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战火虽未蔓延到泰国本土，但是由于銮披汶政府追随日本侵略者，让日军“过境”“驻扎”，借助日本侵略者的势力在国内实行专制独裁统治，泰国人民仍然蒙受了深重的灾难。稻田荒芜，农民流离失所。橡胶园被毁，柚木采伐停滞，采矿业萧条，外贸逆差严重，通货膨胀率极高，1941～1946年这几年间，物价上涨了10倍。民主、自由成了寡头们的专利品。
第二次世界大战给人民带来了浩劫，但也锻炼了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战后，科学社会主义思想传播迅速，世界范围内民族、民主运动的高涨使泰国人民深受鼓舞。泰国工人阶级有了全国性的工会组织，仅1947年便爆发了173次罢工，工人不但提出了经济要求，而且提出了民主改革、制订劳动法、惩办战犯等政治要求。农村在战争期间就有自发的抗日武装斗争，战后则发展成为反对地主、豪强的以土地为中心的斗争。知识分子中的先进分子和劳动人民站在一起，探寻着新的道路。
战后世界形势的特点是以美国为首的世界资本主义阵营和以苏联为首的世界社会主义阵营的对立和斗争，反映在意识形态上，文学上也是两个营垒，阵线分明。在泰国，当时有亲王室的《文学界》和《巴里查》团体，有官方支持的《文学俱乐部》，他们虽居于统治地位，但政治观点与进步潮流格格不入，作品多为歌功颂德或附庸风雅，内容远离生活，在读者中的影响不大。1950年，不属于上述派别的作家成立了作家联合会，虽然组织并不严密，也没有正式纲领，但为了适应文学发展的需要，他们讨论了作家的任务和责任、文艺的目的、文艺与政治的关系等重大问题，先后提出了“文艺为人生”和“文艺为人民”的口号。因特拉尤翻译了毛泽东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列宁、斯大林、高尔基、鲁迅等关于文艺问题的论文也被陆续介绍到泰国。文艺评论家班宗·班知达信、诗人乃丕、作家社尼·绍瓦蓬用历史唯物主义观点系统地论述了“文学艺术的源泉是人类的社会生活”“社会生活决定了作家、艺术家的思想”“文艺应为生活服务，是阶级斗争的一翼”，指出作家不应该仅仅是观察家，而要亲身参加斗争。他们用新的世界观和文艺理论评论了泰国古典作品和当代作品，产生了重大影响。但是一些作家持不同意见，这就不可避免地爆发了论战，导致了这个松散联合会的分化和改组。
“文艺为人生，文艺为人民”的文学运动，其实质是无产阶级领导的进步文学运动，其作品既包括革命现实主义作品，也包括新的批判现实主义作品，如西巫拉帕的《后会有期》《向前看》及短篇小说；社尼·绍瓦蓬的《婉拉雅的爱》《魔鬼》；西拉·沙塔巴纳瓦的《奴隶城》《市井悲剧》《这块土地属于谁》；伊沙拉·阿曼达恭的《等到人人皆兄弟的世纪》《罪恶的善人》；素瓦·哇拉迪罗的《上帝》《浴血的土地》；奥·差亚瓦拉信的《瓦比的半个月亮》；奥·乌达恭的短篇小说；乃丕、乌切妮、集·普密萨的诗以及青年作家隆·拉狄万、杰·节达纳探、西·沙拉康、纳·布拉纳的创作；等等。这些作品以其崭新的姿质、色泽、形象系列，开辟了泰国文学历史的新纪元，使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第一次有了自己的文学。
无产阶级的大众文学本来具有对于艺术形式、技巧、风格的最广阔的包容性，但由于“文艺为人生”这个文学运动受各方面条件的限制，如世界无产阶级文学的历史就不长，经验和教训积累得都不够；苏联文学对世界无产阶级文学影响巨大，但苏联文学本身在理论上和实践上就有错误和偏差；泰国的工人运动还处于较低的水平；马列主义的知识在泰国作家身上还相当贫乏等，使作家们机械地理解了文学与政治的关系，忽视了文学的其他属性，产生了一些令人遗憾的缺点。然而，进步作家不但用笔战斗，还亲身参加了反对侵朝战争，保卫世界和平，争取创作和新闻自由的斗争，并为此付出了血的代价。1952年和1957年进步文学两次遭到血腥的镇压。1958年沙立政变之后，这场轰轰烈烈的文学运动终于被镇压下去。
“文艺为人生，文艺为人民”文学运动的旗手西巫拉帕
西巫拉帕能投入泰国“文艺为人生，文艺为人民”文学运动并成为它的旗手不是偶然的，这是他的思想和创作合乎逻辑的发展。
1938年銮披汶上台，加紧了对文化界的控制，文学艺术几乎窒息。鉴于身为全国报业协会主席的西巫拉帕的巨大影响，銮披汶极想笼络他，但被西巫拉帕所拒绝。太平洋战争爆发以后，西巫拉帕由于反对日军侵略和泰国政府卖国求荣、为虎作伥的政策遭到过逮捕。从1939～1949这10年间他几乎没有什么创作问世，可见压迫之甚。现实教育了他，使他对泰国的社会有了更清醒的认识。1941年他在《1932年革命的背景》一文的后记中就提出了“使民主制度消亡，还是存在下去”是一个“令人深思的问题”，他指出“15年的民主制度（指君主立宪制——作者）给了他们以新的形象。然而昔日‘民团’的人在另一个时代成了凶徒，上述形象的改变并不是别人手造的，或者出自哪一位上帝的意愿，而是他们自己的所作所为”。
在逆境中西巫拉帕不能创作，但他决心“保持自己的尊严，不违心地向自己头脑中不正常的感情低头”。他不同流合污，而有自己的目标。“在我还有些气力和能够思考的时候，我还想写点东西，而不愿用这气力和陈腐的旧思想去赚钱……”《生活的战争》再版《前言》，1944。他在文学创作上永不满足，决心努力探索，走自己的路，他说：“我不想耗费时间去回顾过去而对自己的旧作津津乐道，不论是我15年前的旧作，还是去年写的，之所以如此，是因为我还坚信在未来的日子里我会写出更伟大的作品（如果说我曾经写过一些伟大作品的话）……只要我的脑子还没有残废，力气还可以握住钢笔，我还要写下去，以我自己负责的态度写下去，以我的观点写下去，是好是坏，是对是错，只能听便，但这却是我的决心和意愿。”《男子汉》再版《前言》，1944。
1947年7月西巫拉帕作为一名政治学学者去澳大利亚进行了两年研究，在那里他接触和研究了马克思主义学说和社会主义思想，目睹了工人运动，使他的思想发生了重大变化。1949年2月26日西巫拉帕回到泰国，出版了他和他的夫人合写的在澳大利亚的考察记《我的见闻》，立刻投身到当时轰轰烈烈开展起来的泰国进步文学运动中去。
1952年西巫拉帕以及其他一些进步人士以“在国内外制造动乱”的罪名被銮披汶政府逮捕，判刑13年4个月。1957年2月21日逢佛祖诞辰2500周年被大赦。在被监禁期间西巫拉帕坚持写作，长篇小说《向前看》的第一部《童年》就是在狱中完成的，此外他还翻译了高尔基的《母亲》的一些章节。1957年应邀访问了苏联，参加了十月革命40周年的庆祝活动，回国后写了一本见闻录《到苏联去》。次年他应邀访问了中国。在访问期间，泰国发生了沙立政变，当局进行大逮捕，他的安全受到威胁，不得不在中国避难。在中国期间，他代表泰国作家参加了一些国际作家会议。1974年6月16日，这位泰国当代杰出的作家病逝于北京。中国人民为他举行了隆重的葬礼，周恩来总理向他献了花圈。
西巫拉帕的后期作品有中篇小说《后会有期》（1950年），长篇小说《向前看》的第一部《童年》（1955年），第二部《青年》（1957年，未完），此外还有短篇小说、报告文学、政论、专题文章、演说和翻译等。
《后会有期》写的是一个无所事事的泰国留学生勾梅在澳大利亚受到教育，走上了新的生活道路，立志献身于人民的故事。
值得注意的是，小说通过人物的对话，写出了“物产丰饶，人民贫困，社会充满了剥削和压迫的非正义”的泰国现实，明确指出“只有社会主义才能解决国家的根本问题”。
小说塑造了背叛了自己剥削阶级家庭的勾梅和牺牲自己照亮别人的澳大利亚姑娘南希·汉德森这两位社会主义者的新形象，表达了作者的理想和愿望。
勾梅是个大官僚的长子。他家有高楼大厦、大笔田产和几家大公司的股份，商业利润、土地交易和其他收入一年总有百万铢，这是一个五口之家几辈子也用不完的。在战争期间普通老百姓忍受着艰难困苦，可勾梅却可以出入俱乐部、运动场和舞厅。战争结束以后，勾梅重进大学，但是游荡惯了，学不下去，成了一个游手好闲的人，可是他却可以不受指责，因为阔人都是这样生活的。后来父亲为了使他“成才”把他送到澳大利亚留学，但是来到澳大利亚仅仅六七个月的时间里他却换了六七个学校，他整天出入高尔夫球场、夜总会，心里想的只是取得一个留学生的桂冠，能说英语，有洋朋友，时髦而气派。但是在澳大利亚他并没有找到“贵族朋友”，发现的是人们勤恳的工作。他感到厌倦，感到孤独，但同时也促使他思索生活的价值是什么，过去的生活有什么意义。
是南希·汉德森小姐把他领进了新的生活领域，使他懂得了自己虽然富有，却是个精神空虚的“可怜人”。南希对勾梅说：“你没有劳动，就被称为上等人，而那些勤劳的却成了仆人，这是为什么？……你不应该认为凡是法律规定了的都是正确的。因为法律是少数人制定的，它所反映的只是少数人的意志。况且你父亲的财产也不都是来路清白的。”南希还介绍他看了不少书，这些观点对勾梅无疑是一种极大的震动。然而促使勾梅的思想发生根本转变的与其说是南希的言传，倒不如说是她的身教。
南希是个端庄、沉静、温柔和富有同情心的姑娘。她19岁就离开父母，到墨尔本工作，业余时间除了自学以外还无偿地为工会工作。她要自己洗衣、做饭。她身体瘦弱，理应得到别人的帮助，但她却诚心诚意地帮助东方人，为了东方人的利益而与政府斗争。但是她认为，“要反掉种族歧视，还得靠有色人种自己斗争。因此不能满足于奴隶式的逍遥自在，必须掌握知识和技能。”在南希的鼓励下，勾梅上了墨尔本大学，第一年学习虽然艰苦，但是有南希的帮助他终于坚持下来，可南希却吐血了。
南希和勾梅的最后一次谈话集中地反映了她的生活目的、人生观和价值观。她说：“你可能感到奇怪，当我得知我得了肺病的时候为什么不停止工作，这是因为我不知道假如我对别人已经没有用处，那我活着干什么……我从不认为，活着只是一天天地为了温饱和寻欢作乐，然后便等着病和死的来临的这种生活是有价值的。我的看法是，那种生活是空虚的，正如没有生出来一样。只是单纯地活着对我是没有意义的。如果我活着，就要生活得美好，而美好的生活应该比为生计、为寻欢作乐而忙碌，然后便等死更多些什么，而且应该用在为别人谋利益上。”南希离开这个世界之前的最大希望是勾梅回到自己的祖国，报效同胞，使他们得到“永远的平等和幸福”。
小说中关于爱情的观点也是全新的，勾梅认为“爱情这个东西应该从牺牲的基点出发，而不应该从索取的目的出发”。“南希教会了我怎样去认识存在于公众之中的广泛意义上的爱情，应该把爱情献给人类，应该把爱情献给生来就很不幸地遭受贫穷和困苦的人们。”
这部中篇小说表明西巫拉帕的思想发展到了一个新阶段，集中反映了他澳大利亚之行在思想上的巨大收获。
《向前看》是作者最后的一部长篇小说，是计划中的三部曲，但没有完成。第二部《青年》只写了19章。《向前看》的主人公是一个来自穷乡僻壤的苦孩子詹塔。作品通过他的身世、他在瓦查林公馆和贵族学校泰威特·兰沙律书院的遭遇以及他走上社会后的觉醒，再现了1932年泰国资产阶级革命前后的社会生活，真实地刻画了那一时期各阶层人物的思想面貌。
这部作品虽未完成，但仍可以看出这构思中的三部曲是企图通过一代知识分子追求真理的曲折道路，表现从20世纪20年代到50年代泰国社会的历史变迁的。把小说中的人物和作者的经历相对照，不难看出在尼塔和詹塔身上显然有作者本人思想演变的影子。
《向前看》对社会的黑暗揭露得相当深刻。瓦查林公馆可以说是封建等级社会的缩影，泰维特·兰沙律书院是贵族和富人的天堂。一个封建大家庭，奴仆成群，但其实主子却只有几个人。同是主子，权力大小不同；同是奴仆，却又分成等级。主子骄奢淫逸，颐指气使：奴才媚上欺下，尔虞我诈，构成了一幅特殊的封建图谱。
詹塔作为一个农村的孩子，虽然身份仍然是半个仆人，但是能来到这个贵族之家，能陪主人进贵族学校，无疑是幸运地跨入了天堂，但是他很快就发现这个天堂并不是属于他的。不要说主人他不能冒犯，连地位稍高的奴才他也是惹不起的。他对社会的认识也就从这儿开始的。虽然詹塔的成长经历了漫长而曲折的路，但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前他已经成了一个为民主自由而斗争的热诚战士。
小说还塑造了詹塔周围一些先进知识分子的形象，乌泰老师始终是个鼓舞詹塔和他的同学前进的人。尼塔思想敏锐，常能在困境中助詹塔一臂之力。阿诚这个华人钟表匠的儿子从一个虔诚的基督徒，通过自身所受的压迫终于认识到“新”政府是不会施舍给他自由的。
小说还塑造了两个截然不同的“下等人”。媚巴朗从小受苦，但是她害怕穷困，一心高攀。瓦查林娶她为妾，她认为是中了彩，被遗弃后又嫁给了一个银行家当小老婆，虽说如此，她却始终感激损害她的人的“恩惠”。而典由于生活所迫长期偷窃，可是在一个女工的帮助下却从堕落走向了光明，成了一个心地纯洁掌握了自己命运的人。这两个类型，前者是剥削阶级思想腐蚀下的牺牲品。而后者的弃旧图新显然寄托着作者对泰国工人阶级的希望，因为这时的西巫拉帕是坚信“工人能干大事业的”。1957年在法政大学关于工会的演说。
有一点特别需要指出的是，西巫拉帕笔下的“中国人”是和某些人笔下的“中国崽”是有区别的，他从未用华人语调不纯的泰语发音去嘲笑他们，而是写他们和泰国人一起受难，一起奋斗，一起成长。他们并不是与泰国人民毫不相干的“外来者”，和泰国人一样，他们大多数也是被压迫、受剥削的，这就和一般的狭隘的民族主义观点划清了界限，这是十分难能可贵的。
《向前看》的最大价值是它的思想意义。这部作品把革命者放在历史的中心地位，把推动历史前进的人民群众当作小说的主角，时代哺育着他们，他们也经受着时代的风雨和考验。这种对待历史、对待人民群众的态度是在以前的文学作品中根本不可能见到的。
这一时期西巫拉帕在短篇小说创作上也取得了很大成绩，这些作品有的向青年提出了为谁学习，为谁服务的严肃问题，塑造了追求真理、毅然抛弃传统的升官发财道路的觉醒的青年一代的形象（《新的道路》《回答》）。有的歌颂了劳动人民的优秀品质，揭示了谁养活谁的真理（《帕罗姆老头》《帮帮忙吧！》），有的塑造了为新社会的诞生而去拆毁社会阶级高墙的叛逆青年的典型（《那种人》）。这些作品十余年后，在10月14日运动中成了青年的行动指南和生活的教科书。
西巫拉帕在文艺理论上也有重要建树。他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阐明了“文学是现实生活的反映”“是受历史制约的”，作家应该重视“对生活的态度”，并且“寻求在那个时代所能寻求到的艺术手段和经验”，使作品更加完美，这对当时蓬勃兴起的进步文学都是有指导意义的。
西巫拉帕后期的作品从创作倾向看，是属于革命现实主义这个范畴的。由于作者掌握了唯物史观，所以他看清了人类历史发展的进程。这就使他的作品从整体上把握住了时代的特点，他对腐朽事物的暴露是着眼于其必然灭亡的基点上，对新事物的歌颂是着眼于新事物必然战胜和代替旧事物这一历史发展的趋势上，这就使他的作品达到了一个历史真实的新高度。这些作品不但能给人们以艺术上的享受，而且给了人们以思想上的启迪和斗争的勇气和信心。虽然由于政治环境的压迫和社会生活本身的限制以及艺术创作上的匆忙，这些作品在思想内容和艺术形式的结合上还不很完美（比如议论太多，人物形象不够丰满，有些概念化的毛病等），但这些作品的诞生对泰国文学界却有划时代的意义。鲁迅在评论白莽的诗时曾写道：“这《孩儿塔》的出世并非要和现在一般的诗人争一日之长，是有别一种意义在。这是东方的微光，是林中的响箭，是冬末的萌芽，是进军的第一步，是对前驱者爱的大纛，也是对于摧残者的憎的丰碑，一切所谓圆熟简练、静穆幽远之作都无须来作比方，因为这诗属于别一世界。”鲁迅：《白莽作〈孩儿塔〉序》，《且介亭杂文末编》。把鲁迅的话移用于西巫拉帕的这些作品恐怕也不会不合适，因为这些作品也并非要和那些热门小说“争一日之长”，它“属于别一世界”。
由于西巫拉帕对当权者长期采取不合作态度，由于他对真理的渴望和追求，由于他晚年坚定地站到了人民的一边，成了劳动者的代言人，由于他的作品的巨大影响，西巫拉帕的生活历尽磨难，作品长期被禁，他作为泰国现代文学奠基人的地位得不到确认。但是，1973年10月14日运动却冲开了这道闸门，他的作品被一再翻印，得到了空前的传播。青年们拨开了掩埋的泥土，惊喜地发现泰国现代文学还有这样一批闪闪发光的珍珠。人们称他为英雄，尊他为泰国文化界的“元帅”“泰国文学天空中的王鸟”，可见时间能考验一个人，也能检验一个作家的作品，更能确立一个人在历史上的地位，时间是一位极其公正的审判官。
中篇小说《后会有期》内容概要
那是一个夏天，我（多罗蒂）到塞德吉尔达海滩去玩，同车结识了一个人，他不是澳大利亚人，英语却说得不错。谈到饮茶，他可以说出澳大利亚每年的消费量是多少，国家给予多少补贴，如数家珍。经过公路，他可以告诉我，这条路是何时修建的。我猜不出他是印度的婆罗门，是爪哇人，还是中国人。分手的时候他只告诉我一个大概的地址。如果我去找他，等于大海捞针。
一个澳大利亚女人一天是闲不着的。工作之余，我看看报，有时也运动运动。在高尔夫球场上我又一次遇见了那个面孔黝黑的东方小伙子。他高尔夫球打得不错，他告诉我他打这种球是从16岁开始的，那时因为战争，大学无法开学，于是便迷恋上了这种运动。我终于知道这个名叫勾梅的小伙子来自于一个我意想不到的、人民的情操高尚、社会却充满了非正义的国家，这个国家从前叫暹罗，现在改名为泰国。
勾梅告诉我，泰国物产丰饶，水中有鱼，田中长稻，人民好客。占全国人口80%的农民创造了国家60%～70%的财富，但处境却极其低下，他们一生只走过田埂，却没有跨上过马路。过去一个小秘书的工资就是400个农民的收入。90%的人生活在艰难困苦之中，这能叫“自由”的国家吗？
勾梅说，他不想回自己的国家，因为看到那些不公正的现象感到痛心。虽然他自己的地位优越，不存在别人欺侮自己的问题。想起过去自己的生活，勾梅深感痛心和厌恶。勾梅告诉我，他是一个大官僚的长子，家有高楼大厦和大笔田产，有几家大公司的股份。商业的利润、土地买卖和其他收入，一年总有百万铢，他们这个五口之家是几辈子也用不完的。在战争时期，老百姓很痛苦的时候，勾梅却可以出入俱乐部、运动场和舞厅。“二战”结束以后他又重进大学，可是游荡惯了，心散了，学不下去了，他成了一个游手好闲的人，但是却可以不受指责，因为阔人都是这样生活的。后来父亲看他这样下去不行才在三年之前把他送到澳大利亚。当时勾梅觉得父亲的想法是可笑的，澳大利亚也会有“贵族”的，会投其所好的。第一年的前六七个月他换了不少学校，常常出入高尔夫球场、夜总会，希望自己以后能说英语，有洋朋友，是一个镀过金的留学生。
但是，在澳大利亚他却没有找到“贵族”朋友，发现的是人们勤劳的工作。他感到厌倦，感到孤独，但同时也促使他思考生活的价值是什么，过去的生活有什么意义。
那一年的8月末，在庆祝印度尼西亚的国庆活动上，勾梅认识了南希·汉德森小姐，是她把勾梅领进了新的生活领域。
南希·汉德森是个端庄、沉静、温柔和富于同情心的女性。她身体瘦弱，理应得到别人的帮助，但她却总是帮助别人。勾梅曾告诉她自己如何富有，但她却说他“是个可怜的人，是一个罪人，是站在空中的人，是个无依无靠的人”。南希对勾梅说：“父亲的财产并不是你的，你没有劳动，就被称为上等人，而那些勤劳的却成了仆人，为什么？……你不应该认为凡是法律规定了的都是正确的。因为法律是少数人制定的，它所反映的是少数人的意志，况且，你父亲的财产也不都是来路清白的。”南希希望勾梅走一条新路。
勾梅听了南希的话，反复思考了好几天，他觉得这些道理很新，一时还接受不了。但是他觉得这些话是使人开窍的。
南希19岁就离开父母，到墨尔本工作，业余时间还努力学习，无偿地为工会工作。帮助东方人，为了东方人的利益常和政府斗争。她要自己做饭、洗衣。谈到工作的辛苦，她总是说：“这是我所满意的，这是我的一种幸福，并没有人逼我这样做。”南希成了勾梅的榜样。她反对种族歧视，但她认为要反掉种族歧视还得靠有色人种自己斗争，他们不能满足于奴隶式的逍遥自在，必须掌握知识和技能，必须好好学习。南希的话振聋发聩，勾梅下决心要走一条新路，走一条为人类的利益而奋斗的路。
在南希的鼓励下他上了墨尔本大学学经济，第一年，学习很艰难，但是有南希的支持，他战胜了困难。他们相邀在暑假期间将到一个地方去休息，房间已经订好，但南希却吐血了，她患肺病已经很长时间，在和勾梅最后一次谈话中南希说：“你可能感到奇怪，当我得知我得了肺病的时候为什么不停止工作？这是因为我不知道假如我对别人已经没有用处，那我活着干什么……我从不认为，活着只是一天天地为了温饱和寻欢作乐，然后便等着病和死的来临，这种生活有什么价值。那种生活是空虚的，正如没有生出来一样。只是单纯地活着对我是没有意义的。如果我活着，我就要生活得美好，而美好的生活应该比为生计，为寻欢作乐而忙碌，然后便等死更多些什么。我亲爱的朋友，我当然想继续活着，假如我对别人还有点用处的话，但是我已经没有时间了……我亲爱的朋友，你能否再一次向我保证，当你回到你的祖国的时候，你能用你的知识和坚忍不拔的精神去帮助你的同胞，使他们得到永远的平等和幸福。”
两天之后南希去世了，临死的时候她还想着和勾梅一起度假的事儿。
听到南希和勾梅的事情，使我夜里长时间不能入眠。勾梅在那个夏天取消了度假的想法。我和勾梅很快成了亲密的朋友。但和南希不一样，我是平庸的女子，反倒是勾梅成了我的引路人。
一天，我们在一家中国餐馆里吃饭，勾梅告诉我，如果他能通过考试，明年初就要离开澳大利亚了。我对此毫无思想准备。从感情上说勾梅并不愿意回去，“但为了国家，为了困苦不堪的同胞，那我还是应该回去的。”我曾经问过勾梅和南希是否相爱过，勾梅说，她是个高尚的人，“我们在一起的时候是快乐的，但是除了心灵上的联系之外，我们没有谈过爱情。”
勾梅顺利地通过了考试，就要离开澳大利亚了。为了纪念，我们一起游览了他和南希约定而没有去成的菲利浦这个地方。他对我说：“我要感谢澳大利亚，她使我成了一个新人。”他告诉我，如果可能，如果父母愿意，他将用父亲的财产为公众造福。他告诉我，在工作安定下来以后，他要花一点时间考察一下东方各国如印度、缅甸、印尼、中国等国家人民的生活，以便更好地为自己的民族尽力。
勾梅决定1月30日离开墨尔本。在离别的时候我们都有说不出的话语，但勾梅说只好用工作来补偿。他穿着我手绣着我的名字缩写的内衣离我而去了。他也许还会回来，但那不知该有多久……
长篇小说《向前看》内容概要
16岁的詹塔进了名门贵族、王公大臣子弟求学的泰威特·兰沙律书院，陪着小主人读书。他是中学四年级里年龄最大的学生。这座书院对他这个庙童来说好像一座天堂，是使他眼花缭乱的另外一个世界，他处处感到新鲜和不可思议，但他又觉得自己是“凤凰群里的一只乌鸦”，他不能不谨小慎微，安分守己。
詹塔是来自东北部普通农家的一个苦孩子。父亲是个勇于反抗恶势力的硬汉，因为被债主诬陷，蹲了4年监狱，出狱后仍不得安宁，因而被逼出家，继而母亲又在一场天花瘟疫中死去。于是，父亲便把小詹塔交给了他尊敬的一位师父做了庙童，希望老师父能把詹塔教育成人。詹塔12岁时，老师父带他进了京城，并且让他进了佛寺的学校念书。老师父和内务部长昭坤是老知交，是昭坤到詹塔家乡做官时认识的。把詹塔托给他，是想找个主人做靠山，将来能有个出头之日，而昭坤之所以让他上学，是看他已是个大孩子，可以保护少爷。
詹塔在学校里结交的第一个朋友是尼达，在他的心目中尼达是个异乎寻常的勇敢的小战士，因为尼达回答老师的提问，声音总是那么响亮自然，詹塔认为这是最美的仪态；他成绩优秀，王孙公子们也不得不敬服他。尼达不随波逐流，凡事总有自己的见解。使詹塔感到意外的是，尼达的出身并不高贵，他的父亲是个生病退休的公司司账，母亲也仅仅是个做杂货铺生意供养全家的人，生活虽然清苦，但是家庭却充满了友爱和温暖。
詹塔虽然住在富丽堂皇犹如王宫的公馆，但他的居处是杂乱、肮脏的角落，并不比在佛寺里或在农村的家里所住的地方强多少。人家吃的是山珍海味，但他吃的却同佛寺里化缘来的僧饭差不多，由于厨娘的冷酷无情，有时他甚至吃不饱。他必须做一切杂务，以至休息和看书的时间都没有。他目睹了婢仆之间互相倾轧竟比主人还厉害。有人俨然以主人自居，其声色之厉，比主人有过之而无不及。詹塔生了一场大病，要不是司机乃曾夫妇的照料，恐怕性命都难保。在这座大楼里，等级的划分，人与人之间的明争暗斗，这一切都使他感到迷惑，但他勉励自己要勤奋学习，永远安分守己，他认为像他这样一个野孩子进入这座“天堂”，是他最好的归宿。
泰威特·兰沙律书院这座贵族子弟学校虽然由于时代的变迁，已向平民开放，但等级依然森严。校长对贵族学生鲁吉勒、大臣的儿子西立拉百般亲近爱护，但是对穷苦的华裔钟表匠的儿子阿诚这个品学兼优的学生，只因其憋不住在玉兰树下撒了一泡尿而对他严加惩罚。不过，他们的级任老师乌泰还不错，他是个青年教师，除了担任学校的功课外，还在研究法律，他不像老年教师那样处处偏袒贵族学生，他主张学生人人平等，学生有为自己辩护的权利。他认为阿诚的错误并不值得大惊小怪。
在“王宫”里，詹塔不懂得什么叫作生活的权利，而在学校里他的地位稍可改善，尝到了一点权利和平等的滋味并为此而感到欣慰，但同时他也看到了偏袒和不公平。在中学五年级的时候，他的朋友阿诚因为父亲病故，不得不离开学校去谋生，而无才无德的贵族子弟蒙銮·伊提蓬却到德国留学去了。
一次鲁吉勒吹嘘他的祖先，说是他的曾祖父及其家族拯救了泰国，而尼达却反驳说保卫泰国的不只是他祖先这一两个人，牺牲于敌人刀剑之下的无数的农民英雄同样值得敬重。他举出许多历史上的事实把鲁吉勒驳得体无完肤。鲁吉勒恼羞成怒，大打出手。詹塔为了保护朋友，一拳把这位小亲王打翻在桌子上，使他动弹不得。这下子闯了大祸，詹塔受了处罚，校方宣布如若再犯，定要开除学籍。詹塔成了一些贵族学生的眼中钉，而同时他这种见义勇为的精神却赢得了一些同学的尊敬。
詹塔初到学校的时候，充满了苦尽甘来的希望，但他升入中学六年级，渐渐懂事之后，先前的希望已经逐步破灭了。阿诚的善良、刻苦耐劳使他感动，尼达的崇尚真理、追求正义对他是个莫大鼓舞。先前他曾惊羡贵族子弟的阔绰，但现在却感到这些人灵魂空虚、生活乏味。他开始对生活中司空见惯的现实进行观察、比较，而且对先前想都不敢想的事情表示了怀疑。
詹塔结束了自己的中学生活，因为他的小主人瓦查林要到英国去留学。承蒙主人的恩典，让他在内务部里做了一个文书。他犹如攀上高山之巅，浑身沉浸在幸福里。詹塔走上了社会，开始了摆脱迷茫的曲折的新生活。
《婉拉雅的爱》：“文艺为人生”的一部重要作品
在“文艺为人生，文艺为人民”的文学运动中，社尼·绍瓦蓬做出了杰出的贡献。他的长篇小说《婉拉雅的爱》和《魔鬼》是这一文学运动中的两部重要作品，特别是后者更是泰国20世纪50年代文学所取得最高成就的标志。
社尼·绍瓦蓬进入外交部以后，大部分时间在驻外使馆工作，他耳闻目睹了法西斯暴行和欧洲各国人民反法西斯的可歌可泣的斗争，看到了欧洲各国日益高涨的民主运动，这使他的思想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在谈到自己的经历时，他曾经讲到，在使馆遇到过一位来使馆做翻译工作的西班牙人，他参加过西班牙内战和反弗朗哥的战斗，他告诉社尼，只做一个“道德作家”还远不是进步的。他向社尼讲述了“社会唯物主义”，从那时开始，社尼“才知道文学是什么，有怎样的作用”。这意味着社尼·绍瓦蓬已经从一位不断追求和探索的作家变成了一位肩负起历史使命的作家，他思想的这一巨变，具体反映在《婉拉雅的爱》这部长篇小说中。
《婉拉雅的爱》是在他驻苏使馆工作期间写成的，1950年出版。这一时期他曾有机会游历巴黎，小说就是以这个城市为背景展开的。
与作者早期作品《失败者的胜利》《东京无消息》相比较，与20世纪40年代以前的泰国文学相比较，《婉拉雅的爱》是一种崭新的文学思索和表达，这可以从两方面看出：
（1）作者对笔下的人物进行了与以往大不相同的探寻，找出了他们的世界观、幸福观、爱情观的根据，体现了一种新的人生价值的追求。
这集中表现在两个人物身上，一个是婉拉雅，另一个是永·尤邦央。
婉拉雅的家庭并不富裕，但她聪颖勤奋，才华出众，所以才能远离故国来到巴黎学习音乐，两年以后就将毕业。摆在她面前的有两条路，一条是成为阔人家庭中的摆设，这对她来说轻而易举。她有一位男朋友，名叫雷瓦，是名门望族之子，家庭富有，自费留学，他希望婉拉雅成为自己的附属物，他认为“船需要广阔的大海，鸡需要高高的栖木，而女人需要的是幸福和安静的生活”。但婉拉雅拒绝了这条道路，她“不需要这样的幸福”。她说，“我的幸福存在于追求、奋斗和冒险之中，但这种冒险并不是生意人所追求的发财致富，而是为了有益于人民的工作所做的奋斗和冒险。这意味着可能拿着砍刀走进没人涉足的森林，这没人认识的路可能成为后人走向繁荣和幸福的道路。”这是婉拉雅为自己选择的另一条路。她有着与雷瓦截然相反的幸福观，“踏着山坡的青草，听着溪水的流淌，吃着用蕉叶和荷叶包着的米饭，搜集记录老百姓简单而动听的代代相传的民歌”，这种清贫的农家生活是她的一种幸福。
婉拉雅立志成为一名人民的艺术家。她认为“中立的艺术是没有的，艺术不是为这个阶级服务就是为那个阶级服务，说艺术是中立的、纯粹的人，其目的正在于为高踞于一般人之上的特殊人服务”。“当大多数人生活在困苦之中，我们怎么能唱欢乐的歌呢？”
婉拉雅一针见血地指出了几千年来妇女被压迫、被奴役的根源：“如果一方在经济上和命运上处于支配地位，那么男女之间平等的爱情是谈不上的。”婉拉雅的爱是广义的，她“爱和平，爱艺术，爱生活”，她并不拒绝个人的爱情，但追求的是有着崇高理想的爱，这是她生活和事业的一部分，她要与之结婚的男人是为“未来的新时代”而奋斗的人。
在《东京无消息》中，作者塑造了一个努力争取自立的女性形象，瑶瓦迪在美国学医五年，她的志向不过是“想有机会做自己喜欢的工作，在曼谷建一所为母亲和婴儿看病的诊所”，她仍然把依附男人看作是“女性的魅力”。她也不想虚度一生，但她看不到前途，也不清醒，因而在爱情上受骗也是自然的。同样是正面人物，但把瑶瓦迪和婉拉雅相对照，两者在世界观和精神境界上可以说有天渊之别，从这里我们不难看出作者的创作思想有了多么巨大的变化。
永·尤邦央这个觉悟的工人形象在泰国小说史上也是史无前例的。贵族作家、资产阶级作家是不屑于写工人的，更不要说把他写成一个正面人物了。《婉拉雅的爱》中的永·尤邦央是使人耳目一新的。他出身于农民，流落海外，当了水手，生活的艰辛和苦难没有使他颓唐，反而使他认识了生活的真理。他结识了彼得罗这个觉悟工人，懂得了组织起来、求得自身解放是劳动者的唯一出路。作者笔下的工人也不是蠢笨如牛的，永刻苦自学，他的法语比有些知识分子说得还好。由于志同道合，他成了婉拉雅的知心朋友，鼓励她做一位“为不幸的、受苦的、被抛弃的和无人理睬的人服务的艺术家”，并在她身上寄予了深厚的感情，为了自己的理想，她毅然回到泰国的农村，去开辟新的道路。
在这部小说中作者还以满腔热情讴歌了各阶层人民的觉醒和进步。
法国人勒内是一位超现实主义画家，他生活坎坷，初恋的情人被法西斯杀害，第二位女友离开了他和他的朋友结了婚。他的妹妹是位思想进步的大学生，他的朋友政治上也很活跃，可他自己却对政治毫无兴趣，他沉溺于自己的超现实主义，对亲友的劝告无动于衷，可毕加索画的和平鸽和一天夜里偶然见到的孩子所刷的反对帝国主义战争、争取世界和平的大标语却震撼了他的心，他放弃了自己的艺术主张，以这群孩子书写标语为题材创作了一幅画，获得了巨大的成功，走上了新的道路。
恩达是泰国驻法使馆二秘派金的夫人，她虽受过高等教育，可到法国以后却成了家庭主妇。她性情温和、纯洁而软弱。派金和她结婚并不是因为爱她，而是想借她父亲政治上的势力平步青云，但当岳父失势以后，派金对她的态度便来了一个180度的大转弯，她饱受欺压和凌辱，可是她开始却逆来顺受。在苦闷之中她得到了婉拉雅的真诚帮助，又看了不少关于妇女解放的书，她坚强起来了。毅然和派金离了婚，回国做了教师，走上了独立生活之路。恩达的前后变化判若两人，使派金也不能不刮目相看。
在这部作品中社尼已经一扫前期作品中对于命运的捉摸不定的茫然感，对未来充满了希望和憧憬，召唤着人们去变革，去追求，去奋斗。与以往泰国文学作品相比，这些新型人物的登场，可以说是空谷足音，振聋发聩。
（2）作者在观察事物、塑造人物上使用了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这就使这部作品和比一般的批判现实主义作品在思想上站得更高。
作者在小说中用相当的篇幅探寻了“巴黎精神”。他写了生活在这里的画家、教授、大学生、儿童、存在主义者和外籍工人。他们的生活构成了巴黎生活的一个小小的侧面。作者写了一位摆书摊的贫穷老人，他的生活经历是感人至深的。他嗜书成癖，非常热情健谈，有渊博的学识，在反法西斯战争中他失去了两个子女。作者通过这个人物还写了巴黎的女人，老人告诉社尼，“不认识巴黎的女人，那就不了解巴黎”。当然，他所说的巴黎女人，不是浑身洒满香水的夜总会的女郎，而是舍生忘死的巴黎公社的妇女，是菜篮子里装着炸弹和法西斯斗争的巴黎女人。正是这些普通人创造了巴黎的英雄业绩，作者把他们视为巴黎的主角，是法国历史的主人，这就拂去了巴黎的香风、迷雾、奢侈、浮华，发现了另一个巴黎，展示了人民崇高的内心世界，这才是真正的巴黎，真正的巴黎精神！
作者歌颂了工人阶级，但也没有讳言工人身上的缺点，他对此采取了分析的态度，指出他们身上的污点并不是生与俱来的，而是生活所迫造成的。通过彼得罗这位外籍工人，人们可以看到前赴后继的牺牲精神才是工人的本质，而斗争又是陶冶工人情操的熔炉。“人虽然渺小，但是组织起来却是一股巨大的力量，时间一到，他们是能做他们想要做的事情的。”在创造新世界的进程中必然会创造出新人。
通过对这些普通人的描写，作者得出一个结论：“认识生活，我们应该从生活的主人那里去认识，而不是从坐在那里终日梦想的有学问的思想家那里去认识。”这是一个伟大的真理。
由于作者掌握了唯物主义的历史观，所以他看到了人民的力量，看到了决定历史方向的决定性因素，他不再迷惘，不再彷徨，而是满怀信心地断言：“生活是不会停滞的，昔日美好的时光一去不复返了，但是更加美好的岁月总有一天会到来。”因为“我们的世界是运动着的世界，永久存在的东西是没有的，落后的道德和风俗会被吞没和丢弃，新的东西会代替它，消亡和新生才是永恒的东西”。从这种历史发展的总趋势去俯瞰世界上一切纷繁复杂的事物才洞若观火，才能看清事物的本质，这就是这部长篇小说深刻思想内涵的秘密所在。
《婉拉雅的爱》在艺术手法上继承了《失败者的胜利》和《东京无消息》的某些特色，小说仍然以“我”为中心，没有贯穿始终的故事，没有惊心动魄的情节，虽然结构不够紧凑，但是，语言的恰当运用和深刻的思想却能给读者以思考的余地，以便让读者用自己的感受去填充，去丰富。虽然正面人物还不够丰满，但是反面人物却不乏神来之笔，比如对派金和阿南的刻画就是如此。
派金是泰国驻法使馆的二秘，衣着考究，体态潇洒，在英国得了硕士学位，年仅36岁就爬上了二秘的位置。他曾爱过几个女人，都是家境出众的美人，但是最终他都把她们送给大官做了见面礼。他虽然有知识，但家庭并不殷实，父亲仅是个銮（相当于子爵）。他择偶的条件并不是出于爱情，而仅仅想有助于他职务的晋升和家庭地位的巩固。如果他想和有钱人家的女子结婚那是唾手可得的，但是他却和恩达结了婚，因为恩达的父亲是1932年政变的要人之一，虽不如大商人富有，但在政界却有势力，完全可以为他搭好向上爬的阶梯。然而他时运不佳，岳父后来成了当权派的对立面，被解了职，于是恩达就成了他的敌人，成了他前程的障碍。他对妻子从来不忠，此时更千方百计加以虐待，为了避免支付恩达回国的旅费，在离婚的时间上他算计得也十分周到。
派金本人不搞政治，因为他知道政治是个没准儿的东西，然而他却不愿离开政治家，因为他这个寄生虫离不开政治家这个寄生体。
派金对人是两副面孔，对上司是毕恭毕敬，一副媚态，身体变成了弓形；对下属却是一副傲骨，头仰得极高，盛气凌人；对有用的人，他殷勤周到；对无用的人，他不屑一顾。
作者对这个野心勃勃、登龙有术、灵魂卑污的势利小人刻画得可以说是入木三分。
对阿南这个人物作者惜墨如金，只寥寥数笔就勾画出了一个靠发国难财而“周游世界”、给泰国人丢人现眼的假充风雅的土财主的形象。
社尼·绍瓦蓬的代表作《魔鬼》
如果说《婉拉雅的爱》是作者用新的创作方法初试身手的话，那么，《魔鬼》却是把“为人生，为人民”的文学运动推向了成熟阶段，它是社尼·绍瓦蓬的代表作，在深刻的思想内容和比较完美的艺术形式的结合上创造了一个典范，成了泰国当代文坛不可多得的一部佳作。
《魔鬼》的最大成就是塑造了一些旧世界的叛逆者的生动形象。如果说《婉拉雅的爱》中的正面人物还有些概念化，作者不得不用议论和豪言壮语去填充他们的话，那么，《魔鬼》中的正面人物则是在激烈的思想冲突和实际斗争的考验中成长起来的，他们是活生生的人，相比之下，这些人物显得更丰满、更真实，因而更可信。
《魔鬼》中的男女主人公写得最为出色。
赛·西玛这个人物一出场，就给读者这样一个强烈印象：他的人生哲学和为人处事方式是与众不同的。从他的身世人们可以找到他人生观和性格成因的答案。作为一个农家子弟而成了一个知识分子，成为一名律师，固然是一种偶然的机缘，但也是自强不息的奋斗精神得来的。“家庭的贫困，有时可以毁掉一个人，但有时也可以磨炼出一个人的优秀品质。”赛·西玛正是这后一种生活中的强者。
赛·西玛是个自觉的战士，他对社会有极清醒的认识，凡事要问个“为什么”，他懂得“人的区别不仅仅在于好与坏”，而在于阶级地位、阶级利益。好与坏，“在不同人的心目中，有着不同的含义。”“如果我们想知道什么是真正的‘好’，那就要看他是否为大多数人所赞美和承认。我们必须以多数人的意见为基础，多数人认为好的东西，那就是真正的好。”由此可见，他的行动不仅仅是他朴素的阶级感情决定的，还是建立在理性的高度上。
由于赛·西玛选择了向旧世界宣战的态度，他的人生道路就不得不受到重大的考验。
玛哈庄请他打官司，可以说是人情与正义之间的抉择。
玛哈庄是他做庙童时的启蒙师父，又是带他到曼谷读中学的恩人。玛哈庄还俗之后和富人玛莉夫人结了婚，成了放高利贷盘剥农民的债主。农民还不起债，他要“法律解决”。接受他的委托就等于“自己去告自己的父老兄弟”，不接受他的委托，自己就和“恩人”绝了情，成了遭人唾骂的忘恩负义者。赛的思想斗争十分激烈，“如果不是这样一件事，他会满口答应的。”他“心神不安，找不出万全的解决办法”。但当他了解到农民的艰难困苦之后，他扫除了痛苦的忧虑，毅然地拒绝了这个案子，迈过了人情这一关。
驱逐房客案可以说是个人利益与正义之间的角逐。
赛·西玛是东方银行的常务律师。一个债户因为无力偿还拖欠银行的债务而把土地作为抵押，银行转手出卖这块土地，一个买主给了高价，但条件是把这块土地上的穷人赶出去。赛察看了那里的实际情况，觉得驱赶了他们只会使这些穷人流离失所。赛“无法站在雇主的立场上为他们最大的利益服务”，因此，他“只有一条路可走，那就是辞职”。常务律师这个职务可以说是美差，平时的事情不多，赛虽然自愿只拿原来律师一半的工资，但仍是一笔可观的收入，为了素不相识的穷人，他牺牲了自己的利益。
为家乡农民打的一场官司，不但有贿赂的诱惑，而且有生死的考验。
农民世代耕耘的土地被豪强霸占，他们上天无路，投告无门。聘请律师，即使打赢官司，一笔可观的诉讼费也会使他们彻底破产。赛·西玛担任了他们的义务律师，他仗义执言，不吃贿赂，又险些被豪强暗杀，然而他没有退缩。小说避开了这个案子的结局，这是耐人寻味的，因为在那样的社会，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是很难做到的。
拉差妮对赛不为玛哈庄打官司，不愿驱逐房客而宁愿自己辞职有一个公正的评价：“事实上你没有解决任何问题”。因为赛不做这样的事情，别的律师照样可以做。赛完全同意她的看法，他也意识到“仅靠同情和好心是不能解决一切的”。赛为家乡的农民打官司何尝不是如此，即使这场官司打赢了，然而“法律上的公道，并不能超越法律本身写在纸上的各种原则和范围，因此法律上的公道也许并不就是社会的公道”。赛深深地懂得“仅仅依靠法律方面的斗争是不够的，它只是在还没有更好的办法之前，让我们争取一个短暂的时间，使我们能够继续生存下去的一种斗争方式而已”。他对现存的制度没有幻想。
在与拉差妮的父亲这个封建顽固派的两次唇枪舌剑更使赛·西玛这个人物的性格得到了升华，小说对这两个场面描写得十分精彩。
自恃高贵的昭坤对一切出身“低贱”的人怀有一种本能的鄙视，在社会上、在家里，他都是神圣不可侵犯的。对于赛对拉差妮的纯真友谊他怀着偏见和敌意，他认为赛是想骗取女儿的爱情以便跻身贵族的阶层。所以第一次见面他就给赛来了一个下马威，他先是查户口似地“审问”了赛，接着便嘲笑了他的职业，而赛反唇相讥，同样嘲笑了不识时务的贵族。这便深深刺痛了这位身居高位的达官贵人。
第二次见面则是这位老顽固为赛·西玛专设的“鸿门宴”，他和亲友们串通一气，先是使赛陷入无人理睬的难堪境地，之后便对他发动了突然袭击。他们不但在出身上羞辱赛，说他们“闻到了一股什么腥臭的味道”“像是看到蚯蚓或者什么虫子类的东西似的”，唯恐躲避不及。昭坤拿赛示众，说赛进出他家的大门，爱上他的女儿是“不自量力，不知天高地厚”“不懂得拿镜子照一照自己，看见别人荣华富贵就垂涎三尺，想入非非”，他警告赛“想跟别人一样爬上贵族地位的企图，只能是幻想”，他的结论是“乌鸦总归是乌鸦，凤凰永远是凤凰”。
赛的反击是居高临下、势如破竹的。他先是表示“我没有任何理由为命运不让我出身于贵族的门第而感到伤心”。接着他指出，“以为我想爬上贵族的地位”那是一种误解，因为贵族已是进入博物馆里的东西，“一切旧的东西都将随着时间的推移而逐渐消亡，你们是无法阻止这样的变化的。”“时代决定我成了专门对那些生活在旧时代里、满脑子旧思想的人进行嘲弄和威胁的魔鬼”，昭坤想要消灭这个“魔鬼”是不可能的，因为时间会越来越多地制造出这种魔鬼，它“穿着时代的护甲，比阿克里斯或西弗利德还要坚强”。他满怀信心地断言，“将来的世界是一个平民的世界！”这对行将就木的阶级来说可以说是声讨的檄文、死亡的宣判、送葬的进行曲！
赛对旧世界，是一个魔鬼；对新世界，是一个催生婆。在他的身上不但有大无畏的斗争精神，而且闪烁着理想的光辉，这个形象是有时代意义的，因而是不朽的。
作者对拉差妮这个封建家庭的叛逆者的思想和感情变化写得很有层次，她对赛·西玛从理解到友谊，最后发展成爱情，在这条路上每走一步，就使她和自己的家庭远离一分。在她前进的道路上既有光明的召唤，又有反面的推动，在光明和黑暗的对比中她看清了道路，做出了抉择。
少年时代的拉差妮在物质生活上可以说是无忧无虑的，但在精神上却是苦闷多于快乐。她受着家里严格的管束，得到的是长幼尊卑观念的灌输，她不能和“低贱”的小孩子一起玩，但是跟“高贵”人家的孩子玩，她却常受欺负。于是她只好偷着跑去和家里佣人的孩子玩，“如果没有那些小孩，她的童年时代不知该有多寂寞和孤单。”家里也反对女孩子受教育，她之所以能读完中学，那仅仅是因为“她比姐姐晚生了几年”“祖母日见衰老”，已经无法施展其最高权威，她“才得以冲破这道可怕和坚固的围墙”。她能上大学，靠的是对母亲撒娇和对父亲讨好这种聪明办法，但是没人关心她、过问她，这种冷漠的态度，几乎多次使她失去读到毕业的勇气，她是硬着头皮才读完大学的。毕业前夕，许多同学都在兴高采烈地谈论未来的工作和计划，唯独她心里还一片茫然。她对能否离开家庭到社会去工作，心中仍然是十分担心的。但是她的朋友锦添告诫她，要不屈服于父母的命令，不对他们百依百顺，“唯一的出路就是要使自己在经济上独立”，这才使她鼓足勇气，采用迂回的办法，争得了在银行工作的权利。
和赛·西玛的相识使她的生活发生了更大的转折。如果说，在此之前她和家庭的矛盾和斗争只是争得个人的自由、自主和解放的斗争，那么，以后在赛的影响下，她的立场、观点和思想感情都逐渐发生了变化，她对家庭的斗争已经成为社会斗争的一部分。
她和赛第一次见面是很不愉快的，因为赛没有像一般男子一样对她大献殷勤，甚至连一句客套话也没说，她对赛的“不懂礼貌”很反感，对他的自尊和自知之明不理解，对指出她与赛之间地位的差别很气愤，似乎是受到了污辱，但是对赛的“诚实”和“规矩”却留下了印象。
拉差妮从赛不事张扬地帮助了自己家的司机，从赛只取原任银行律师一半的工资这些事情上了解了他的为人，赛所指出的社会上存在着阶级差别使她受到了震动，对他们之间误会的解释使她感到了赛的与众不同，与在银行所见到的争名逐利和尔虞我诈相对照，她不能不感到，有着奇怪想法的赛，是有他的高贵品质的。
不断的接触，友谊的加深，使拉差妮感到赛对社会问题的见解“有道理”，拉差妮感到赛是个大丈夫，是个有思想、有见识、正直的人，他一旦认准了方向，就会坚定不移地走下去。赛第一次到她家里作客，就冲撞了他的父亲，拉差妮深感不安，但觉得这不是赛的过错，“父亲用门第出身来看一个人，当然会使人感到不愉快”。从自己的遭遇中她感到，赛过去对自己所说的话，大部分被证明是正确的。她对赛拒绝贿赂、为农民打官司感到敬仰和钦佩，认为他“做得很对”。
“鸿门宴”之后，拉差妮愤而出走，在赛那里找到归宿不是偶然的。她曾从锦添的清苦之家，看到了“母女相爱的真挚感情”，从二姐达鲁妮那里看到屈从父母之命婚后的悲惨遭遇，从大献殷勤的盖照那里看到一个富家的纨绔子弟，而赛使她懂得了人生的意义，这就使她“下决心保卫自己的权利”。父亲对赛的歧视和污辱终于使这个温柔的女性丢掉一切幻想，做出了勇敢的抉择。拉差妮对赛说：“自从我真正认识你以后，我早就想过，总有那么一天，我会背叛我的家庭的，现在，这一天终于到了。”这是一个合乎逻辑的发展。
作者把一对年轻恋人尼空和锦添写得也很有光彩。尼空这个农家出身的大学生，毕业以后没有留恋城市，而是回到了农村，他觉得“乡土味越浓，越远离城市的繁华，我也就越高兴”。社会的实践，改变了他一些不切实际的想法，他觉得要改变千百年来的积习，不是容易的事，但是他要为真理奋斗到底。锦添的家境不好，这使她从小就能吃苦耐劳，体贴母亲，她常常帮助别人，为别人出主意、想办法，但她从不谈自己的苦难，也不曾向任何人要求帮助，在这些事情上她是很矜持的，她和尼空的相爱，完全是志同道合。
社尼·绍瓦蓬写的工人和农民也不都是低眉顺眼、哀叹命运的麻木人。昭坤家的司机乃贲就对“大人老觉得自己是我们这些佣人的大恩人”提出了异议，他“受够了罪”，不想再让他的老婆和孩子像他一样“当牛做马”。在赛的家乡固然有自己生活小康、不管别人痛痒的弟弟，但也有对命运不肯低头、对生活坚强不屈的勒，有拿起砍刀保卫自己劳动成果的乃格，有受尽欺压、平生第一次拿起枪向恶棍开了火的寡妇娘占，而这些普普通通的农民过去在反抗日本帝国主义的时候曾经创下英雄的业绩，出现过为民族捐躯的英雄。作者用充满感情的笔触，高度地赞扬了他们。
在反面人物身上作者也下了功夫。抱着封建僵尸不放的贵族顽固派昭坤，心黑手毒的花花公子达鲁妮的丈夫乃颂汶，贪图钱财心术不正的律师乃辙，虽然笔墨不多，但写得都颇有深度。
《魔鬼》这部小说的篇幅不长，但反映的社会面相当广阔，它从城里写到乡村，从贵族写到平民，中间还有抗日斗争的插叙。由于作者掌握了洞察复杂事物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科学方法，看清了人类社会发展的规律，加上作者的艺术的表现能力，这就使他对封建势力和社会黑暗势力的攻击不但有切中要害痛快淋漓的感觉，而且有横扫千军的磅礴气势，这是一般揭露黑暗的小说难以做到的。可以毫不夸张地说，《魔鬼》代表了20世纪50年代“艺术为人生，艺术为人民”的文学运动的最高成就，把它列为泰国当代最杰出的文学作品之一是当之无愧的。
社尼·绍瓦蓬在文学理论上也有重要贡献，他所写的《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现实主义文学》等重要论文，把泰国文学与国外文学做了对比，分析了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的创作特点，指出，老的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都已不再符合泰国当前文学的需要，泰国需要的文学是“主观（理想）和客观（现实）的统一，艺术美和生活美的统一。主观的需要和客观现实方向的统一”。社尼强调文学的阶级性，指出作家应对人民负责。他的许多正确的观点都来自列宁、斯大林、毛泽东、高尔基和鲁迅等人。社尼和因特拉尤、班知·班加达信、西巫拉帕等人一起运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科学地阐述了文学与社会生活的关系、文学的作用、文学与政治的关系和进步文学所应遵循的方向，这在泰国是第一次。它结束了泰国文学在黑暗中摸索的历史，武装了文艺家的头脑，对那时“为人生，为人民”文学的繁荣和泰国文学的发展，起了不可估量的作用。
长篇小说《魔鬼》内容概要
第一次见面，赛·西玛就给拉差妮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不过这不是愉快的记忆，因为赛·西玛没有客套，寡言少语，而且他还直言不讳地声称，他们之间有着天壤之别，自己不是那种向漂亮的女人献殷勤的男人。拉差妮很生气，她认为赛是个没有礼貌的人，但同时她也不得不承认，他是坦率而真诚的，因为他们之间的差异的确是明显的。拉差妮出身于一个世代贵族之家，生活阔绰，但精神苦闷也是与生俱来的，因为她是个女孩子，所以处处受限制，随时有障碍。她上中学已经很不容易，上大学家里更没有一个人表示赞同，这种冷淡态度，几乎多次使她失去读到毕业的勇气，毕业前夕，许多同学都在谈论未来的工作和计划，而她的心里却是一片茫然。对于能否冲出家庭参加工作，她一直是忧心忡忡的。而她能在东方银行找到一个职位，一半是靠自己的聪明和勇气与家里周旋，一半却是父亲的恩典。而赛·西玛却是来自穷乡僻壤的一个农家子弟。他是在寺庙里受的启蒙教育，是僧侣把他养大的。他能上完大学当了律师，忍受了常人难以想象的困苦。而后来在海滨避暑地的相见，使赛有机会解释自己的看法，拉差妮虽还不相信他说的都是真话，但觉得他是能够自圆其说的。
阔别了十年的师父玛哈庄来找赛，请赛帮助他打一场债务官司。玛哈庄对赛是有恩的，是他教会了赛读书写字，又是他把赛带到了曼谷，使赛上了中学。玛哈庄本是个在家乡小有名气的和尚，在佛学上学有所成，家乡的老百姓都对他抱有希望。但是自从认识了颇有点产业的30岁的寡妇玛莉夫人，他却重降凡尘，和玛莉夫人结了婚。夫人放高利贷，丈夫成了经纪人，家乡农民赖以生存的土地不断落入他们之手。玛哈庄手中的证据一应俱全，打赢这场官司不成问题，这对于一个以诉讼讨生活的律师来说是个赚钱的好机会，但对赛来说却是个难题。如果赛帮助自己的师父，他对不起家乡父老；如果不帮忙，又会落得一个忘恩负义的骂名，绝了师父的情。赛的心里十分矛盾，他只好采用拖的办法，为此专门回家乡一趟，以便寻找一个两全的办法。
家乡的山河依旧，面貌未改，乡亲们热情地欢迎他，使他倍感亲切，然而提到玛哈庄要打的官司，亲朋们都沉默了。这里生活着对命运不屈服的人们，他们曾经和来犯的日本侵略者作过殊死的斗争，然而现在却被疾病、压迫和高利贷折磨着。地主、豪强强取豪夺霸占农民的土地，可没人能帮助农民。他们去打官司，输了不用说土地要归人家，即使打赢了，土地也变成了诉讼费。这一切不能不使赛深思。这次故乡之行使赛下了决心，他不能为玛哈庄办这个案子，因为这样做等于在告自己的父老兄弟姐妹。他当然明白，自己不办这个案子，别人也会办，但他自己不愿做这种事。
拉差妮在和赛的接触中，发现了他有许多与众不同的看法，发现了他身上有常人难得的闪光品质，赛辞去兼任的有着丰厚待遇的东方银行常务律师的职务就是又一例证。起因是银行对一笔债务的处理问题。一个债务人因为无力偿还银行的债务而把土地做了抵押，银行出卖了这块土地，但买主坚持要把这块土地上的穷人住户赶出去，银行同意了，并以此换得了高价。赛觉得这样只会使穷人流离失所，银行没有听从赛的意见。他只好以辞职抗议。他的这一做法，得到了拉差妮的理解、赞同和敬佩，他们的友谊与日俱增。
一天拉差妮邀赛到自己家里做客，她的父亲以门第取人，用查户口似的口吻盘问赛，并且嘲笑了律师的职业，赛则反唇相讥，奚落了贵族和他们的头衔，气氛一下子变得紧张起来。拉差妮胆战心惊地坐在一旁，生怕父亲发作。饭后母亲又告诫她，交朋友要选择门第。拉差妮想起二姐在婚姻上的不幸，想起父母为她安排好的“意中人”——一个阔留学生，决心维护自己的权利。拉差妮和赛的亲密友谊和赛的来访使拉差妮的家庭深感不安。他们决心驱逐这个“魔鬼”，但两个年轻人已经心心相印、很难拆散了。
赛的哥哥从乡下来找赛，后面还跟了四五个乡下人。他们的土地被豪强所占，请赛帮助打官司。赛觉得律师的职责就是维持公道，不过法律的公道还不完全等于社会的公道。他为这个案子奔走，险些遭到暗杀。他不但要同阴谋和谣言斗，还要消除乡亲们的误解。为农民打的官司已经提交法庭，只等判决了。地主的代理律师送来了贿赂，同案的律师先拿了人家的钱，而赛却断然地拒绝了他们。
赛在地主豪强的眼中是个魔鬼，在拉查妮的父亲眼中也是个魔鬼，这位老贵族为驱走这个魔鬼，在家里摆了一桌鸿门宴，请赛出席。赛对这个宴会的意图已有某种预感，但他别无选择，毅然赴会。宴会前宾客们就冷落和嘲讽他，席间拉差妮的父亲更奚落他是一个想挤进凤凰堆里的乌鸦，赛接受了这个挑战，他说：“我没有任何理由为命运不让我出身于贵族而感到伤心！”他嘲笑贵族是进了博物馆的东西，指出时代造就了旧时代的魔鬼，“今天晚上，你们企图在你们这些上层社会人物面前毁灭这个魔鬼，但这是不可能的，因为它穿着时代的护甲，比阿克里斯或西弗利德还要坚强，你们也许暂时可以挽救某些事物，但是你们不可以永远保留一切旧的东西！”赛给了他们当头一棒，宴会不欢而散。
赛想到拉差妮，心头不免为之一震，他想自己和她的关系到此结束了。然而当他回到自己住处的时候，拉差妮却在门口等着他，她依偎在他的身旁，说道：“自从我认识你以后，我早就想过，总有那么一天，我会背叛我的家庭的，这一天终于来到了。”
第四节 奥·乌达恭的短篇小说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出现的一批作家中，奥·乌达恭是最幸运和最不幸的一个。幸运的是，在很短的时间里他就实现了自己一生梦寐以求的愿望，但与此同时，他又是最不幸的一个，因为在他获得了创作上的巨大成功之后，还没有来得及为自己的成功而感到欣喜和庆贺，他就到达了生命的终点。”这是泰国著名作家马来·楚皮尼为奥·乌达恭的短篇小说集《一生》所写的《序言》中的一段话。用“幸运”和“不幸”来概括奥·乌达恭的一生未必精当，却也道出了一个基本的事实：奥·乌达恭仅仅用了三年的时间就证明了自己是一位杰出的作家，他在短篇小说的创作上所取得的成就是永垂史册的，然而他个人的生活却充满了坎坷。
短暂的生命 巨大的成功
奥·乌达恭本名乌冬·乌达恭，1924年12月4日出生于泰国中部的佛统府那空猜是县，排行第七，是父母最小的一个孩子。他生下来一条腿就有点缺陷，但是却长着一双圆圆的、炯炯有神的眼睛，闪着坚毅之光。家里的人都很喜欢他。
奥·乌达恭自幼勤奋、聪慧。1931年当他七岁的时候上了小学，考试总是名列前茅，1938年小学毕业。在中学五年级时，曾跳了一级，但成绩却一直优秀。
早在中学时期，奥·乌达恭就显露出文学创作的才华，他的作文总是得到老师的夸奖。空余的时间里常常写些小故事、小戏给大家看，供大家演，他自己也常常扮演戏中的角色。
中学毕业后，因为年龄太小，在家待了一年，第二年考上了朱拉隆功大学预科，因为成绩突出，很受同学的称赞和老师的赏识。结业后，在朱拉隆功大学开始了医学基础学科的学习。两年之后，即1944年，转入西里拉医院正式学医。但是不过一年时间，他得了肺结核，被迫停学两年，两年之后他又回到医院，但是病并没有好，医生不得不劝其退学。他憧憬着当一名医生的愿望永远破灭了，这使他痛苦万分。
奥·乌达恭没有屈服于疾病的折磨和事业的意外打击，他振作起来，决心改学法律，想以法律为公众服务。他考取了法政大学，并且拖着病弱的身子，学完了许多课程，得到了准法学学士学位。但是疾病却继续困扰着他，他无法工作。但这一时期他却有许多时间读书、构思、遐想。往日的生活，丰富的想象，一个个人物在他的面前活跃起来，他无法自制，终于拿起了笔，开始了短篇小说的创作。他投寄的《在解剖室里》《凯莎拉的命运》《查弄》都被刊用，而《在解剖室里》更得到了当时最著名的文学杂志《暹罗时代》征文一等奖。这次的成功使他深受鼓舞，从此写作不辍。读者渐渐熟悉了这位新作家，他的作品受到了热烈欢迎。
他既没有当上医生，也没有成为律师，却意外地敲开了文学创作的大门。当他的作品被人们热烈地谈论着的时候，他的个人生活却是极其寂寞孤苦的，原因是他得的这种病当时无药可医，人们不得不避而远之，于是小提琴和音乐成了他最好的朋友。但在死神降临之前，他的体力却奇迹般地渐渐有所恢复。他没有错过这个机会，不顾家人的反对，在程逸府内政厅找了一个文书的工作。他白天工作，夜里还编《贪玛沙帕》杂志。兄长提醒他注意身体，他却说：“在我有所不测之前，让我有机会做些有益的事情吧！”他终于不支，于1951年1月27日逝世，年仅27岁。
奥·乌达恭的创作从1948年起到1950年底止，只有三年，他给世人留下的只有21篇短篇小说（其中一篇是1942年的旧作，两篇是改编别人的作品）。如果以中文字数计算，恐怕不到20万字。如果以其数量与同时代的其他作家相比，那是微不足道的。但是文学的价值从来不是以数量而是以质量取胜的。
理想的光辉 深刻的笔触
奥·乌达恭的创作数量虽然并不算大，但他的笔却触及了当时社会生活的许多方面。这里有城乡的差别、贫富的悬殊；有灵魂上的忏悔，也有父子的真情；有坚贞不渝的爱情，也有欲望和理智的冲突。他的不少小说，诸如《在泰国的土地上》《在解剖室里》《查弄》《黑色的本能》《坟墓上的婚礼》等都是泰国现代短篇小说的名篇。
《在泰国的土地上》《一个人的生活道路》和《永恒的爱》是战后在泰国出现的新型小说，这些小说触及了泰国社会制度的要害问题，塑造了一些为理想而献身的人物形象，揭露了社会的黑暗和腐朽，作品充满了对民主、自由和改革的切望。
《在泰国的土地上》写的是青年塔拉和他的未婚妻卡妮塔正守着一个农家患白喉的病孩，孩子生命垂危，他们万分焦急地等候着从曼谷顺便到这里的医生——卡妮塔的哥哥——能及时赶到，挽救孩子的生命。但是他们失望了。这时，突然从远处传来了马蹄飞跑的声音，接着是连续的几声枪响，就在病孩的生命即将结束的几秒钟里，一匹马冲到了屋前，马上的男子并不是他们等待的人，他衣衫褴褛，身上沾满了血污，右手紧握着枪，塔拉认出了他就是过去熟悉的帕琛医生——只因为信仰不同，他成了警察追捕的“罪犯”。在此千钧一发之际，塔拉请求帕琛医生抢救病孩的生命，自己却跨上了帕琛的马，急驰而去，把警察引开，警察的枪弹结束了塔拉年轻的生命。
这篇小说塑造了两个闪闪发光的人物形象。
帕琛医生是1949年2月一次大清洗黑名单上的人，那次大清洗有好几位重要的政治家惨遭杀害，然而逮捕和杀戮还在继续。他之所以被追捕，只因为他是一个英国工党式的“社会主义者”，“他希望看到人类社会从目前泰国社会所存在的各阶级贫富不均的巨大差异中摆脱出来。”他同情“成千上万沉沦于苦难贫穷，在死亡线上挣扎”的人民，他断言“泰国必须进行一次彻底的变革！”“如果泰国在今天实行不了社会主义，那么泰国还会走得比这更远！”他为了逃避追捕，被迫拿起了武器，历尽了千辛万苦，但是为了抢救一个孩子，他毅然地把自己的安危置之度外。
塔拉是作者着力刻画的主要人物，他对泰国的现实和统治阶级的本质有着极清醒的认识，他对女友这样说：“你看看吧，这个国家的一分子的生活是什么样子，他们穷到了什么地步，政府是从未想到的吧！……在这样的村子里、区里和县里，有什么东西可以称为政府提供的福利设施呢？不必说什么丰衣足食、安居乐业了，即使是使每个人能够活下去，免受冻馁，不受疾病的折磨的照顾也没有，这就是政府大言不惭的许诺！……卡妮塔，我感到惊奇的是，政府既然毫无用处，那我们要政府干什么呢？”他明确指出，“政府的唯一任务就是使最大多数的人丰衣足食。也就是说，为了保证每个人正常工作，每人都有权向政府索取它能提供给每个人生活所必需的一切……如果政府拒绝这样做，或者做不到，那么由一个个的人所组成的民众就有权把这个机构推翻、赶走，重新建立一个符合他们意志的政府！”
塔拉把一切问题的根源归结为政府，表明了他的政治眼光，虽然他对政府还没有一个科学的解释，但是指出这一点要有很大的勇气，因为泰国不是美国，不是法国，更不是英国，它在当时连一点虚伪的假民主也没有！掌权的人可以用枪杆子为所欲为，“只要‘共产党’这个词在有权有势的集团的眼中还是一瓢脏水，当他们需要在自己所控制的范围内剪除异己时，他们就可以任意把这瓢脏水向与他们意见不同的对方泼去！”
塔拉指出“有两个泰国”，一个是曼谷的泰国，一个是乡下的泰国。而真正的泰国是在乡下，那里的人的生活和曼谷比起来要相差十万八千里。塔拉指的曼谷当然不是那里的贫民窟，而是供富人享用的灯红酒绿的曼谷，这实质是压迫者、剥削者与被压迫者、被剥削者的两种截然不同的生活。
小说中的病孩实际上是苦难深重的泰国人民的象征。为了理想，为了未来，为了全体泰国人民，塔拉愿意献出自己年轻的生命。他对帕琛医生说：“让我尽一次这个光荣的职责吧！我并不仅仅为了这个孩子的一条生命，我为的是沉浸在穷困苦难的深渊里的每一个泰国人的生命，好朋友，我深深地懂得帕琛·善拉吉皮坦医生是每一个穷苦人的希望和光荣……虽然在此刻你正被不公平的法律所追捕。进去吧，亲爱的朋友，我可能会死，但那也没什么关系，因为你应该活着，为每一个泰国人活着……”塔拉被警察的枪弹击中，身体从悬崖上跌到河里，但是在临终之前人们却听到了这样的喊声：“帕琛，泰国的这块土地属于你！”
这篇小说充满了浪漫主义的传奇色彩，燃烧着作者对祖国人民和自由民主的炽热感情。塔拉虽然牺牲了，但他是为理想、为人民而死的，他的死是壮烈的，是一曲慷慨悲歌，它不仅催人泪下，而更主要的是启示人们不断斗争。
《一个人的生活道路》的主人公蒙銮·素拉集是一个有坚定信念和理想的人，但他不能见容于泰国社会，残酷的杀戮和逮捕迫使他不能不出逃。有人说他逃到了缅甸，有人说他还在国内，一年后报纸突然登出消息说警察在达府发现了他。他的未婚妻按照报纸提供的线索来到那里，追索着他的踪迹，但素拉吉却误以为她是暗探，开枪使她受了重伤。当发现被击倒的正是自己日想夜盼的亲人的时候，他肝肠欲断。当未婚妻死在自己怀抱里的时候，警察已经来到他的跟前，把素拉集送进了牢房。
这篇作品塑造了一个对理想忠贞不渝的革命者的形象。他说：“为了理想，没有什么东西可以使我灰心和罢手。”“前面即使有火坑等着我，我也要跳过去。”他对统治阶级和现存的制度不抱任何幻想，认为革命才是唯一的出路。他说：“泰国所需要的不是神圣的漂亮话，而是为了大多数人必须实行真心的改革。”对于这样一个立志要为人民造福的人，社会不但不允许他大展宏图，还要把他投入监狱，而他误伤未婚妻的悲剧也正是当局的迫害酿成的。
如果说上面提到的两篇小说正面地描写了革命者的崇高形象，那么《卡尔·马克思、火药味和南堤雅》却是从侧面对统治阶级的愚蠢和残暴进行了绝妙的讽刺和揭露。这篇小说写的是一个对马克思主义一知半解、又喜欢吹牛炫耀的人，只因为在破砖堆上向农民讲“马克思主义”，就被警察抓去了。本来警察来到的时候他想藏起来，但女友却激他，故意让警察把他抓起来，好让他的头脑“清醒清醒”，但两天之后她却得到了消息，他被警察打死了，理由是企图逃跑。
一个喜欢吹吹牛、赶赶时髦的人，只因为碰到马克思主义这个禁区就丧了命，这个典型事例本身就说明统治阶级的恐共病和神经衰弱到了何种程度。
奥·乌达恭的作品是一个时代的画廊，相当深刻地反映了人们的精神世界。
《在解剖室里》和《小溪岸边》有某些共同之处，前者写的是父子真情，后者写的是父女真情。《在解剖室里》是作者的成名作，当时泰国的著名杂志《暹罗时代》征文，默默无闻的奥·乌达恭寄去了三篇小说，其中《在解剖室里》获得了征文一等奖。这篇小说的主要情节是这样的：船工把奄奄一息，失踪已三年的维特亚送到了医院，这使他昔日的情人兑和朋友捷沙堂都深感惊讶和悲痛。维特亚得的是肺瘀血，全身像烧焦的树干，他最大的愿望是再看看兑和捷沙堂。维特亚本来是一位十分聪明而勤奋的医科大学生，他才华出众，尸体解剖尤为出色，因此他和兑、捷沙堂等共同工作的十一号手术台就成了大家羡慕的中心。但是有一天他却意外地缺了课，等大家都已离开解剖室的时候，他才匆匆赶来，急奔他工作的十一号手术台，翻过被他解剖的尸体，在尸体的脑后发现了三颗鲜明的红痣，从此以后他就失踪了。
被维特亚解剖的这十一号台上的尸体，原是被终身监禁的一个囚犯，因染上疟疾不治死去。临死之前他立下遗嘱，要把自己的尸体献出来供解剖用。他生前不能亲近儿子，死后却想用这个办法对儿子有所助益，这个囚犯正是维特亚的父亲，他为了维护妻子的名誉而杀了人。然而，他不想让儿子知道这尸体的真正身份，但一天维特亚却从叔叔那里读到了父亲给叔叔的信，得知脑后的三颗红痣正是父亲的特征，于是真相大白。
小说写出了特殊关系之下的父子之间的极其复杂的感情。维特亚用了三年的时光和整个的生命报答和体验了父亲的爱，同时也为自己的父亲是一个囚犯而感到羞耻。他在临死之前在情人和朋友面前拿出了这封信，想把一切公开，但是情人和朋友没有照他的意思办，这封信最后在火柴的点燃下化成了灰烬。
《查弄》是作者的一个名篇，但是却反映了作者的复杂的创作倾向。
小说采用第一人称的叙述方法。“我”作为一个小小的养路工区的工长是很受人尊敬的。发是个工人，喜欢喝酒，性情粗犷。一次我坐的平车装满了枕木，在下坡的铁道上飞驰。突然发现50米开外，一个人头枕在铁轨上睡大觉，我无法刹车，只好把所有的枕木推到铁道上，企图把车停下来，车翻了，我失去了知觉。但当我醒来，睁开眼第一个看到的就是发像一条忠犬似的跪在我的身旁，因为我救了他的命。
一天，发硬拉着我和其他几个人到查弄他的家里去喝酒，使我大吃一惊的是他竟有一个迷人的妻子，名叫娥。听说过去曾有人冒犯过他的妻子，结果死于他的手下，由于那个人正是当局要捉拿的坏人，发便没有吃官司。在我和发等人一起喝酒的时候，娥和我眉来眼去，使我神魂颠倒，不久我便得到了她。可是时间一久，我发现发的脸色很难看，他总躲着我，我不敢再到娥那里去，心里警觉起来，为了防止不测，我腰里总别着手枪。也就在这个时候，我发现喜欢寻花问柳的猜常常不在家。一天傍晚，忽听枪响，猜倒在血泊里。我明明知道这是发干的，但是没有证据，无法报案。但我心里明白，他是算计我的，不过一时打错了目标而已，想来想去还是先下手为强。
第二天天还没亮，我别了枪，来到查弄发的家门口，在一道闪电的照射下，我看到出来开门的正是发，我扣动扳机，发倒了下去。但糟糕的是他没有立即死去，而是活到了第二天。当我也混在人群中去看他的时候，他吃力地拉住我，对我说：“我不明白，你既然救了我一命，怎么又要杀死我？”我问他：“杀猜是不是杀错了人，而真正的目标是我？”发告诉我，猜在他不在家的时候曾想奸污他的妻子，但由于娥的反抗没有成功，杀他正是因为这个。至于我和娥的事情那是他为报答我故意安排的，为了我，他牺牲性命也在所不辞。发在警察的面前不承认是我杀死了他，虽然在闪电之下他清清楚楚地看到凶手正是我，因而我是无罪的。
这件事时时在袭击着我的心，我生活的自豪感和幸福感随着发的死亡而烟消云散了。
这篇小说表现了一个干了坏事的人良心上受到的谴责和道德上的忏悔。
小说中的“我”，虽然在一无仇二无怨的情况下救了发一条命，但是当他占有了发的妻子之后，二者的关系便起了变化，一种极其卑鄙的自私自利的占有欲成了他一切行动的出发点。杀死发虽然是出于误解，但是却是整个事情合乎逻辑的发展，因为他要做先下手的“强者”。当一切真相大白，发以德报怨的时候，他的良心受到了极大的谴责，精神上受到了毁灭性的打击。
与这种卑鄙灵魂形成对照的是发，他是个“粗人”，但心地善良、质朴。他疾恶如仇，但也知恩必报。他甚至把自己的爱妻作为奉献给“恩人”的礼物，也许因为他的“奉献”还不够，也许事情的发展必须以发的死来换取“恩人”最大的满足，最后他死在“恩人”的枪口下，但他为了报恩仍然没有揭发他。也许正因为此，恩人才“良心发现”。
如果说小说中的“我”，是作者批判、谴责的对象，那么作者对发显然是予以肯定的。但发这个人物并不是社会道德的典范，他身上的某些方面如纯洁、质朴、知恩必报等都可以说是劳动者的美德，但这个人物的身上显然具有奴仆的性格，“忠犬”的“品质”。试想，他可以不尊重妻子的人格，把妻子作为奉献给恩人的供品，他明明知道“恩人”杀他的原因，他却不向警察吐露真情，这可以充分说明这个人物思想意识中的落后、封建、愚昧的一面。遗憾的是作者并没有把这一面加以区别、批判，而是统统作为“感化”我的材料。其实如果从社会实际考察，一个极其自私自利的人，遇见小说中所描写的事情，其结果便有两种可能，一种就是像小说所描写的那样，杀人的凶手在精神上和道德上受到了审判，但另一种可能则是凶手得寸进尺，而并非只有一种可能。这是小说思想性方面的一个重大缺点。
《黑色的本能》：一篇引起争议的作品
奥·乌达恭引起轰动的一篇小说是《黑色的本能》，主角是一对情真意切的恋人丹庚和玛妮，但不幸的是丹庚得了肺病，可玛妮却坚持要和他结婚，理由是可以更好地照顾他。他们结婚之后的确也是幸福的，住的是充满花香鸟语的洋房，每天在一起散步谈天，陪伴他们的还有一条阿尔萨斯大狗，只有一样不圆满，结婚是形式上的，丹庚的健康状况不允许他们同房。但是他们也不觉得这是一种缺陷。有一天，一位朋友带着他逃出来的新婚妻子要求临时借住一下他们的房子，顶多不超过一个月，他们答应了。然而这对新婚夫妇也过分开放了一点，他们亲亲热热搂搂抱抱是不大避人的，甚至两个人在床上的事情也被玛妮看在眼里。她身热心跳，无法抑制自己的感情。甚至对年轻的男仆也有些冲动，但她总算控制住了自己，把自己锁在房间里。
在两位新婚客人离开前的一天，女主人的卧室里响起了连续的枪声，开枪的是丹庚，死者除了一丝不挂的玛妮之外，还有那条阿尔萨斯大洋狗——和女主人“通奸”的正是这条狗。
这篇小说在1950年1月27日《暹罗时代》第3卷第150期发表后，引起了读者空前的热烈反响，读者纷纷给编辑部写信，有的说它好，理由是“真实”；有的说它坏，理由是生活中不太可能有这种事儿，而且这样写有悖于人的道德。一时争论十分激烈。当时的作家组织分别在1950年6月30日和7月21日召开两次座谈会，讨论这篇小说，许多著名作家参加了座谈会。
由于当时整个文艺界文艺理论水平较低，又很少有人研究泰国当代文学，座谈会的准备也不充分（有人甚至没有读过这篇小说），所以与会者只纠缠在人兽“通奸”是否真有其事等次要问题，没有能对这篇小说做出一个准确的评价，最后不了了之。作者因为健康原因，没有出席这两次座谈。
这篇小说的主题思想是一目了然的：理智和本能常常发生冲突，人经不起天性的诱惑，甚至会做出最下流无耻的事情。
人是一种社会动物，这是人和动物最显著的区别。人有性的本能，但人还有社会意识、伦理和道德观念。离开了人的社会性去探讨人的性的本能只能走进死胡同。不少人认为，这篇小说“不道德”，他们的理由是小说暴露了罕见的丑恶行为。但作者写作的目的正是指出产生这种不道德的根源：“人们的道德随着物质文明的发展而江河日下。”“我们每天所见周围是什么样子呢？在新式文明的口号下，人们为社会制订了许多法规，这是人们开初的需要。后来大家也就坚信不疑，以为这就是昌明，其实恰恰相反，这些新的法规反而给人们——既包括男的，也包括女的——确实提供了多种机会，但是是干坏事的机会。于是女人和男人有了更多的自由，但谁也没想到的一点是，他们——男人和女人，所得到的自由不过是一条更接近于情欲黑影之下的道路，人们无法避开性的本能，而是在这条路上越走越远。只要社会在发展，每日每时都会有各种各样的撩拨和刺激，教育又有什么用呢？你大概不会怀疑吧，性的本能会怂恿我们——我指的是男人和女人——干出什么事情呢？”如果把它和当今泰国社会的什么同性恋、人兽恋、群婚制、性交表演、换妻俱乐部等性道德的败坏相对照，简直可以说是一种预言。这篇小说主要是从社会的角度，而不是单纯从人的本能的角度来观察这一问题的，所以这篇作品的积极意义是不能否定的。
但是这篇小说是有缺点的，它的不足之处在于小说的情节和人物与作者所要表达的主题思想之间有些游离。从小说的故事本身我们看不出促使玛妮堕落的社会原因。一对夫妻正常的夫妻生活——虽然他们过分公开了一点儿，但也不能归结为道德的沦丧。小说的女主人公是个情操高尚的人，她并没有因为丹庚得了肺病而离开他。夫妻不同房，她也没感到是一种折磨。但仅仅受了一对夫妻恩爱场面的刺激就做那样下流的事情，这不但不合情理，而且也忽视了人的社会性、道德伦理观念和自制能力，夸大了性本能的作用。虽然作者声称这件事情本身是真实的，但是真实与否是一回事，而用怎样的态度去观察和描写它又是另一回事。因为文艺作品塑造的是人物，是典型，要有普遍意义，不是生活中某一事实的复制品。生活中某一事件的真实，并不等于典型的、艺术的真实。这部作品一问世许多读者对它持否定态度，虽然有些偏颇，但也不是没有其合理因素的。
爱情的悲剧折射出社会生活的悲剧
奥·乌达恭也写了不少爱情小说，至少占了他创作总量的1/3，是他整个作品中很有光彩的部分。
爱情是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人类自有文学作品以来，就有了对爱情的描绘。但是，是通过爱情表现生活，反映社会，还是把爱情作为调料、消遣，为爱情而写爱情，却是作家世界观的一个分水岭。马克思主义认为，爱情问题是社会问题的一部分，而爱情又是社会生活的析晶，通过它可以反映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道德诸方面的问题。奥·乌达恭的作品写的是爱情，表现的却是生活，这是他现实主义创作思想的一个特色。
细心的读者可能会注意到，奥·乌达恭写的都是爱情悲剧，这些悲剧不但深深地打动了读者，而且深刻地反映了社会的现实。《坟墓上的婚礼》是这类小说中比较有代表性的一篇：沙塔蓬和莎罗芹在大学里就是一对感情真挚而热烈的情人，他们常常在巴都花下幽会，相约五年之后结婚，但是时间还不到五年，大学毕业后莎罗芹却不辞而别，和另一个男人结了婚。沙塔蓬陷入了极大的苦痛和迷惘之中，不幸他又得了严重的疟疾。但在此时他却从别人的口中得知莎罗芹在一次意外的车祸中受了重伤，在临死之前她请求丈夫把她葬在巴都花下，并且自言自语道：“沙塔蓬，莎罗芹在这儿等着你，有一天你终会知道，我是永远爱着你和忠实于你的。我之所以和别人结婚那是为了使父亲摆脱被控告而面临破产的绝境，——在巴都树下，沙塔蓬啊，我将等着你，就像是在我家的老屋之后的巴都树下我依偎在你的怀抱里一样……”沙塔蓬如梦方醒，他跌跌撞撞地扑到莎罗芹的坟墓上去，那里满是巴都树的黄花。也许因为他喝了大量的酒，也许是疟原虫侵入了他的脑际，沙塔蓬死了。在临死之前，他说：“看吧，巴都花已经开了六次，这是我们婚礼的日子……”
小说以巴都花作为沙塔蓬和莎罗芹爱情的象征，他们生前在这花下定情，死后用这花寄托他们的情思，花开花落是他们约定的佳期，他们以死证明了感情的纯洁和忠诚。莎罗芹的家庭没有钱，人就成了债务的抵押品，莎罗芹若要维护自己的感情只有“死”的一条路，可见没有经济上的自由，爱情的自由也谈不上。然而沙塔蓬和莎罗芹之间的“在天愿作比翼鸟，在地愿为连理枝”的始终不渝的爱情却是人间讴歌的最高尚的感情。
《凯沙拉的命运》也是一出撕裂人心的悲剧。这个悲剧的主角是个纯洁的姑娘，名叫凯沙拉，她爱上了寄居在她家里的巴蓬。巴蓬已经有了情人，也不真心爱她，但是却含含糊糊地接受了姑娘的情意，凯沙拉不知情，发誓除了巴蓬之外谁也不嫁。但巴蓬回曼谷之后一年就结了婚。他把凯沙拉爱情的信物——他俩在通卡沃树下亲吻拥抱的一幅画放在贮藏室里，把她的感情也早就抛到九霄云外。25年过去了，他的结发妻子死去了。后娶的第五个妻子和一个人通奸。他原想把淫妇打死，不料却把奸夫送上了西天，他吃了官司。原告为了歪曲案情，故意把25年前巴蓬和凯沙拉的事情扯了出来，于是引出了这个爱情悲剧故事。然而凯沙拉已不在人世，她在半年前已经死去，但是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刻她仍然在等着巴蓬，棺木上撒满了通卡沃花，他们亲吻拥抱的那幅画还挂在那里。
在封建社会里，男女都可能成为封建压迫的牺牲品，但就婚姻和家庭而言，受害最深的还是妇女。从表面上看凯沙拉的悲剧纯粹是个人因素造成的，但仔细一想，这里面包含有深刻的社会内容。凯沙拉的“单相思”和最后以死殉情在“聪明的”男人看来也许是愚蠢，但从社会的角度去观察这不能不说是一个弱女子所能做出的最强烈的抗议。
艺术上的杰出成就
奥·乌达恭留下来的作品不算多，严格地说来也不篇篇都是精品，但从思想意义上来说，他的作品站到了时代的前列，达到了当时泰国文学所能达到的最高点，同时在艺术上他也独具匠心，显示了他的才华，形成了自己独特的风格，可以毫不夸张地说，他在短篇小说上所取得的艺术成就在泰国直到现在仍然是第一流的。
文学艺术的美学原则是通过生动的艺术形象真实、客观地反映社会生活，因此塑造艺术形象或称为艺术典型就是最重要的任务，在这方面奥·乌达恭的短篇小说有着杰出的、独特的贡献。
1949年11月20日在奥·乌达恭的小说《在解剖室里》获征文一等奖时，由许多著名作家所组成的评选委员会就认为这篇小说的人物“有血有肉”“这是这篇小说最突出的特点”。其实写人物突出的并不止于这篇，比如《在泰国的土地上》的塔拉和帕琛医生就是两个令人难忘的、栩栩如生的人物典型。塔拉身强力壮、疾恶如仇、见义勇为，而帕琛医生却是个瘦削、深沉而冷静的人，他们外形不同，气质不同，然而在为泰国人民舍生忘死这一点上他们都不愧是国家的脊梁、民族的中坚。我们一合上书本甚至能想象出他们的形象，这不能不说明作者在塑造人物上有着惊人的艺术技巧。
《查弄》中发的形象是极为生动的，他嗜酒、粗犷、鲁莽、凶暴、质直、知恩必报，但也奴性十足，在作者的笔下这个人物的复杂性格一下子跃然纸上。再如《卡尔·马克思、火药味和南堤雅》这篇小说中的赛塔的形象，人们从他站在烂砖堆上所做的不伦不类的演说中就可以知道，他对马克思主义可以说一窍不通，但他又喜欢炫耀，喜欢吹牛，所以才选了这么个场合“施展他的才能”。当捅了娄子，警察来抓他的时候他怕了，要躲起来，但女朋友激他，他又不得不硬充好汉。通过这些细节描写，一个“二憨子”的形象立刻在读者面前活了起来。
奥·乌达恭的短篇小说在刻画人物上的另一个特点是避免了抽象的议论和空洞的说教。概念化是“文艺为人生”的文学常犯的毛病，这一缺点在现实主义文学内部一直延续至今尚未彻底解决。作家发现了社会问题，有感而发，这是好的，但是，如果作者生活底子薄，积累不够，形不成一个完整的故事情节，更谈不上细节的真实，因此不是用活生生的人物形象说话，只好用“豪言壮语”去填充人物、阐明主题，这就大大降低了作品的艺术感染力。我们可以看到奥·乌达恭的作品基本上没有沾染上这个毛病，他坚持用人物的行动、情节的发展、气氛的烘托来阐明主题，所以他塑造的人物形象，事隔半个多世纪仍然活在人们的心里。
在泰国现代作家中奥·乌达恭是很注重艺术形式的一个，尤其在小说的结构上有独到之处。比如《在泰国的土地上》的结构就十分严谨，如果把它的情节挪动一下就会破坏小说的艺术感染力。帕琛这个形象的塑造应该说是难以安排的，前面写帕琛，等于把底细全亮到了读者的面前，这样就没有了小说中间的奇异的惊险场面。如果在帕琛出场的时候大段地写这个人物，势必冲淡整个紧张气氛。作者把这个人物的底细留在塔拉骑马引开警察的整个过程中，用回忆的方式表达出来，这不但使整个追捕的过程起伏跌宕，而且较好地丰满了这个人物，最后塔拉临死前喊出的一句话更使这个人物升华了。
情节比较曲折，故事中常常有许多悬念，又常常有一个意想不到的结局，这是奥·乌达恭作品的又一艺术特点。《在解剖室里》《查弄》《坟墓上的婚礼》《在夏天的天空下》等作品可以说都是这方面的典范。比如《在解剖室里》一开始就写一个濒临死亡的病人，读者自然急切想知道他的身份。再如《坟墓上的婚礼》中的一对相爱甚笃的恋人五年后没有结婚而是分离，这就使人感到意外。沙塔蓬本来滴酒不沾，夜里却大量饮酒，突然失踪，在莎罗芹的坟上死去，读者会急切地想知道这为什么，最后作者才把一切挑开。谁会想到《黑色的本能》结尾时，“丹庚的枪筒里冒着烟”，屋子里躺着的是赤裸裸的玛妮和阿尔萨斯大洋狗的两具尸体呢？再比如《一个人的生活道路》的结尾，素拉集打死了日想夜盼的未婚妻，这是读者很难预料的，小说出乎意料的悲剧结尾深化了作品的主题。
奥·乌达恭的小说中环境和气氛的描写也很出色。他很少对人物的面貌和衣饰花费笔墨，但是对环境的描写却下了较大的功夫，而且常常出现在节骨眼上。比如《在泰国的土地上》就在警察追来的紧急时刻作者却突然插入一段景物、环境和气氛的描写：
塔拉的两手渗出了汗水，他咬紧牙关。白蚕花的香气更浓了，而且随着清风的吹拂不断弥漫开去。月亮从一堆云彩的遮盖中露出脸来，道路的远方开始明亮起来……亮得足以看到有几匹马向这边飞奔而来，塔拉的思绪完全乱了，他瞥了瞥帕琛医生绷得紧紧的面孔，它看上去有点凶恶，而且好像在那一瞬间正在下决心似的……
人们在极紧张的时刻反而会镇定下来。写小说也一样，紧张固然好，但也要使人有喘口气的工夫。这段文字用环境和气氛烘托两个人的坚毅性格，恰到好处地表现了面临重大抉择时的紧迫、庄严气氛。
在塔拉牺牲之前，也有一段环境和气氛的描写：
在高空上弦月的照耀下显得有些发白的路上，警察正恶狠狠地全力追赶，路直插入他家的田地。塔拉看看猪圈，它是静静的；看看牛栏，拢起的火堆正飘着白烟；在他即将策马离开这儿之前，他再次仔仔细细地打量了这里的一切，好像是对它们万分依恋似的。达产家已经破旧的篱笆上缠绕的白藤花正散发出浓郁的芳香，塔拉深深地吸着这香气，他禁不住感到惊奇，今夜的白藤花为什么这么芳香甜蜜呢？卡妮达的头发上曾经插过这种花，他曾小心翼翼、无限珍爱地吻过它，但那味道怎么这么不同呢？
这段文字把对人生、家乡和情人的依恋的感情表现得十分真切，从而烘托出他牺牲时的崇高精神境界，这比正面叙述更富表现力。
《坟墓上的婚礼》最后有这样一段文字：
现在，每当夜里，我一个人静静地坐着的时候，常常看着布满了星辰的漆黑的夜空，看着中天之上一条柔和的银河——那里曾经吞噬过一对恋人永远的幸福，他们受着炽热爱情的驱使，在天上恒河女神面前发了誓。我真想知道，在这同一地方是否也能同样寄托两颗可怜的相爱的心呢？
这段文字是对为爱而殉情的两个灵魂最深切的哀悼，读后会使人长久感叹不已。
奥·乌达恭对泰国短篇小说所做的贡献是不可抹灭的。
“文艺为人生”的其他作家与作品
在“文艺为人生，文艺为人民”的文学运动中重要作家与作品当然不止在本章前四节所提到的作家、作品。在反对专制、反对独裁、反对压迫、反对剥削、反对战争、争取民主和世界和平的旗帜下，不少作家写出了在一定程度上表达人民的意志和感情的作品。在创作中又以短篇小说最为繁荣，它起了轻骑兵的作用，其数量远远超过了长篇小说，而且弥补了长篇小说反映生活面的某些不足。许多名作家在创作长篇小说在同时写了不少短篇小说，如玛来·楚皮尼（1906～1963）、伊沙拉·阿曼达恭（1921～1969）、奥·差亚瓦拉信（1918～）、西拉·沙塔巴纳瓦（1918～1975）等人都是如此，连搁笔多年享有盛誉的老作家多迈索在战后也写出了贴近现实、反映战乱、提出尖锐社会问题的短篇小说《好百姓》。当时也涌现出一批主要或专门写短篇小说的作家，如西·沙拉康（1926～）、佬·康宏（1930～）、隆·拉狄万（1932～1974）、派吞·顺通等人，他们的成就也相当引人注目。
伊沙拉·阿曼达恭是一位旗帜鲜明、对剥削阶级疾恶如仇的有杰出成就的作家。他和社尼·绍瓦蓬同时崛起于20世纪40年代初。他有阿拉伯血统，家族信奉伊斯兰教，但他对教规却并不怎么重视。他在曼谷一所英文教会学校毕业以后从事新闻工作，担任过泰国记者联谊会主席，1957年曾率泰国新闻工作者代表团访问中国，1958年因从事进步活动被捕，被关押了5年8个月。伊沙拉的作品很多，长篇小说有《罪恶的善人》《毁灭的土地》《我是不会退却的》等，短篇小说集有《黑暗时代》《哇俞博折翼记》《哭与笑》《国家事件》《自由之歌》《各有上帝》等。
伊沙拉·阿曼达恭的短篇小说和他的长篇小说一样富有激情，他在作品中揭露黑暗，歌颂光明，嬉笑怒骂，皆成文章。如他的《新时代的伊索寓言》就借用了流传于民间的一则沙拉丁故事（中国称为“阿凡提故事”），写了一群穷困的单身汉，生活虽然难熬，但性格却不失乐天与幽默。他们有一位“芳邻”，是一个富豪地主，他们每天鸡鸭鱼肉，香味总能在就餐之际从隔壁飘过来，粗茶淡饭的单身汉们常常就着这阵香味狼吞虎咽，身体长得很结实，而吃够了山珍海味的富豪却个个面黄肌瘦。富豪解不开这个谜。一日他风闻邻居的穷汉每日“吸食”他家的香味，于是茅塞顿开，告到了警察局：称穷汉们吸光了他家饭菜的香味，致使他的家庭成员营养不良，穷人应该赔偿他的损失。穷汉们被传到警察局，对于富豪的控告他们供认不讳，愿意赔偿。一人起身，拿起帽子，众穷汉都把硬币投到了帽子里，此人走到富豪面前，将帽子在他面前摇了摇，问道：“你听到钱响的声音了没有？”富豪答道：“听到了。”穷汉说：“我们吸食了你饭菜的香味，今天你听到了我们钱的声音，两清了！”说罢扬长而去。
这篇作品颇能代表伊沙拉·阿曼达恭的风格。
西拉·沙塔巴纳瓦在他创作的前期，即“文艺为人生”时期，是一位成就卓著的作家。他曾在大学攻读政治学，但由于经济拮据而无法修完全部课程而被迫投入社会，为了生活，他曾到北方伐木，又到南方的锡矿场当过矿工，他做过职员、公务员、教师和校长，后来走上了文学创作和办报之路。因为从底层中来，他熟悉人民的生活，阅历丰富，这成了他创作的源泉。生活的困顿，又培养了他爱憎分明的感情。他的前期作品尖锐泼辣，富有讽刺意味。他著有30余部长篇小说，短篇小说300多篇，此外还有评论、剧本等。较有代表性的长篇有《这块土地属于谁》《生活的奴隶》《必须偿还的债》《人间悲剧》及《明天一定有朝阳》等。
西拉·沙塔巴纳瓦的短篇小说在思想深度和艺术造诣上与他的长篇小说相比较有过之而无不及。《我所不认识的世界》视角独特，写了一个自幼失明的青年和一个心地善良、声音美好但相貌丑陋的姑娘相爱的故事。在黑暗中他觉得世间的一切都是美好的。可姑娘却一直担心，一旦他的眼睛治好看见自己的面孔，将失去他的爱情。男主人公终于进了一家有名的医院治疗，就在眼睛即将复明的一刻，他看见了人的美丽外表，却更深地体察了人心的丑恶。一对偷情的医生和护士的打火机的亮光灼伤了他的眼睛，使他重新永远地回到了黑暗的世界。小说构思巧妙，意味深长。
《在法庭上》写的是审判一个将军手下的男子拐走将军的千金小姐并使她有了三个月的身孕的案件，作者以极大的义愤揭露了社会的黑暗和法律的不公：将军盗窃国库，饱其私囊，高利盘剥债户是无罪的；道貌岸然，摧残蹂躏这位千金小姐的姐夫也是无罪的；一对青年的真诚爱情却犯了罪。小说结构紧凑，一气呵成。它提出的是社会最尖锐的问题，很能发人深思。
《在荒林里》写的是宗老头一家卖掉了土地，从无法谋生的东北部逃到曼谷，以为这里是天堂，但是卖地所得到的钱除去车费和一家一路上的花费之外，仅剩200多铢，而这钱也被介绍工作的掮客骗走。在生活无着的情况下，大女儿不得不去卖淫，但是坏蛋蹂躏了她的身体却分文未给而逃走，一家陷入了绝境。宗老头终于认识到：“我们的家乡，不过饥饿而已……没想到曼谷却是有着更多野兽的一座荒林！”
《已经晚了》的主角是一个道貌岸然从英国留学回来的绅士，其实他骨子里却是男盗女娼。他为了自己的淫乐，玩够了所有“高贵”的女人，偶然间却对一个农家少女佣人发生了兴趣，使这位少女尤萍怀孕之后他又毫不怜悯一脚踢开。后来尤萍和一位农村青年结了婚，丈夫知道妻子肚里的孩子不是自己的骨肉，常常拳脚相加。十年过去，绅士娶的“高贵”血统的妻子没有给他传宗接代而死去，于是他想尤萍应该能为自己家族延续“香火”，他千方百计打听尤萍的下落，后来得知由于分娩时年龄过小，且受到丈夫的虐待，分娩时她已死了，儿子得以幸存，但如今却是个残废乞丐。他忏悔了，但一切都晚了。
这篇小说从道德上批判了“高贵者”。
农村的斗争常常表现为土地问题，这也是“文艺为人民”流派的作家所关注的题材。通白·通包（1926～）如今是位大律师，可在年轻时代他却是一位相当勤恳的短篇小说作家，他以西·沙拉康的笔名写的短篇小说《准伯给班迪的信》揭露的是地方豪强霸占农民土地的罪恶行径。那年年成好，甘蔗丰收，准伯心里高兴，以为一定有好日子过，还可以把欠的债还上。正当他们兴高采烈收割之时，区长带着几个穿警服的人突然而至。准伯以为他们是前来祝贺丰收的。不料区长却说这块甘蔗田是他的，准伯收获自己的东西却成了“偷窃”。准伯当然不服，但他被押上了警车，关到警察局里。准伯叹道：过去只知道邻国常来骚扰、侵略泰国，包括准伯在内的泰国人都曾奋起反抗，“如今的强盗却同是泰国人！”为了能保住自己的土地，准伯把希望寄托在读大学的侄子身上，希望功成名就的侄子日后能成为家庭正当权利的保护人。
假如说西·沙拉康笔下的准伯还是个受欺凌的“叫苦”形象，那么乃丹·打诺在派吞·顺通的笔下已经成了一个为维护自己的权利奋起自卫的英雄。由于东北部的干旱和贫穷，乃丹·打诺被逼逃到了山林。他们砍伐树木，驱散野兽，含辛茹苦，开出了良田，但被恶霸豪强汶石看中，他派来50多人的强盗队伍前来夺地，说这土地是他们的。忍无可忍的乃丹率领众人在半夜里将他们烧死，为民除了害。
派吞·顺通是一位短篇小说作家，同时也写纪实文学、散文和文学评论。他20世纪50年代开始写作，现在是泰国发行量最大的报纸《泰叻报》的主编。
隆·拉狄万是一位工人出身的记者、作家，本名他威·格达万迪，莱府人，家庭务农。中学毕业后到曼谷做了排字工人，通过自学当了记者和作家，和伊沙拉·阿曼达恭有着深厚的友谊。他一生之中写了四部长篇小说和百余篇短篇小说。作品大多取材于劳动人民所受的压迫和不幸，对不合理的社会制度和现实进行抗争，泰国的军事独裁统治被推翻以后，他的作品得到了广泛的传播。
隆·拉狄万和其他作家一个最大的不同就是他的笔下塑造的大多数是社会底层的人物，如农民、工人、司机、妓女等，题材大部分也很细小，但生活气息浓厚。
隆·拉狄万同样关注农村的土地问题，他在《仇恨使他成了大盗》就写了受尽恶势力强取豪夺的农民走投无路之际，儿子为父亲报仇的故事。个人复仇其实解决不了整个社会问题，但也反映了政权的腐败、社会矛盾尖锐、官逼民反的现实。《太阳升起之前》写了农村妇女生孩子如过鬼门关。坎的妻子要分娩，但因为乡里唯一的接生婆的去世，使他不能不赶着牛车到很远的国家办的卫生院去，一路的跋涉，一路的颠簸，结果孩子生在了路上，而妻子却在太阳升起之前断了气。小说情节简单，寓意、象征意义却十分深远。
泰国作家写工人的是很少的，写好工人的则更少，这主要是对工人的生活不了解，不熟悉。隆·拉狄万笔下的工人至少不是概念化的。《一个女工的秘密》写一个女工怀孕了，生怕厂方开除，整日担惊受怕，丈夫也加班加点，为孩子的降生做准备。由于怕得罪厂主，他们甚至不敢参加维护自身权利的斗争，但在工友的帮助下顺利地生下孩子，集体的斗争也获得了胜利。
《等到明天黄昏》歌颂了一对工人真挚纯洁的爱情，妻子遭到毁容，并没有葬送他们的感情。《不再有明天》说明富人从不把“下人”当人看待。一个年老的司机为富家开车，每天接送与自己子女年龄相仿的富家子女上学放学，司机自己的孩子当然得挤公共汽车，一次出了车祸，儿子丧生，但司机却不能前去看上一眼，因为车上的小主人不允许……
隆·拉狄万的笔触相当广泛，他写妓女，满腔血泪；他写老挝妇女，表现了一颗爱国爱家之心；他写黑泰赞扬了他们的斗争传统；他写国民党残匪，暴露深刻。
第六节 “文艺为人生，文艺为人民”文学运动所受到的镇压和摧残
1958年10月20日陆军元帅沙立勾结他侬上将、巴博上将，以“革命团”的名义发动政变，废除了1932年制定的1953年修改的宪法，解散了议会和政党，实行起比原来更加严酷的军人独裁统治，剥夺了人民的一切民主自由权利。他们封闭报刊，逮捕作家，查禁书籍，轰轰烈烈的“文艺为人生，文艺为人民”的文学一下子便被镇压下去。
作家人人自危。西巫拉帕当时正率领一个泰国代表团在中国访问，为了避免再入虎口，他选择了流亡中国，直到逝世也有国归不得。著名诗人乃丕从此潜入地下，直到逝世也没在泰国文艺界再次露面。佬·康宏回家养牛。大多数进步作家沉默以待，继续写作的也改换了方向。
从事外交工作的社尼·绍瓦蓬侥幸逃脱了被逮捕的命运，但也扼杀了他的创作。20世纪60年代他出版了两部作品，一本是《南行记》，是20世纪50年代末期的作品，当初曾在杂志上连载，后改名为《亚马逊的莲花》，记述了拉丁美洲的风光、民俗和人民的苦难、希望和他们的斗争，更像是一部报告文学。1961年写了《冷火》，在《暹罗时代周刊》上连载，1965年朋友出版社出版了单行本，内容写的是阿根廷的革命者为驱除暴政所做的斗争。作者在作品中借用里卡托写给友人的一封信这样描写了拉丁美洲的现实：“今天的一切看来都是颠倒的……所有的东西都错了位，应该坐在审判席上的人，坐到了被告席上，应该自由自在地行动和工作的人进了监狱，应该蹲监狱的人却在外面自由自在，应该死去的人活着，而应该活着的人却死了……”作者写这部小说的时候，他的友人正被投入监狱，泰国正经历着“吟罢低眉无写处”的时期，上面的话正是作者愤怒感情的宣泄和呼喊！但是鉴于泰国当时的政治形势和他本身工作的性质，作者是无法直言的，小说写得相当隐晦。
总的说来，这两部小说无论在思想上还是在艺术上都无法和《魔鬼》相比。按说20世纪60～70年代社尼·绍瓦蓬正值风华正茂的盛年，他完全可以写出更好的作品，但是戴着枷锁是难以跳舞的。从《冷火》出版以后，在几近20年的时间里社尼·绍瓦蓬再没动笔。
奥·猜亚瓦拉信在沙立政变之后所写的长篇小说《颂腊》也反映了他创作思想上的蜕变。
颂腊生于泰北的一个贵族之家，她美丽异常，很受父亲的宠爱。父亲素里延年轻时爱上了颂腊的母亲乌莎。但祖父又给他娶了一个曼谷女子诺娜，所以父亲的八个子女为两个母亲所生。乌莎住在清迈，诺娜住在曼谷，素里延在曼谷做官，不能不和诺娜一起生活，但他的心始终在清迈。乌莎忍受生活的孤寂，整日以纸牌解闷，弄坏了身体，家产也耗费殆尽，加之受到敲诈，身心俱废，乌莎一死，清迈之家立即败落。
素里延失去爱妻，终日闷闷不乐。曼谷的妻子诺娜为人刻薄，也难以体会丈夫的心境。她为了巴结富商阿皮猜，把自己的女儿嫁给了他，但这无异于将女儿推入火坑。阿皮猜生活放荡，婚后恶习不改。素里延与诺娜的感情破裂。素里延以酒浇愁，遂得了半身不遂之症。
颂腊在回清迈的路上结识了年轻的记者查。查在心里爱上了颂腊，但不敢“高攀”。颂腊生活拮据，不得不以业余翻译赚钱，她得到查的多方帮助，感情日深。
颂腊少年时有一男友，名德奈，现在他也是查的好友，是个副县长，同是北方人，他爱慕颂腊已有很长时间，现在写信向她求爱。颂腊十分矛盾，她知道查很爱她，但又从未直言。她请查帮助自己抉择，查竟然舍弃了自己的感情，成全了朋友。
素里延回到清迈，曼谷的妻子诺娜出了家。颂腊的姐姐诗琳通和一位农业教授结了婚，自己办了一个农场。乌莎生前被敲诈的钱又讨了回来，清迈的家又得到了中兴。在颂腊姐姐诗琳通的婚礼上颂腊和查又见了面，他为自己不是泰北人没有得到颂腊的爱情而遗憾。但又为朋友的幸福而高兴。他获得一次出国的机会。临行时颂腊表示，永远不会忘记查的帮助。
这部小说写了一个贵族之家由于内部的矛盾而衰败的故事，因为没有与社会因素联系起来，所以成了在任何时代、任何家庭都可能发生的平庸老套故事，加之作者对贵族的态度又是溢美的（败落之后还能中兴！），即使时光倒流30年，这部小说的思想内容也不能说是先进的。对于一个曾经写出反对压迫和剥削的作家来说，这不能不说是创作思想的一大倒退。
在创作上“转向”最彻底的是西拉·沙塔巴纳瓦。沙立政变以后直到逝世之前，他仍然写了大量作品，主要是“卖钱的”长篇小说。揭露黑暗，抨击社会的锋芒已不复见，内容则不少是艳情和打斗，现仅举《欲望的奴隶》和《苍天没回答》两部长篇小说为例，考察一下这位作家和他所处环境的关系。
《欲望的奴隶》全书46章，976页，篇幅不短，出版于1960年。其主要情节如下：阿内·猜亚喜生活阔绰，住在一座大厦里。他和昂沙娜结婚已十年，有一男孩埃猜，生活本来是幸福美满的，但昂沙娜害怕再生孩子，夫妻间缺少性爱。阿内聪明、潇洒、罗曼蒂克、感情丰富。在妻子看来，这是他的一大弱点，因为这很能勾起别的女人的感情，后来事情果然发生。
昂沙娜的妹妹安查丽和小姑姑——美丽的少女楚兰达寄居在阿内家。安查丽先嫁一流氓，后变成寡妇，她为了替代姐姐的位置用尽了阴谋诡计。她造谣说昂沙娜和管家有染，使阿内在精神上受到很大打击。为了报复妻子的背叛，阿内和安查丽发生了关系，对阿内说来，这不是爱情而是感情发泄。一次此事被昂沙娜撞见，阿内不但不认错，反说昂沙娜早已背叛，昂沙娜愤然离开了阿内。但阿内对安查丽并无好感，种种事情的发生使他十分鄙视安查丽，她爬上夫人宝座的愿望得到的是冷淡和拒绝。
楚兰达同情阿内，对他产生了真挚的爱，可她把这种感情埋藏在心底。为了躲开阿内的家庭纠纷，去了英国留学。阿内终日借酒浇愁，脑溢血使他半身不遂。楚兰达得知这个消息，辍学回来探望阿内。后来真相大白，阿内知道自己中了安查丽的圈套，错怪了妻子，他憎恨安查丽，也憎恨自己。十几年过去了，阿内满头白发，整日禁锢在小屋子里，心中只有一个愿望，就是能见到昂沙娜领着儿子回来。临死之前，他立下遗嘱把一大笔遗产给了管家，一大笔给了昂沙娜，另一笔给了楚兰达，安查丽什么也没得到。在他生命的最后一刻，昂沙娜终于回来，阿内热泪盈眶，安详地闭上了眼睛。
从情节的介绍中我们就不难看出，作者已从他原来创作的出发点大大后退了。读这样的作品除了消磨一点时光之外，它是没有多少社会意义的。
《苍天没回答》写于20世纪60年代末。女主人公是一位漂亮的演员，名叫顺特丽，在一个暴风雨的夜晚抛弃了结婚七年在报馆工作的丈夫和一个五岁的小女儿，去追求“新生活”，因为丈夫满足不了她追求的虚荣和阔绰。她为了声名和富裕投入了戏班主兼编剧查查万的怀抱并和他姘居。戏班到清迈演出，在火车上为争夺女主角顺特丽与另一演员当斋发生争执，失手将当斋推下火车，轧得血肉模糊。当斋误提了顺特丽的手提包，身上穿的是顺特丽借给她的衣服，所以大家都误认当斋是凶手，已逃逸，死者是顺特丽。
出事之前，在火车上顺特丽认识了北榄坡一位富商讪诺，但她自己却未透露姓名。出事后，顺特丽畏罪中途下车潜逃，慌乱中投宿到一家妓女客店，受到流氓的纷扰，巧遇讪诺解了围。讪诺请她住在自己家里，慷慨资助，可她感到寂寞，不辞而别，继续寻求“新生活”，但她只到了彭世洛，便已身无分文，为了一顿饱饭她决定卖淫，但此时又巧遇做生意前来这里的讪诺，讪诺又请她住回家中。
讪诺为慈善事业举办选美和其他游艺活动，请顺特丽参赛，为了彻底摆脱犯罪的阴影，她改名为奴加丽·达丽，并由讪诺出钱整容，改变了相貌，自己又练习改变声音。
顺特丽出走以后，丈夫库姆把女儿寄宿在小学里，得到了年轻美貌女教师阿侬的细心照料。阿侬的善良感动了库姆，他们相爱了，库姆也走出困顿，成了一个报业名家和知名作家。顺特丽坠车而死的消息传到报馆，库姆写文章作了详尽报道，并且把事情告诉了女儿。奴加丽在选美竞赛中看到库姆而晕倒，但后来的几次相遇，库姆也没有认出她来。在选美的过程中奴加丽认识了一名电影导演甲森，他原本是一名赌棍和鸦片贩子。他看中了奴加丽，于是奴加丽一跃又成了明星，名声大噪，生活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甲森也捞到一大笔钱。
一次，奴加丽在醉酒时讪诺出于爱和她发生了性关系。奴加丽为了有更大的发展，要求迁居曼谷，一切费用讪诺支出。不久讪诺由于火灾而破产，奴加丽翻脸不认人，讪诺将酒泼在她的脸上，二人就此分道扬镳。
奴加丽生活优裕，但由于戴着假面生活，精神痛苦而空虚。她看到丈夫的变化，后悔离开了她，也想念自己的女儿。她成了酒鬼，整天烂醉如泥。甲森看到她已失去赚钱的价值，就想抛弃她，但在抛弃之前，他还想品尝一下她的美貌和丰韵。一次醉酒之后甲森想奸污她，但被拒绝。生气的甲森将海洛因香烟故意丢在了她的房间里。从此奴加丽又成了一个吸毒者。长期的吸毒，不但耗尽了她的钱财，也葬送了她的美貌。甲森答应给她毒品，但要用身体去换。奴加丽已经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
由于奴加丽长得和顺特丽很像，库姆很同情她，而她也有一个愿望就是想把自己就是顺特丽的秘密告诉丈夫。当库姆和阿侬的婚礼举行的时候，她在屋檐下等着。当客人散尽之时，她才想进去，但她已支持不住。在昏迷中她被抬到屋里，但已不能说话。此时正好讪诺赶到，送给库姆一个戒指，这是库姆和顺特丽结婚时的信物，在困境中被顺特丽卖掉，讪诺又偷偷地将它赎了回来，于是真相大白，可此时顺特丽已经合上了眼睛。
这部小说是谴责顺特丽追求享乐和虚荣的，这个主题并不坏，但作者一没挖掘这种情欲和物欲在社会上和人心里是怎么膨胀起来的，二又对这情欲和物欲抱着欣赏的态度并借此吸引读者。所以这“谴责”便成了一个幌子。离奇的情节，过多的巧遇又失去了生活的真实，即使将它列入通俗作品，那它也是通俗作品中的劣等货。
一次政变，一纸反共条令，就把一场轰轰烈烈的“文艺为人生，文艺为人民”的文学运动打下去了，因为军人独裁政权有枪，有监狱，有军警；而作家只有笔。但是与人民血肉相连的作品也不是容易被消灭的，正如鲁迅所说：“石在，火种是不会绝的。”《“题未定”草（九）》，《鲁迅全集》第6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63，第350页。1973年10月14日运动以后，这种文学再次被青年所接受所喜爱以及现实主义文学的再次复兴，便说明了这个真理，在这个意义上说，文学恐怕比任何枪炮更有威力，也更恒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