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俗文学一直是泰国文学的主流，古代文学、近代文学是如此，现代文学也不能不按这个轨迹发展。这里有文学传统的原因，更是由民族的政治历史条件决定的。泰国文学由古代文学向现代文学的过渡，起重要作用的不是西方的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而是着重于娱乐功能的冒险小说、侦探小说和爱情通俗小说，其间还夹杂着时间不算短的中国历史演义故事热。传统的因袭，读者的欣赏习惯和美学趣味，形成了一股巨大的惯性，影响着泰国现代文学的发展。
通俗文学虽是主流，但它并不能涵盖整个泰国现代文学和当代文学。如果没有严肃文学，也就无所谓通俗文学。这两者本应该是互为补充、相辅相成的，但是在泰国，由于政治环境的影响，却常常是此消彼长。民族沙文主义时期政治严酷，尼米蒙空·纳瓦拉因《理想国》而罪上加罪，但通俗文学却有一席生存之地。战后政治气候一度宽松，无产阶级的人民大众文学得以蓬勃发展。1958年沙立政变，文坛上只剩下了通俗文学一家。这是文学发展的一种人为造成的畸形。
泰国的文学史家称20世纪60年代为文化上的黑暗时期。文坛芜杂，通俗文学中具有现实主义倾向的作品同样受制，艳情、打斗、游戏人生的作品却格外得宠。然而有压迫，也会有反抗。20世纪60年代后期出现的两大潮流就是对这种压迫的反弹：一个潮流是青年作家崛起，他们不满现状，渴望变革，但是又受到压抑，于是向现代派文学寻求思想武器和创作方法；第二个潮流是通俗小说女作家不再满足于“畅销”“走红”。她们贴近了现实，汲取了现实主义文学的营养，写出了与以往大不相同的作品。这两大潮流的发展，对当时和后来的文学都有重大意义。
克立·巴莫小说的艺术特色（上）
蒙拉查翁·克立·巴莫（1915～1995）是泰国名人，因为他是政治家，在泰国政治舞台上曾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同时，他还是大作家，在文坛上的影响恐怕比他在政治上的影响更加广泛、深远。
皇族·政治家·作家
蒙拉查翁·克立·巴莫1915年4月20日诞生于停泊在湄南河岸的一条船上。他的故乡是信武里府因武里县班玛村，距曼谷大约100公里。克立·巴莫出身于皇族，他的祖父是曼谷王朝二世王的儿子，祖母有中国血统，父亲是泰国第一任警察总监。由于出身的关系，克立·巴莫与王室一直保持着密切的关系。
克立·巴莫在故乡接受了启蒙教育，接着进入曼谷附近一所有名的贵族学校玫瑰园中学，后留学英国九年，曾在牛津大学攻读哲学、经济学和政治学，获学士学位。回国后服过兵役，先后在税务厅、泰国商业银行工作，逝世前仍是泰国商业银行的最大股东。
克立的一生一直与政治密不可分。回国后他便投入政治活动，先后与人合作成立过进步党、民主党，长期担任过社会行动党主席。“二战”以后，竞选过两次议员，出任过两届政府部长，担任过议长，1975～1976年担任总理期间与中国建交。
克立·巴莫涉足文坛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的事。创作的旺盛期是20世纪50年代。1948年以后，克立政治生涯受挫，因而余暇很多，这也促使他把脚踏到文学创作这条船上。他创办了《沙炎叻报》，自任董事长，作为言论和作品的发表阵地，接连写出了《四朝代》《芸芸众生》《红竹村》等长篇小说以及短篇小说、戏剧、通俗文学、散文、政论等作品，一时声名赫赫，成了文坛上的大家。
对克立·巴莫本人说来，政治和文学两种生涯也许是密不可分、相辅相成的。他经历丰富、知识渊博、能言善辩，会演古典舞剧，还拍过电影。这是他作为政治家的有利条件，也是他文学创作成功的基础。
克立·巴莫所涉及的领域颇多，本节所论述的只限于他的文学创作。
《四朝代》：用人物的性格史写出的一部形象化的断代史
长篇历史小说《四朝代》（1953年）是克立·巴莫最负盛名的作品。这部近百万言的巨著，通过一个贵族女子帕瑞的一生，展现了曼谷王朝五世王到八世王（1868～1946年）几十年间的社会生活。小说描写了发生在泰国的重大历史事件、皇宫的礼仪和习尚以及西方影响所导致的社会变迁。它是一部形象化的历史，是一幅壮丽的历史画卷。
小说有两条主线，一条是帕瑞出生的名门贵族的显赫之家，一条是宫廷，但都是通过帕瑞的生活贯穿起来的。帕瑞的父亲皮皮特是一家之主，他身居高位，有披耶（相当于侯爵）的爵位。他锦衣玉食，有财富，有知识，懂音乐，仪表堂堂，温文尔雅。然而腐败是封建阶级在没落时期所特有的现象，皮皮特也不例外。他无所事事，追求享乐，虽已妻妾成行，奴仆成群，但并不满足。他治家无方、大权旁落。早已掌握了家庭经济大权的大女儿坤文为了巩固自己在家庭中的地位和将来成为唯一合法的继承人，用不断给父亲纳妾的方法排除异己，为了便于控制，把自己的仆人送给弟弟做妾。在这个家庭里妻妾之间明争暗斗，奴仆之间互相倾轧，兄弟姐妹之间地位悬殊、势不两立，而争夺的中心是权力和财富。这里有阴险、狡诈、贪婪、冷酷的专制，有男盗女娼的败家子，也有压迫者和被压迫者。一家之主当然希望自己的家业永固，但这个贵族家庭却自己培养了新旧两种掘墓人。皮皮特生前还可以成为家庭统一的象征，他一死，这个家庭便分崩离析。自以为得计的坤文虽然成了这个家庭的继承人，但是并不能挡住自己亲弟弟这个无赖汉的榨取，家产被荡涤一空，昔日雄伟壮观的贵族之家成了一个贼窝，成了一个荒凉的晒衣场，若不是帕瑞的努力，连这个宅子也保不住。从这里我们不难看出，这个家庭是从内里被蛀空的。
如果说小说对皮皮特这个贵族之家的没落是实写的话，那么作者对宫廷的衰微则是虚写的，它是通过一个侧面——与帕瑞和璀的生活紧密相连的一个公主王府的侧面来写的。当帕瑞幼年之时，宫殿巍峨壮观，门前车水马龙，人们衣饰华美，礼仪盛大隆重，爱好的花样常常翻新，对西方的时尚趋之若鹜。但是经过几十年的沧桑，随着国家经济的拮据，革命的发生，王权的衰落，老年的帕瑞看到的则是另一番景象：王宫残破荒凉，贵人已逝，十殿九空，宫女生活无着，成了被人忘却的遗民。作者虽然流露出“流水落花春去也”的怀旧情绪，但读者却从中可以看出这一趋势是不可逆转的。这是时代的产物，历史的必然。
反映时代要借助于人，人是艺术创造的主体，又是艺术表现的主要对象。《四朝代》在艺术上的最大成功之处是塑造了一批具有浓重时代色彩的人物群像，写出了他们在特定历史条件下和特定环境中所形成的性格，写出了他们不同的命运和遭遇。
帕瑞、璀和坤翠是三个年龄相仿的女性，作者用对照的方法写出了她们迥异的性格和不同的归宿。帕瑞是小说贯穿始终的中心人物。她纯洁、美丽、善良、温柔、循规蹈矩、逆来顺受，是那个时代典型的闺阁淑女，是一个贤妻良母的形象。她虽然出生在一个贵族之家，但童年却没有温暖，在家中没有地位，因为她是妾生。母亲惨死之后，她成了事实上的孤儿，进宫以后，服侍公主、读书、写字、学习礼仪，内心十分感激皇室的恩宠。告别了童年，迎接她的是少女情真意切的初恋。情人的离异，虽使她肝肠欲断，但是她挺住了。自幼的教养使她不能违背主人的意旨，她遵从公主，遵从父命，和一个自己不爱的人像梦一样地结了婚。她虽然不愿承认这就是爱情，但她把这桩婚姻看成是“命运的安排”。
在家庭关系上她以德报怨，受尽了大姐坤文的凌辱、欺压和排挤，但在坤文晚年落魄以后，她却不计前嫌，收留了她。
帕瑞的身上有泰国的妇女传统的美德、高尚的情操、善良的心地，也有她的家庭和那个时代留给她的封建伦理道德的烙印。读者喜爱这个人物，因而才能同情她的遭遇。但在她的性格中处处都有屈辱、忍耐、三从四德及佛家教义的影子。
在社会意识上，帕瑞是个被时代潮流所裹胁的人物，但她从未理解过那个时代。不断吹进宫中的变革之风，国王出访，王后代政，男女可以搂在一起跳舞，国王、王后登台演出，宴会可以不按爵位入座……这些虽然对她都有启发，都有震动，使她好像大梦初醒，使她朦胧地感到自己是站在刚刚诞生或即将诞生的新事物的边缘上。可她惶惑，处处感到不习惯。她经历了四个朝代，“看到了许多不想看到的东西”。丈夫的去世，八世王的意外驾崩，生活了几十年的老屋的被炸，使她觉得昔日的生活都被埋葬了，她身心交瘁，结束了自己的一生。
作者笔下的璀的性格和帕瑞完全不同，她有一个悲剧的命运。孩提时代的璀，顽皮、豪爽、乐观、滑稽、聪明、能干、见义勇为。从她的一举一动，言谈话语，从她对待亲人和小伙伴的关系上，读者见到的是一种无拘无束、无忧无虑的滑稽可笑的乐天性格。
照理说，一个像璀这样性格的女孩子应该有一个光明的前途、较好的境遇和幸福的生活，但是宫中的生活完全改变了她的命运。帕瑞结婚之后，璀和她的来往就很少了。公主去世，手下的人大都云散，璀和姑姑坤赛住在残破失修的宫殿里。帕瑞来到这里不免有一种人去楼空、触物伤情之感。“璀的眼里深藏着对未来捉摸不定的神色”，坤赛老了，璀已到了中年，她无意结婚。长期的这种生活使她变成了笼中鸟，飞出去就活不成。“东西的摆设几十年未变”，宫殿变得更加荒凉、肃杀。她靠做一点点香水、补补袈裟、做做纸花等小手工糊口。璀自幼和帕瑞在一起，但帕瑞有了孩子，甚至有了孙子。“璀小时候就能干，”帕瑞想，“生活的安排似乎应该倒过来，不是璀而应该是自己待在窒息的宫中，她觉得生活好像转了一个圆圈，又回到了老地方。”老年的璀见到童年的朋友仍然可以开开玩笑，以表示其乐观，但这种玩笑只是对命运的无力抵抗和自嘲，读者不难看出她生活的艰辛和命运的苦涩。她的青春和生活是被古老的宫殿埋葬掉的。
坤翠和帕瑞是同父异母姐妹，自幼生活在一个家庭里，但她却具有反抗的性格。她虽然是正室所生，和坤文同父同母，但她憎恨大姐的为人，而和帕瑞最好。她对坤文的认识很彻底，知道她是个嫉妒如火、不能容人的人。父亲死后，坤文一人独吞家产，只有坤翠敢于抗争，但别人都不敢支持她。她不能忍受坤文的欺压和仆人的污辱。她不顾人们的非议，毅然和銮欧索医生私奔，离开了这个家，一去七八年，音讯杳然。她不以干粗活、重活为耻，而以自食其力为荣。她生活充实，性格活泼。“穷困没有使她看轻自己而去讨好别人”，她得到了贵族家庭所不能给予她的幸福。这是敢于冲破传统封建牢笼的一个女子的形象，在她身上闪烁着叛逆的微光，在那个时代，可以说是空谷足音。
在《四朝代》中坤文这个人物写得也极有特色，在大多数封建家族中我们都不难找到这类人物，但坤文这个人物显然非同一般：她上有父母，下有弟妹，但是父亲怕她三分，弟妹见她如见阎王，刚刚19岁便掌握了家中大权，可见她是个铁腕人物。身为女儿和姐姐，她不断地把心腹女仆送给父亲做妾，送给弟弟做大老婆、小老婆，这种老谋深算是与其年龄不相称的，而且即使在泰国，这种事情也不是光彩的，但她做得出。她是个权力和财产的化身，而似乎不是血肉之躯。连她本人所布置的环境也可以看出她的性情和爱好。她的“房间总是昏暗的，因为她不喜欢阳光，怕把自己的皮肤晒坏了。屋子里弥漫着一股股香气。三面白墙的墙边排列着几个柜子，柜子里装着许许多多的银制的或贵重的器皿，此外在暗处还摆着不少小铁箱，里面装着金银珠宝和首饰，钥匙当然是她一个人掌管的。她端坐在屋子中间，面前是银制的盛槟榔的盘子和痰盂……”她为财产和权力宁肯舍弃其他，“她看重的是这份家业，因而不想结婚，而她不结婚，别人也休想结婚，因为她不愿看到别人比她更幸福”。从这个人物身上我们不难看到，在一个封建家族中，经过一番争斗而取得了支配地位的一个女人有怎样的心理和灵魂。
克立·巴莫是个写人物的能手。在《四朝代》中他塑造了大大小小二十几个人物，这些人物富有个性。如公主的威严与和善，坤赛的宽厚，璀的父母的乐观与随和，帕瑞情人朗哥的纯真与软弱，比连姑姑的干练与敏捷，坤琪的无赖，达汶保皇的固执，达岸的专断与激烈，巴拍的趋时和新派作风，沙威的自私与势力，仆人们的刁钻和偷懒，都写得栩栩如生，使人难以忘怀。
作者对宫廷生活和贵族的家庭中的人物十分熟悉。他有足够的历史、文化知识，又有对生活细节的深刻观察和积累，所以他的作品情节起伏跌宕，对人物感情的描写细腻入微，人物的语言切合身份，宫廷的礼仪和习尚写得生动有趣，描绘出一幅风俗画。所有这一切都使这部作品取得了很高的艺术成就，在泰国的长篇小说中是一部难得的佳作。
克立·巴莫小说的艺术特色（下）
《芸芸众生》：用形形色色的人物构成的社会生活万花筒
长篇小说《芸芸众生》实际上是由11个独立的短篇组成的。它没有统一的人物，各篇之间的内容、情节也没有必然的联系。前面有一个楔子，大意是这样的：一艘轮船从班培驶向曼谷，途中遇到了暴风雨，所有的乘客——不管是男的、女的、老的、少的、善的、恶的，都在同一时间、同一地点遇了难。作者用各个短篇写出了他们的生活道路、追求、向往和各自所遵循的道德，刻画他们的性格。把这些人物放在一起就好像一个社会的万花筒，一个小小的社会缩影。
不论从作者的创作意图上看，还是从作品的实际内容上看，这部作品都是人生的一个展览，人们灵魂的一个展览，不管是善良的、残暴的、美丽的，还是丑恶的，作者力图写出的是人物性格本身发展的轨迹，而用来表现这些人物性格的故事不少是寓意深远、耐人寻味的。有些篇章写的是极好的，像第四篇和第九篇，可以毫不夸张地说，这是短篇小说之林的精品，它和世界上的名篇相比恐怕也是毫不逊色的。
第四篇《“高贵”的灾难》（原章无标题，此标题为笔者翻译此文时所加）写了一个十分特殊的人物，他的命运是发人深思的。
探猜雷虽然有一个“蒙昭”的头衔，但父亲去世，家庭败落，他过的却是穷人的日子。皇族的身份从小就成了一道高墙，使他无法和小朋友亲近，在学校里他“成了一个被圈起来的怪物”。孀居的母亲和一位“伯伯”相爱，但为了使儿子不致失去“蒙昭”的身份，忍痛没有结婚。母亲贫病交加，但仍然不同意儿子到街上叫卖，怕有失皇族的体面。探猜雷成年之后，在政府的一个部里当了小职员。24岁时他与一个摊贩的女儿情投意合，女方的父母也从不把他当作外人，来往亲密随便，但当他正式求婚时，女方的父母得知了他的皇族身份，立刻正襟危坐，诚惶诚恐，说话也用起了皇语，往日亲密的感情一下子全都不见了。因为高攀不上，女方的父母拒绝了这桩婚事。他在部里当小职员，但鉴于他的皇族身份，上司用他不便，同事也不与他往来。他既得不到关心，也得不到晋升，好像生活在孤岛上。生活上的打击和事业上的挫折使他决心摆脱身上的枷锁。他隐姓埋名，到了农村，做了一个普通的庄稼汉。他和乡邻相处和睦愉快，赢得了大家的尊敬和信任，当上了村长。但命运仿佛又和他开了玩笑，若干年后，部里的一位大官前来视察——原来这位大官是当年与他地位相等的同事——一下子又认出了他，于是乡亲们断绝了和他一切往来，他又被抛回到原来的世界，在去曼谷的途中终于遇难。
探猜雷的悲剧表面上看来是来自“一生下来就支配着他制约着他的蒙昭的爵衔”，而实际上是因为他穷，不能像一般的王公贵族那样行事，他的身份与地位、爵衔和实际是分裂的。他是个从贵族阶层跌落下来的人，但还留有一个贵族的空头衔。最可怕的是家庭里、社会上的等级观念又成了囚禁他的牢笼，使他上不得又下不去。“他必须生活在用别人的信念、别人的感情构造起来的框子里，探猜雷自己的向往和感情是不能打碎这个框子的。”悲剧也就从这里发生，探猜雷一生热切向往、苦苦追求的并不是皇族的享受，而仅仅是普通人的生活和乐趣，但这也不属于他。他有健全的双手，可以为母亲排忧解难，但皇族的身份束缚了他，在母亲贫病交加时无能为力。他爱母亲，却成为“最亲爱的母亲获得幸福的障碍”。“生活中的幸福曾经在等待着他，只消他一伸手就可以够到，但还是原来的障碍又把他和幸福分开。而且永远不会再得到它。”他下决心逃亡了，但“蒙昭”这个阴影最终还是找到了他，葬送了他的一生。
探猜雷的不幸并不是自己造成的，是封建的等级社会、传统的等级观念把他制造成一个肢体健全的畸形人，一个各个阶层都不能接受的“多余的人”。从这篇作品中我们不但能看出作者对社会极为深刻敏锐的观察力，而且能够通过他独特的选材、奇妙的情节、意想不到的结局，欣赏他艺术上的魅力。
在这本书中的第九篇《艾展》中作者塑造了一个“爬上去而下不来”的典型。展本来是个“泥腿子”，后来当了兵。他最大的长处是“绝对服从”，因而得到赏识，被提拔为军官，挤进了“上流社会”。为了与自己身份相称，他娶了一个有地位人家的女子做妻子，又改了一个文雅的名字“素拉乌”。为了彻底把自己浑身的泥土气味洗刷干净，他竟然断绝了和家人的往来。像上台阶一样，他一步步地升到了中校。但人并不总交好运。由于战争，经济凋敝，他被解除了现役。由于放不下中校的架子，因此找不到合适的工作，穷困袭来，一筹莫展，妻子也随之病故。在他走投无路的情况下，才又想起了老家。他想，一个“上等人”的荣归肯定会受到乡下人的敬慕，但实际上却根本没那回事，直到他在海上遇难，人们发现他尸体时，也没有把他叫作“素拉乌中校”，称呼他的仍然是当兵前的“艾展”。
贪图富贵、追求虚荣、忘掉自己“根”的人，在生活中是屡见不鲜的，以此为题材的文学作品也可以说比比皆是，但是在一个短篇中能把这种人物的性格和心理变化写得层次分明、生动入微、合乎情理，应该说是不可多得的。这篇小说主要人物写得十分出色，次要人物也写得极为生动，比如艾展的弟弟昭斑来见哥哥的时候，作者是这样写的：
……昭斑一身土气，从皮肤、长相、举止，直到谈吐，人们一眼就可以看出他是个乡巴佬。昭斑也深有自知之明，他不敢去高攀上等人的哥哥，也没有与他平起平坐的企图。昭斑坐在地下与坐在椅子上的哥哥谈话。素拉乌决定把这些在那时对他毫无用处的财产交给弟弟昭斑和妹妹温。他写了字据，昭斑就要了一点马弁、伙夫等人吃的东西在后边厨房吃了。那一夜昭斑也是和这些勤杂兵在屋后睡的，第二天一大早，天刚蒙蒙亮，他就回去了。
这段十分简练的文字，从仪表、坐态、吃饭、睡觉几个细节的描写就使一个带着泥土气味的淳朴的农民以及在自己亲人面前还摆臭官架子的哥哥形象跃然纸上了。
小说的结尾，素拉乌中校去见区长的描写也极富戏剧性。小说中的主人公和一般的读者都不会料到，素拉乌中校去见的区长正是他年轻时一同当兵的伙伴昭连。而急于寻找“伯乐”施展“抱负”的艾展也绝没有想到他受到的竟是最使他讨厌的与他平起平坐的朋友式的欢迎。作者用了寥寥数语就把两个人不同的心理状态和性格特点——一个自命不凡，竭力摆出官架子，一心一意想充当这一代老百姓的主宰；一个是心无芥蒂，朴素自然，依然是几十年前滑稽乐观的老样子——刻画得淋漓尽致。
构思巧妙、手法夸张的短篇小说
1977年沙炎叻出版社出版的《克立·巴莫短篇小说集》搜集了作者20篇作品。这些作品写于1947年到60年代初，大部分发表于50年代。这是迄今为止克立·巴莫最全的一部短篇小说集，除了短篇小说外，还包括一些小品和寓言式的故事。
克立·巴莫的作品有自己独特的风格。他选材奇特，构思巧妙，手法夸张，情节起伏跌宕，富于浪漫色彩，人物性格鲜明，讽刺辛辣，语言流畅诙谐。他的这一风格在《厨房杀人犯》和《断臂村》中表现得十分鲜明。
《厨房杀人犯》的题目像是一篇普通的破案小说，其实它是一个隽永的颇具幽默感的故事。警察总监銮甘加中校登上阿汶夫人家台阶的时候，他是“受任于败军之际，奉命于危难之间”的；阿汶夫人接连和两个富豪结婚，两个阔佬乃朋、乃琪都莫名其妙地命丧黄泉，人们风言风语，说阿汶谋财害命，毒死了两个丈夫，而警察却对这个案件无能为力，这不能不对警方的声誉产生严重损害。銮甘加派去侦察的两个下属都毫无所获，人们的议论却甚嚣尘上，于是銮甘加不得不亲自出马，可是他也一筹莫展。作品一开头就把读者带到了一个戏剧性的矛盾冲突中去了。
阿汶夫人是这篇作品的主角，是推动这个戏剧冲突走向高潮的主要人物。作者从銮甘加的视角出发来描绘她：院落整洁，绿树成荫，住宅宽敞、舒适，房间布置得体；她不胖不瘦，体态适中，雍容华贵，风韵犹存；一样嚼槟榔，她不但没有使牙齿变黑，反而染红了朱唇，使她更加妩媚。开始銮甘加是以鉴赏家的眼光品味屋子的陈设的，后来竟忘记了来意，陷入了“迷惘”之中。他对自己的来意“含糊其辞”，而阿汶夫人却揭了他的底：警方曾偷偷地检查了乃琪的尸体，但是没有找到任何证据，这就使銮甘加陷入了狼狈的境地。然而阿汶夫人话锋一转，却承认自己有意害死了两个丈夫，銮甘加大为震惊。这富于戏剧性的一笔使小说顿时进入了高潮。
作者通过阿汶的自述巧妙地道出了她的身世：自幼入宫，烹调技艺高超，回到家时年纪已大，不幸前后误嫁了两个“作恶多端”的坏蛋。她对穷人极为同情，基于义愤，她才“横下一条心，决心除掉他们”，这并不是图财害命，而是为民除害的义举。而她用的方法又是绝妙的，她百般殷勤侍候，使两个上了年纪的男人像飞蛾扑火一样在暴食和纵欲中“自愿”死去。在这个自述中有一大段关于精美饮食的详尽叙述，着意渲染阿汶夫人的聪明才智和烹调技艺的高超，没有这一段就解不开“谋杀”的扣子，没有这一段也洗刷不了阿汶夫人的“罪名”，也引不起銮甘加的“食欲”。可以说阿汶夫人的性格描写是在这一段最后完成的。
小说迭经曲折，最后还有一个喜剧色彩的结局。警察中校不但没能把“凶手”抓走，反而成了她的俘虏，堕入了情网——他要“死”，这真是令人拍案叫绝的幽默之笔！阿汶夫人的回答更加妙不可言，她先是“哎呀”一声表示惊喜，接着“避开了銮甘加的眼光”表示羞涩，而“好的饭菜如果吃得适当，是不会发生生命危险的”这句话则含蓄地表达她接受了对方的情意。这样的结尾真是绕梁三日，余味无穷！
《断臂村》是一篇以叙事为主的小说，但其间也不乏对于人物性格的传神刻画。故事情节奇特但未失之荒诞，夸张的描写并未和主题游离，它是为讽刺服务的，对于竞选中的欺骗伎俩和政客们背信弃义的嘲讽是通过情节的发展自然推出的。
这篇作品的高潮当然是“我”——本松医生在“断臂村”的奇异经历。如果作者单刀直入写这一段，作品就索然无味了，作者通过曲折迂回的情节，用步步深入、充满悬念的笔法，为高潮的到来做了铺垫。作品一开头就写了本松医生由于与人重名而招来的麻烦。他在为产妇接生时产妇一骨碌爬起来问他蚌壳是怎样生崽的，是不是也像人这么难，可说是幽默之笔。而他不敢违抗“众议”、“必须成为一个喜欢山林的人”，因为“他不是泰国政府”的插话又是一个信手拈来的绝妙的讥讽。本松成为猎人是为了摆脱烦恼，是不得已的、不情愿的。因此不难想象他是一个怎样的猎手了。作品接着写和他一起进山打猎的人都是外行。因此打猎全是“闹鬼”，他要挽回猎人的面子，独自入山，迷路之后，误入断臂村而被捉住，这就十分合情合理了。
本松在断臂村的奇遇的描写充满了悬念。本松一入村就被一只大手卡住了脖子，使他大吃一惊。“是不是来竞选的”责问更使人摸不着头脑，而围观的孩子一律没有右臂可以说是天下奇观，丁村长的沉默寡言、犹犹豫豫的态度和提醒本松医生“只管接生，不要打听闲事”的话，都使人觉得这个村里隐藏着秘密。本松医生亲手接生证明孩子生下来是两臂俱全的，并不是只有左臂的特殊人种。但是秘密终于被揭开：本村有一个众议，孩子一生下就要砍下右臂，大家用这种极端的办法抵制竞选，反对拉票，不为任何政客举手。
这篇小说的最大特点是使用了艺术的夸张手法。列宁说：“艺术并不要求把它的作品认作现实”，歌德也说：“艺术并不完全服从自然界的必然之理，而是有它自己的规律”。真实是艺术的生命，然而这里所说的真实并不一定是指在生活中所发生的真情实事。读者不会责怪这篇作品荒诞无稽，只会佩服其深刻的浪漫主义的讽刺手法。夸张有助于讽刺，但夸张也必须符合生活的规律和逻辑。如果本松不迷路，他不是医生，村长的女儿不是难产的话，他是无缘窥见断臂村的秘密的。另外，断臂村倘不是在深山老林之中，也无法立下“断臂”的规矩，纵然立下这个规矩也是无法实行的，这些情节有其独特性，但内在又有其合理性。
这篇作品和《厨房杀人犯》有些不同，它对人物是粗线条勾勒，而不是精雕细刻，但两篇作品都有共同的高明之处，就是奇特的立意、丰富的想象和幽默风趣的语言。
克立·巴莫的另一面
克立·巴莫是泰国当代最杰出的作家之一，在泰国现代文学史上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他的作品有较高的艺术质量，对泰国小说创作的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但他的作品也不是完美无缺的，不说到这一点，对他的评价就是不全面的。
《四朝代》应该说是一部传世之作。小说的重心是在第一个朝代（五世王时期），写得最为出色。第二个朝代（六世王时期）次之，读到第三、第四个朝代（七世王、八世王时期）就好像一杯浓香的咖啡喝得只剩下一个底儿，又兑了一些水，“味道”就很淡了。这部巨作之所以没有“后劲”，究其原因，不外有三：一是矛盾冲突的淡化。第一个朝代，写了一个贵族大家庭的败落，人物之间矛盾冲突激烈，情节紧凑生动。而写到帕瑞结婚之后，子女成长起来，家庭中虽也有保皇和革命的冲突，但小说并没有把它作为主要矛盾正面展开，结构便松懈下来。二是人物的性格没有得到继续发展。主要人物的性格在第一个朝代时早已建立起来，后来作者却没有进一步深化他们。帕瑞只作为一个贤妻良母，照顾丈夫和孩子；璀安于宫中，不时和帕瑞见上一面，她的身上已没有“戏”；而作为一个主要人物的比连，写得最苍白，他除了不断变换着服饰、玩烟斗、玩手杖、喝洋酒、骑马之外似乎没有别的，性格特征模糊不清。而第二代人物，即帕瑞子女们的性格写得也比他们父辈差得多。三是作者为了求全，要写完四个朝代克立·巴莫认为《昆昌昆平》是曼谷王朝一世王到四世王的历史，他要写出五世王到八世王时期的历史。——作者注，显然拉长了篇幅，而后来的情节和细节都不够充实。作者为了叙述这段史实，常常让某人跑到某家谈论一番，这就索然无味了。
《芸芸众生》和克立·巴莫的短篇小说总的来说思想、艺术价值是不平衡的，这里有足可流芳百世的佳作，但有些作品却相当平庸，个别作品还夹杂了一些糟粕，而宗教的宿命论和对人生的虚无主义态度则常常有所流露。
最糟的一部“名作”是长篇小说《红竹村》，它集中地反映了克立·巴莫的政治偏见。
《红竹村》是一部政治讽刺小说，写于1954年。曼谷以北八九十公里的湄南河上游一条支流旁住着几十户人家，人口不过几百，它叫红竹村。过去人们相安无事，但是自从管·坎甘君把“社会主义”搬来，这里便一次又一次地掀起了轩然大波。
小说连同序幕总共22章，每一章写一件事。作者用尽了夸张的手法，搜罗了当时的最新名词，虚构了最荒唐的情节，把管这个“马克思主义的信徒”“共产党”，描绘成一个狂热、教条、浅薄、怯懦、荒谬、可笑、不近情理的丑角。而与他相对照的格朗长老和吉姆区长却是镇定、勇敢、机智、灵活、临危不惧、体恤民情的领袖。在每一件事情上——倘若有冲突的话，都是以管的失败，长老、区长的胜利而告终的。
作为一个政治家兼作家，特别是他在野的时候，他观察社会，观察自己的营垒有着极为清醒和敏锐的眼光，他的嬉笑怒骂成了好文章，但是当他尽情地嘲笑“管同志”并借以丑化马克思主义的时候，露出浅薄的倒不是管，而是克立·巴莫自己了。政治家的克立·巴莫可以帮助作家的克立·巴莫；同样，政治家的克立·巴莫也可以蒙住作家克立·巴莫的眼睛，这一反一正我们从《红竹树》和《四朝代》中可以看得清清楚楚。
金无足赤，人无完人。一个作家尽管有些平庸甚至有缺点的作品，但如果他的代表作是一流的，那他还应该算是一流的作家吧。
长篇小说《四朝代》内容概要
1892年帕瑞10岁，被送入皇宫中教养。她父亲是个家财万贯的贵族，母亲是父亲的第一个妻子，但不是正室。由于妻妾儿女之间的明争暗斗，母亲失宠，被逐出家门。母亲对世态炎凉深有所悟，内心极度痛苦，另嫁之后不久，就含恨而死了。
帕瑞虽有父亲，但实际成了孤儿。幸好宫中有一女伴，名璀，顽皮、豪爽、能干，与帕瑞年龄相仿，她们成了好友。帕瑞和璀一起在宫中开始读书，教师就是璀的姑姑坤赛。她学会了皇语，逐渐熟悉了宫中礼仪和如何行事，懂得了宫里是分等级的。剃过顶囟发以后，告别了童年的帕瑞成了一个漂亮的少女，而璀随着年龄的增长却越发显得泼辣、快乐而自信。
璀有一兄，名南。帕瑞与他一起嬉戏，两小无猜，随着年龄的增长互相钟情爱慕。南要进军官学校，他俩海誓山盟，依依不舍。帕瑞感情真挚，对南一直不能忘怀，但半年之后南却苦于孤寂，被一个女人勾引，帕瑞感情上受到极大打击。
1898年国王去欧洲访问，国家由皇后代行执政，这个消息对帕瑞说来震动极大。她第一次感到，只要有机会，女人也能做男人的事。迎接国王回来的仪式极为隆重，而此时国家也吹进了新风，帕瑞印象最深的是西方式的男女搂在一起跳舞。皇后、皇妃们也竞演舞剧，但能看者极少，连帕瑞也只能匍匐着看。而演出前的宴会也一反常态，不按爵位入席，可以混杂而坐。帕瑞朦胧地感到她是站在刚刚诞生或即将诞生的新事物的边缘上，许多达官贵人则对此忧心忡忡。
一个王家禁卫军的卫士比连总是追逐着帕瑞。帕瑞的父亲同意，周围的人赞成，可帕瑞自己却对这桩婚事没有一点欢乐和激动，在订婚和结婚的两三个月的时间里，她好像生活在梦境之中。但是，帕瑞的性格却不能使她违背父亲的意志，所幸婚后的生活还算亲密。
帕瑞的父亲病逝，遗体保存了一年才火化。在此期间，兄弟姐妹为了财产吵得天翻地覆。大姐独揽大权，大哥是个鸦片烟鬼、赌徒，把家变成了贼窝，这个名门望族也随之破败。不久国王驾崩，六世王即位。比连因为有功，得了皇家勋章，晋升为伯爵。六世王在位时，用人注重年轻，官员处处学西方，嚼槟榔改为吸烟，比连还喝起了洋酒。帕瑞把比连的爱情看得高于一切，但比连却觉得这种爱是一种负担。那时，他们的两男一女已长大，加上比连从前私生的老大，共子女四人。老大达安进了军官学校，老二达岸、老三达欧要到国外留学。
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比连随着皇室的态度变化，忽而是德国派，忽而又是协约国派。物价飞涨，民怨沸腾。战争结束后女人又时兴留长发，把牙齿磨白。国王、王后也登台演戏。官员们变换着衣服，玩弄着手杖。
达安做了军官，驻在外省。达岸在法国接受了民主思想，带回一个法国妻子。帕瑞感到气愤，小时候教给孩子的一切都已烟消云散，西方把自己的孩子变成另外一个样子。
时光易逝，七世王继位后，比连断断续续生着病。他心境不佳，迅速苍老，对周围的一切似乎都已失去兴趣，他感到跟不上时代。当时国家经济拮据，需要裁员，比连提出辞呈。他在家赋闲，脾气很坏，小不如意，就要发作。骑马成了他的一种嗜好，并因此而毙命。比连的尸体火化之后，帕瑞第一次感到了空虚。子女之间政见不同。传闻说儿子达岸参与造反，目的是改变政体。六月的一个早晨，政变果然发生，国王同意君主立宪。这次革命使这个家庭四分五裂，达安激烈反对革命，兄弟之间势不两立。国内的冲突面临着一触即发之势，内战迫在眉睫。斗争的结果是政府方面胜利，达安被送上军事法庭，判了死罪。
到了八世王的时候，帕瑞已五十多岁，最小的女儿也结了婚。女婿是个新派人物，帕瑞很不喜欢。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女婿交了许多日本朋友，在大家穷下去的时候，他却日见其富。
比连居住了几十年的房子遭到轰炸毁坏，好像把昔日的生活都埋葬了。在迁到自己出生的老屋之前，她要和早年的朋友璀一起住几天。那时宫殿已年久失修，公主早已去世，但摆设依旧，这儿古旧荒凉，气氛沉重。而璀就在这样的环境中送走了自己的青春和中年。
政府决定对所有政治犯大赦，达安获释，但达欧却客死他乡。为了改变一下心境，也是为达欧还愿，达安决定不事声张出家一段时间。当为达安安排好了以后，帕瑞感到已尽了自己应尽的义务，身心疲累了。
帕瑞病了，她得的是心脏病，但女婿却趁机大敲竹杠，由于得不到医治，病情渐渐恶化，帕瑞也听其自然。日本人投降了，但物价不但没有下降，反而日趋上升，生活更加困苦。日本兵走了，别的外国兵却又来补了缺。八世王的归来曾给帕瑞以极大振奋，但不久传来小国王驾崩的消息，帕瑞感到身心交瘁。她对自己说：“我也许活得太长了，看到了许多不想看到的东西，我看到了四代国王，四代国王，我累了……”1946年6月9日的晚上，由于疾病和苦痛的折磨，帕瑞十分衰弱的心脏永远停止了跳动。
承上启下：战后高·素朗卡娘的通俗小说创作
高·素朗卡娘的创作，以第二次世界大战为界，大致可以分为前后两个时期。前期，她的思想比较激进，写出一些反映社会问题属于现实主义范畴的作品，同时也有不少通俗之作。后期的创作都是通俗小说，其内容无非是家庭中的恩怨仇雠，财产的再分配，血缘的纠葛，骄男傲女的爱情，灰姑娘式的结局，等等，但是在艺术上却日臻完善。这一时期代表她最高成就的是长篇小说《金沙屋》。
小说写的是一位家道中落的贵族少女帕加曼寄居在堂姑母的豪华宅邸金沙屋，在精神和肉体上所受的凌辱和折磨，以及在富有同情心和正义感的表哥的帮助下恢复了应有的地位，最后获得爱情和幸福的故事。
小说的主线是金沙屋继承权究竟该属于谁的问题。
帕加曼的祖父素拉蓬在年轻时就受到不公正的待遇，他由于爱上了一个平民出身的美丽的“戏子”，亵渎了高贵的家族，被冠以“品行不端”的罪名，被父亲剥夺了财产继承权，而妻子也落入了弟弟皮皮特的手中。但曾祖母去世时曾有遗言：金沙屋应该留给素拉蓬。可他的弟弟皮皮特并未兑现，占据金沙屋的实际上是他的女儿下嫁的沙旺翁家族。帕加曼的父亲依靠自己的奋斗，得了“帕”的爵位，做了府尹。但他一生廉洁、清贫，没有留下什么财产，他一死，妻子和儿女立即陷入困顿之中，为了使自己的子女受到良好的教育和贵族的熏陶，他立下遗嘱，让帕加曼寄居在金沙屋。
帕加曼虽然从父亲的遗物——一个蓝皮记事本里得知一些金沙屋的来龙去脉，但她却无意争夺这笔遗产，可是这位不速之客的到来却招来了沙旺翁家族的歧视和仇恨。她们虐待和凌辱她的原因不外两个方面：一是认为她来意不善，起码有讨债之嫌；二是认为她出身卑贱，母亲是个平民，不配与这个家族为伍。
表哥帕拉达从国外回来，使她的地位大为改善，因为帕拉达在家庭中的权威，使母亲和妹妹也不能不惧他三分，但后来帕拉达又临时出国，又使帕加曼回到了原来的地位。
人之将死，其言也善。皮皮特临终为了弥补自己的过错，决定把金沙屋还给哥哥的后人帕加曼。帕加曼一跃成了金沙屋的主人，而帕加曼又爱上了表哥帕拉达，这个棘手的继承权问题最后成了一个皆大欢喜的团圆结局。
小说是以战后为背景的，虽然时代变了，但是贵族仍然自视高贵。沙旺翁一家，特别是蒙帕纳莱和她的小女儿帕维尼对帕加曼和她母亲的歧视就说明了这一点，甚至连媚上的奴婢们也不能不染上这种习气。
虽然贵族是自命不凡的，但是他们的品格和在家庭关系上所表现出来的行为、道德却是与高贵无缘的。老一辈的皮皮特在感情和遗产上就做了亏心事，这件事整整折磨了他一生，使他疯疯癫癫、寝食不安，甚至梦中也摆脱不掉。他的儿孙们有过之而无不及。当帕加曼来到金沙屋时，为了让这个无依无靠的女孩子吃闭门羹，虽然早就收到了信，帕纳莱却故意躲了出去。此计不成，她们就施以虐待，明赶名声不雅，于是以逼走为妙。帕纳莱虽然知道帕加曼的来意，却秘而不宣，连对子女也不透露，可见其勾当见不得人。当帕加曼受到帕拉达的庇护时，帕纳莱明赶不成就想把帕加曼引上堕落的邪路，让她自毁声誉和前途。
对待自家人，也是没有多少感情可言的。帕纳莱迷信，听信巫婆的胡言，认为腿有残疾的小儿子生下来克了父亲的命，所以对自己亲生骨肉从来不予关怀，待他形如奴仆。因为嫌门第不对，她亲手毁了大女儿帕拉娣的爱情，使她成了一名老处女。
她们极端自私，帕纳莱趁当家的帕拉达不在，一次就动用了祖上的遗产4万铢。
皮皮特生病之时，躺在阴暗潮湿的横楼里，无人关心，他的小女儿生怕他得的是肺结核，远远地躲着他，但是人人都把他视作财富和遗产的化身，在临死之前都想让他说出金沙屋归自己，因为没有如愿，帕维妮竟然在一个将死之人的床前大吵大闹……
在金钱和财富面前，这些道貌岸然的贵族谁都顾不得礼义廉耻，顾不得装腔作势，为了达到目的，使用一切可以使用的手段。他们用自己的行动勾画出了一副贪婪、丑恶、偏狭、狰狞的脸谱。金沙屋的雄伟、美丽和豪华，掩盖不住罩在这个家庭的阴森恐怖的气氛，而这种气氛又恰好是他们隐秘的内心世界的反映。从这个意义上说，读了这本书就好像看了一幅表现贵族生活和心理的“解剖图”。当然，作者所揭露的并不是贵族的全体，更不包括其中的“好人”，但可否这样说，这些性格上的特征和他们独特的内心世界乃是地位低下的穷人所没有的，因而他们就具有了典型意义。
《金沙屋》自诞生之日起一直是一本畅销书，它被改编成广播剧、电视剧，又被搬上银幕，可以说是长盛不衰。
这一时期高·素朗卡娘的重要作品还有《隆阿仑》《萍开夫人》《绝代佳人》和《如此爱情》等。
在《隆阿仑》中读者有机会认识贵族中的另一种人物，这就是昭坤贴帕仑的独生女凯喜，她奇丑无比，浑身精瘦，脸像母狗，皮色黝黑，没有一点光泽。戴了大项链，活像是狗脖上的锁链。她自私得有点神经质，见了谁都“狂吠”。她年已三十，嫁不出去，因而产生了一种病态心理——厌恶异性。她认为男人都是骗子，虽然从未有哪一个男人敢于骗她。她最不能容忍的是男女相爱，最大本领是“看家”，生怕父亲的遗产被别人分掉……
这又是富人特有的精神负担！
与女儿的性格相反，昭坤贴帕仑是个有着菩萨心肠的人物。他丧妻不娶，乐于助人，然而他有财富，便受到另一种精神困扰：躺在病榻上，“人还没有死，就得扯遗产和遗嘱的事！”这也是富人敛财时所没有想到的苦恼！
虽然高·素朗卡娘后期的作品在反映贵族家庭生活上有独特的贡献，但是在小说思想内容上的缺陷也是十分明显的，这主要反映在作者缺乏现代意识上。
什么是现代意识？现代意识就是对时代本质的总体把握。
20世纪50年代泰国社会的基本矛盾是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与广大人民群众的矛盾，其他一些次要矛盾都是从属于这个主要矛盾的。我们不能要求作家一一写出这些矛盾，但是一个有时代感的作家必须肩负历史的重任，客观地反映那个时代，不但给人以美的享受，而且应该给人以思想上的启迪。
20世纪50年代，泰国君主立宪政体已经确立20余年，虽然贵族并没在政治上、经济上和思想上完全退出历史舞台，但是贵族地位下降，它从一个唯我独尊的阶层变成了一个已进入或快进入博物馆的阶层，这个消亡的过程便是历史的总趋势，然而高·素朗卡娘的小说创作却没有把握住这个总趋势，甚至有时反其道而行之。把高·素朗卡娘的作品与同一时期的其他作家同一题材的作品做一比较就可以看出问题的症结所在。身为亲王之孙的蒙拉查翁·克立·巴莫，在政治上他是个保守的皇派，也许并不是完全出于作者的本意，但是他遵从历史的真实，在《四朝代》这部长篇小说中写了王室的衰落和一个封建贵族大家庭的解体，从而形象地再现了那个时代。社尼·绍瓦蓬在《魔鬼》（1956年）中塑造了一对封建贵族阶级掘墓人和叛逆者的形象，由于作者看清了历史的发展方向，因而使主人公反封建的斗争有了一种居高临下、“横扫千军如卷席”的气势。
高·素朗卡娘的小说立意就不高，书中几乎没有反封建的内容，这从几部小说的主要情节就可以看得出来。长篇小说《隆阿仑》是一个《灰姑娘》式的故事。隆阿仑幼年父母离异，父亲死后，被远方的伯父收养，历尽磨难，但她遇见了好人，宛洛帮助她逃出火坑，来到他情人赛莎瓦家中，待她如亲人。老贵族昭坤病重，急需一个看护，她毛遂自荐。由于她勤快、体贴入微、礼貌周到，赢得了昭坤的好感。原来他们是亲戚。在此期间她又与生母相认，并且得到了少年有为的贵族子弟素乃的爱情。昭坤临死之前赠给她结婚戒指，为他们营造了新房，终于苦尽甘来，得到了幸福。《萍开夫人》写的是一个非婚生的女孩子阿仑尤帕被父母遗弃，在寄养人的家里形同女佣，备受虐待，后来又被骗到曼谷，在一个豪富的贵族之家当了使唤丫头，然而由于主人萍开夫人心地善良，也由于自己自强不息，反而因祸得福，她不但获得了学习机会，主人还准备收她为养女，最后生身父母又找到了她，使她的地位为之一变，前程似锦，并获得了去澳大利亚留学的机会。
显然，作者笔下的主人公不是要否定贵族，而是要挤入或者重归贵族的行列，做贵族思想、家业、传统的继承人。贵族血统的重新认定，母女意外的重逢，好人的垂怜，是她们摆脱磨难的依靠，这就迎合了小市民的口味，制造了生活会突然出现奇迹的幻想。这种内容、情节的框架也必然落入俗套，成了一种新的古老民间故事。另外，小说的矛盾、冲突也是贵族中的好人和贵族中坏人的矛盾冲突，是善与恶的冲突。小说虽然也对贵族中的坏人进行了道德的批判，但这并不是批判贵族本身。作者解决矛盾冲突的方式是让每部作品都有一个救星式的人物出现，比如《金沙屋》中的帕拉达、《隆阿仑》中的昭坤贴帕仑、《萍开夫人》中的萍开夫人等都是如此。有了他们，坏人无所逞其伎，好人终会有报偿。可惜世间的现实并不一定如此，这大概就是她的小说最大的不真实之处吧！
继往开来：高·素朗卡娘对通俗小说的贡献
家庭、爱情通俗小说在泰国是一种得宠的文学作品。政治的高压，摧残的是严肃文学特别是进步文学，而此时，通俗文学却可以“火中取栗”，它从未遇到过逆境。家庭、爱情通俗小说的“开山祖师”是多迈索，与多迈索相比，虽然年龄只相差六岁，但从创作上看，高·素朗卡娘却是第二代作家。然而，她拓宽了这类小说的道路，使其在艺术形式上更加完美，完成了承上启下，继往开来的使命，在家庭、爱情通俗小说的创作上做出了里程碑式的贡献。
为了说明这一问题，我们不妨把多迈索与高·素朗卡娘的作品做一简单比较。
从创作的年代看，多迈索20世纪20年代末开始创作，大部分作品产生于1932年资产阶级革命的前后，最后一部作品虽涉及了泰国推行民族沙文主义时期的社会背景，但这只是一个未完稿。由于健康和环境上的原因，多迈索长期搁笔，20世纪40～50年代几乎没有多少作品。高·素朗卡娘成名于1937年发表的长篇小说《妓女》，在民族沙文主义时期，为了生计，她无法搁笔，而战后的50～60年代还是她创作的旺盛时期，70年代以后方才搁笔，创作的时间长达40余年。
从作品所反映的社会内容上看，多迈索走上文坛和创作最旺盛的时期正是泰国社会风云激荡的岁月，君主专制政体的动摇、皇权的衰落、西方民主思想的传播是那个时代的特点。不满现状、渴望变革是当时青年思想的主流。虽然贵族的世界观限制了多迈索的眼界，但她的作品还是让人们看到了贵族家庭的分崩离析、封建婚姻的痛苦与不幸，表达了贵族青年男女对个性解放、婚姻自主的渴望和追求。但是作品所反映的社会生活面狭小是多迈索作品的一大缺憾。高·素朗卡娘和多迈索的生活境遇不同，她虽出身于官宦之家，但并非贵族。泰国政府充当日本帝国主义附庸时期她甚至颠沛流离，日子相当窘迫，这就使她的眼界要比多迈索开阔得多。她们的作品不但写贵族，写仆人，也写平民，写新兴的资产阶级，写下层的妓女。另外，历史已翻过一页，多迈索所关注的问题已不是高·素朗卡娘描写的重点。高·素朗卡娘写贵族的着眼点是财产的再分配，对他们进行了某些道德上的批判；她写家庭生活，接触了爱情的本质；她写沦落的妓女，对她们充满了同情。她的作品的深度和广度超过了多迈索，但是高·素朗卡娘所描写的从本质上说是泰国的封建家庭关系，资本主义侵袭下的泰国家庭生活高·素朗卡娘几乎没有触及，这一任务则由后来者格莎娜·阿速信、希法、素婉妮等人去完成了。
高·素朗卡娘对通俗小说最大的贡献是在艺术上。
多迈索对泰国小说的创作功不可没，但她的小说也有结构比较松散、趣味性较差的毛病。高·素朗卡娘吸收了多迈索写人物的长处，安排了生动的故事情节、人物悲欢离合的命运、团圆的结局，这就使她作品的可读性大大增加，具有了畅销书的特点。
泰国古代的叙事诗或称故事诗之所以能吸引老百姓是因为它有“加加翁翁”式的情节。新文学诞生之后，受西方文学的影响，心理描写和塑造人物渐渐夺去了情节的首要地位，而拥有最广大读者的通俗文学的最重要的法宝是把情节看作生命，让读者如醉如痴，走入作者所编织的生活的梦幻之中，它也许不会让你刻骨铭心，却可以让你一哭，也可以博你一笑。
高·素朗卡娘的通俗小说就是如此。她的每篇作品都有一个可读的故事，情节的起伏跌宕、结构上的前后照应、人物的关系和命运都是在情节的发展中明朗的。比如读《金沙屋》这部小说，读者最关心的金沙屋所有权问题就是在戏剧性的矛盾冲突中解开的。然而为迎接这个高潮的到来，作者做了多层次的铺垫，制造了许多悬念。帕加曼的突然到来，给占据金沙屋的沙旺翁家族带来极大的震动和恐慌，然而帕加曼的来意如何，堂姑母和表姐为什么那么不近人情，作者未予解答。待到帕加曼误入禁地，发现“神秘闹鬼”阴暗潮湿的横楼里躺着一位形容枯槁的老人，读者又急切地想知道这个老人是谁，他为什么有如此遭遇，他和帕加曼的祖父是什么关系，帕加曼的祖父为什么被剥夺了财产继承权？帕拉达回国和出国，使帕加曼的地位一起一落，堂姑母和小表姐的阴谋几乎得逞。老皮皮特目睹了女儿和外孙女的恶行，悟出了“你们是爱我的财产，并不爱我的人”时，他才急切地想找到帕加曼。在斗争白热化的时刻，老头临死时终于倒出了自己的亏心事。高潮之后，作者还留下一个尾声，帕拉达究竟爱谁？房屋的产权究竟怎样处理？帕拉达爱上帕加曼以后，使必然伤害一方的金沙屋所有权问题变成了皆大欢喜的出人意料的结局。
高·素朗卡娘在人物塑造上也取得了很高的成就，她的小说主要人物性格鲜明，次要人物也各具特色，连作为陪衬的仆人们也被她写活了。
我们不妨把她的三部小说《金沙屋》《萍开夫人》和《隆阿仑》里各色人物进行一下对比，看看她是怎样塑造人物的。帕加曼、阿仑尤帕和隆阿仑是三部小说各自的女主人公。过去的家庭、爱情小说写的大多是大家闺秀的淑女，她们知书达礼，温文尔雅，柔情如水，但高·素朗卡娘却塑造了一些不同凡响的贵族少女形象。帕加曼就是其中之一，她聪明、能干、倔强、自尊、果敢，不在强权下低头，这是她性格的最大特点。当堂姑母污辱她的父母的时候，她敢于驳斥，虽然寄人篱下却没有奴颜媚骨；当帕维妮打她耳光时，她敢于把她推倒；当小姑母的孩子欺侮残废的帕奴塔的时候，她替帕奴塔还了手。她敢于在众人面前丢这些体面人的脸。然而她又洁身自好，并不企图继承金沙屋这笔遗产。
阿仑尤帕与帕加曼的性格有其相近之处，但细细体味，二者却不相同。阿仑尤帕的最大特点是争强好胜又有点狡黠。她被骗到曼谷，本来说是上学的，可是到萍开夫人家，要她做的却是使唤丫头。夫人需要的是秘书，而不是佣人。她当场揭露了拉德丽夫人，并且准备逃走。到了这个富有的贵族之家不到半小时，因为受到嘲弄，就和仗势欺人的女仆媚春吵了一架，这使别的佣人都很解恨。她发誓非做出个样子不可，让媚春等人低头认输。她对这个大家庭的二等主人沃姨敢于顶撞。当着众人的面，揭露了沃姨克扣她的饭钱。拉德丽为了使她丢丑，当场扔过来两张十铢的票子，她不予理睬，说道：“我蒙受夫人之恩，不能要别人的东西，否则是对夫人的不敬！”这里既置对手于难堪的境地，又讨得了萍开夫人的欢心，一箭双雕，可见她是工于心计的。而且她的“犯上”是有限度的，是以取得萍开夫人做后盾为基础的。她深知她出头的希望完全寄托在萍开夫人身上，所以她对这个最高的主人不但不“犯”，而且是言听计从，献计献策。劝夫人每天早晨下楼走一圈，这样不但吃得下饭，而且还发现了佣人偷懒。后来又记录菜谱，发现重样太多。夫人说如果她表现得好，将来要收她为养女，这使她大喜过望。中学毕业后要送她去学“家政”，这使阿仑尤帕高兴得“浑身都麻木”了。
与上述两个女主人公都不同，隆阿仑是个温柔、和善、很会体贴别人、通情达理的女孩子。她经历坎坷，5岁时母亲为了追求较好的生活，就和父亲离了婚，14岁时父亲病故，在伯父家里什么活儿都干，终日疲惫不堪。跳出火坑，她心满意足；当了昭坤的看护，尽心尽责。她言语得体，举止文雅，能够忍耐，“遇到无论怎么坏的人，如果一方不作声，平心静气，那另一方也就白费力气。”她就是这样对付凯喜的。
高·素朗卡娘笔下的反面人物也极有特色。蒙帕纳莱（《金沙屋》）极端自私，心理阴暗，事事想的是自己，眼里根本没有别人，但是她却要摆长者和贵族的臭架子。她的小女儿帕维妮骄横、跋扈、放纵，有时甚至撒泼。帕维妮在家里也穿戴得花枝招展。抽烟、赛马、想干什么就干什么。她看别人都“管”不了帕加曼，便要亲自出马，显显她的威风，“改改她的骄傲脾气”。她见硬的不行，便引诱帕加曼堕落，而到头来却偷鸡不成蚀把米，把自己的未婚夫也丢了。外祖父临死前她大闹横楼，把这个人物的性格戏推到了高潮。
朱塔拉（《萍开夫人》）这个人物写得也极成功，她是安奴基的妻子、萍开夫人的侄媳。朱塔拉和丈夫一下飞机，不顾礼仪，便和父母扬长而去。安奴基通情达理，感激姑母。和谐的家宴正在进行，朱塔拉闯进来，“把大家的兴致全搅散了”。接着作者写了她在萍开夫人的家里大摆主人的架子，对佣人不满，与走狗似的女佣媚春沆瀣一气；嫌屋子太热，要装冷气；大宴宾客，把家里弄得鸡犬不宁。高潮是当安奴基涉水把奥拉甲森从船上抱下来，她却给这个心地纯洁的贵族女子几个耳光，说她要夺自己的丈夫。众人在海滨避暑的快乐被她一扫而光。事情发生后，丈夫要她滚，她跑回娘家，巴望丈夫能请她回去，不料事与愿违，只得灰溜溜地溜回家来，可是仍不改初衷，她要“吃她（萍开夫人）的，喝她的，把她气死才好”！一种乖张、泼赖的性格跃然纸上。
高·素朗卡娘不但在主要人物身上下了功夫，次要人物也写得并不马虎。好花需绿叶扶持，如果次要人物形象干瘪、乏味，整个小说很难说是成功的，在很多情形下次要人物的败笔常常导致主要人物塑造的失败。高·素朗卡娘对次要人物性格、心理的刻画也极生动。在《金沙屋》中作者写了帕拉迪这个人，她是帕纳莱的大女儿。她虽然也养尊处优，但本身的感情曾受过伤害，失去了爱情的幸福，因而形成了孤僻冷漠的处事态度，曾打算削发为尼。她虽然也有贵族的家庭带给她的偏见，但内心仍然是热的，所以她能随着事态的发展调整自己的态度。她对母亲隐瞒帕加曼的来意不满，对妹妹帕维妮在帕加曼身上的险恶用心有所察觉，并且间接提醒过帕加曼，最后她和帕加曼的互相理解和信任是很自然的。作者写她对帕加曼态度上的变化入情入理，很有层次，十分可信。
值得一提的是高·素朗卡娘把贵族大家庭中的仆人可以说是写活了。他们有的奸猾偷懒（《绝代佳人》中的乃贲），有的趋炎附势（《萍开夫人》中的媚春），有的嫉妒（他侬），有的富于同情心但有点愚钝（丙婆婆），有的和善温厚（《金沙屋》中的奶妈），有的刚来城市几年连乡下的县长助理也瞧不起了（《萍开夫人》中的佣人们）。
高·素朗卡娘还写了一些“骄男傲女”式的小说，后来为一些人模仿，成了一种新的模式。这类小说（如《绝代佳人》）的女主人公大多容貌出众，出身高贵，自尊又不失女性的姣好。男的则是精明强悍，富于男子气概，粗鲁、钟情、富有。她们在偶然的机会中相遇，暗生爱慕，男的必定以粗鲁表达他的爱，女的则在委屈之中被他的魅力吸引。其中必定有个第三者，而男的又有能力战而胜之，使有情人终成眷属。这类小说视角新颖、轻松、热闹、娱乐性强，但与社会现实关联甚少，真实性也较差，“暂时消费性”却较强，读者众多。
总的来说，高·素朗卡娘在小说创作上取得了引人注目的成就，这是泰国现当代文学的一笔宝贵财富。她在逝世前不久得到“泰国艺术家”称号的殊荣不是偶然的。然而生活体验的深度却没有观察与思考生活的高度做保证，这又使她后期的作品在总体上逊色不少。由此看来，对于一个作家的创作来说，思想、理论对于观察与思考生活的重大指导意义是不容忽视的。
长篇小说《金沙屋》内容概要
帕加曼的父亲是个廉洁的府尹，在任多年，依然两袖清风，父亲亡故，一家立刻陷入困顿，连丧事也是借钱办的。在清理父亲的遗物时，帕加曼发现了一个蓝皮记事本子，里面还夹了一封信，是父亲写给帕加曼的堂姑母蒙帕纳莱·沙旺翁的。母亲告诉她，父亲临终前曾有遗言，要帕加曼保存好这个本子，拿这封信去金沙屋，投靠堂姑母蒙帕纳莱。
金沙屋是个深宅大院，建筑豪华雄伟，林木奇丽茂盛。然而，帕加曼到达之时堂姑母不在，老花匠不理她，佣人凶得要命，大表姐帕拉迪更不收留她，只有一个残废的孩子小表弟帕奴塔表示同情，可他没有任何权力。又气又饿的帕加曼只得愤然离开，但她没走几步就昏倒在台阶上，醒来之后发现自己躺在奶妈坤诺的黑屋里。从奶妈的嘴里帕加曼得知堂姑母是个迷信的人，她认为残废的小儿子生下来克死了丈夫，所以对他很厌恶。她最喜欢的是小女儿帕维妮。大女儿性情古怪，有心脏病。大儿子在国外。奶妈告诉她，这个家庭事情不少，慢慢就会知道了。故意躲出去的蒙帕纳莱回来后大发雷霆，埋怨长女帕拉迪收留了帕加曼。蒙帕纳莱和帕加曼的父亲是堂姐弟。帕加曼的祖父因“行为不端”，没有得到任何遗产。帕加曼的父亲青年时曾寄居在金沙屋，但因娶了个乡下女人，亵渎了门庭，被伯父逐出，他发奋苦读，当了法官，得了“帕”的爵位。然而帕加曼的父亲却不念旧恶，祖父病重之际是帕加曼的母亲伺候直到临终的。帕拉迪得知这些事情，对母亲的做法产生了怀疑。寄人篱下的帕加曼形同仆人，动辄得咎，面对盛气凌人的帕拉迪，帕加曼不得不指出：金沙屋是皮尼德南家族的祖先留下的。而现在居住在这里的沙旺翁一家却是个外姓！帕加曼表示，她不是来讨债的，也没有希望他们全部供养自己，况且她每天还干了不少活！帕加曼的话句句在理，帕拉迪也觉得母亲对这个女孩子太刻薄了，可她一直不明白，为什么母亲一定要挤走这个女孩？这个谜底大概只有外祖父才能解开。
帕加曼的曾祖父有三个儿子，两个儿子是正室所生，一个儿子是和佣人生的，妾生的小儿子就是现在躺在阴暗潮湿的“横楼”里的那位卧病在床、形容枯槁的老人。此人怪癖极多，疯疯癫癫。帕加曼的祖父素拉蓬年轻时爱上了个戏子，为曾祖父所不容，祖父一气之下跑掉，而这位戏子则受到了非人的待遇。这就是祖父的“行为不端”和没有得到遗产的原因。
蒙帕纳莱的小女儿帕维妮觉得大姐无能，她要自己动手把帕加曼赶出去，于是找个借口，打了帕加曼一耳光，愤怒的帕加曼也不甘示弱向帕维妮猛扑过去……可她的反抗无人同情，她也不敢把自己在金沙屋的遭遇告诉母亲，自己也无意离开这里，因为这是父亲的遗嘱，金沙屋是自己家族的遗产，她有权留在这儿，她想看个究竟……
蒙帕纳莱的大儿子帕拉达从国外考察回来，他更加沉默了。他看到西欧受到的战争创伤，人民的贫困和辛苦的工作，但是泰国呢？他只能凄然一笑……是他发现了由于受到惊吓昏死过去的帕加曼，并把她抱回来的，他从奶妈那里得知了帕加曼的来历，对这个家庭对这个女孩子的态度产生了疑问。看到了帕加曼浅蓝色本子上所记载的内容，他更锁紧了眉头。帕加曼高烧不退，他把她送进了医院。帕拉达对母亲、姐姐和妹妹两年来花去了公有的积蓄4万铢，外祖父的身体不见好，小弟弟的腿也没给予治疗，把帕加曼安排在仆人的屋子里都很有意见，母亲却冷言冷语，骂他胳膊肘向外拐。帕拉达回到这个家里使帕加曼的境遇有了根本的好转，他把她安排在楼上单独住，让她继续上学，学习音乐，在客人面前亲自介绍这个妹妹，给她买演出的衣服，亲自出席了有帕加曼演奏钢琴的晚会，然而得知帕拉达又将出国的消息，帕加曼感到震惊，帕拉达即将订婚的传闻又使她苦闷。帕拉达临走时留下一封信，嘱咐她遇事考虑周全，以摆脱面临的困境。蒙帕纳莱和帕维妮不顾帕拉达的警告，继续迫害帕加曼。帕维妮更想把帕加曼引向堕落，帕拉达不同意妹妹的做法，于是引起了争吵，帕维妮的用心、金沙屋的内幕、母亲的诡计统统被揭露出来。帕维妮不相信金沙屋不是自家的财产，一定要找外祖父核对。病危的外祖父听到帕加曼的名字霍地坐了起来，他当着众人的面说出隐瞒了几十年的事实。原来他的母亲临死的时候对他说：“所有的东西都归你，但这金沙屋要归素拉蓬。”帕加曼理所当然地对金沙屋拥有继承权。帕拉迪的外祖父死了，金沙屋将属于谁？如果它易主的话，沙旺翁家族就要“跌价”了。帕维妮打算决一死战。帕加曼回到自己家里。正在此时帕拉达从国外回来，这对于陷于混乱的这个家庭来说，好似大旱逢雨。帕拉达告诉姐姐，说他早就知道金沙屋应该属于谁。外祖母本是素拉蓬的情人，但被外祖父夺了过去。外祖父临死的时候说出了遗产应该归谁所有的真相，为家庭洗去了污点，帕拉达认为，自己一家应该净身出户，免得蒙受奇耻大辱。
帕加曼回到家里对于破落的家庭非常失望，可是帕拉达在自己家里的突然出现差点没使帕加曼昏厥过去。母亲看到这个情景，明白了女儿的心思。帕拉达的来意有两个，一是请她回到金沙屋继承这个产业，二是现在有两个求婚者，请帕加曼自己决定。帕加曼真想与帕维妮的未婚夫结婚，以便出出这口恶气，但长辈却告诉她，别的可以赌气，唯独爱情不可当儿戏。帕加曼回到金沙屋，内心消除了芥蒂的大表姐亲自迎接她，彼此激动万分。大表姐走进帕加曼的房间，送来了帕拉达给她的项链，告诉她：“客厅里有两个爱着你的人，你要慎重选择！”她说自己的爱情是不幸的，她不希望看到弟弟也和自己一样。当帕加曼步入客厅之时，帕维妮的未婚夫兴高采烈，又见幼时的伙伴纳昆也在座，便和纳昆先打了招呼。帕拉达见此情景，长叹一声走掉了，帕加曼不顾一切地追了上去，只听在图书室里一声惊喜的高喊：“帕——加曼！”
索·古拉玛洛赫的合作主义小说（上）
合作主义像梦魇一样困扰了索·古拉玛洛赫一生，无论什么题材的作品，读者都不难找到它的幽灵。
作者笔下的中国历史和现实
长篇小说《中国自由军》写于1947年，1950年初版，全书615页。这部作品1959年曾获金像奖，受到台湾当局的肯定，并由作者自己将它改编成电影剧本，但电影没有像小说那样获得成功。
《中国自由军》写的是一群中国青年学生不甘做亡国奴，自发组织抗日组织与日本侵略者斗争的故事。他们自制炸药、燃烧弹，烧毁敌人的仓库，用钱雇用流氓刺杀伪警察局长。他们袭击日本军官，夺取枪支，武装自己，使敌人惊恐万状……
据作者称，这部长篇小说是根据一位友人——小说中的主角鲁平飞（音译）的抗日斗争纪实写成的，在作者以北京为背景的小说中这是较为真实、较为客观、较有意义的一部。它的主题是反映中国人民伟大艰苦的抗日斗争的，从书中我们可以看到中国青年抵御强寇、出生入死、拯救祖国的决心和勇气，这是值得肯定的，但是由于作者思想上的局限，使这部作品仍然存在不少问题。作者声称，他写本书的目的“不是为了记录日本士兵的残忍……我认为这些战士像一切光荣地担负责任的人一样，完成了他们的使命”。如果不是糊涂，那就是颠倒是非，它否定了这些士兵作为日本侵略者的战争工具给中国人民所带来的深重灾难。士兵当然和战争的祸首不同，但是揭露日本军队的残忍，正是揭露这场战争的本质，索竟然去赞扬杀人不眨眼的法西斯士兵，不知他的正义感跑到哪里去了。
由于作者根深蒂固的政治偏见，因此他也不可能真实地描写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抗日斗争，只要写到“共产党”，他不是丑化就是诋毁。而且，他也没有忘记宣传他的合作主义的第三条道路，他笔下的“中国自由军”不“依附”于任何人。伟大的中国抗日战争最后是胜利了，而“中国自由军”却瓦解了，这不也证明“第三条道路”行不通吗？
鲁平飞等人是作者着力刻画的英雄人物，但在这个人物身上作者也给他加上了不少索式思想，当写鲁平飞第一次杀死敌人时，就有大段的忏悔心理的描写。鲁对叛徒也是慈悲的，认为他们是忍受不了敌人的折磨，因而可以原谅。鲁平飞最后离开了炮火连天的祖国到美国留学，这就是作者笔下英雄的归宿。
对生活和命运无常的感叹，一种听天由命的虚无主义的宿命思想在这本书里也随处可见。这证明索虽然写了中国的抗战，但其实他从未理解这场战争，以他的思想也理解不了为祖国的命运而战斗而捐躯的人。
《当积雪融化的时候》是作者晚年的最后一部长篇小说，写于1969～1970年，作品记述的仍是作者1931年到北京后的经历。它没有什么完整的故事情节，而是想到什么写什么，真真假假混在一起，结构庞杂而松散，大部分人物也是在过去他写的小说中出现过的。也许是记忆模糊之故吧，人物也发生了变异。作者写作的目的看来是想借小说这种形式重温他青年时代的梦想，表达他对现时政治的看法，宣传他的政治主张。这部作品虽然在艺术上并没有什么值得称道的东西，但是对于研究索晚年的思想却是十分重要的。
小说虚构了一个因政治理想不同而导致情人离异的故事。
蒋梅和沙南都是燕京大学的学生。蒋梅是个崇尚自由、民主和合作主义的“女神”，她憎恶共产主义，认为它是比鸦片更为厉害的麻醉品。沙南是个华裔泰国人，父亲早年由汕头移居泰国，发家致富。沙南爱上了蒋梅，但是由于他受了共产党学生鲁光的影响，两个人终于分道扬镳。小说把蒋梅和沙南之间的爱情写得十分模糊，作者没有交代他们之间相爱的基础是什么，看来作者喜欢的只不过是他们的离异，并以此图解他的政治主张。
小说还写了蒋飞的牺牲，又出现了瓦莉雅和弗拉基米尔。而作者笔下的“共产党”鲁光是个破衣烂衫、蓬头垢面、性情乖张、言语粗鲁、不讲道理、不通人情的人。这种脸谱式的丑化，连泰国的评论家也认为作者写的是“一个精神病患者而不是一个正常人”（德里信·本卡君语）。这部小说还充斥着格调低下的对中国的污蔑和咒骂，什么“毁灭全人类”“弑父弑母”“杀夫杀妻”“在人们尸骨堆上建立新世界”，等等。虽然鉴于当时的世界形势和泰国国内的情况，说几句反共的时髦话也未尝不可，但索所说的这些话可不是应景的，这是他一贯的思想和观点，对革命的、前进的他一概反对，他甚至认为1932年的资产阶级维新政变是“掀了泰国的屋顶”，这种话我们在首当其冲的皇室那里也未曾听到过。在要把历史车轮拉向后退这一点上，索从来是不动摇的。然而在晚年他不得不无可奈何地承认，他是四处碰壁的：“我满怀希望和抱负回到泰国（指1936年到中国留学后回到泰国）是想为国家尽点力，但岁月已经证明，在67年的生活经历中我是一个失败者，因为我还没有福气，或者说还没有机会做一点我想做的事。”（本书《前言》）这真是落花有意，流水无情啊！
索的政治经济理想的代表作《拉亚》
索·古拉玛洛赫以泰国为背景的长篇小说重要的有《拉亚》（1955年）、《蓝色血》（1956年）与《红色血》（1957年）等三部。
《拉亚》是作者自己最喜爱的一部作品，全书长达4060页，合中文也有近200万字，写了5卷，但仍然没有一个结局。从内容上看，这部洋洋大观的巨著可以分为两个部分，前一部分约有一卷半的篇幅写的是抗日活动，后一部分写的是反贪污、反舞弊、反恶势力的斗争，二者没有必然的联系，显得有些脱节。
从这部作品的《前言》和它的情节我们可以看出，作者所要表达的主题思想可以概括为下面几点：
（1）作者断言，教育和环境对人的性情来说仅仅是外部的东西。人的性情才是内部的本质的东西。如果人一生下来就有一个美好的灵魂，即使他没受过教育，没有见到文明人所处的环境，他也会是个好人；如果他生下来就有一个丑恶的灵魂，即使他受了教育，环境多么高尚文明，他也不会成为好人。小说中所写的拉甲、拉亚兄弟的不同生活道路就是企图证明这一点的。拉亚只受了四年初小教育，可他见义勇为，除暴安良，做的都是好事；拉甲虽在曼谷受过多年教育，可是却与有杀父之仇的恶霸坤仑勾结在一起，干尽了坏事，仅仅是因为他们从娘胎里带来的本性不同。
（2）希望各派爱国者能统一认识，形成统一的意志，使国家成为一个整体，以便与每日每时危害国家的癌症进行斗争，这个癌症就是贪污、各类合法的非法的赌博、中间商人、垄断制度和社会的穷奢极欲等，这是小说内容的重心。
（3）提醒泰国人注意“共产主义的巨大灾难”“它通过地下的和地上的，明的和暗的，既在穷人中，也在富人里，甚至在政治家中，通过各种渠道，整个24小时地渗透出来”。有些组织和个人认为共产主义是解决国家经济问题的唯一出路，而根本不去寻找比共产主义和资本主义更好的独立自主的经济制度。作者虚构了一个“M18”组织，用以代表外国的共产主义势力，向泰国进行渗透。
（4）作者想给泰国人和世界上的朋友在政治上和经济上指定一条出路，这就是自由经济主义或者叫合作主义，“以解决资本主义和共产主义制度下的剥削问题”。谴责有些共产党国家把人民剥削得一贫如洗，把人民当作牛马，当作奴隶，破坏家庭生活，不给工作自由，得不到自己的劳动成果，不给人民以生活的自由和发表言论的自由……
虽然这部作品从总的倾向上看只是作者政治观点、政治主张的一种图解，在艺术上没有多少值得称道的东西，但是去掉那些宣传气味，有些人物的塑造对认识泰国社会还是有一定价值的。
拉亚是作者着墨最多的人物，是这部小说的主角。他是一个贫苦农民的儿子，父亲被恶霸坤仑杀害，这给他幼小的心灵埋下了仇恨的种子，他发誓要为父亲报仇。成年以后的拉亚是个健康、机智、果敢、见义勇为的小伙子。他被“自由泰”运动（“二战”时反法西斯的泰国地下组织）的领导人格良格莱看中，成了骚扰、打击日本侵略者的一个勇敢斗士。日寇投降以后，他又出生入死，为铲除社会不平而战斗。虽然作者把这个人物过分理想化、传奇化了，但从这个人物身上仍然可以看出泰国农民质朴的不愿做奴隶的反抗性格。
警察少尉隆兰这个形象也是有积极意义的。他是个正直的警官，忠于职守，维护法律的尊严。在他刚调到考特门村的时候，和日军遭遇，若不是拉亚的搭救，险些丢掉性命。他对拉亚极有好感，吸收拉亚参加了考特门村的救国会。他爱国重于生命，爱护老百姓而不顾个人的危险。他认为“人民就是国家，人民好，国家才会好”。他主张发展教育，使人民摆脱受压迫受剥削的地位。他认为法律是国家的准绳，如果不尊重法律，国家就会混乱。他目睹坤仑一伙的地方恶势力作恶多端，可他却没有动手除掉他们，他在等法律去惩治他们，但是他等了一天又一天，法律不但没有动他们一根毫毛，反过来他们却可以践踏法律，这时他对法律产生了动摇，怀疑自己的信念是否错了，他觉得还是拉亚说的“如果我们从法律那里讨不到公道和正义，那我们就应该用自己的手去夺取”这句话是对的。当他受到迫害，被调往边远山区的时候，他毅然辞去了警察的职务，放弃了和平的方法，拿起武器，用自己的行动“为人民捍卫人民的法律”，维护社会治安，保卫格良格莱的合作党竞选的安全。他和拉亚合作把一位极有势力的部长銮沙坦的亲信查拉·察检吊死在皇家田广场上，以示对恶贯满盈的坏人的警告。他和拉亚一样，认为解决泰国的社会问题不用暴力是不能成功的。
格良格莱这个人物是作者思想和主张最集中的代言人，作者虽然千方百计地美化他，但这个人物仍然是苍白的、幻想式的人物。他“身材魁梧、健壮”“胸怀坦荡、体察别人的痛苦”，憎恶吸食人民血汗的资本家，称他们为“社会的寄生虫”。他留学美国，是一位干练的工程师，后来参加了“自由泰”运动，成了考特门村抗日的负责人。
抗日斗争胜利后，他便为自己的理想奋斗，要建立一个“没有人剥削人，金钱失去了魔力，人人幸福，社会充满正义，自由得到发扬的社会”。他在国外读书时就研究过“经济合作主义”，认为这个主义是解决泰国社会问题的最好办法。他在考特门村发现了一大片无主的荒地，便决定在这儿建立他的理想国。碰巧拉亚又发现了一个金矿，这又给他提供了源源不断的资金。他的做法虽然遭到了朋友们的反对，但他却不动摇，他坚信，一个“合作之城”不久就会成功。
与正面人物相比较，这部作品反面人物写得更成功些。
坤仑原是泰南人，来到考特门地区做买卖而发家致富。他吝啬、狠毒，不甘在人之下。他雇用一大批流氓打手，谁如果不把农产品以低价卖给他，那人就得倒霉，不是被杀死，就是被烧了房子，但老百姓为了保全自己的性命却敢怒不敢言。日军占领泰国后，他用敲诈农民的办法和日军做生意，发了横财。他觉得战争对他有好处，希望战争打得越久越好。在那个地区，坤仑就是法律，连警察也在他的控制之下。他骄奢淫逸，妻妾成群。在他的影响下女儿素妮的性情也和他一模一样。坤仑这个坏蛋最后终于被拉亚及其朋友处死。这个人物可以说是泰国土地上地方恶势力的一个典型。也许是作者有亲身经历和体验吧，这个人物是真实而生动的。
帕拖拉尼泰皮塔是个政治暴发户的形象。他性情暴烈，言语粗俗，手段毒辣，在旧官场混上了“帕”的爵位（相当于伯爵）。1932年维新政变，他参与其事，之后地位更加显赫。他宣称“要把自己的身体和生命都献给国家，为国家愿意做任何事情”。但在行动上却勾结贪官污吏，营私舞弊，贩卖违禁毒品，养育流氓，剪除异己，势力极大。他的宅邸好比宫殿，良田几百莱莱，泰亩，等于中国的2.4市亩。——作者注，轿车十数辆。他的大公司垄断了不少贸易行业。他为了自己的利益，不惜采用最肮脏的手段，用贩卖鸦片、武器和造假钞票得来的钱收买选票，用暴力强迫人民投他和同伙的票。如果还不能在选举中获胜，就在选票上舞弊。为了扩大自己在国会内的势力，他收买议员。他还与“外国势力”勾结，妄图改变泰国的政体，如果成功，他就会成为泰国的第一任总统。在一个崇尚金钱和权力的社会里，出现这样的投机家和暴发户是不足为奇的。
此外，像坤仑的女儿素妮、拉亚的哥哥拉甲都是利欲熏心、视金钱为上帝、毫无信义和廉耻的人，作者对他们的刻画也具有一定深度。
然而，这部小说也很典型地暴露了作者世界观的矛盾。当他按照事实本来面目写的时候，小说对丑恶事物的揭露是深刻的，当他用自己的“理想”代替现实的时候，小说情节的发展就显得荒谬而不合逻辑了。
小说中的黑暗势力的代表坤仑、帕拖拉尼泰皮塔等人是不会放下屠刀立地成佛的。要取得斗争的胜利，必然要采取拉亚、隆兰等人所使用的暴力手段，否则他们自己就会被消灭，小说也是按照这个事物内在的逻辑发展的，但这必然否定格良格莱的非暴力的合作主义的主张，这又是作者不愿看到的。
但是，反过来也不行。作者虽然用“天赐”的办法，使格良格莱得到了无主的荒地和金矿，使他办起了一个合作主义的示范农场，但是如果写他们的党用非暴力的办法取得了政权，剪除帕拖拉尼泰皮塔这种人，泰国消除了贪污和舞弊，变成了一个没有人剥削人的理想社会，那么对照泰国今天的现实，那不是痴人说梦？读者能不笑掉大牙？这就是作者写不下去、此书没有结尾的原因。
索是一个对政治有着浓厚兴趣的作家，但是却是个迷失方向、找不到出路的作家，这部小说就鲜明地反映了这一点。他憎恶社会的不合理现象，人们相信这是真的。但是他所向往的第三条道路，即合作主义，其实并未跳出资本主义的圈子，而且是个“不能传宗接代的理想”（泰国评论家语），它不但在理论上说不通，在实践上也两次碰壁，所以，只能写在小说中聊以自慰而已。懂得一点政治经济学的人都明白，组织合作社的前提是生产者拥有生产资料，没有生产资料，还不是要受人雇佣！一个以私有制为基础的社会，怎么会有一个对劳动者合理的上层建筑？作者诅咒金钱，说它是万恶之源，但是在这部小说中却又不得不让拉亚“发现”金矿，而且是非法开采才能使格良格莱建党、办报、办农场、竞选，可见金钱并不是万恶之源，而是要看它掌握在谁的手中，用它来干什么而已。就作者自己而言，为了使其笔下的人物实现其理想，不也需要钱吗？而且钱的到来又是异想天开的！其实这部长而又长的小说不过是个乌托邦，作者把自己的理想终于写进了死胡同，这不是作者的愿望，而是一个揪着自己的头发想离开地球的人的悲剧。
索·古拉玛洛赫的合作主义小说（下）
作者笔下的泰国现实
《蓝色血》和《红色血》是两部姊妹篇长篇小说。两部作品相比较，《蓝色血》的现实意义较大，而《红色血》不过是一群财迷心窍的狂徒“夺宝”的惊险故事。主题思想没有深化，人物性格也没有发展，情节明显是臆造出来的。
作者透露，他写《蓝色血》的目的是诅咒人们把金钱视为上帝，“它成了地球20亿人的主宰。几乎每个人都愿意做它的奴隶，为了金钱，有人甘愿出卖荣誉。”“金钱成了贪婪的诱惑物，这是人一生下来就有的劣根性，它使五千年的历史充满了坏人坏事，它是使人互相排挤、争夺、欺压、厮杀的总根源。”作者提出铲除这一弊病的方法还是合作主义。
虽然这本书仍然没有摆脱浓烈的宣传气味和说教气味，但是透过作者芜杂的思想还是可以发现这本书的某些积极意义。
（1）使人们看到金钱这个资本的魔鬼怎样改变了人的本质。
比连原本是个饱受阶级压迫和剥削的穷苦农民，他和地主戴娄有杀父杀母之仇，他诚实、质朴，但是意外得到的30万铢钱却使他变了质，使他做起了富贵梦。当30万铢被人偷走，随之化为灰烬之后，他又变成了穷光蛋。可是此刻他的思想却变了，成了一个嗜钱如命的赌徒。他大买彩票，虽然中了头奖，可是由于彩票老板被打死，美梦又破灭了，于是他投入了鸦片贩子布娄的怀抱，干起了罪恶勾当。当他的羽翼丰满以后，为了自己发财致富，为了所爱的女人，又和主子布娄反目，杀死了他。为了钱，他一连杀死了七八个人，为了逃避警察的追捕，他烧了棉花库，大火蔓延到整个市场，数百户人家因此绝了生计。
如果说当初他和地主戴娄的矛盾还是被压迫者、被剥削者和压迫者、剥削者之间的矛盾的话，那么后来，他和布娄之间的矛盾主要则是无钱和有钱的矛盾，奴才和主子之间争夺的矛盾，这时的比连已经成了社会的一条害虫。
（2）揭露了黑社会赤裸裸的金钱关系。
在金钱万能的社会里，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是一种不加掩饰的赤裸裸的金钱关系，即使在同伙之间也是如此。申老板和布娄都是鸦片贩子，但是为了利益独占，他们之间进行了疯狂的争夺、报复和火并。
比连第一次贩运的鸦片就被申老板的人中途劫走。后来布娄获得了对方运送鸦片的准确地点，一把火烧掉了申老板的鸦片，使申老板亏了血本。当申老板得知布娄的小老婆甘雅要把银行的50万铢取出，便派人把这笔钱劫了下来。他们之间尔虞我诈，毫无信义。甘雅为了夺回50万铢，背叛了布娄，私自和申老板做交易，她出卖了布娄运送鸦片的情报，但得到的是一张无法兑换的银行支票。比连得知乃坎偷出了鸦片，为了把此财富据为己有，便杀了他。同伙乃本得知比连藏匿鸦片和杀死了乃坎，就想永远以此为把柄敲诈他，把他作为自己的奴隶：比连为了摆脱这种被动的处境又杀死了乃本。当甘雅摆脱了布娄藏起来以后，布娄的走狗得知她的处所便又来敲诈。人类一切高尚的东西，在这个黑社会里已经荡然无存了。
从小说中我们还可以看出黑社会里的不少头面人物都和上层人物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他们得以生存，没有权势人物的庇护是不可能的，他们之间是利益均沾的。布娄被捕，就是在他们的“关怀”下释放的。可见要铲除黑社会，不铲除上层人物中的不法分子这个温床是不可能的。
小说还塑造了几个有着鲜明个性的黑社会人物形象。
地主戴娄阴险而狠毒，他利用高利贷剥夺了比连父母赖以生存的土地，比连的父母在走投无路之时，偷拿了戴娄3万铢钱，虽然最后送回去了，但戴娄却灵机一动，说这笔钱不是3万铢而是5万，活活把比连的父母弄死。
鸦片贩子布娄是个毫无人性的家伙，他粗犷、凶猛，却又像猎狗一样警觉，他可以毫不怜惜地把自己的小老婆置于死地。任何人背叛他，都休想得到他的宽恕。
甘雅是个既损害别人又被别人损害的女人。她让人憎恶，又让人同情。她在少女时代也曾梦想读书，将来做个护士，但是由于家境贫寒，现实把她推入了火坑。她15岁就当了富人的小老婆，开始她也想做一个好姨太太，但是没人把她当人看待，她被抛弃了，从此觉得世界上没有好人。她当了布娄的小老婆以后，干了贩运鸦片的勾当。她不爱毫无人性的布娄，但又无力反抗。她爱上了比连，想致富以后洗手不干，但是仍然没有摆脱一死的厄运。她临死的时候对比连说：“我不是个幸运的人，刚刚得到爱没多久就要离开你了……从生下来我所遇到的都是痛苦和失望，我的心是碎了的。我也和别人一样需要幸福，需要荣誉……但也许是命中注定，人人都把我看成坏人，是个卖身的女人。我的心也和别人一样，也想做好事，但遇到的却都是丑事，我被逼着只能干坏事，现在我可以不干坏事了……”她是这个罪恶社会的俘虏，又是它的牺牲品，这个形象是令人深思的。
《红色血》是《蓝色血》的续篇，写了比连为了摆脱金钱的诱惑，摆脱警察的追捕，逃到了大森林，想过一种远离金钱的生活。但是在这个深山里却埋藏着一伙政客为了政变而准备的3亿铢假币，政客之间又发生内讧，他们的子女和喽啰都在寻找这笔巨款。前来追捕的警察又见钱眼开，参加争夺。比连又被拖入金钱的旋涡，最后终于在各方争夺、残杀中死去。
这两部小说诅咒了金钱的罪恶，描绘了人们在金钱面前的丑态，以及为了金钱而进行的争斗和残杀。作者对金钱的本质是清楚的，在小说中比连的父亲在临死之前曾这样对儿子说：“钱成了剥削和榨取穷人血汗的工具和武器。有钱人有赚钱的工具，穷人两手空空，只能成为有钱人的奴隶，越过越穷。”这说明作者明白在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金钱必然会转化为资本，成为剥削劳动人民的工具，以利资本家榨取剩余价值。只有改变金钱作为资本的属性，才能避免作者所描绘的灾难。但是作者明白这一点是一回事，而采取怎样的行动则是另外一回事。他不愿意把这些灾难和生产关系、社会制度联系起来，这说明他反对的并不是资本主义制度，而是它的弊端。他教给人们的办法是“远离金钱”，是“逃避”，他教导人们要“知足”，要“学会利用自然资源，组织合作社，给劳动者自己谋福利”。
索·古拉玛洛赫总是喋喋不休地兜售他的合作主义，但是无论在现实生活中还是在自己的小说里，他都找不到出路，所以他就越写越灰心，越写越绝望，到头来自己的逻辑又否定了自己的“理想”，他觉得人是战胜不了金钱的，所以在《红色血》的结尾，当书中的主角比连·本通被人杀死之时，这样写道：“他纵声大笑，这笑声是一个象征，它告诉人们，人的满腔热血是无法战胜金钱的魔力的！”
索的济世良方——合作主义的实质
既然合作主义是索·古拉玛洛赫的政治思想的核心，他有专门论述这个问题的政治文章，又在他的小说中作为主人公至高无上的理想，一有机会就大发议论，把它作为改造资本主义和抵御共产主义的武器，那么，评论作为一个作家的索·古拉玛洛赫的时候。我们就不能不探讨一下他的合作主义的实质。
合作主义并不是索的发明，他在自己的小说中透露，他是在1928年到了香港，1931年到了中国内地以后，目睹了中国贫富悬殊的现实，接触到了信奉这个主义的庄医生而接受这个主义的。对于这个主义的内容，索在自己的著作中有明白的阐述，他说：“合作主义即经济主义，产生在英国和德国，已经有120年的历史了。合作社产生在工业革命时代的卡尔·马克思著书立说反对资本家剥削的时候，马克思的目标在于消除资本家对工人的剥夺，合作社的目标在于避开和防止资本家对工人的剥削；马克思的方法是要用暴力夺取政权，改变政府使其成为劳动者的政府，是为了消灭资本家，建立共产主义国家；而合作社则不想用夺取政权的方法来建立合作主义的政府，而只是建立合作小组和机构以自助，摆脱资本家的剥削和欺压，由此可以看出，马克思的方法要用暴力强制，合作主义的办法在于引导以使其出于自愿。”
合作主义的“优越性”，索·古拉玛洛赫概括为下面五点：
一、合作主义是顺乎生活潮流的自然发展，它所以能成功，是因为并不违背人们的意愿。
二、合作主义尊重人的自由权利，不像共产主义那样把人当作奴隶。
三、合作主义不会使世界爆发战争，只会使和平更加持久和巩固，因为它尊重劳动者的自由、民主和平等。
四、合作主义最憎恶少数人对多数人的残暴和冷酷行为。
五、合作主义是尊重大多数人的尊严，最能与民主政治制度融为一体的经济制度。
索始终梦想，如果他有机会进入国会和政府，他就要实行合作主义的经济制度，可惜的是国会和政府从未向他敞开过大门。
我们考察一下历史就会知道，合作社这种劳动者或居民以经济互助为目的联合组成的经济组织确实“古已有之”，19世纪初，英国和法国的空想社会主义者欧文、傅立叶等已对合作社思想进行过宣传和实验，幻想通过合作社形式来改造资本主义。1844年英国工人曾首先创立一个名为罗虚代尔公平先锋社的消费合作社。19世纪末20世纪初又出现了一种名为合作主义的资产阶级改良主义思潮，它的代表人物是法国的季特（1847～1932）和英国的比阿特里斯·维伯（1858～1943），他们的纲领是在资本主义条件下，通过组织合作社，先掌握商业，再掌握加工制造业和农业，最后建立“合作共和国”。他们认为，人们只有生产者和消费者的区别而没有阶级差别，主张采取消费合作社兴办各种生产事业的办法，逐渐把生产资料转到消费者手中。他们反对政治斗争，强调发展合作社来解决社会问题，促使资本主义自行消亡，“和平建立社会主义”。
应该指出的是，马克思主义并不反对合作社这种组织形式，它对劳动人民的生产和消费是有其积极意义的，而且过去和现在都利用过这种组织形式，但不能无限夸大这种组织形式的功能，它虽能使社员避免一些中间剥削，却不能改变生产关系，也不能根本改变劳动者的生活状况。
在比较全面地考察了索的作品、他的思想及其发端的源头及后来的发展以后，我们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改良主义思想是很合索·古拉玛洛赫的胃口的，他的思想实质是封建思想、佛教世界观和宿命论以及资产阶级的博爱观的混合物，他十分守旧而顽固，反对一切革命，甚至连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他也反对。
应该指出的是，索虽然也自称信奉合作主义，但他的合作主义实际上已阉割了季特和维伯的“主义”，他们还梦想“资本主义自行消亡”“和平建立社会主义”，而索却和社会主义不共戴天，“资本主义消亡”他提也不敢提，然而泰国的有些学者却认为索是社会主义者，这是极大的误解。索虽然标榜第三条道路，但他却没有创造出第三条道路。索在政治上的失意虽然有很多因素，但他的思想和主张不合时代的潮流，没有实际价值，不能给劳动者带来根本的好处，因而人民不予理睬，这恐怕是最主要的原因。
世界文学发展的历史已经证明，一位伟大的作家常常是一位伟大的思想家，人们通过他们的作品可以感觉到时代的脉搏，甚至可以展望到未来。他们的作品不但给人民以极大的艺术享受，更会给人民思想上以教益和启迪。人民从这些伟大作家的成功也可以反照出索在创作上的矛盾和失误。他晚年的悲哀和绝望已经给后来的作家敲响了警钟。
长篇小说《中国自由军》内容概要
我和鲁平飞（文中所出现的人物姓名除周作人外，均为音译）是很要好的朋友。鲁的父亲家财万贯，但对儿子的管教却很严，要他勤学、爱国。我是一个穷留学生，一贫如洗，借钱到异国求学，回到泰国之后还要还债。但我和鲁平飞的友谊是深厚的。
谈起日本侵略中国，鲁抑制不住满腔怒火，表示要投身到抗日斗争中去。我回国了，但心里还牵挂着北京的朋友们。这期间我只收到过一封彭的来信。我的心始终悬着，不知他们是死了还是活着。1946年我收到了鲁平飞从美国寄来的信，并且把他亲笔用中文写的抗日斗争纪实寄给了我，下面就是他的记述：
北京沦陷之后，我参加了由学生组成的抗日先锋队，开赴上海，参加了上海保卫战。政府认为我们这些学生将来是国家的栋梁，牺牲于炮火之下未免可惜，便把我们解散了。
我脱下军装参加了上海的难民救济工作。
上海沦陷后，我们组织了少年地下组织。我们都是小孩子，多数是十六七岁，大的不超过二十一二岁。我们组织了“青年特别支队”，不依附任何人独立开展地下活动。
环境严酷，上海站不住脚，我们辗转到了北京和天津。组织发展很快，后来成员超过了两千人。我们自制炸药、燃烧弹，一举烧毁了敌人的棉花库和军服仓库。在北京，我们用钱雇用了流氓刺杀了伪警察局长。在天津，我们自己干掉了警察局长这个汉奸。我们骑着自行车用棍子击昏日本军官，夺取枪支，武装自己。在烧毁日本电影院之后，又炸毁了日本的中原公司。
我们的活动使日本人惊恐万状，同时也引起了政府的重视。他们派人和我们联系，经过谈判，达成了协议。政府答应每月提供给我们经费1200元，条件是我们把活动向他们公开，但我们不希望把自己置于他们的控制之下。
我们的活动以更大的规模开展起来。刺杀周作人（未遂），刺杀天津商会会长王子林，烧毁日本的唱片商店、天津的日本纺织厂、汉奸报纸《新民报》，枪杀天津伪银行行长郑荻恭，对各界震动很大。
由于天津的领导人老裴叛变，使三个领导人被捕，夏牺牲，车失踪，丁被捕，后被营救出来，已无法在北京继续工作，遂转到重庆，他希望政府帮助他搞中国自由军。樊被捕后逃出，在去天津的路上又险些重陷囹圄。因在监狱倍受折磨，身体很坏，转到上海休养，她后来到了重庆和丁合作。
我们的组织遭到了毁灭性的打击。王在北京，打死了四个鬼子之后英勇牺牲。天津的组织，因一个人的疏忽，在放置炸弹时忘记了书包，内有名单，致使成员全部暴露，组织遭到了破坏。北京的首脑则只有我和张了。我是独立的，但张是共产党，合作当然可以，但理想不同。我们的人几乎光了。1940年我到了上海，张去延安了。
在上海，我们旧友重逢，计划去重庆，但未能成功。于是又从香港折回上海，继续搞中国自由军。1941年成员已逾百名。我们炸了日本电力和运输车辆。
我的活动被家里发现。为了我的安全，家里对我的抗日活动进行了坚决阻拦，并给我安排好了去美国留学的道路。临行前，战友们为了送别我，以壮行色，炸了舞厅。我和林在斗争中有了感情，我怀着惜别的心情离开了祖国。
记述到此结束。
长篇小说《拉亚》内容概要
拉甲、拉亚是乃潘·叶勇的两个儿子。拉甲长拉亚两岁。家住考特门村。由于父亲乃潘被村里恶霸的打手杀害，兄弟俩只得自幼寄居在父亲的好友简伯伯家里。一次，在玩耍中，坤仑的女儿素妮不慎落水，被拉亚救了起来，可素妮当时处于昏迷之中，事后拉甲却谎称自己救了她。这一见义勇为的行动受到了洋人女教师埃拉的高度赞扬。为了报答救命之恩，恶霸坤仑出钱把拉甲送到曼谷读书。
拉亚和拉甲的性情大不相同。拉亚耿直、坚强、吃苦耐劳，而拉甲却贪财，善于投机取巧。到了曼谷，拉甲的学业没有多大长进，城里的坏东西却学会了很多。
1942年日军占领了泰国。拉亚和他的朋友卡丁、甘非常痛恨日本人，于是便和隆兰警察少尉、銮包里班·巴查春、留美年轻的大学生格良格莱一起组成了“考特门救国会”，这是“自由泰”运动的一个分支，从事对日军的骚扰、破坏活动。但是拉甲却站在了坤仑一边，和日本人做生意。他们从农民那里低价收购农产品，巧取豪夺，转手卖给日本人，不但支援了日本的侵略战争，自己也大发了国难财。坤仑牢牢地垄断着这桩买卖，很快暴富起来。
1945年日本投降，战争结束。拉亚转而与贪赃枉法的政客、压迫剥削人民的垄断资本家进行斗争。他杀死了与他有杀父之仇的坤仑和他的几个打手，为了躲避警察的追捕，和他的情人一起逃到了山里。
隆兰警察少尉受势力人物——政府的一个部长帕拖拉尼泰皮塔的人迫害被迫辞职。他对于法律不能保护人民的利益、不能维护正义深表遗憾，因此又和拉亚合作，建立“黑色特门运动”，专门铲除坏人和卖国政客。他们所做的第一桩事就是在皇家田广场的一棵树上吊死了帕拖拉尼泰皮塔的亲信警察中尉查拉·察检，但格良格莱却不赞成他们的这种做法，他主张用和平、民主和非暴力的手段进行斗争。
一天，拉亚和他的伙伴在一个偶然的机会在竹篮山后的小河里发现了金子，这使他们喜出望外，偷偷开采以后，便给格良格莱提供了足够的资金，使他建立起一个“合作城”，他要用事实证明“合作主义经济”是适合泰国国情的。
帕拖拉尼泰皮塔、昆德、拉甲和素妮勾结起来贩卖鸦片、走私大米，与外国人合伙制造假币、贩卖武器。帕拖拉尼泰皮塔为了发更大的财，扩充自己的势力，决定参加选举。他们贿选，利用流氓镇压反对派，印刷假选票，并且勾结外国势力，计划推翻泰国政府，如果成功，他就会成为泰国第一任总统。
格良格莱所建的“合作城”并不太平，它常常受到帕拖拉尼泰皮塔一伙的骚扰，于是他便想用政治手段保护自己，决心从事政治活动，想通过竞选议员，把自己的经济合作模式变成国家的发展计划。他把自己建立的党命名为“人民合作党”。在竞选过程中他又结识了勒·里梯仑，成了他宣传上的主力，而“黑色特门运动”则负责保卫工作，以防帕拖拉尼泰皮塔的捣乱破坏。
《拉亚》是一部有头无尾的长篇小说。第五卷写到拉亚和隆兰一起出动，侦察“M18”，以便弄清它究竟是什么组织，但隆兰却被“M18”抓走，拉亚正和格良格莱商量设法营救隆兰，以便继续在巴真府竞选。
长篇小说《蓝色血》内容概要
布鲁·本通和比连·本通父子受到陈老板的残酷欺压，一笔高利贷便夺走了布鲁赖以活命的土地。在走投无路的情况下布鲁偷了陈老板3万铢钱，最后虽然主动送了回去，但却遭陷害，陈老板说他放到那里的钱不是3万而是5万，警察与陈老板合谋，活活把布鲁夫妇弄死。
比连失去了双亲，发誓报仇，但在潜入陈老板家里的时候却意外地听到陈老板的第六个小老婆和鸦片贩子私奔时的谈话，比连静静地观察他们的动向，可后来他俩由于慌乱却意外地掉到河里，双双淹死。比连不费吹灰之力，得到了留在汽车里的30万铢。这笔巨大的财富使得朴实的比连坐卧不宁，想入非非。但是由于做事不密，一切都被乃每看在眼里。乃每偷走了这笔巨款乘汽车出逃，但碰巧汽车失火，30万铢化为灰烬，这对比连好比五雷轰顶。他在一夜之间暴富，又在一夜之间重新成为穷光蛋。但是比连的心却再也不安分，再也无法收回来了。虽然邻居娘曼、塔娣母女一再劝他安心种田，以农为本，但他置若罔闻。比连终日做着发财梦，他大买彩票，居然中了头奖，但是由于彩票局老板舞弊，众人闹事，将彩票局捣毁，老板被打死，头奖分文未得。
比连成了一个流浪汉，来到曼谷，遇见了鸦片贩子布娄。发财的强烈欲望使他和布娄一拍即合，做起了鸦片生意，布娄有一个小老婆名叫甘雅，比比连大几岁，是个被蹂躏、被践踏的女性。她干的是害人的职业，自己也从未尝到过做人的尊严，比连身上所残留的一点真诚和质朴唤起了她的爱情。甘雅和比连准备弄一大笔钱之后便离开布娄，洗手不干。
一次布娄做了一笔“大生意”，贩运鸦片20吨，由于甘雅和布娄的对手做了一笔交易，鸦片大部分被警察没收，比连从中私藏了20箱。鸦片贩运的意外失手、比连和甘雅的行动引起了布娄的怀疑和警觉，在回曼谷的火车上布娄正想抓住比连偷鸦片的把柄，他伸手掂了掂比连的旅行包，此时警察恰好赶到，人赃俱获，布娄被带走了。
布娄的被捕，使比连和甘雅获得了自由。他俩卖掉偷出的鸦片，得款30万，在曼谷安顿下来，准备挣到百万以后洗手不干。但是比连的鸦片生意没有成功，却得到了在政界人物干预下布娄被释放的消息。比连、甘雅十分惊慌，虽然他们几次易地而居，但布娄还是找上门来。在一场生死决斗中比连打死了布娄及其随从，但甘雅也中了一弹，她怀着对比连的依恋和对往日生活的忏悔死去了。
比连成了被警察追捕的对象，但他绝处逢生，一位洋人基督教神父救了他，告诉他：金钱是毒药，应该远远地离开这个东西。比连回到自己的故土三盘，爱着他的姑娘塔娣一直在等着他，为他分忧。
比连打死了与他有杀父之仇的警察，走进了金钱丧失魔力的森林。
长篇小说《红色血》内容概要
比连为了逃避警察的追捕，逃进了大森林。
在森林中比连遇到了两伙人，一伙以瓦查莉为首，另一伙以銮勒里·德来帕为首。瓦查莉是銮春拉塞松堪之女，其父是个妄图夺取政权的政客。本来他要与銮勒里“共图大业”，但却遭同伙的暗算，死于森林。瓦查莉率领她的忠实下属乌迪来到森林寻找父亲。銮勒里和他的儿子来到大森林却是为了寻找銮春拉塞松堪生前所藏匿的3亿假钞票。瓦查莉遇见銮勒里一伙，知道父亲确有3亿铢假钞藏于森林，顿起贪心，想尽办法要把銮勒里和他的儿子帕德除掉，而銮勒里和他的儿子帕德也正是这么干的，所以在寻找这3亿铢假钞的过程中便演出一幕幕各耍阴谋诡计，互相争斗和残杀的丑剧。
比连来到大森林的本来目的是避开金钱，改变自己的生活，但金钱却像毒蛇一样缠绕着他。瓦查莉通过比连的朋友乌迪前来说合，如果比连加入她的一伙，日后夺得政权将给他自由。但是后来比连却意外地被警察巴朗逮住。巴朗得知山里有钱，自己也放弃了警察生涯而做起了发财梦。
3亿铢假钞巨款首先被銮勒里一伙发现，接着瓦查莉一伙也发现了其埋藏地。瓦查莉为了阻止别人“盗宝”，把藏钱的洞口炸塌，却引出了大水灌满山洞，眼看巨款付诸东流，于是势不两立的两伙又重新合作，把钞票抢救出来，放在只有一条路可通的悬崖峭壁之上。
日子一天天过去，食物和水一天天减少，于是发生了一场残杀和争夺，最后只剩下了瓦查莉和比连。瓦查莉想自己独占，寻找机会除掉比连，瓦查莉正举枪向比连瞄准的时候，过去的警察巴朗驾直升机赶到，他用机枪扫射，打死了瓦查莉，救了比连。比连告诉他3亿铢假币藏匿的地方，巴朗为独占这笔钱，又把比连杀死。
玛纳·詹荣的短篇小说成就
玛纳·詹荣（1907～1965）一生写了《欢快的魅力》《善塔明》《仇恨的奴隶》《暴风雨》《虎鲨》《铁鱼叉》《环流的海》《凶徒》等20部长篇小说，短篇小说近300篇。其中的精华之作都收在蓬拉潘甘平出版社1987年出版的8卷本的短篇小说集中。1930年的处女作《患难与共》和最后的绝笔《老师》也都是短篇小说。他在这方面所取得的成就不但远远地超过了本人的长篇创作，在泰国现代文学史上也占有重要的地位，被尊为“短篇小说之王”。
玛纳·詹荣在短篇小说民族化上做出了最杰出的贡献。他不模仿别人，也从不“借用”西方文学作品的情节，而模仿和“借用”在泰国现代文坛上并不是十分罕见的事情。
玛纳·詹荣的作品有着浓重的乡土特色和鲜明的民族风格，这和作家的审美意识、创作才能有关，但更重要的一点是他熟悉泰国社会，熟悉生活，积累丰厚，体察入微，这又和他的丰富经历不无关系。
玛纳·詹荣出生在佛丕府的一个律师之家，中学毕业后曾从事过多种职业，他的罗曼蒂克爱情史不加修饰就是一部相当有趣的长篇小说。他当过法庭的书记员、乐队的领班、教师以及打字员，种过棉花和椰子，办过合作社，当过报社的记者、编辑，最后的十年才从事专业创作。他喜音乐、爱旅游、善交友、贪杯中物，为人诚恳豁达，这种性格特点又使他更能了解和接触下层人民。
玛纳·詹荣小说的背景常常是乡间的高脚屋、集镇的小酒店、破烂码头的咖啡馆以及城里的贫民窟。他的笔下当然不乏高官显贵、作家、艺术家、知识分子，但写得最多的还是农民、伐木工人、乡间的女人、青年以及流氓无产者。这是不同于曼谷上流社会的另一个世界。他们渴望自由和幸福，但是贪官污吏，地方上的区长、村长等恶势力却是他们头上的一座山；他们质朴，但也有不少恶习和劣迹；他们富于反抗精神，但是砍砍杀杀却多是为报私仇；他们简单、淳朴，却又常耍些小诡计；这里被“文明”遗忘，但又常受城里“文明”的袭扰。
玛纳·詹荣的作品既无说教也不点题，他好像信手拈来一个故事，一边呷着咖啡，一边讲给你听，结论由你做出，而形式却又是活泼多样的。
《县长助理》讲了这样一个故事：年轻的县长助理一表人才，为官清廉，没有积蓄，结婚时犯了难。要想得钱，只好下水，开始接受贿赂，但在藏匿欣婆婆掉落的项链时犯了事。事情是这样的：欣婆婆来交税，不慎抖落了纸包里面的价值4万铢的项链。趁这个女人不注意，他用脚踩住了项链，待女人走后，他拾起来，然后装着肚疼回家藏好，可这一切都被一个文书看在眼里。原来这根项链是府尹夫人借来的，因为锁扣不好用，才叫欣婆婆的丈夫修理，项链的真正主人是部长夫人。府尹闻之大怒，要严厉处罚县助，夫人连忙制止。提醒他县助还管着17个区的选举拉票任务……小说的主题显然是暴露官场的黑暗和腐败的，但是作家却不动声色，用了喜剧的漫画式的夸张手法，用一条金项链的案子道出了县长助理、府尹和部长大人之间盘根错节、互相依存的关系。
《死擒》是一个追捕逃犯的故事——活捉当然最好，捉个死的也未尝不可！小说在高潮到来之前做了铺垫。开始写的是一群从事伐木苦役的囚犯生活，他们为思念妻子和疟疾所苦，引出了一个38岁的名叫乃蓬的囚犯，叙述了“我”和他的友谊以及他对一个山民姑娘的爱恋。当一个管理犯人的小头目、24岁的巴硕也看上了这个颇有姿色的姑娘时，冲突就不可避免了。盛怒之下的乃蓬打了巴硕，乃蓬便不能不逃走，从而引出一段扑朔迷离的追捕。一天夜里“我”击伤一头野兽，从而引出了故事的结局——“我”想得到一张兽皮，然而令人万分惊诧的是发现了因为疟疾和饥饿倒毙了好几天的乃蓬的尸体。读完了这篇小说我们不能不得出这样的结论：真正的凶犯是仗势欺人的小头目巴硕，因为是他夺去了乃蓬的心上人。
《洋人的保姆》使一个侍候洋人的女佣哄骗洋人、欺侮同伴、占尽小便宜的诡计多端的人物形象跃然纸上，而写洋人的颟顸也令人拍案叫绝。《过路钱》写一个费尽了千辛万苦找到一份差事的杂役，面对处长交来让他送给别人的1000铢钱，手足无措，手上像攥了一团火。全篇紧紧围绕这1000铢展开矛盾和冲突，把一个不名一文的穷人的心态和性格写得有血有肉，令人同情。《我们的家》写了三个人物，面对强占家门的坏蛋、丈夫虽满腔怒火，却战战兢兢，百依百顺。倒是妻子战胜了坏蛋，她的话掷地有声：“这是我的家，如果我保护不了这个家，还不如死了好！”作者把气焰万丈的坏蛋、贪生怕死的丈夫和豪气逼人的妻子刻画得十分动人。《爱的原野》写了一个腿有点跛却有几分姿色的孤苦少女，成了村里青年泄欲的对象。她的肚子里怀了村长儿子的孩子，但村长一家却不认这个孩子，最后不得不投河自尽。作者把少女爱护腹中的胎儿的母亲情怀和她的自轻自贱、甘愿受人作践的扭曲性格刻画得令人一赞三叹。玛纳·詹荣还有许多短篇小说是写村民赌博的，他们像是着了魔、发了疯，有的倾家荡产、夫妻离散；有的杀人越货、走入牢房……
20世纪60年代正是泰国经济起飞的时期，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和经营方式以及西方文化入侵，农民大量破产。玛纳·詹荣这一时期写的以农村为题材的作品中大量出现了游手好闲的青年、牛仔裤、唇膏、墨镜、流行音乐和扭摆舞，以及他们对享乐、金钱不择手段的追求。地主的纨绔子弟在城市过着醉生梦死的生活（《浪荡荷花》），农村姑娘被骗到曼谷拍裸体照、卖淫，糊涂的老子居然引用谚语说“好女落水冲不走，跳进火坑烧不焦”（《田间女流》《女朋友》）社会处处是陷阱，骗子把老头诓到曼谷却说出国游了一趟马尼拉（《森打康》），人们用各种骗术捞钱，甚至不惜欺骗自己的父亲（《佛像恩人》《相会在纽约》）。透过玛纳·詹荣的小说人们可以看到，泰国的经济起飞和社会道德的跌落是同时出现的，暮年的玛纳·詹荣甚至比有些青年作家更敏锐，人们不能不佩服他对社会的深刻洞察力。
玛纳·詹荣的小说之所以有乡土气息和民族风味，语言的魅力是个极重要的因素。他博采民间口语，加以提炼，既喜闻乐见，又生动活泼，具有鲜明的形象性。比如他对阿扁的丑是这样描绘的：“鼻子扁得几乎和脸一样平，一副招风耳好像插在船上的两只桨，一边的眼珠子冒出来，一边的眼睛却眯成了一条缝，眼眉几乎是一根毛也没有。”（《阿扁》）写一个农民的大惊失色用了这样的语言：“他的脸一下子变得煞白，好像在开水里炖过的鸡。”描写酒徒受着戒酒的折磨，一见酒精神便立刻为之一变：“每人两三口酒下肚，哪还怕什么神仙、魔鬼！浑身瘫软被一扫而光，就好像一觉睡足，早晨被人叫醒，浑身是那么健壮而充满了活力。戒酒的谎言成了一句废话。声音不再嘶哑，变成了高声大嗓，耷拉的眼皮抬了起来，口渴的感觉也不见了。他开始觉得饿了，肝功能也变得活跃起来。”（《崔回》）对话也极符合人物的身份，写农民的对话没有知识分子腔：“饭店那玩意儿咱也不会住。头等饭店冒出来，快得像蘑菇。那些听差打扮得就像大官。”（《达廷》）“黑的时候就黑得像块黑布，亮的时候就亮得好像天上点了千盏万盏汽灯。”
笔者很难把玛纳·詹荣归在哪一类的作家群里。他的作品兼有现实主义、浪漫主义和通俗小说之长，雅俗共赏，但贴上哪家的标签对他都不合适。他的小说没有浓墨重彩，没有扣人心弦的情节，但平淡无奇的生活在他的笔下却能显示出意义和韵味；他从不直统统地去写压迫和剥削，但透过幽默诙谐的笔调却能看到血泪的人生；他的小说没有程式，也不遵从一定之规，仿佛是信马由缰，娓娓道来，但写出了惊人的真实。而这些艺术效果的出现又源自一点，那就是玛纳·詹荣始终把刻画人物放在短篇小说的中心地位。这些人物的经历、遭遇、命运、心理和性格既有其地域的特点，又有泰国的普遍性，从而也让人们看到了复杂的泰国现实生活和时代特点。
青年作家的崛起及其作品的特征
自1957年、1958年沙立两次政变，到1973年他侬、巴博政权被推翻，在长达17年的时间里统治泰国的是军事独裁政权。沙立所组织的政变军事独裁机构“革命团”的第17号公告完全剥夺了人民的自由民主权利。沙立上台后就装模作样地起草新宪法，直到1963年他死的时候也没公布，“起草”整整用去了11年的时间，这就是说此期间泰国是无基本法可依的。
沙立的死还使泰国的政坛爆出两桩罕见的大丑闻。第一桩是沙立生前搞来了一百多个野老婆，她们大多是美女竞赛的美女、中下级军官的女儿、演艺界的明星等，一位专职秘书负责她们的“福利”和定期发放“银饷”。有的记者说沙立的“夫人”总共108个，大概是借用了《水浒传》一百单八将的“吉祥数字”，确切的谁也搞不清。第二桩是沙立利用职权鲸吞国家公款，大肆收贿、贪污。沙立一咽气，众“夫人”便展开了一场旷日持久的争夺遗产的“战争”，一时间沸沸扬扬，报纸上整天登的是这些消息，众夫人情急之中说话也不能不漏嘴，贪污的事也便“泄露”出来，舆论一时哗然，当政者不得不“调查”一下，公布的贪污数字是5亿多铢。沙立的继承人是他的下属和同伙的他侬、巴博，揭露沙立也等于他们揭露自己，所以究竟贪污多少只有天晓得。不过通过这件事老百姓也看清了统治他们的当权者是何等样人。
政治上的高压，换来了国内暂时相对的稳定。在经济生活上，由于美国在泰国建立军事基地和越南战争的刺激，以及对外资的吸收，使泰国的经济慢慢起飞，公路网形成，电讯业的发展缩短了国内国外的距离，工厂、银行、高楼大厦平地而起。城里出现了暴发户，贫富更加悬殊；限制拥有土地限额的法律被取消，富翁纷纷购置土地作为产业，无地农民增加，封建生产关系进一步解体，大量破产的农民流入城市，充当苦力和妓女。曼谷的人口就从战后的180万增加到400万。城市经济的发展虽然带来了繁荣，但也产生了种种问题。社会矛盾进一步加剧。表面上的平静实际预示着一场暴风雨即将来临。
青年的苦闷、觉醒、不满和反叛是20世纪60年代泰国最引人注目的社会动向，这一思想潮流的发展直接导致了把他侬、巴博政权赶下台的1973年10月14日运动的发生。青年学生的这一动向表现在文学上，是校园文学团体创作内容上的变化和一大批反叛青年作家的崛起。
1962年《社会学评论》问世，在创刊号上发表了昂堪·甘拉亚纳蓬的处女诗作。他的诗针砭时弊、讽刺辛辣，又不拘泥于格律，社会反响很大，但褒贬不一。这家杂志思想激进，开展了认真的政治、社会评论，是一面旗帜，对当时的学生运动和文艺创作起了指导作用。他们还搜集青年作家不满现状的作品，印行了《保利塔塞瓦纳》丛刊，又出版了该刊的学生版，培养了高莫·琪通、朗善·他纳蓬潘、派吞·信拉腊、维猜·措维瓦、贴西林·素卡索帕等一批青年评论家。
《文艺》丛刊是几所大专院校的学生创办起来的，起初不过是诗人、才子显示才能、开展诗歌竞赛、举行文学联谊活动的园地，但1963年后却出现了几位短篇小说作家，创作数量虽不多，但是却反映了时代的某些特征，这些作家是素帕·尼拉派拉、都拉雅贴·素婉娜金达、班·春尼盖、帕迪·森玛困拉沙、维尼猜·考颂南等人。
《七院校》创办于1963年，它对当权者的批评相当尖锐，首次发出了反对美国侵略越南的声音，造就了一批像甘帕鲁·蓬沙、帕亚维秦、巴潘·奔沙维、讪冷·康帕乌等短篇小说作家。1967年法政大学出版了《灰尘》《太阳》杂志，这是“新月”团体形成的起点。他们认为欧·亨利、莫泊桑的短篇小说写法已经过时，在创作上以战后西欧的现代派为榜样，用存在主义、意识流和半超现实主义的手法表现其与社会的离心倾向，其代表性的作品如尼空·来亚瓦的《树上的人》、素拉猜·詹提玛吞的《干旱与贫穷》、维特亚功·强恭的《通向死亡之路》、素查·沙瓦西的《玩具火车》、维沙·坎塔的《凶残的日子》等。在同一时期，艺术大学的素吉·翁贴、坎猜·本班等人出版了《栋梁》杂志，培养了一批诗人和小说家，使素婉妮·素坤塔、纳隆·占良、玛纳·占良、玛纳·沙亚拉、瑙瓦拉·蓬拍本等人获得了声誉。
这一时期学生创办的杂志相当多，重要的还有《金链》《百姓》《经典》《白祸》《绿祸》《隆方》等，文学团体有“新浪潮”“少年佳丽”“纳顿姆会”“咖啡会”“塞塔坦姆”“瓦拉查塔会”“文学艺术会”等。
20世纪60年代崛起的一批青年作家对文学的贡献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是打破了文坛的萎靡之风，使文学创作特别是短篇小说和诗歌的创作重新贴近现实。他们大多采用现实主义手法，也有人运用现代派手法，力图使自己的创作和50年代的进步文学相衔接，作品的内容比较坚实，有一种批判的锋芒。二是他们的作品反映了其他作家没有反映或不屑于反映的广阔的社会生活领域。如反映农村贫困、破产和抢劫横行的，有西沙·纳帕拉的《抢劫》和阿萨西里·探马错的《祸不单行》；反映政府对农民盘剥的有素吉·翁贴的《光老头并未放光》；反映农村少女流入城市充当妓女的有川·拉达纳瓦拉哈的《按摩女郎》；反映城里人们的精神状态的有马纳·沙亚拉的《灰色世界》；反映行贿和环境污染问题的有羌申·拉西占的《臭水味香》；反映城市水上人家赤贫生活的有尼米·普密塔温的《湄南河的波涛》；反映贪官污吏对人的残害的有查查林·差亚瓦的《小城轶事》；反映农民新的价值观和反对干涉老挝的有讪冷·康帕乌的《冬卡苏系列小说》；反映青年对越南战争观点的有《花儿消失到哪里》等都可以说是有代表性的杰作。
20世纪60年代崛起的这一代青年作家，其立足点、文学主张和创作手法并不完全相同，但在主要倾向上却是大体一致的。他们都对专制统治的禁锢政策、教育制度不满，强调年龄隔阂即“代沟”，对社会有一种离心倾向，后来又发展为反对政府插手越南战争及干涉老挝，反对美国在泰国建立军事基地，反对日本的经济侵略，主张承认中国，最后发展成为全面反对军事独裁统治。这些青年作家的创作虽然在艺术上还不很成熟，还无法与畅销小说作家一争短长，但对文坛风气的转变还是起了重大作用，他们之中的不少人在后来的岁月里成了文坛上的名人，对泰国文学的发展做出了更大的贡献。
通俗小说向现实主义的靠拢
通俗小说向现实主义靠拢，发生在20世纪60年代的中后期，这是继青年作家的崛起影响泰国文学发展，特别是长篇小说发展的又一重要潮流。
1957年“文艺为人生，文艺为人民”的文学被打下去以后，统治文坛的是消遣文学。这种文学的作家又可以分为两大派，一派是为畅销刊物撰稿的走红作家，他们之中的绝大多数又是女作家，作品以爱情小说为主，反映的多是上层社会、中产阶级家庭日常生活。另一派是《沙炎叻》系统的作家沙炎叻系统主要指的是《沙炎叻报》《沙炎叻评论周刊》和沙炎叻出版社，是克立·巴莫等人出资的刊物系统。——作者注，这是泰国商务有限公司解体之后形成的作家阵营。他们接近上层，又处于在野的地位。这两类作家如果从作品的形成上看，区别在于，前一类作家强调作品的通俗性与趣味性，因为他们的连载小说要有众多的读者才能生存下去；后一类作家的生活还有其他来源，没有多少后顾之忧，注重艺术上的精雕细刻，在语言的运用和表现风格上喜欢标新立异。但如果从内容上看，两者则没有多大区别，60年代中期以前没有出现有重大意义的作品。
通俗小说向现实主义的靠拢，发生在60年代中期以后有三方面的原因。
一是社会生活本身的变化，这是非常重要的。这一点在前面两节都有叙述。通俗小说作家一向以城市生活为背景，城里贫富鸿沟的加大，社会风气江河日下，失业、犯罪、黑社会的猖狂活动以及妓女，成了光彩夺目的繁荣之下所掩盖的社会癌症，通俗小说作家也不能闭目塞听。军事独裁的高压统治以及他们贪污腐化的暴露摧毁了中产阶级对他们仅存的幻想，作家的笔很难避开这一社会现实。
二是青年作家的崛起，他们的作品和评论对通俗小说形成的“压力”和影响。青年作家的取材都是社会最为关注的问题，这和通俗小说作家无关痛痒或消费人生的小说形成了鲜明的对照。青年评论家对通俗作品发动了猛烈的攻击，说它们制造幻想，麻醉人民，使文学作品回到了1932年以后梦幻文学的时代，作品的主人公不过是把贵族的爵位变成了归国的留洋博士的头衔，把这类文学作品冠以“腐水”文学的“雅号”，意思是说其内容不过是腐败发臭的陈词滥调。对于这种批评虽然有些作家置若罔闻，但对良知未泯的作家却仍然是一种极大的震动。
三是文学评奖活动对创作的促进。自1968年始，原东南亚条约组织设立了文学奖，评选工作由各国自行决定，冠以国际奖的名义统一颁奖，这是当时泰国文学的最高奖赏。它的名义虽是官方的，但是具体的评选工作却是由民间，即文学研究学者、评论家、大学教授等组成的委员会完成的。他们以作品的内容是否富有建设性和艺术品位的高低作为取舍标准，是比较客观公正的，这一取舍标准对文学的发展是有影响力的。历年获奖的作品有格莎娜·阿速信的《人类之船》（1968年）和《日落》（1972年），牡丹的《泰国的来信》（1969年），素婉妮·素坤塔的《甘医生》（1970年）。上面这些作品都是反映社会问题的，在艺术上也达到了较高的成就。被提名和候选的也大部分是这类较好的作品。1972年泰国图书馆协会在国际图书年也举办了文学评奖活动，获奖的长篇小说是西法的《生活的十字路口》（1972年）和《弃儿》（1973年）以及素婉妮·素坤塔的《爱的翅膀》（1972年）。评选活动使通俗小说的内容和手法都悄悄地发生了变化。作品有了社会意义，人物也较为真实，有些作家还突破了善恶有报的宗教观念，贴近了现实。
通俗小说的这种变化我们可以从走红的女作家的几部具有代表性的作品看得很清楚。
格莎娜·阿速信的《落日》以一个利欲熏心、野心勃勃的董事长的秘书拼命向上爬，最后弄得道德沦丧、精神崩溃的故事为主线，展示了经济起飞时期泰国社会，特别是一部分中产阶级人物的生活和心理，同时鞭挞了上层社会权势人物的贪婪、腐朽、狡诈、荒淫和无耻，揭示了那种病态社会里所产生的一群病态人们的内心世界，是一部较有社会意义的优秀之作。
小说的主角索拉万是一个出身卑微，然而却梦寐以求挤入上层社会的典型人物。他自幼贫困，却害怕贫困，他读完了大学，也就有了向上爬的基础。他天赋聪敏，仪表堂堂，办事干练、彬彬有礼、善于奉迎，深得主人的青睐，成了他向上爬的条件。虽然身为秘书，却是主人工作上的“全权代表”，又是他私人的管家。他不管人们的非议，我行我素，像藤萝一样攀附权势。正在他前程似锦之时，不巧上司暴病身亡，使他不得不另作打算。他虽然早有所爱，却接受了上司遗孀薇图的爱情，和这个年长他许多的女人秘密同居。薇图希望通过自己的努力，提高索拉万的社会地位，使之与自己相称，然后再正式结婚。但索拉万为了谋取更高的位置和地产，却以30万铢的高价把她奉献给了权势人物“乃”，随后又设下圈套抛掉她，而去追求心目中的人。当一切真相大白，索拉万的面目被揭穿之时，他竟以“没有法律根据”“从来没有答应正式结婚”为借口，拒绝承认他们事实上的夫妻关系。索拉万的意中人彻底了解了他的为人，理所当然地抛弃了他。这位身败名裂的“明星”第一次感到了自身的空虚。他在黑夜里踽踽前行，觉得心中的太阳已经陨落，活着正像死去了一样。他的挣扎、追求是一场幻灭，然而他还希望有朝一日太阳能够重新升起。
小说中所塑造的显要人物“乃”（在泰语中此字本身就有“主子”之义），让人想起了某些“当朝”人物。他认为人的本性就是自私的，他从来不要没有主的东西。他的乐趣在于抢夺别人的妻子。他乐于看到妻子被别人占有时丈夫所表现出来的痛苦神情，他为战胜了所有男人而感到自豪和幸福。他挥金如土，喽啰众多。索拉万需要他的保护，他也看中了索拉万的“才气”，而他极力促成索拉万和薇图的婚姻，目的却在于强占薇图。他似乎可以主宰一切，他的意志就是法律，金钱是他可以为所欲为的法宝。小说极鲜明地勾画了这个拥有权力和金钱的暴发户的肮脏灵魂和丑恶嘴脸。
除了主要人物外，小说还塑造了一群病态人物的形象：查纳出卖妻子而获得商业上的特权；莎维加一面自己当姘妇，一面设计圈套，拉人下水；老年女人“坤”（在泰语中此字是加在人名前的尊称）为了自己的私欲，蓄养自己儿子的一个朋友作秘密小丈夫。他们精神空虚，挥霍无度，追求着权力和金钱，互相争夺、倾轧。他们虽生犹死，在社会上散发着臭气；他们损害别人，但自己也逃不脱被污辱被损害的命运。他们内心里也憎恶像“乃”这样的权势人物，但为了自己的利益又不能不依附着他。他们性格的两面性正好说明了他们政治、经济地位的不稳，从而反映了泰国社会生活的一个侧面。
与这些人物相对照，作者还塑造了坦娣和她父亲的高洁形象。他们出淤泥而不染，有理想，有道德，不畏强权，甚至敢冒“乃”的虎威，这也许就是作者心目中的理想人物。
格莎娜·阿速信是泰国文坛享有盛誉的女作家，原名素甘雅·春拉舍，1931年11月27日生于一个律师的家庭。在下皇后中学毕业后，入法政大学学习商业与会计，但没有毕业，后在农业部渔业厅图书馆任馆员，因写作繁忙于1969年辞去公职成了专业作家。1946年发表第一篇作品。她至少用过四个笔名，前期多用“甘查拉”，1958年第一次使用格莎娜·阿速信这个后来用得最多的笔名。作为专业作家，格莎娜也许是泰国最勤奋最多产的作家，现在她已写了长篇小说200多部，短篇小说100多篇，诗歌十余部（首），有时她竟同时写6部长篇在杂志上连载。获奖也许是最多的，除上文提到的外，1974年长篇小说《主根》获得了泰国书籍出版与销售协会的鼓励奖。长篇小说《雨季的梦想》《换叶树》《转向的风》《无足轻重的家》《冷火》分别获得了全国书籍周的鼓励奖。她的作品至少有6部被搬上了银幕。
格莎娜·阿速信擅长描写婚姻、爱情和家庭生活，对中产阶级的人物和精神面貌十分熟悉。20世纪50年代她的作品虽然也不少，但大多是些大悲大喜、大开大合、大起大落、热热闹闹的通俗小说，影响不大。60年代中后期却向现实主义靠拢，自那以后泰国许多社会的重大问题在她的小说里都有反映，读她的小说已感到有些“沉重”了。
素婉妮·素坤塔（1931～1983）的《甘医生》写的是一个农村医生的不幸遭遇。
甘医生的少年时代是在泰国最贫穷的东北部度过的，那里缺医少药。在曼谷读完了医科大学的甘面前有现成的两条路，一条是到国外去当医生，能赚大钱；一条是留在城里，工余时间可以自开诊所，收入不菲。但他却毅然地抛弃了安逸的生活，心甘情愿地回乡做一个穷苦的农村医生。甘在大学毕业前夕，认识了哈勒泰，一见钟情。她是个小店主的女儿，容貌出众，一个纨绔子弟多蒙正在追求她，但她却出人意料地选择了甘。多蒙对自己在情场上的失败并不甘心，他预言没有金钱支持的爱情是不会长久的。
甘和他的妻子双双来到穷乡僻壤的东北部的一个县城。哈勒泰并不真正了解甘，因而也不能成为他的事业的积极赞助者，她只是凭着对丈夫忠厚品格的信任，一种朦胧的理想的冲动和他结了婚。但农村的现实粉碎了她美丽的幻想。这儿荒凉、穷苦、生疏、寂寞，一切都要自己动手，这对于过惯城里生活的人真是困难重重。她开始还感到新鲜，渐渐便感到乏味而难于忍受，而母亲也因女婿不能赚大钱，态度随之改变，这无疑也影响了她。于是，她以探望母亲为名，离开了农村，离开了丈夫，独自回到曼谷。
甘医生工作的县里是个暗无天日的王国。县长为非作歹，豢养流氓，贪污受贿，大开赌场。他薪金不多，子女却全部到美国留学。公安局长醉醺醺，打死人如同儿戏。警察强奸民女不以为耻，反以为荣。老百姓过的是另一种生活。这儿不是旱就是涝，每次洪水更是一场浩劫，加之毒蛇麇集，百姓常常死于非命。
甘医生的工作十分辛苦。这儿只有他一个医生，而病人却极多。在卫生事业上他得不到任何支持。虽然他抱着为穷人治病的宗旨而不管“闲事”，但恶势力并没有放过他。他行动无自由，事事受监视。因为他不肯同流合污，没有把公家的药棉给县长的家人做汽车的坐垫，就得罪了上司。甘救不了县长心腹恶棍的一条狗命，便成了他们的眼中钉。县长被调动，他便疑心是甘医生告了他的状，无端地迁怒于甘，下决心要把他除掉。
哈勒泰回到曼谷，好像回到了另一世界。看到昔日的同学生活阔绰，工作如意，有些悔不当初。一天，她和多蒙出游，他酒后驱车，发生车祸，哈勒泰受重伤，记忆力长时间不能恢复。甘医生闻讯赶来曼谷，多蒙却喧宾夺主，全然不把他放在眼里。他为了彻底排除夺取哈勒泰的障碍，买通了卫生部的高官，委派甘医生出国“考察”，甘医生不知底细，难以放弃自己的理想和乡下的工作。终于恢复了记忆力的哈勒泰也赞成丈夫出国深造。他踌躇不决，想先回乡下几天，回来再做决定。
在一个阴森的暗夜里，县长指使的人早已埋伏在甘医生必经的渡口上。枪声响处，甘医生倒在血泊里。
过去的通俗小说包括素婉妮自己的作品基本上是避开现实玩着好人与坏人、爱情与财产的游戏，结局当然应该皆大欢喜。但甘医生的故事却不会让人做起玫瑰色的梦了，它让读者看到了某些地方政权的腐败和黑暗、农民命运的悲惨、曼谷与乡下两个世界的天壤之别。谁读了这样真实的作品都会深思的。现实主义的内容，又融汇了通俗文学的一些手法就使它成了20世纪70年代初轰动泰国文坛的作品，成了迎接1973年10月14日运动的一部作品。
本书的作者素婉妮·素坤塔是位著名女作家，1931年生于彭士洛府，在艺术大学美术系毕业后在该校执教多年，同时给报刊插图作画。1965年开始文学创作，从此作品不断，很受读者欢迎，《甘医生》给她带来了巨大声誉。1983年由于座车被抢她起而反抗被小流氓杀害。她写了长篇小说13部，短篇小说40余篇。担任着《丽人》杂志的主编。
西法（1930～）也是一位对通俗小说现实化做出贡献的著名女作家。她出身于皇族，是曼谷王朝三世王的第五代孙女。朱拉隆功大学商业会计系毕业后从教多年，同时进行文学创作，1973年辞去公职成为专业作家。她的长篇小说《弃儿》反映的是一个特殊的社会问题：侵越美军把泰国当作他们休假和作乐的天堂，他们和泰国的“租妻”生了一大堆混血的黑孩子、白孩子，越南战争结束以后，这些当父亲的美国大兵扬长而去，留下的这批肤色、长相与泰国人大不相同的孩子成了无人理睬、自甘堕落的“弃儿”。《生活的十字路口》对青年生活道路的选择富于教益：男主人公切拉是个见风使舵、背信弃义的势利小人，他为了飞黄腾达，抛弃了苦苦等他三年的美丽姑娘赛蒂转而与一位部长的女儿结了婚。愤怒的赛蒂在经历坎坷之后成了政界、军界一位显赫人物的夫人之后终于在精神上战胜了切拉。然而这对昔日情人的好景都不长，岳父的失势使切拉跌落到地上；飞机的失事使赛蒂变成了寡妇，依附于大人物的权势的结果是使她重新走回到“生活的十字路口”，她仍然面临着选择。
从上述作品的内容，我们不难看出，通俗小说汲取了严肃文学的营养，加强了自身，获得了有意义的发展。可惜的是严肃文学吸收通俗文学的营养却不多，因其可读性较差，也就无法与通俗文学争夺读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