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力于底层社会机制内部的叙事——读季栋梁长篇小说《上庄记》

◎张少华

“上庄”是一个堕入贫困，即将消失的、被边缘化的弱势族群生存的村落，关注它、书写它，并为这个阶层发声，体现的是作家的良知、责任和担当，体现的是作家素朴的人间情怀和人道精神。因为它不仅需要一双能够发现问题的眼睛，而且需要一种勇于直面现实的勇气。无疑，季栋梁一直在做这样的努力。《上庄记》便是作者基于底层农村社会教育问题的长篇小说。把底层社会政治、经济、教育和老百姓的日常生活方式化合成一个尖锐故事，并且让这个发端于教育，但绝不仅止于教育的个体故事，成功叙事成国家故事乃至民族故事和时代故事，是《上庄记》值得进一步研究的主要理由。

许是机缘巧合，或是冥冥的约定，让我有机会拜读了季栋梁《上庄记》。坦诚地讲：阅读《上庄记》的过程是我与童年的“我”的一次重逢，是我童年生活的再次神游，也是蜗居在这“鸽子笼”般的城市生活中的我，一个都市“异乡人”浮躁的、不安的、漂浮的灵魂的一次安放。因此阅读《上庄记》是温暖的、幸福的。

在《上庄记》中，无论是它所描述的人，还是作者带着浓浓的赤子之情娓娓道来的每一件细小的事情，都是我所经历的，或者正在经历的。比如：用“毛蛋”当作篮球在尘土飞扬的操场上奔跑，木制的篮球架、“责任田”的作业本、“盛大”的“六一”儿童节、现如今的农村危房改造、农村发展养殖业，等等，这些记忆都已经融入到我的血液之中，难以割舍，也难以忘怀。这基于我的家乡和上庄都是一个被固化了的村落，它们拥有一个共同的身份和名字：“西海固”，以及与“西海固”构成坚硬共同体的中国所有底层社会村落。

《上庄记》主要讲述的是：作为一个扶贫干部的“我”，一到上庄就被那里的贫困与破落惊呆了。学校有40多个学生，却没有一个老师，扶贫干部也就理所当然地成了教师。一些孩子不断随打工的父母进城，上庄的教育就更没人重视，已是名存实亡。于是，老村长和“我”便竭尽所能，试图从教育问题入手，由此扩而大之，进一步解决上庄的贫穷问题。然而，对于一个扶贫干部来说，他能使用的招数又是极为有限的。为此，“我”不断找关系、求老板，通过自己的人脉资源解决问题。比如，“我”为了让盼香的两个儿子去省城读书，动用了省教育厅同学的关系；为了让村里的几个特困户脱贫，“我”又与人合伙给功老板“下套”，让老板把20多万元的红包送到了乡下。这位扶贫干部下乡一年，最终似已成为解决问题的专家。

这种为探讨某种社会问题而创作的小说，是文学的一种不可推脱的职责，是一种基于现实人生问题的启蒙。陈望道、沈雁冰等认为，“以劳工问题、子女问题以及伦理、宗教等问题中或以问题为中心的小说”便是问题小说，它的特点便在于“只问病源，不开药方”。阅读完《上庄记》，有以下几个关键词，在我的脑海中挥之不去，分别是：焦虑、审视、重建。

一、焦虑——知识分子的现代性焦虑

赵勇在《现实主义的冷峻与理想主义的温情》中讲道：“季栋梁的《上庄记》是中国偏远落后乡村世界的全景式写照。而且，它似乎也衔接上了中断多年的‘问题小说’之线，赵树理式的隐忧与焦虑在小说中此起彼伏。”这种隐忧与焦虑在时下人们流行的一句话中体现得极为突出，“慢些走，让灵魂跟上脚步”。这句话广为引用与传播的背后，隐藏的是一种人们对精神世界荒芜的普遍认同。人们为了生计过于匆忙和焦虑的奔跑，致使内心杂草丛生。我们知道，当物质文明的发展和精神文明的发展出现不合拍，距离不断拉大时，价值危机、文化危机，乃至政治危机等就产生了。当下，中国正处于极具变革的时代，也同样是各种危机此起彼伏的时刻。由此产生的群体性国民病症主要有：价值的迷失与错位、道德底线的失守、缺乏安全感、恐慌焦虑等，这种群体性的国民病症的出现主要是由于物质与欲望、理想与环境的不均衡。“焦虑”是当下国民群体性病症之一，作为当下的知识分子必须直面，不容回避。

孟德拉斯在《农民的终结》一书中指出：“20亿农民站在工业文明的入口处，这就是在20世纪下半叶当今世界向社会科学提出的主要问题”；李培林在他的《村落的终结》中也有一组调查数据特别触目惊心：“在1990年到2010年的20年时间里，我国的行政村数量，由于城镇化和村庄兼并等原因，从100多万个，锐减到64万多个，每年减少1.8万个村落，每天减少约50个。它们悄悄地逝去，没有挽歌、没有诔文、没有祭礼，甚至没有告别和送别，有的只是在它们的废墟上新建文明的奠基、落成仪式和伴随的欢呼。”他说：“当前，我国乡村的巨变仍在进行着，我们甚至不知道这个巨变的终点在哪里。”

和孟德拉斯、李培林一样，关注这一问题的人还有：梁鸿《中国在梁庄》，陈桂棣、春桃《南下北上求学记》，林艳萍的《山村的守望：“西海固”骆驼巷村实地考察》等。季栋梁的《上庄记》无疑是他们之中重要一员。他关注和抒写了同样的问题。作者以近似纪实手法呈现了上庄在城市化进程中出现的问题：农村留守儿童的无望，农民养老、教育、医疗的缺失，农村自然环境的破坏，农村家庭的裂变，农民“性福”的危机，新农村建设流于“形式”等诸多现实问题。

无论是孟德拉斯、李培林、张鸿、陈桂棣、春桃、林艳萍，还是季栋梁，他们一改宏大叙事的风格，饱含泪水地向我们讲述了一个个亲身经历又刻骨铭心的故事。作品的新鲜、生动、敏感乃至犀利，让人感受到直面现实写作的警世力量。这些作者如此急切、焦虑和热衷地关注这一话题，我想这是基于一种“知识分子”天然的使命，这种使命从古代的“士”一直延续到当下的“知识分子”。

中国知识分子的传统从曾参的“仁以为己任”到范仲淹的“以天下为己任”，都显示出中国知识分子对道德、政治、社会各方面问题具有深刻的责任感。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这种“关心”的传统精神仍然跃动在中国知识分子的生命之中。余英时先生在《士与中国文化》中指出：知识分子是“社会的良心”“人类基本价值（如理性、自由、公正等的维护者）”。新近的散文家祝勇，也同样按捺不住内心的良善驱动，在《知识分子应该干什么》一书的序言中这样写道：“社会的进步除了仰仗纯粹的思维成果之外，更依赖的是作为人类智慧代表着的知识分子的整体道德——我们习惯将此称为社会责任感。”

而季栋梁在作家访谈中，则讲道：“我是乡下放进城里来的一只风筝，飘来飘去已经二十多年，线绳还系在老家的房梁上。”我想正是这种浓郁的游子情结，对于故乡深沉的爱；正是基于这种知识分子应有的良知和社会责任感，特殊的使命，这位故乡忧郁的歌者创作了《上庄记》。

在《上庄记》中，作者通过一种“回到现场”式的体验、观察和思考，以对故乡、对农村、对中国的理解与同情为底蕴，看似客观的笔触之中，凝聚的是深情，更是一个知识分子对于现实焦虑的追问。直接说，他的立场和他的理性眼光，来自于“五四”并经80年代“新启蒙”沉淀，轻轻翻过了90年代身体性“日常生活”、个体“内在性”遭遇写作模式，直抵当前社会现代化和人如何现代性的世界性人文思考脉系，而并不是国内一些论者和写手处于别种考虑的所谓“反现代性”和“后现代性”。《上庄记》中的现代性焦虑，于是成了对于现阶段中国底层社会内部机制之中诸多无奈与迷茫、盲目、错位的浩叹。

二、审视——基于现实的批判性审视

忧患意识和对于底层民众的关怀，一直以来是中国现实主义文学创作的优良传统。对于一个出生并成长于农村的作家来说，故乡永远是写作最丰腴的土壤，故乡就是一切。

季栋梁讲：“故乡养育了我，同时也塑造了我，我的文化修养、审美情趣、精神价值、人生信仰都是在故乡形成的。这份哺育不可替代，因此，我想通过写作把这些东西呈现出来。”这种抒写一方面是作者为故乡立证作传，同时更是基于一种强烈的忧患意识，对故乡审视和观照的结果，他的写作因此摒弃了原始自然主义的无节制宣泄，也回绝了狭隘文化传统主义的盲目乐观、道德理想主义的亢奋。在《上庄记》中，作者将这种批判性的审视贯穿于作者准确的、细腻的对日常生活的描述之中，坐实了他叙事的所指性和启蒙性功能。

季栋梁说：“日常生活琐事有生命的气息，有时代的气息，而生活的丰富性、情趣性、真实性都是通过日常的琐细过程体现出来。如果有一个很好的故事框架，而缺乏日常生活琐事的铺垫烘托，那是不能成为一部好小说的。即使是写过的几篇人事小说，我也努力让人物事件日常生活化。”《上庄记》中所描述的上庄是一个靠天吃饭，贫瘠至极的村落，要想在这片土地上生存下来，没有极其坚强的意志和穿透这种苦难的韧力，生命就像在干旱季节的庄稼一样，会很快枯萎，凋谢。以老村长、李谷、盼香为代表的老一辈正是靠着这种人类面对苦难的韧劲，才艰难地在这片土地上苟活着，并哺育着自己的下一代。于是，他们知道了在一场酣畅淋漓的雨水到来之时，该做怎样的准备，那是上天给予它们维系生命的一根根稻草。这包括：收集含有羊粪和牛粪的窖水，大雨过后捡一些“地软”，等等。而面对生存的困境时，人与人之间的帮助，彼此关心，团结一致这些美好的品质都是人们治愈困苦所留下创伤的良药。

《上庄记》对于这些美好场景和生活中细节的描写是不露声色的，将其贯穿在人物一言一行，一举一动中。在《上庄记》中，老村长每到下雨的时候就要出去到村落里转转，要推倒几堵危墙，原因很简单，墙倒塌时会压着在雨里戏耍的孩子，这种不动声色的描述让人为之动容。李谷在面对盼香生活的困顿之时，简单的一句：“她苦着哩”，饱含了多少的深情和温存，这比苍白无力的“我爱你”更显体贴，更有力量。这些美好的记忆，生活的情节，人性之美，人性之纯，都是作者要展示或者说是彰显的。因为，当下的现实缺乏的正是这种人性之美。

当然，作者可不仅仅是为了向我们展示一个田园牧歌般的上庄。落后一定有落后的原因，这种长期以来形成的致使人们贫困的深层次的原因，正是作者想要改变的，也是作者批判的——请注意，一直以来某些批评家总喜欢拿批判来说事。即认为作家总能在揭露阴暗面中表现出好的写作能力，一旦正面表扬，就马上才思委顿。这的确部分地符合现阶段文学事实。然而，浏览那些所谓正面的作品，本质思维的确也是响亮的意识形态声音所需要的，这也是事实。这里需要提醒的是，文学不能重返思想前沿的重要原因，恐怕正在于我们的文学首先从情怀上就远离了，甚至脱离了广大底层人群的生存现状。我们需要的文学，不是批判多了，而是太少了，乃至于文学都成了读书人、知识分子从内心深处开始腐败堕落的话语迹象，这才是可怕的。《上庄记》的一开始，在“我”下乡扶贫之前，“老鸭子”给我传授的经验，以及我和老村长在试图改变乡村的落后之时，老百姓所表现出的不解与不屑，都让我深感无奈。在上庄的老百姓看来，办事就得花钱，“有钱能使鬼推磨”；面对疾病时，人们过多的将希望寄托在神灵的庇护上，迷信地认为通过祈求，让筷子站在水中，然后一刀砍去就能祛病消灾；在传达国家危房改造政策时，以老周、张六、老顾为代表的大部分百姓只盘算自己的一亩三分田，如此等等不一而足。当然，老曹关于危房改造的一席话或许是指出了问题的关键，政策的短处。老曹说：“没说不是好事，房子咱不能说亏心话，盖得漂亮结实，我亲家就危改了，抗八级地震，住几辈子人没麻达，可不符合实际么，房子再漂亮结实得有人住么，没人住这钱不是白瞎了。娃娃们打工小年前后回来，人七日（正月初七）不过就风风火火走了，房子盖得再好一年能住几天。”正如伊格尔顿所讲：“一切文学批评均是政治批评”。小说的创作所指的终极往往会回到对政治的批评和审视。显而易见，季栋梁非但没有回避启蒙的难题，而且他还进一步通过叙事，坐实了底层社会封建迷信、政治腐败与老百姓日常生活方式的具体错位之处。即在乡村世界里，人的现代性的缺席所造成的后果，和政策政治，乃至经济学话语，与具体现实之间的脱节已经到了何种严重程度。

在《上庄记》中，季栋梁观照的不仅仅是百姓的眼光短浅，贪婪自私，精于算计等，他却看得更远，毋宁说潜叙事正是底层政治的严重错位所造成的触目的机制缺席问题，这正是小说的价值和意义所在。面对“两个一百年”的中国梦，无论是百姓还是政府都是在极力地推进，出台了一系列政策，但这些政策却推行不下去，老百姓不支持，不拥护。正如《上庄记》中老曹所讲的一样，原因在于政策的制定本身就是脱离群众的，不接地气，没有真正地从老百姓现实的生存状况出发去思考问题，解决问题。而在政策的执行过程中，“五同”的领导干部，自己的《村民日记》都要秘书代笔，由此可见，面对问题他们就没有深入的思考过，又会怎么有好的良策。那么，所谓的“五同”只能是政府演给老百姓看的一场戏。于是，上庄还是原来的上庄，这种无奈，这些问题还将重演、重复。

当一个人面对困境无助与无望时，他只能将自己的未来，或者说是家族的未来寄托在下一代上，然而对于这一代，作者更多的是失望。当大学毕业的杨家泰给小学未毕业的周远成打工时，人们固守了千年的价值观念，似乎在这股经济浪潮面前变得不堪一击。过年的时候，年轻人待在一起谈论更多的是谁赚了多少钱，谁包了二奶，谁家女子做了小姐等，这种消费时代的媚俗化，价值的迷失，道德底线的突破是上庄的问题，也是这个时代，这个国家，这个民族的根本问题，小说的力量和价值在此便彰显出来了。但作者似乎并未彻底打破人们的希望，这希望似乎在盼香的两个儿子马鹏程和马志远的聪明好学，勤奋上进中若隐若现。因此，从象征的层面，从叙事隐喻的角度看，《上庄记》其实就是游荡在爱与痛的两端，把美好和忧伤同时推向极致的一个文本。它的每一条信息，单独抽出来，就是普遍的底层社会日常生活与政治、经济话语之间错位的具体体现，尖锐程度不亚于杂文和响亮的网络言论，从此拉近了文学之于现实内部结构的言说焦距，为讲述近年来改革开放深水区故事所少有的。

三、重建——寻求自我生存出路的救赎

救赎，是人类一种基本的生存技能，就像大海有自我的净化功能一样。上庄从最初的繁荣，人丁兴旺，到现在村落荒芜，老人独居，以及“体制性寡妇”“体制性孤儿”的出现，这期间自有先天的地域原因，也有老百姓自身的原因，更有政府的原因，但无论怎样我们都应寻求改变。季栋梁在《上庄记》中已经向我们讲述了种种自救的途径，早先的发展林业经济，到现在的政府搬迁、危房改造、发展养殖业，等等，上庄似乎有着天然对政策的免疫力，丝毫显现不出在这些政策推动下的改变，人口依然在流逝，土地依然荒芜，代替出现的是深入城市之中的“打工一族”“ 捡瓶一族”等。

而老百姓的自救之路似乎有一定的可能性，那便是教育下一代努力读书。“知识改变命运”是生存在这片土地上的人们改变命运的唯一途径，于是小说中的“我”和汪惠梅便竭尽所能，让孩子们能够接受教育。而作为有希望的家长们则尽其所能将孩子转入县城求学，盼香是如此，李谷亦是如此。但这种努力也有一些体制的障碍，城乡的对立造成的一种歧视，在这种境遇之下有的选择了反抗，有的选择了忍耐，但他们都如飞蛾扑火般的奔向希望的所在，这是他们唯一能做的吗？有效社会机制在哪里？抚平城乡二元结构的可能性什么时候才能到达底层个体身上？

阅读《上庄记》的过程之中，我能感受到的是作者隐约在告诉我们还有一条路可走。书中作者毫不吝惜笔墨，大篇幅地讲述了农村葬礼中的“领羊”场面，这是一种亡人与生者的对话，这种对话其实是双方自我的一种忏悔、谅解和救赎，一种对于未来的承诺，因为只有这样亡人才能安心踏上另一段旅途，生者才能活得踏实。还有年关将近的二十三的“燎干”，人们希望通过“燎干”能够带来好运，“扬五谷花”则体现了这片土地上的人们对于丰收的渴望，以及社火中说“议程”，体现西北奔放与热情的“花儿”，等等，表面看来这是作者对业已破败了的传统文化的期望，实则作者表达了这个底层社会的深刻危机之所在，那便是正义、公平、自由、民主的终极性缺席。所以在当下，与其说传统需要坚守，需要重建，毋宁说我们真正需要思考的是怎样走出传统，或者通过传统，重建乡村的文化现代性的问题。

康德说：“有两种东西，我对它们的思考越是深沉和持久，他们在我心灵中唤起的惊奇和敬畏就会越来越历久弥新，一是我们头上浩瀚的星空，另一就是我们心中的道德律。”道德向来是人类向上、向善的一种方式和途径。《上庄记》中，作者通过“一根烟”以及生活中的细节向我们描述了人情之美、孝悌之可敬，也书写了当下青年存在的现实问题，浮躁、媚俗等问题，正是通过正面的，或者是反面的抒写，作者似乎想要告知我们的是，无论你贫穷或者富裕，一旦突破道德底线，你的内心便是粗鄙的、苍白的，它不在于你拥有多少钱财，你包过多少个二奶。而是从根本上说，一个个体，一个村庄，一个民族，乃至一个国家，只知道点票子、或只教会点票子是远远不够的。

《上庄记》还有一个细节，那就是作者多次在做的一件事情：拍照。人们都知道记忆需要我们留存，但更需要的是定格，这种定格是一种传承和坚守。倘若一个民族没有记忆，没有传承，这个民族一定是一个不具厚重感的民族。当下，我们是为了建设而建设，今天拆东明天拆西，所有的城市浓妆重抹，涂脂擦粉，我们的记忆已经被拆迁肢解得七零八落，由拆迁所引发的社会问题已成一个潜在“地雷”。记住历史，为的是过好今天和明天，不至于走弯路、走错路。从这一意义上说，《上庄记》的写作，是否意味着对普遍化喜剧化农民的一种负责任的整体性解构？

作为当代的知识分子，走出书斋、走向故乡是为了使学术与言说回到坚实的土地与活的人生。季栋梁在忠直而谨慎的描述中，使“上庄”成为认识中国乡土之现在与未来的醒目标本。作者由此所创作的《上庄记》，无疑是批判现实主义精神谱系上的一朵新开的鲜花，它接续了80年代的“反思文学”余绪，也秉承了文化现代性的思想的和价值的叙事遗产。虽然不敢妄下结论，说它是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深入到“深水区”的稀有之作，起码也是内在于底层社会机制运作内部，并发力于此的庄重写作和严肃拷问之思。诚实若此，《上庄记》应该而且必将得到更广的流传。

张少华，宁夏大学回族研究院在读博士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