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个体危机”与作为内在性机制的“文化自觉”

◎牛学智

谈到危机，很多人会不假思索地想起“文化自觉”这个词。想起这个词，当然有它理论的和现实的判断作为依据。费孝通先生正是在对全球化背景与国内文化形势的宏观估计之下，最先提出“文化自觉”并进行系统论述的学者之一。

费老在1999年9月30日文章《“文化自觉”与中国学者的历史责任》中，言简意赅地阐述了他基于两方面考虑，提出“文化自觉”这一概念的用意。他说，在国际背景理论的文章，他已经发表过一系列，包括《从马林诺斯基老师学习文化论的体会》《反思·对话·文化自觉》《读马老师遗著〈文化动态论〉书后》《孔林片思》《人的研究在中国》《人文价值再思考》《中华文化在新世纪面临的挑战》《中国文化与新世纪的社会学人类学——费孝通、李亦园对话录》等。这些文章基本收录在《全球化与文化自觉——费孝通晚年文选》（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13年）一书。他认为，一方面，人类在21世纪应该和平地处在促进相互理解、宽容和共存的体系内；另一方面，“一国两制”及“冷战意识”下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不再是对立、左右分明、互不相容的，而是可以并存的，即是说中国文化特点中的包容性的继续发展，理应是西方文化特点及形成的体制机制弊端的互补和参照。在对国内文化的基本判断上，费老特意提出中华民族形成过程中的“多元一体”理论，以及从古代中国文化“和而不同”“推己及人”等思想中提炼出来的“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所要着重解决的正是生活在一定文化中的人对其文化的“自知之明”。并强调指出，“自知之明”不是“文化回归”，更不是“全盘西化”或“坚守传统”，其核心为“增强对文化转型的自主能力，取得为适应新环境、新时代而进行文化选择时的自主地位”。当然，他的《全球化与文化自觉——费孝通晚年文选》中的另一批文章，可视为对“文化自觉”的再思考和补充，大的思想框架自然也不会超出以上两个基本背景，都是为全球化大家庭和中华民族自家文化份额的争取，如何适应新环境、新时代，以及如何在新环境、新时代中自主选择，是其不变的观点。自主选择、自主地位、自主能力等，也就成了“文化自觉”的关键词。

一

如此文化框架，无可厚非，我们也确实无不处在如此世界及国内文化结构关系之中。特别是对于世界文化格局来说，中国文化的确不能丢掉自己的特色而存在。当然，王富仁先生近年也对此有精到论述。他从“化”的实践意义和实际效果指出，进入中国文化内部的永远是“西方话语”，而不是“西方文化”。“西方文化”吞不下“中国文化”, “中国文化”也吞不下“西方文化”，但“中国话语”（像“忠”“孝”“节”“义”，像“文化大革命”）和“西方话语”（像“科学”“民主”，像“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是可以在不同的文化圈之间穿行的，是可以进入到其他民族的语言中并成为这种语言的一种外来的话语形式的（《“西方话语”与中国现当代文化》, 《文学评论》,2014年第1期）。王富仁的这一研究，实际上推进了“文化自觉”的镜头焦距，启示我们应该在更微观的更具体的个体生活观念和行为取舍中看待“文化自觉”现实价值的得与失。

从这一层面考虑，小说家毕飞宇的短篇小说《相爱的日子》（《人民文学》, 2007年第5期），差不多是从具体个体的角度体现“文化自觉”程度的典型文本，其叙事所包含的文化和思想信息，也就有了进一步分析的余地。

目前中国社会个体，尤其青年个体究竟该怎样自主选择，或自主选择究竟是怎样被终止的问题，该小说都有细微的呈现，弥补了一些理论论述的不足甚至盲区。该小说发表距今已逾十年之久了，在这十年当中，无论国家政策的宏观调控，还是微观日常生活，都发生了始料未及的变化。2006年减免农业税、十二五、十三五规划、开启“一带一路”、实现全面小康、中国梦、新型城镇化、供给侧等，虽不能完全说是在“文化自觉”理念下展开，但恐怕也不好说该顶层设计是全然不顾及“文化自觉”的。甚至有些其实还是专门冲着解决好各种危机，包括文化危机而来的。既然有这样的一个价值预期，类似《相爱的日子》里暴露的人的重要问题，尤其是进城打工青年的价值趋向问题，就不能不首先提到议事日程上来思考。

《相爱的日子》的故事情节其实相当简单，写了一对同乡青年男女大学毕业后，留城打工、恋爱、同居乃至不得不分手、各找各的归属、各寻各的阶层依附的事。先指出这对青年男女相同而普遍的底层遭遇：一是他们是老乡，可谓地域共同体、语言共同体、生活共同体和信仰共同体。这样的一个共同经历和共同文化习惯，他们之间理应有的财富差距就被抹平了，即是说，他们之间没有了通常人们认为的那些道德鸿沟和身份危机。他们之间的和平相处乃至发展成为爱情，是受到我们的传统文化支持的。二是他们毕业于同一所大学，可谓知识共同体和价值共同体。虽然他们并非同一专业，但在校期间的确经常走动，是说话聊天的伙伴，这意味着他们在相互深层次的交流沟通中，得到了对即有身份的确认和双方对未来不确定身份的预想。三是他们居然也留在了同一城市，双方打工的场所估计也不太远，这就为相互照料创造了条件。当然，根据小说的叙事，这对青年打工者，尽管在各自的人生历程中有过不完全相同的勾勒和描画，但信息表明，他们在求学途中、寒暑假返乡过程中，乃至平时一般性交往中，更多的是作为老乡身份出现在众人面前。正是这一老早就被社会化了的身份，加速了他们之间关系升温质变。特别是走向社会的时候，有点像有些社会经济学家所说的“内卷化”趋向，即交往圈内卷化、就业内卷化、职业取向内卷化，如此等等，都为他们提前准备好了成为一家人的前设条件。

小说写到这一层，当然仍是常识中的常识，至少这类普遍社会现象已经过多出现在社会学调研报告中了，没什么奇怪的。小说真正让人惊悚的发现在于以下几个方面。其一，这对青年没有什么意外和悬念，终于完成了恋爱、同居的过程。不过，这个一般男女关系的发生与发展，准确说，应该叫姘居。两个人干的都不是什么体面活，特别是男的，在菜市场装卸菜，这活儿似乎要比装卸肉类看上去干净，但总的来说，是起早贪黑却又朝不保夕的营生。作为大学毕业生，男的倒是没有有碍于面子的尊严感，也差不多是深知自己的阶层处境的缘故，无怨无悔。然而，正是如此境况，本来两人可以搬一起住的，他心里的小算盘提醒他，还是留点退路为好。于是，就这么着，几乎从开始，男的就不怎么奢求女的对自己产生真爱，仅是同居，良知又告诉他，女的更需要照顾，这仿佛也成了两人之间心照不宣的“约定”。其二，自这个“约定”成立的那一天算起，女孩也就不再把男的当外人，他们在行床笫之事时甚至都可以谋划未来。这未来主要是对女孩将来该嫁一个什么样的人的策划。其结果是，经过量化考量，两人一拍即合终于决定与某个年收入在十万、离异且带有一小孩的已婚中年人建立家庭。小说中说，之所以这个决定如此之简单，原因就在于这个郝姓男的收入比较稳定而已。其三，也就是最揪心的一点，这两人看上去仿佛“同床异梦”，其实不然，长期的切肤撕磨，他们原是深爱着对方的。只不过，因为对现实生存的考虑，这种爱不得不转化成性而存在。他们在严酷现实面前，回收了爱应有的恣肆与放浪，也消化处理了爱应有的自私与排他性，他们维持着爱只停留在性、情只停留在关照层面的异常痛苦、异常压抑、异常尴尬的关系。不啻说，这对准恋人，正是极具普遍性地表征了我们这个时代，城市物质生活基数普遍升高后，年轻人出让爱寻租爱，进而生活在精神极度荒芜的世界真相。这个世界里，他们不是通常所说的道德伦理文化的堕落，也不是信念理想的坍塌，更不是自我的分裂，他们所经历和将经历的只是深一层的自我瓦解。眼下和未来的新型城镇，也将是无真爱可言的冰凉的城堡。

到此为止小说也就结束了。读这个小说发现，在整个过程中，打断青年男女的根本不是文化差异，他们之间没有人们经常说的文化危机，也根本没有观念差异，更没有来自价值的冲突。非但如此，他们其实就是如此理解和包容对方的。

那么，是什么呢？不言而喻，是生活的稳定性。

二

从世界格局讲，“文化自觉”的确是为了给经济后发展的我国争取属于自己的发展秩序。只有正当输出已成为传统的文化价值理念，我们存在的合法性合理性才能得到更广泛的认同，这没有任何问题。从国内看，特别是从近年来进入改革开放深水区的社会结构来看，各民族的确需要贡献自己的文化，以确保我们文化发展的多元性。尤其是能给我们以稳定性、持续性的道德伦理文化，需更加重视，这也没有任何问题。问题是，当这些有形无形的文化，仅存在于文献学或文论层面的时候，即当它们与新生的社会阶层互不照应的时候，或者说，上下阶层的流通被生活稳定这么一个最低限度的要求强迫终止的时候，在意义世界、价值世界、道德伦理世界之上，怎么协调并确保个体最基本的爱的机制问题呢？

文化传统主义者或许会认为，小说中的女孩欲望太多；简单的现代主义者也许会认为，女孩不够有尊严；文本后现代主义者大概还会理直气壮地支持女孩，乃至于把女孩的这种行为认定是“自己为自己负责”，如此等等，几乎有多少主义，就会有多少答案。可是，对于具体的女孩和具体的男孩，稍微稳定的吃住行，的确是她们生命中的第一要务，而从社会力量发出的确保具体女孩和具体男孩成为真正恋人的稳定的机制，的确才是他们放飞理想和梦想的切实条件。在这个基础上，你才能坐下来体味“文化自觉”之于《相爱的日子》，究竟意味着什么。

至少，我们所赖以存在的文化秩序，并没有消散，这对男女青年之间，并不存在相互嫌弃的因素；我们的信念世界也并没有因为经济指数的猛烈上调而坍塌，在同一阶层内部，话语也有着强度感染力或强度黏合作用，男女青年虽不能最终走到一起，但他们却经常是“说说话”的伙伴，手机弥补了他们被两个不同空间隔离的缺憾；我们的道德伦理世界，亦没有人们所想象的那样堕落得彻底，这一对青年心里持守什么也是确定的，只不过，他们被迫放弃的是既有经济主义价值导向——是底层者、弱势者、外来者在经济社会求得生存的一般成本所规定的，这个成本里面显然还不包含奢侈品以及与奢侈消费相匹配的硬件设施。

因此，在我们的社会机制框架里，现在必须考虑使“文化自觉”转换成“自主能力”的首要前提是什么的问题了。如果把面向稳定性的基本诉求看作是道德堕落、价值错位和自我迷失，那么，我们就会反过来把一味追求GDP指数的经济主义视为经济社会人成功的正常逻辑。那样的话，小说中的这个女孩，便只会是我们道德审判的对象，我们会因此而放弃对更深社会问题的追究。当我们义无反顾，把一个弱者、底层者正当、正常的生存要求，视为既有文化中不允许不兼容的常识，进而高调地去谈人性成为人所共知的铁律的时候，实际社会运行与文本话语，就真真切切成了两张皮。制造欲望及执行欲望的始作俑者，反而来要挟无力为之付费的无助者的意识形态就形成了。这才是目前为止，我们真正遭遇的危机。这一层面，类似《崖边报告》（闫海军，北京大学出版社有限公司，2015年）、《我的凉山兄弟》（刘绍华，中央编译出版社，2013年）在近年来深受广大读者喜欢的书，其立意也不外乎读者从自己基层的立场，读出了问题的所在。那问题不在具体个人的道德水准和个体不得已的选择上，而在整体的政治经济学导向上。随着生存成本的水涨船高，存身立命的基础也应该有所提高，否则，我们所建构的文化秩序，很可能只有两种情况。一种是苦行僧式的叫花子，另一种是马克思或鲍德里亚意义的异化人。无数事实已经证明，我们的社会其实多为这两种人，而且也多为后者奴役前者、规划前者的境况。

正像王富仁所讲的，西方的一些话语，比如个体尊严、民主文化、文化现代性等，之所以能够影响我们的思想或感情，归根到底是因为它们满足了或满足着我们自己的物质或精神的某种需要，这样的一些需要仅仅在我们固有的文化传统中尚无法得到满足。也就是说，这些西方的话语对于我们不具有霸权的性质，它们不是压抑着我们的欲望要求、窒息着我们思维的自由性，而是开拓着我们的思维空间，满足着我们心灵的自由要求。唯其如此，个人经验层面的文学叙事，才具有了社会学的价值，这也是“个体化”这一本来源于西方现代主义文化的话语，大量出现在我们当代文学中的原因，而不是集体主义的“大同”或宗法宗族文化下的“等级制”人性论。经济社会发展的一个突出特征是，以经济指数和利益份额论成败，一个国家、一个地方是这样，一个人亦复如此。大到巩固增长的机制，小到按揭贷款的能力，无不铭写着GDP的强势道理。通过仔细琢磨费孝通先生的《全球化与文化自觉——费孝通晚年文选》，我确信，费老的思维其实只下沉到了某些少数民族的文化元素上，即如何保存并发展该少数民族文化元素而已，他还根本没有意识到即将消失的那种文化元素，之于一个必将调整生活方式才能存在的个体的未来意味着什么。比保存并转化升级那个少数民族文化元素更重要的是，人的现代化程度和用以确保人的现代化程度的机制保障，这是“文化自觉”骨子里的呼唤。否则，“文化自觉”就不可能在新环境新时代，为个体的自主地位、自主选择和自主能力争得多少份额、起多大作用。也就是说，人类学的“文化自觉”，只能通过凝聚集体无意识转化进精神文化的逻辑轨道，才能观照到现代社会的个体。因为“文化自觉”本来是西欧民主文化国家“第二现代性”框架中的一个关键环节，它的有效性也就只与发展的个体化及其社会机制密切相关。

三

从现有的相关文论和大量文学创作事实可以得出一个初步判断：我们所使用的“文化自觉”概念与实践的文本创作，大多其实不过是在“存在的就是合理的”的逻辑保障下展开的。因此，细加思考，所谓由身份确认产生的“身份危机”，由文化确认产生的“文化危机”，由民族确认产生的“信仰危机”等，实在是丢失了的就是好的、老祖宗留下来的便是宝贝的一种大同小异的“乡愁”，本质上属于对传统社会及其对应的宗法宗族文化秩序的复归。再加上更年轻一批知识人肆无忌惮地对“精致的利己主义”个体化的无限度放大与蛊惑，“文化自觉”指向主导性话语的思想能量早已被消解，只剩下了“文化自觉”仿佛就是为个体私密化诉求和个体排他性意识保驾护航这么一点可怜的遗产。本来以个体为单位的“文化自觉”，其价值诉求理应内在于当前政治经济话语并发力于这个逻辑。但是，现在它只好退而求其次，铭写或记忆已经发生过的，而不是创造尚未发生但一定是最值得期待的新的个体、社会和文化。

由此观之，《相爱的日子》所发现的那种人与人、人与社会之间横亘的障碍，那种似是而非、别别扭扭、冰冰凉凉的爱，其实表征了分层后社会普遍性的冷漠与残酷。要解决这个症结，只有回到既有社会结构的板结中去，而不是片面谴责某个个体的道德水准或价值取向。同理，要从根本上解决个体道德滑坡、价值失重，也只有从保障个体基本的爱的机制开始——保障个体爱的基本机制，也是保障水涨船高的个体基本生存成本。否则，一个冰凉的社会，一个仍被厚厚的古典道德主义铠甲包裹着的社会，生产再多的多元文化，再多地提倡“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都可能只会制造人为的隔膜，甚至还会为事实的不公平留下口食。

自然，以个体体验经验为本位，发现这个时代中国人普遍“内在性”匮乏的文学作品不只《相爱的日子》一篇，还有一些已经被读者和文学批评家所注意的。比如中篇小说《涂自强的个人悲伤》（方方），短篇小说《飞行酿酒师》（铁凝）、《三只虫草》（阿来），以及张炜的长篇小说《寻找鱼王》等，或者发现了个体的奋斗最终受制于“赢家通吃”而缺失正义的现实，或者记录了世俗评价指标支持的所谓成功只不过是一点不知天高地厚的人生泡影，或者提出了世俗现实无法支持既有信仰体系时该怎么办的问题，抑或告知人们当我们被似乎无所不包的“励志”故事打造得神经粗壮时如何回归人之成长逻辑的时代命题。毫无含糊，这些虽然零散出现在不同时间段，但又异常执着，总会不时明明暗暗闪烁其思想火花，标志文学还没有完全被经济主义思维所收编的执拗。他们把思想的触角伸向我们置身其中很不完善的现代文化内部结构，并指出其之所以如此混乱、无序，以至于影响到每一位个体基本生存权利、基本价值预期长久赤字，是因为，我们目前流行的文化价值，其实仅仅是凡存在的就是好的、拾到篮里都是菜的心态。这哪是费孝通先生“文化自觉”的本意，更哪是传统社会转型到现代社会，个体对基本现代社会机制的诉求——自主选择、自主地位、自主能力等的正面关注？

所以，文学对“文化自觉”的表达，其实就是基于当下现实语境，对个体寄身其中的现代社会内在性机制匮乏程度的撰写和叙述，如此，无论“讲好中国故事”，还是“讲好的中国故事”，才不至于因虚诞而浮华，因妄诳而遭人唾弃。在这个意义上，文学叙事的经验来源是个体的或个人的，才是有意义的和有价值的。否则，个人经验居于文学叙事的首位，也许只会增加一点文学的猎奇性、娱乐性砝码，然而终究却是短命的，甚至速朽的。至于说，从唯个人主义的角度出发，不顾文学对时代重大问题的铭写和叙述，而企求文学的经典化，那简直是伪命题，不值一提。

苛刻一点说，现如今，之所以“文化自觉”这一概念变得越来越抽象而空洞、驳杂而无效，因删除“个体危机”而走向意义空转，很难说与所谓的文本“经典化”和所谓的自我“历史化”无关。

牛学智，宁夏社会科学院文化研究所副所长、研究员。获中国文联“文学评论”等多项奖励，2015年获宁夏回族自治区宣传文化系统“四个一批”人才荣誉；2016年获宁夏回族自治区人民政府“特殊津贴专家”称号。出版著作有《寻找批评的灵魂》《世纪之交的文学思考》等6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