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文学评论、民族文学和“西海固文学”的问答

◎郎伟

2018年7月23日，中央民族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钟进文、杨春教授率“中国当代少数民族作家资料库建设及其研究”（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课题组成员来到宁夏银川和固原两地进行实地考察、调研和采访。本人忝列被采访对象，遂有以下与中央民族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博士研究生的问与答。

问：您何时开始了文学评论的写作？请谈谈简单的创作历程。

答：1984年7月，我从北京大学中文系文学专业毕业，被分配到宁夏大学中文系从事中国现当代文学学科的教学和研究工作，教学之余开始了文学评论的写作工作。从本科毕业参加工作到80年代末去攻读研究生这段时间，我发表的文学评论文章不多，也就三两篇。1988年9月，我重归北京大学中文系中国现当代文学专业攻读硕士研究生，1991年研究生毕业后又一次回到宁夏大学中文系从事教学和科研工作。1994年年底，一个偶然的机会，为宁夏青年作家陈继明（宁夏文坛的“三棵树”之一）的“创作小辑”（即将刊载）写了一篇简短的评论，发表在《朔方》文学杂志上。从此，我的文学评论写作便一发不可收拾，二十多年间，写作了160多万字的评论，出版了六本文学评论著作：《人类重要文学命题》《负重的文学》《写作是为时代作证》《欲望年代的文学守护》《孤独的写作与丰满的文学·宁夏当代文学创作论》《守护风沙中的一盏灯》，主编了《中国回族文学通史·当代卷》等著作。《负重的文学》一书于2005年8月获得全国第八届少数民族文学创作“骏马奖”（评论、理论集），属于国家级文学大奖之一。另有文学研究论文获得过宁夏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论文一等奖、宁夏文艺奖文学评论一等奖等。

问：您的教育和成长环境对于您的性格和文学创作有什么影响？

答：1．先说家庭环境的影响。

我一直认为一个人早年生活于其中的家庭环境会影响一个人的性格养成和他一生的生活和命运。西方人有一句话说：“生活在过去。”我以为说的就是一个人的童年和少年时光怎样地决定了他一生的命运。而童年和少年时代，我们所有人所受的精神影响，主要来源于自己的家庭和亲人。

我从小生活于一个知识分子家庭。我家祖籍江南，父亲是杭州人，母亲是上海人。1958年宁夏回族自治区成立，我的父母那时是热血青年，响应党和国家“开发和建设大西北”的号召，从江南来到塞北。父亲曾经是杭州一中的高才生，虽然考上大学了，但还是放弃继续深造的机会，来到宁夏从事西北的开发和建设。父亲是一个热爱读书、对知识和智慧非常崇拜和痴迷的人。他主要从事的是筑路机械的驾驶和修理工作，但他的业余时间都是在读书读报中度过。很少见父亲去参加朋友同事间的应酬活动，他不会打牌，更不会打麻将。在父亲的影响下，我很小的时候就对书报感兴趣，见带有文字的东西就有亲近感。1980年7月，我从银川一中高中毕业，以宁夏高考文科总分第一名的成绩考上向往已久的大学和专业——北京大学中文系文学专业。这一人生的恩赐奠定了我从事文学评论工作的基础。如果没有考上北大中文系，我不知道自己现在会在什么行当从事着怎样的工作。

2．北大对我的影响。

1980年9月我进入北大中文系文学专业学习，1984年7月，本科毕业，按照当时的国家政策（若干个边远省区的考生，毕业后一律回到原户口所在地参加工作），被分配到宁夏大学中文系从事教学和科研工作。工作四年之后，1988年9月，我重归北大中文系攻读硕士研究生。1991年7月，研究生毕业，我又一次被分配到宁夏大学工作。我在北大中文系前后读过七年书，所受到的专业训练和精神熏陶对我从事文学评论工作的影响是终生的。

在北大读书，终生受益的是能够聆听名师们的教诲，得其思想和智慧的熏陶。我在北大中文系读书七年，当面接受过王力、王瑶、季镇淮、陈贻焮、袁行霈、金开诚、褚斌杰、张少康、费振刚、倪其心、赵齐平、陈熙中、吕乃岩、马振方、程郁缀、卢永璘、严家炎、唐沅、乐黛云、孙玉石、钱理群、温儒敏、洪子诚、谢冕、佘树森、张钟、赵祖谟、曹文轩、戴锦华等先生的教诲。北大先生授课，分“才气派”和“扎实派”。“才气派”的老师，思维活跃，视野开阔，旁征博引，口吐莲花，学生们被先生的激情所点燃，被先生的才气所感染，一学期下来，如沐春风，如饮甘霖，知识和智慧不知不觉间已经进入心灵，或生根，或开花。“扎实派”的先生，读书甚多，考证严谨，言必有据，闲话少说。听学问扎实的先生讲课，是一种很好的学术训练，从此知道做一个好教师和优秀的学问家，万不可目中无人、脚底无根、信口开河、指鹿为马；也不可动辄炫耀自己又读一本名作新书——也许别的学问家早就读过此书，烂熟于心了。据我做学生时的观察，无论是“才气派”还是“扎实派”，先生们的共同特点是：敬业、守道、刻苦、自尊。

北大的先生们皆敬业，我读本科时，正是国家刚刚从“十年动乱”的年代里走出来，百废待兴，高校教师的待遇着实不好。除了极个别泰斗级的老先生，如冯友兰先生、王力先生、朱光潜先生，居住条件宽敞一些，其他教师普遍只能居于“筒子楼”当中。筒子楼其实是青年教工的宿舍，进入楼门后，左右两边为狭窄的走廊，前后两面则为十到十五平方米的单间宿舍，公用水房和厕所各在走廊尽头。那时，给我们教书的许多先生早已经人到中年，但因为国家十多年没有盖教工宿舍，所以先生们只好屈居于筒子楼陋室之中做学问，金开诚先生当年就是掀开铺盖伏身于床板之上写作教案和学术文章的。我敢肯定，在北大，如金先生这般情形的老师绝非一人。这样的状况一直延续到20世纪90年代之后才逐渐有所改变。北大的先生亦重守道，或者说是“安贫乐道”。留在北大教书，物质待遇确实不佳，但多少才气横溢的先生把一生都献给了北大，献给了我们这些如流水一般长流常新的学生。先生们贪恋北大的，是这座校园里无以伦比的学术民主空气，是聪明人与聪明人之间的惺惺相惜，是智慧者与智慧者的深度遇合与长久的心灵对话，是永远想把学问做到最好的敬业氛围。北大先生的刻苦，中外皆知。仅举二例为证：唐代文学研究家陈贻焮教授本科时为我们讲过“唐诗研究”一课。先生有一天在课堂上说：“昨天我终于把百万字的《杜甫评传》写完了，我大哭了一场，算是为老杜送了终！”不久，陈先生便盲一目。我的硕士研究生导师佘树森先生为国内现当代散文研究大家。我随其读书三年，发现佘先生吃穿不上心，休息不上心，娱乐不上心，唯读书工作上心，这位年轻时曾经用毛笔抄写过长篇小说《红楼梦》的学者，终因劳累过度而英年早逝（55岁）。北大先生的自尊，最重要的表征是：所有先生在事业上都力图做一个走在前面的人而从不愿意落在后面。他们的敬业做学问是来自内心深处的一种冲动，是灵魂的喜欢，是从年轻时代起就选择和认可的一种生存和生活的美好方式，绝不需要旁人的督促和逼迫。北大的先生们学问做得好，文章写得多，不是因为他们比别人多长了三头六臂，而实在是因为他们自尊心强大，永远自己跟自己较劲。

问：文学创作要有生活体验、审美追求、社会责任感，您对文学评论的创作有什么看法？

答：第一，文学评论的创作与其他文学文体的创作一样，必须立足于个人的生活体验、独特的审美追求和社会责任感而展开。相比于形象思维更为活跃的小说、诗歌、散文、戏剧创作，文学评论的理性思维更为强大一些，难度也更大一些。最好的文学评论作品，都是出自那些生活体验深厚、情感深沉、读书积累甚多、思维清晰深刻的创作家之手。一个好的文学评论工作者，倘若没有十年以上的读书积淀和专业训练，是无法从事这个行当的。因此，从事文学评论工作者的人数总是少于其他文体的创作家人数。原因就在于：从事文学评论工作需要专业的训练和磨砺，从业者要有足够的耐心和毅力，要与时间和寂寞搏斗。

第二，文学评论工作不是书斋里的个人情感抒发，而是与书斋之外的大地和社会生活紧紧拥抱在一起的。我选择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和当代西部文学和少数民族文学评论工作，看重的恰恰是它们与现实的亲和之力。因此，我一直认为文学批评不是寄生性和附庸性的，它的“根”本应该深深扎在人类生活和时代的丰厚土壤之中，是变动不居的社会生活和绚烂多色的时代风云给予文学批评以强大的背景支持。一篇优秀的文学评论文章当中总是跳动着一颗对现实的热切关注和忧患之心，流淌着批评者对生活、时代和人本身的独特理解和新鲜感受。从这个角度而言，一个优秀的批评家和一个优秀的作家是具有同等价值和地位的。更不消说，中外文学史上还有许多兼有创作家和批评家两重身份的文学大师。

问：您觉得文学理论对文学创作的帮助怎样？文学评论的最大动力是什么？

答：文学理论对文学创作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和启示性意义。一个缺乏理论武装的创作家是走不远的。文学创作者在从事创作之时，实际上一直受着一些理论的支配和影响，无论创作内容的选择、人物形象的塑造、作品氛围的营造、语体风格的选择，等等，都受某一种（或者数种）文学理论的影响。有些创作家声称：自己的创作不受文学理论支配，这是欺人之谈。

文学评论最大的驱动力来源于评论家对时代风云、人生事象和人性奥秘的浓厚兴趣，也来源于评论家被优秀深刻的文学作品所感动，感动于作家对人类美好生活的优美呈现，对高贵人性不遗余力的赞颂，对社会生活消极面和人性黑暗面积极的干预和毫不留情的批判。

问：您现在创作上最大的压力是什么？您创作上的最大愿望是什么？

答：创作上感觉到的最大的压力一是想做的工作和可以支配的时间之间存在着紧张关系。现在读书和写作文学评论都是利用业余时间和节假日时间，感觉时间紧张。我一直有一个愿望：那就是想静下心来把中国古代的经典文学作品和十九世纪以来的欧洲优秀小说再重读一遍。年轻时读过许多，现在在经历了人生的一些风雨之后想再读一遍，但是抽不出时间。再者，如今自己写作文学评论文章的时间经常是仓促的，写作的过程也是断断续续的，一万字的文章数月才可成篇。二是做了多年的研究生导师，指导了许多学生，但学生们毕业之后真正从事文学评论工作的人数极少。许多学生“坐冷板凳”的意愿缺失，因为耐不住寂寞，物质利益回报太少又太慢。每每想到这一点，不时会有专业挫败感。

创作上的最大愿望是：希望能够拥有一个自己领军的专业团队，认真而耐心地做好西部文学和少数民族文学的研究和评论工作；希望自己的评论文章能够拥有更多的读者。

问：您认为文学创作的难度在哪里？它应该在理论层面上解决，还是在文化层面上解决，抑或应当在现实生活的真实性当中得以解决？

答：任何文学创作（包括文学评论写作）都是有难度的。一个创作家只要不甘心平庸，只要想超出一般作者的创作水平，他就必须给自己设定具有难度的标高。文学创作的难度在于，经典作品和优秀作品已经大山般横亘，哪怕爬到大山的半山腰，也要费尽一生的心血。但人类的生活永远充满新鲜性，每一个生命个体都要重新活一次，所以古老的生命和生活之树完全可以开出艳丽的新花。写作者破解难度的唯一路径是与伟大的作品保持疏异性，努力写出全新的生命感受和对社会、历史、人性的惊人发现。

问：多年来的创作，您对文学评论的看法是否发生了变化？如果有变化，这种变化的根源在哪里？

答：在中国社会改革开放的早期岁月，文学创作和文学评论是“显学”，是社会关注度很高的一项文化事业。那时，大学中文系招生，基本能把各地的文科“状元”网罗进来。以后，中国社会转入市场经济大潮，功利主义成为大众的主流意识，随着许多人对公民精神成长话题和社会精神环境建设的漠视，文学创作逐渐被“边缘化”。这是可以见到的客观现实。

我对自己所从事的文学评论事业一直抱有尊敬的态度，从业者的神圣感没有丢失。我始终信奉鲁迅先生的一句话：文艺是引导国民精神前途的灯火。我愿意用一生的时间来守护这一盏灯火。我最新出版的一本评论集的书名就叫《守护风沙中的一盏灯》（作家出版社，2018年10月），表达的就是这样的心情。

问：您觉得作为一名少数民族文学评论家，其优势何在？

答：我觉得唯一的优势是，你对本民族的历史、文化和民族特性了解得更加深入一些。

问：作为一名少数民族文学评论家，您如何看待目前汉语形态下的民族文化及其创作者面临的问题？

答：汉语是世界上最伟大的语言之一，它的神奇和奥妙之处，也许终我的一生都未必揣摩得清楚。汉语给予我写作的灵感，也给予我深刻的思想和精美的语言。我希望少数民族创作家们能够从汉语这个宝库当中汲取更多的精神和文学营养，以丰富和壮大民族文学的写作。

问：您对文学创作中回族语言文化的运用有什么具体看法？

答：当代中国回族作家都是用汉语写作的。因为要涉及民族特殊的生活领域（比如宗教生活领域），一些经堂语会很自然地进入文学作品当中，一些回族文化习俗也会真实地呈现于作品当中。但是，无论怎样描写民族文化的特殊性和运用某些经堂语从事创作，我觉得最核心的问题是：作为一个具有社会责任感的回族作家，你都应该把讴歌中华民族的大团结，讴歌回族人民对中华民族大家庭的认同、对祖国和中国共产党的认同、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认同放在首位。有了国家的统一和中华民族大家庭的和睦相处，才可能有各少数民族的幸福和未来。这一点，应该是回族作家从事文学创作时必须遵循的基本的创作思想原则。

问：您认为文学作品中如何把握和考量民族文化的“先进”和“落后”？作为一个民族文化名人，您怎样看待自己民族的未来发展？

答：判定文化的“先进”和“落后”，自然有相对科学和客观的衡量尺度。能够促进民族各项事业发展、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和生态环境保护的文化就是先进的文化。反之，阻碍民族各项事业的发展、损害人的正当权益、阻碍人的健康发展、破坏人与自然环境和谐相处的文化就是落后的、坏的文化。

回族是中华民族大家庭的一员。在党的民族政策的阳光照耀下，在中华民族一家亲的和谐社会环境中，回族人民通过不懈的努力和奋斗，一定会赢得美好的未来。

问：“西海固”之所以受到广泛关注，主要是因为虽然那片土地贫瘠、“苦甲天下”，却是一片滋养文学的沃土，走出了石舒清等一批优秀的文学创作家，您如何看待“西海固”文学。

答：“西海固文学现象”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出现于中国文坛的一个文学现象。宁夏的“西海固”地区土地贫瘠，极度缺水，在相当长的一个历史时期，人民生活比较艰难。就是在物质生活比较匮乏，精神生活比较单调的环境中，“西海固文学”却蓬勃生长起来，一批优秀作家脱颖而出。“鲁迅文学奖”从1997年设立至今，已经21年，一共颁发了七届作品奖。在获得“鲁迅文学奖”短篇小说奖的35位作家当中，宁夏占有3位（石舒清、郭文斌、马金莲），其中两位是回族作家。非常凑巧的是，这三位获奖作家皆出自“西海固”地区。我们仅从这一点就可以看出，“西海固文学”的成就是多么卓越和引人注目。三位来自“西海固”地区的作家之所以能够获得中国文学的最高奖，我以为有以下几点原因。

第一，从创作主体来看，三位获奖者都是异常勤奋的写作者。从怀着一颗敬畏心、虔诚心踏上文学创作之路到获得国家级文学大奖，在漫长的十几年到二十年间，三位获奖作家一直以一种坚韧的劳动精神，认真而执着地在文学的土地上深耕细作，不惧风沙扑打，不怕寒热侵袭。他们只懂得“一分耕耘一分收获”的道理，而从不指望简单而轻松的付出便可骤然获得惊人的回报。石舒清等人的获奖，是自身勤苦劳作、挥汗如雨而得到的最优美的回赠。

第二，“西海固”作家的创作一直立足于他们所熟悉的“西海固”大地，是“西海固”这片土地上生活的艰难、人生的不易和人的命运的多姿多彩给予作家创作不竭的动力和源泉。他们的获奖一再证明：优秀的文学创作永远都是与“土地、人民、时代”紧紧联系在一起的。

第三，在三位“西海固”作家的作品当中，仁爱、温暖、善良是贯穿始终的主旋律。在他们所构筑的文学天地当中，尽管有着生活的不幸、沮丧、坎坷和艰难，但创作者始终以一支饱含深情的彩笔，书写着人类生活本身所具有的美丽和仁善，并把这种“美”和“善”当作照亮人类生存暗影的不灭灯火。我们读他们的作品，内心常常会被温暖的潮水所淹没。

第四，三位作家的获奖与宁夏文学界的共同努力、共同奋斗有着直接的对应关系。

我们都知道，一个作家的成长、成熟直至获得国家文学最高奖，他（她）的身后是有着一批人默默地为之付出了艰苦的劳动，为之付出了心血和智慧的。这其中，宁夏的几家文学刊物《朔方》《六盘山》《黄河文学》，应该说是做出了杰出贡献。以我熟悉的《朔方》为例，从冯剑华主编开始，经过哈若蕙主编，再到漠月主编，十年间，《朔方》一共发表了马金莲的小说和散文作品共24篇，另外还发表了3篇有关马金莲创作的访谈和评论。《六盘山》杂志是马金莲文学起步的所在，对马金莲的成长起到了不可忽视的作用。马金莲曾经在一篇文章中提到，当年她在固原民族师范学校读书的时候，朱世忠先生在一次全校大会上特别转述的一句话（《朔方》杂志编辑说：“马金莲的写作就是和一般同学不一样，大有潜力！”），成为她往后几年努力的动力之一。所以，马金莲曾经有言：“作者与刊物的关系，就如一棵小苗与一片沃土的关系。”（《我与〈朔方〉之间的点点滴滴》, 《朔方》2011/1）

问：如果从审美的角度用几个关键词概括“西海固文学”，您觉得“苦难主题”“清洁精神”“死亡叙事”可以概论吗？如果不可以，您怎么看？

答：任何一种文学创作现象都可能是丰富的、多色彩的。从审美的角度，用“苦难主题”“清洁精神”“死亡叙事”几个关键词来概括“西海固文学”，不能说完全不准确，但有可能遮蔽了事物本身所具有的更为丰富的内涵。“西海固文学”当中不仅有“苦难叙事”，也有充满喜气和乐观情调的作品，你看郭文斌的小说《大年》《点灯时分》等，感受到更多的是生活的诗意和人生的幸福感。“西海固文学”当中不仅有“死亡叙事”，也有生的欢欣和人间的温暖，石舒清的小说《清洁的日子》和马金莲的小说《1987年的浆水和酸菜》，所透露的不都是人对温暖生活的热爱和依恋之情吗？刚刚公布的第七届鲁迅文学奖短篇小说奖授奖辞这样评价《1987年的浆水和酸菜》:“马金莲《1987年的浆水和酸菜》中，两种家常食物的制作和分享，是生活意义的淬炼、生活之美的晕染。对物的珍惜，也是对心的珍重。精确的、闪亮的、涓涓流溢的细节使心与物、人与人温暖地交融。”所以，读者们和研究者们在阅读“西海固文学”时，最好能够以一种不受干扰的、原初和平和的心境进入作家们所构筑的异常丰富复杂的文学世界。

问：您关注过现代回族文学吗？或者现代回族新文化运动？您认为回族现代文学对当代回族文学有多大影响？

答：关注过一些现代回族作家的创作，比如白平阶先生创作于20世纪30至40年代的小说，马宗融先生的译作和文学研究文章。

回族现代文学当然对当代回族文学有影响，至于这一影响有多大，没有做过相应的学术研究，还不能给出明确答案。

问：您认为回族文学现在的缺陷是什么？您理想中的回族文学是什么样的？或者说您对回族文学的现状有哪些看法和期待？

答：回族文学创作现在存在着一些瓶颈问题需要解决。

第一，创作题材的单调性问题。回族作家们创作的涉及乡土生活的作品显得数量庞大了一点，其他生活领域的进入和书写，还需要加强。也就是说，回族作家的创作视野应该再开阔一些。

第二，作品的思想深度问题，尤其是回族作家所创作的长篇小说的深度问题。许多回族作家的创作，还存在着“选材不严、开掘不深”的缺陷。鲁迅当年曾经语重心长地告诫刚刚闯入文坛的沙汀和艾芜，希望他们“选材要严，开掘要深，不可将一点琐屑的没有意思的事故，便填成一篇，以创作丰富自乐。”（《关于小说题材的通信》）鲁迅的告诫显然具有超越时空的意义。对于许多回族作家，尤其是从事长篇小说的写作者来说，生活经历和个人的心灵经验只能是写作的触发点，而绝不是全部。因为在创作长篇小说之前，不能不慎重考虑这样两个创作问题。第一，你的人生经验是否具有足够的“浓度”和强度，可以经得起长篇小说这种“繁复文体”的强力撕扯和锻造。也就是说你的生活经历和心灵经验本身是否能够满足长篇小说这种文体所提出的诸多的艺术要求。第二，你的人生经验在转变为艺术作品之后是否具有“挥发性”和超越性特征。创作者的生活经验已经积累得足够丰富，那么从这些人生经验里是否一定能够提炼出芳香四溢的思想价值和意义呢？是否能够具有新鲜而强悍的审美冲击力呢？学者兼作家的杨绛曾经说过：“经验所供给的材料，如不能活用，只是废料。”（《关于小说·事实——故事——真实》）我认为杨绛所说的“活用”，其实是指作家处理生活经验的高度发达的艺术能力，也即“点铁成金”的能力。

显而易见，作为创作，对生活的选取和裁剪，提炼和升华，开掘和发现，才构成艺术最内在的品质和本源。鲁迅所谓的“开掘要深”是说作家对所掌握的“生活”必须要有穿透的能力，必须要有新鲜别致的惊人发现。今天，当我们从纷乱的生活事务中抽出时间，静下心来阅读一部长篇小说时，我们实际上首先期待着能够从作品当中感受思想的震撼与冲击，因为一部杰出的长篇小说的艺术思维往往能够穿透生活的表层而达到人类命运的深处。现实是如此复杂难辨，世情是这般嘈杂喧嚣，心灵有诸多纠结困扰，我们阅读长篇，既希望从中看到熟悉的人生缩影，更盼望着小说能够将我们引入一条长长的思索的隧道。我们并不需要苛求作家都是生活的导师，能够回答所有尖端和尖锐的问题。但是，我们有理由要求作家对你所描写的生活不仅熟知，而且还要从中有所“发现”。由于你的锐意的“发现”，一些本来我们熟悉的事物，经由你的文字，却使我们获得了全新的感受和全新的认识，埋藏在我们内心深处的意识被挑动，被唤起，被激活了，我们就像一直处于熟睡当中的婴儿，忽然张开了惺忪的睡眼，打量着呈现在眼前的一个新奇的、陌生的世界。

第三，回族作家在创作中的艺术表现方式总体而言还欠丰富，显得单调和单薄一些。在写实和写意之间，在艺术处理的“实”与“虚”之间，在立足本土文学资源和汲取异域文化营养之间，一句话，在艺术地立足大地扎根泥土与冲天一飞俯视苍穹之间，回族文学还有一段不短的探索之路要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