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子固书魏郑公传后

予观太宗常屈己以从群臣之议，而魏郑公之徒，喜遭其时，感知己之遇，事之大小，无不谏诤，虽其忠诚自至，亦得君而然也。则思唐之所以治，太宗之所以称贤主，而前世之君不及者，其渊源皆出于此也。能知其有此者，以其书存也。及观郑公以谏诤事付史官，而太宗怒之，薄其恩礼，失终始之义，则未尝不反覆嗟惜，恨其不思，而益知郑公之贤焉。

夫君之使臣，与臣之事君者何？大公至正之道而已矣。大公至正之道，非灭人言以掩己过，取小亮以私其君，此其不可者也。又有甚不可者，夫以谏诤为当掩，是以谏诤为非美也，则后世谁复当谏诤乎？况前代之君有纳谏之美，而后世不见，则非惟失一时之公，又将使后世之君谓前代无谏诤之事，是启其怠且忌矣。太宗末年，群下既知此意而不言，渐不知天下之得失。至于辽东之败，而始恨郑公不在，世未尝知其悔之萌芽出于此也。

夫伊尹、周公，何如人也？伊尹、周公之切谏其君者，其言至深，而其事至迫。存之于书，未尝掩焉。至今称太甲、成王为贤君，而伊尹、周公为良相者，以其书可见也。令当时削而弃之，成区区之小让，则后世何所据依而谏，又何以知其贤且良与？桀、纣、幽、厉、始皇之亡，则其臣之谏词无见焉。非其史之遗，乃天下不敢言而然也。则谏诤之无传，乃此数君之所以益暴其恶于后世而已矣。

或曰《春秋》之法，为尊亲贤者讳。与此戾矣。夫《春秋》之所以讳者，恶也。纳谏岂恶乎？然则焚藳者非欤？曰：焚藳者谁欤？非伊尹、周公为之也，近世取区区之小亮者为之耳。其事又未是也，何则？以焚其藳为掩君之过，而使后世传之，则是使后世不见藳之是非，而必其过常在于君，美常在于己也，岂爱其君之谓欤？孔光之去其藳之所言，其在正邪，未可知也。而焚之而惑后世，庸讵知非谋己之奸计乎？或曰：造辟而言，诡辞而出，异乎此。曰：此非圣人之所曾言也。令万一有是理，亦谓君臣之间，议论之际，不欲漏其言于一时之人耳，岂杜其告万世也？

噫！以诚信待己而事其君，而不欺乎万世者，郑公也。益知其贤云。岂非然哉！岂非然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