虚话实话

话之中听与不中听，不在虚实，而在陈述，不在质地，而在语法。很中听的话，不一定真实；很触耳的话，不一定虚假。反之亦然：很触耳的话，不一定真实；很中听的话，不一定虚假。我们有时喜听触耳的实话，也有时喜听悦耳的虚话。在我们有时喜听悦耳的实话，也有时喜听触耳的虚话。为什么呢？因为我们所喜听的，不是话的质地，而是话的语法。

我们常常读书阅报，也有这种情形。我们所阅读的书报，不一定讲真理，讲实话。但是我们今天细读，明天重读，总是“手不释卷”。我们阅读书报，不全在讨求真理。我们看他们的语法，看他们的语法好不好，周到不周到。说得周到，就是有点虚假，我们往往信以为真；说得不周到，就是全然真实，我们毎每不大相信。所以我们看《西游记》，觉得很好；看“前后汉”，也觉得很好。我们实在看文章，看语法，不是看事实，看虚实。

邹吉甫是一个看坟墓的乡下老头子。他的小“东家”姓娄的两位少爷，三公子，四公子，到他家里来了。他招待他们的时候说道：“乡下的酒水，老爷们恐吃不惯。”四公子道：“这酒还有些身份。”邹吉甫道：“再不要说起。而今人情薄了。这米做出来的酒汁，都是薄的。小老（吉甫自称）还是听见我死鬼父亲（即“先严”之意）说：在洪武爷（明太祖）手里过日子，各样都好。一斗米做酒，足有二十斤酒酿子。后来永乐爷（明成祖）掌了江山，不知怎样的，事事都改变了；一斗米只做得出十五六斤酒来。像我这酒，是扣着水下的，还是这般淡薄无味。”三公子道：“我们酒量也不大，只这个酒，十分好了。”

这故事节自《儒林外史》第九回。一样的米，一样的水，当然做成一样的酒；决不会洪武时出的是二十斤，永乐时出的是十五六斤。邹老头的话，当然虚而不实。但是我们读《儒林外史》的时候，总觉得他们讲话讲得伶俐，讲得像一个“忧时悯世之子”。他讲得自己的酒水分不多。我们虽然听不见他的声音，但是那几句话，在那一回中，真是合宜；他的陈述，他的语法，最适当也没有了。四公子的“这酒还有些身份”，未免太老实了——毛病出在一个“还”字。那个“还”字，是批评邹老头子的酒不佳——水分多而酒少。三公子年纪大些，阅历多些，说话比他的弟弟高妙得多。他说：“我们的酒量也不大，只这个酒，十分好了。”客人的量，与主人的酒，却好相合；主人听见了，当然欢喜。三公子的“语法”真好，然而倒是一句客套话——假话。

诗曰：

语言无定质，

但看闲谈人。

虚者反为实，

真诚可不真。

讲实话者，当然呆笨；但是讲虚话者，亦何尝聪明？我们——不论受过教育的，或者没有受过教育，总能分别他人的实话与虚话。我们听他们的话，并非要“取”他们的“口供”，实在是“学”他们的语法。

有许多人在听话的时候，想求获真实，同时还想取得语法。他们做一件事，要达到两个目的，一定失败。他们的亲戚朋友五分之四常说虚话，渐渐被察觉了，一一都断绝了，那么他们岂不寂寞么？再经史子集中讲的，不一定全是真理。倘然他们只愿读那些讲真理的，那末世上之书能读者几何？我们读书，应当听孟夫子的教导，“尽信书则不如无书”。

原载一九四四年十二月一日《文友》第四卷第二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