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90年代的诗歌写作：认同什么？

现时，在文化艺术领域中，跨语际学术交流、理论对话及大都会主义颇为盛行。这种风气对诗人的写作、对批评家的诗学阐释行为产生了微妙的影响。如果我们不是从运动的准社会学角度、而是从文本形成的角度去理解这种影响，那么，刚好在八九十年代之交，中国年轻一代诗人们变得全然不知如何是好的时候，跨语际交流及大都会主义的影响适时（也可能是不合时宜地）到来了。然而，这并不表示国家民族的分野已分崩离析，就对文学语境的影响而言，以国为本的文化身份认同意识正经历重大的蜕变，并需要重新厘定。无论诗人们基于何种因素对国家认同采取保留态度（事实上，更多的诗人采取的是相反的态度），总不能漠视或否定其存在。放眼世界政治圈，冷战国际阵形的崩溃重燃国家主义的灰烬，并使之广泛蔓延。文明冲突论和原教旨主义之类的对抗性声音不绝于耳。

在上述两种影响——我指的是跨语际交流及国家主义——的双重作用下，20世纪90年代的汉语诗歌写作是变得更为敏感和兴奋，还是更为迟钝，更多无力感了呢？王家新提出了历史写作与非历史写作的问题，孙文波提出了“中国话语场”的问题，程光炜则注意到了20世纪90年代的叙述策略问题。我感觉到，他们在讨论这些问题时，都是将对个人写作的认同与某种历史认同、国家认同及风格认同合并起来考虑的。我也许会另写一篇文章表达我的看法，本文限于篇幅，只能一般性地谈谈认同意识是怎样产生及如何成形的。

我认为，写作的认同意识可建构于一组特定的条件上——正如科学哲学家库恩所说，这些特定的条件可以称之为“衍化式的认同”。例如有的诗人乐于在某种探究规模之内创作，有意识地把自己置于一个已被界定的风格中，而此种风格掩盖他们任何个别的分歧或私人的矛盾。这恰恰是文学史上流派衍生的公式，其中尤以得风气之先的前卫流派为典型。然而，在处理风格的出现及随之而来的策略问题上，首先要知道这种认同意识与地域上的本土化特质有着种种联系。其次，还应该知道，当诗人在必然是群体的历史中确定自己的立足点时，总会自然地倾向于认同某一风格流派，尤其在年轻一代诗人的成长期，发现一种能够与他配合的认同意识，必定会雀跃地取而用之，这正是国家本土文化最基本的传播公式。经岁月流逝，这种认同意识较之“短暂地风靡一时”的潮流能发挥更大的耐力。20世纪90年代的中国诗坛现状及发展趋势证明了这一点。

不过，要想精确地描述影响认同意识形成的某些深层因素是相当困难的，因为这涉及诗人原生地的整个地理及语言的背景。长久以来，风格流派的影响与地域特质的影响不离不弃，交相辉映，使诗人们所神往的“个人写作”实际上成了那种“不可能的可能”。尽管相对而言，自由空间的延展，人们对新的时间观、新的生存节奏及新环境的逐渐适应，以及迁移的普及化，削弱了地域特质对诗人写作的影响，诗人不再局限于某时某地进行创作，诗人可以基于词的立场——发明或虚构的立场——去制作、评论及命名自己的作品，并且，文本的意义可以衍生自写作本身，而不必在“预设的现实”中去寻找资源。

但这种诗学原理及写作方法，不一定是相互协调的。因为诗人不大可能逃避地方性的特有阳光、空间、地貌及节奏，以及口音、民俗、隐性宗教及教育交融累积的历史因素，还有地域经济的特色，种种因素构成那些难以界定却有迹可寻的国家认同意识。而且，众所周知，中国诗歌历来欠缺“物质性”。即使是直接描述生活状况的及物写作也不大可能唤起这种物质性，如何能奢望在写作过程中持虚构的立场呢？

那么，这是否意味着，20世纪90年代的中国诗人只有顺应国家认同意识这样一条路可走？只有中性叙述这样一种语言策略可以选择？我担心的是，在这样一个了解异地时尚变异早已成为诗人写作经验中不可或缺的部分、任何可能性均可同时存在的开放时代，那种大体一致的写作方向——无论这一方向是如何正当、合理、适时——有可能会使诗人们的思想视野变得逼仄、局促，注意力染上不必要的报道色彩。为了抓住身边的现象，我们这一代诗人付出的代价是不是太大了？我想没有人愿意看到“写什么”将又一次战胜“怎么写”。在我看来，在宣言和常识的意义上认同历史、认同现实是一回事，通过写作获得历史感和现实感是另一回事，现实感是个诗学品质问题，它既涉及了写作材料和媒质，也与诗歌的伟大梦想、诗歌的发明精神及虚构能力有关。我的意思是，现实感的获得不仅是策略问题，也是智力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