗瀑至。人可坐、可卧、可箕踞、可偃仰，可放笔砚，可瀹茗置饮。以人之逸，待水之劳，取九天银河置几席间作玩”。此亭之建，给人们创造了一个产生审美心境的条件，使人在从容、闲暇之时，纵目观览，一时间“万物皆备于我”，逐渐体会自然山水之佳趣。怪不得袁枚要赞叹：“当时建此亭者其仙乎!”仙者，能通天人，善借自然造化之工而享受人间至高之乐趣者也。

接着，袁枚就极写在飞泉亭上所享受的天人合一的至高乐趣：僧澄波与霞裳对枰，一僧一妓，方外方内，弈于山水之间，“水声、棋声、松声、鸟声，参错并奏”；又有老僧怀远，抱诗集索序，山水之美与艺术之美又一时并至，让人觉得“天籁人籁，合同而化。”人在此间游，已不仅仅是大自然山水风光的观赏者，而是似乎进到了一个仙灵境界，飘飘欲仙了。

袁枚在其《续诗品》中说：“鸟啼花落，皆与神通。人不能悟，付之飘风。惟我诗人，众妙扶智。但见性情，不著文字。”又说：“混元运物，流而不注。迎之未来，揽之已去。诗如化工，即景成趣。”这表现了他的艺术思想，他认为大自然中自存一种流注不息的、能够体道与神的境界，能否体认这种境界并借以表现自己的性情，又可达到出神入化，不著文字的水平，是高明诗人与一般人的根本区别。他的这篇“记”，可以说是他这种艺术见解的实践。它通过对一飞泉亭的记叙，表现自己的一种精神追求，一种情趣，一种对“道”的体认，创造了一个无限的意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