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智深与郑屠打架的道理

鲁智深原来的名字叫鲁达。鲁智深是他后来当了和尚的名字。按照书上所描写的情节，鲁达应该是地方部队里的基层干部。可是细读全书，鲁达的干部身份有些可疑。为何这样说？书上讲他的官职是经略府里的提辖。提辖是什么职务？撇开《水浒传》，按照《宋史》上讲的，宋代的总兵掌管一万人，提辖掌管五千人，都监掌管三千人。但读《水浒传》，鲁达并不像担任这样一个高级领导职务的人啊。《水浒传》有点吹牛了。无论怎么想象，鲁达也不像是一个掌管着五千人的军队长官啊，所以说，书上讲的事情，不能够全相信。什么是经略府？应该是镇守边关的军区司令部。看书上讲的也不像。按照《水浒传》上所写，大概就是现在的乡镇里的武装部那样的设置。那《水浒传》上的提辖应该是一个什么职务呢？也不好说。反正官儿不大，我们可以试着附会一下，就好像现在的县武装部部长，你在县里的某个部门当部长，你能跟人家首都的部长们比吗？还有处长。人家的处长是有车做的。你这处长是看车的。存车处处长。说笑话了。按照谈歌的猜测，鲁达大概就是一个相当于县武装部部长级别的干部，或者是副部长？硬要往军衔上套，估计也就是一个连长排长一级的干部吧。甚至还得低些，想想看，鲁提辖如果真的是一位掌管五千兵马的高级长官，后来处理郑屠这点儿破事儿，还用得着鲁长官伸胳膊挽袖子亲自出马吗？随便扯嗓子招呼一声：“来人啊，给我把姓郑的收拾喽！回来论功行赏。”得，那他手底下的人都得争先恐后地抢着冲出去了，“弟兄们啊，立功的时候到了，鲁长官要我们收拾那个卖肉的郑屠夫。”行了，郑屠一家，甚至连猫啊狗啊的都留不下，得给灭了门。

先不说鲁达官大官小吧，谈歌也不知道鲁达这个干部是怎么当的，且说他上班供职的这个经略府，就算是一个武装部吧，可这个武装部是怎么管理的？鲁部长（或者叫鲁副部长）整天不上班，也没什么工作可干，整天就在渭城里溜溜达达。大街上逛逛，酒楼上坐坐，小酒喝喝，小菜吃吃。还总能欠账，欠酒账，欠茶水账（且不说这钱多钱少，你鲁达是挣工资的国家干部啊，还至于欠账啊。总不至于这经略府也拖欠职工的工资吧）。欠就欠下了，谁敢跟他讨要啊？这叫横吃横喝，美！鲁达部长为什么总在城里逛呢？城市里边热闹啊。花花世界有吸引力啊。甭听当代有人天天嚷嚷：城市拥挤了，城市空气不好了，环境污染了，种种。可谁也不愿意离开城市。谈歌的一个老领导，退休之后，在山里边买了房子，还圈了院子。他曾经兴致勃勃地对谈歌讲：“山里的空气新鲜啊，我将来还要养猪养牛种花种菜呢。”说这话时，他一脸理想主义的表情。可是，他只住了不到一个月，就住不下去了。上次见到他，他说他已经有两年不去了。问他为什么？他不好意思地说：“不方便嘛。”怎么个不方便呢？就是别扭，就是委曲，就是不舒服。一句话，就是山里不如城市热闹。

古今中外，只要一有了城市，就自然有一批先富起来的人物。他们只要不破产，就永远是城市里最亮丽的风景。城市风景的基础是金钱交易，没有交易，商业就不能繁荣。商业不繁荣，那还叫什么城市呢，也就没有什么富人一说了嘛。富人是城市的主干。没有富人的城市难以想象。郑屠夫便是一个城市里的富人代表。于是，总在城里无所事事的鲁达，便和这个富人阶级的新秀遭遇了。

这应该是一场怎样的遭遇呢？

先分析一下郑屠夫这个有钱人的背景。刚刚说了，城市的繁荣与扩展，使得许多人富起来了。商业流通改变了许多人的经济命运，简单地说，商业流通改变了许多农民的命运（如果按照当代的理论，只有城市才能解决农村人口过剩的社会问题。这是一个大话题，这里不多说，谈歌也说不清楚）。郑屠是什么出身？书里没有细讲，谈歌妄自猜想，或许郑屠是一个很早就进城经商的农民，他一定有了大量的资金积累。否则，郑屠的生意怎么会发展得如此之快呢。按照鲁达的说法，郑屠似乎先是投靠在经略府门下，开起了一个肉铺子，（或许是经略府长年经费不足，也搞开了第三产业，事业单位嘛，财政开支，不好自家出面，就聘请了郑屠这样一个进城打工的农民？经略府的人入股没有？国家政策真得许可经略府这种纯事业单位聘用农民搞生意？）而后，才逐渐富起来了。我们这里也没有必要仔细追问郑先生的发家史，也不必追问郑屠第一桶金的来历。反正人家是富起来了。谁眼气也没有用。

鲁达后来跟郑屠夫发生了对抗性冲突，以至于闹出了人命。人们常常分析的是鲁达性格原因，即他与郑屠的冲突是性格冲突。人们往往忽略不计郑屠夫自身的原因，忽略了是郑屠把鲁达逼上杀人现场的。我们不能忽略的一个事实是，当城市渐渐膨胀起来的时候，一些富人们挣到大把的金钱之后，那种横行霸道为富不仁的行为，是肯定要惹起公愤的。鲁达与郑屠冲突的直接原因，是郑屠要霸占金老汉的女儿金翠莲，鲁达看不下眼去，有了路见不平，拔刀相动的冲动，才找上门去跟郑屠打架的。除去这一偶然性的原因，更深层次的必然原因呢？是不是鲁达还有一种仇富心态？什么是仇富心态？这种心态多是来源于富人的突然增长，对城市旧秩序的破坏性冲击。当富人阶层突然膨胀起来的时候，城市的第一个反应是排斥。因为富人的大批量出现，首先要破坏城市原有的生活的秩序，打破原来的阶层平衡。这个问题，这里就不讨论了。这应该是经济学家和社会学家的课题。咱们还是来分析分析鲁达与郑屠这一场架打得如何。

鲁智深这场架打得说有理也无理，说胆大也胆小。

先说有理，郑屠夫也应该受到教育了。他实在也是太可恶了，一个卖肉的，大概就是到乡下收购活猪，然后到城市里，大秤进，小秤出，秤杆子找点儿蝇头小利，也算是小商小贩起家，乍富起来了。或者郑先生曾经是干别的行当，后来赔了本钱，再就业开铺子卖肉？不管怎么样，郑屠这一下子就卖出了名堂，就跻身于城市新贵的行列了。按书中的情节交待，郑屠夫并不是什么名门出身，也不会有什么书香门第传承。就他干的这个行当，也应该是个苦出身。可是中国人有时真不能有钱。有了钱就烧包儿，有了钱就胡闹，有了钱就不是他了。吃喝嫖赌全上来了。还自称是郑大官人。郑大官人也是你随便叫的吗？那是一种社会上的荣誉称呼。一种社会身份。好，就算你郑某人是图虚荣，想自封一下，那你就自封一下，你就算是郑大官人了，牛！你郑大官人有钱了，牛！开始放高利贷。还打人家金姑娘的主意。更牛！可这就赶上你倒霉了，谁让你遇上喜欢管闲事儿的鲁达了呢。你就牛不起来了哟。鲁达在部队是受到过正规的传统教育的。见到这种气人的事儿，他能不管吗？肯定管！你郑屠夫再有钱，你现在还没有进入市政协，或者市人大之类的团体，弄成个委员或者代表当当呢。你也还没有个政治身份呢，你牛什么牛啊？你再牛也就是个土财主，你再牛也是个卖肉的。你没有很硬的政治背景，你没有当市长或者当市委书记的亲戚朋友，也没有黑恶势力给你撑腰壮门面，你绝不是鲁达的对手。再者，你凭什么要霸占良家妇女。从媒体的舆论上你也不占优势啊。就算你认识报纸电视台的记者，经常请他们吃吃喝喝，混得跟哥们儿似的，他们也不好出面硬偏向你啊。这场架，从一开始，郑屠就理屈，就处于下风，就输定了。从各方面分析，他跟鲁达根本就不是一个重量级别的。

我们再说鲁达这一场架打得无理。鲁达，你作为一个职业军人，如何总上街闲逛乱走？吃肉喝酒，还赊欠酒账茶钱？军风军纪哪里去了？作为大宋的国家武装部队里的基层干部，肯定也有纪律，肯定也有纪检委一类的部门监督吧。绝对不能允许一个职业军人上街跟人动手打架吧？如果说你走在街上，遇到了偶然发生事件，比如，公共场所有坏人捣乱，公交车上有歹徒持刀抢劫，你鲁达遇到了，看不下去了，怒火中烧，冲上去打几拳，这还算得上你见义勇为。可是你鲁达找到人家铺子上去寻衅，这岂不是有碍军风军纪，失了体统？就算郑大官人有毛病，问题多，民愤大，欺男霸女了，可这是地方上的事，你可以到公安局报案嘛，你可以去法院起诉他嘛。你找治安部门了嘛？或者你打110报警了嘛？无论如何，也犯不上你一个军人出面摆平这事儿啊。鲁达这一架打得的确无理。

再说胆大，鲁达不愧是一个英雄，路见不平，拔刀相助。听说街面上有了这样一个混蛋欺侮人，哪里容得下？走，找他去。管你有钱没钱呢，管你大官人小官人呢，管你是卖肉的还是吃肉的呢，打就打。而且还不讲速战速决。很是拿郑屠夫开涮了一把。一会儿要肥的，一会儿要瘦的。直把个郑屠折腾稀了。众目睽睽之下，光天化日之下，就在当街收拾这个城里的新贵。绝不像当代一些官员，在街上看到了不平的事儿，也是抱着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少一事不如无一事的态度，赶紧悄无声息地蔫溜了。这种事儿常常在媒体上看到，不知道那些被曝光的官员，脸上是否发烧？再看看鲁达，也不管什么干部纪律，当街就教训郑屠这种恶人，看客们好不解气。鲁达胆大矣。

再说胆小，猜测鲁达对这场架最初的设想，他大概只是想教训教训郑屠夫，绝没想弄出人命来。可是出手没轻重，郑屠不禁打。死了。鲁达也吓得逃走了，连公职都不要了。不就是打架嘛，而且还是见义勇为之举，而且还是郑屠先动的刀子，你鲁达不过是正当防卫。出了人命，可以向官府说清楚嘛。你跑什么啊？写到这里，还不能说鲁达胆小，还得说鲁达聪明，书上是这样写的。他看出郑屠夫死了，心里慌，却稳住神，沉住气，口气轻松地说：“你这小子装死吗。”说完，就一道烟儿地走了。一出城门便溜之大吉了。有读书人讲，这件事情上反映出鲁达的性格，这事如果换上李逵，肯定不知道跑，还傻呵呵地等着人鼓掌呢。换上武松，也要好汉做事好汉当，等着官府来拿。如果碰上杨志，也说不定拉上几个旁观者作证，到衙门里去说理：“大家可都看见了，是他先欺侮人的。你们各位到衙门里可得给我作个见证啊。”可是，鲁达不是李逵，不是武松，也不是杨志。他先跑了再说。由此说，鲁达身上有好汉不吃眼前亏的人生经验。

其实，如果我们再深层次想一想，鲁达与郑屠这场打斗，与其说是鲁达是路见不平，拔刀相助，莫不如说是城市的贫民与富人的冲突。至少，读者们在阅读这一个情节时，情感上是偏向鲁达的。为什么？自古以来，富人与穷人是一对不好调和的矛盾。我们不能讲仇富心态是一种正常心态，但是，这却是一种不好避免或者说不可避免的心态。即使郑屠这个人没有霸占金翠莲的念头，甚至没有任何招人恨的举动，那他能避免与穷人的日常摩擦吗？很难。因为商业利润具有投机性，就注定了商业中的欺诈行为难以杜绝。谁能保证郑屠在生意当中不会偷税漏税？在日常经营中不会缺斤短两？所以，人类从古至今的所有商业活动中，不可能避免一些人突然暴富。还是因为暴富，城市里就会猛烈地加剧贫富不均的进程，就可能出现鲁达这样与富人争斗的人物。阶级斗争这个观点或许已经过时，但是，阶层分析的观点还是要讲的。无论如何，郑屠是很难避免与鲁达这场打斗的，即使没有鲁达，也会有张达、李达，或者王达站出来，与郑屠或者张屠、李屠过不去的。这是仇富心态造成的。鲁达应该是城市贫民阶层的代表。

鲁达最终是逃跑了，他这一跑，世上便没有了鲁达，江湖出现了一个大名鼎鼎的鲁智深。鲁智深是什么人物？并无慈悲之念，何曾尊过佛道。从来不修善果，只爱杀人放火。这江湖上还好得了吗？

咱们接着看鲁达后来的命运。鲁达逃走，本意是躲这场人命官司的。怎么躲？此时的鲁达还没有上山当土匪的心思，我们可以判断，鲁达此时还不想过那种杀人放火，拦路抢劫的日子。那怎么办？还有一条路：出家。有人读到这里，就发生了疑问，古时候这种法律如何制订的？解释不通嘛。如何有了人命就可以出家啊。莫非官府跟寺院有过什么默契的交易？全国那么多寺院，岂不都成了杀人越货的歹徒们的避难所了吗？其实，并不是所有犯了罪的人都能出家，从书上看，寺院也不是什么人都收留的，鲁智深出家是走了后门的。他是拿着赵员外的一封推荐信，才去了寺院。人家寺院的领导是碍着赵员外的面子（赵员外当然是有钱有势的人物，肯定也是那一带的知名人物。或者就是赞助过寺院一大笔钱。寺院一定欠他的人情。否则他哪里有什么面子。一个在街上蹬三轮车的，是绝对没有面子的），留下了鲁达。这一下，寺院算是吞下了一颗苦果，古今中外，举凡走后门进入某一个单位的，大都不合格。鲁智深也没能逃过这个法则。他既不是自幼就一心向佛的虔诚之徒，更不是有什么佛学院毕业文凭的学子，他能懂什么佛门规矩啊，虽然剃度了，虽然有了法号了，可是照样喝酒吃肉啊，而且喝醉了，就大耍酒疯，砸了山门，大闹了寺院。可是寺院领导还得碍着赵员外的面子，不能开除鲁智深的寺籍啊。于是还得给他调工作。调他去了寺院的后勤部门，种菜园子。按说这是一个利润空间很大的美差。承包下来，每年可以有很丰厚的承包利润。如果就此长期安顿下来，鲁智深肯定能成为种菜大王，再想法引进一些新的蔬菜品种，大面积种植，也能进人先富起来的和尚的行列。可是他遇到了林冲。他的英雄性格再次决定了他的命运，鲁智深再次拔刀相助，他救下了险险被髙太尉暗害的林冲，由此得罪了髙太尉，高太尉可不管你是不是和尚，抓！如此看来，当和尚躲官司这个经验也靠不住了，得看你跟什么人物惹上的官司。郑屠死了，你鲁达去当和尚没事。可是惹动了高太尉这样的髙级领导，你当和尚就不行了。

此时的鲁智深再也无路可走了，鲁智深便只能上山落草了。这也是鲁智深万般无奈的一个选择。

读《水浒传》，鲁智深是很让人喜欢的一个人物。他是一个真正的性情中人。他脾气虽然暴躁，却不像李逵那样胡乱杀人，他非常理智。行侠仗义，他从出场，到最后，全是帮助别人。先是帮金家父女，后是帮林冲，才一步步被逼无奈上了梁山。他的性格与社会是相对抗的。应该说，鲁智深是因为性格的张力，才落草当了土匪的。

鲁智深最后圆寂了。书中写一个禅师给念了几句法语（也就是致悼词）：鲁智深，鲁智深，起身自绿林，两只放火眼，一片杀人心……（手边没有书，后边几句忘记了）。这是对鲁智深盖棺定论的评价？

谈歌总感觉这几句评价写得不对，鲁智深并不是这种性格啊。至少，鲁智深有情有义的那一方面的性格没有写进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