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和文忌

政和文忌

【原文】

蔡京颛国[1]，以学校科举籍制多士，而为之鹰犬者，又从而羽翼之。士子程文，一言一字稍涉疑忌，必暗黜[2]之。有鲍辉卿者言：“今州县学考试，未校文学精弱，先问时忌有无，苟语涉时忌，虽甚工不敢取。若曰：‘休兵以息民，节用以丰财，罢不急之役，清人仕之流。’诸如此语，熙、丰、绍圣间，试者共用不以为忌，今悉继之，所宜禁止。”诏可。政和三年，臣僚又言：“比者试文，有以圣经之言辄为时忌而避之者，如曰‘大哉尧之为君’,‘君哉舜也’，与夫‘制治于未乱，保邦于未危’,‘吉凶悔吝生乎动’,‘吉凶与民同患’。以为‘哉’音与‘灾’同，而危乱凶悔非人乐闻，皆避。今当不讳之朝，岂宜有此？”诏禁之。以二者之言考之，知当时试文无辜而坐黜者多矣，其事载于《四朝志》。

【注释】

[1]颛：通“专”，专擅，专断。[2]暗黜：暗中降职或罢免。

【译文】

蔡京专擅国家大权的时候，通过学校科和举考试来践踏抑制很多士人，但那些愿意成为他鹰犬的人，却可以得到他的保护与提携。士子所写的文章，一句一字稍微涉及疑忌，一定会被他暗中取消录取资格。有个名为鲍辉卿的人进言说：“如今州县学考试，还没有比较写文章水平的高低，而是先检查是否犯了当时的忌讳，假若语句涉及时忌的，即使是文章的手笔再好也不敢录取。比如说：‘休兵以息民，节用以丰财，罢不急之役，清入仕之流。’类似这样的语句，在熙宁、元丰，绍圣年间，参加考试的士人都可以用任何语句而无需时忌，如今再继续无忌讳的写作就会被黜免，所以应该禁止。”皇帝下诏同意。政和三年，朝中大臣又奏请说：“考试的人比试文学，有使用圣经之言的，但却是时下忌讳而需要避讳的文字，比如说‘大哉尧之为君’,‘君哉舜也’，与‘制治于未乱，保邦于未危’,‘吉凶悔吝生乎动’,‘吉凶与民同患’。认为‘哉’与‘灾’同音，而危乱凶悔这样的语句都是人们不愿听到的，也都要避免使用。如今是不忌讳的朝代，难道还适宜存在这样的忌讳？”于是皇帝下诏禁止这种情况。从两人的话中考察，就知道当时考试文章时无辜而被坐黜者有很多，这些事都记载到了《四朝志》中。

【评析】

本文记载了北宋政和年间，奸臣蔡京等人用莫须有的文字忌讳扰乱科举考试的故事。汉字有一字多音、一字多义、字形相近的现象，如果故意歪曲，就会生出许多莫名其妙的解释。史载清同治七年，江苏常州武进贡士王国钧参加殿试时，名列前茅，考官拟定其为状元。“国钧”者，国柄之义也，正是掌权高官的好名字，可他偏偏姓王。当政的慈禧太后听到这个名字时不高兴地说：“‘王国钧’谐音不就是‘亡国君’吗？这种姓名，还让他当官！”于是王国钧到手的状元就丢了，被贬入三甲，蹉跎一生。

这还算好的，更悲惨的是陷入文字狱之中。文字狱是封建社会统治者迫害知识分子的一种冤狱，皇帝和他周围的人故意从作者的诗文中摘取字句，罗织成罪，严重者会因此引来杀身之祸，甚至所有家人和亲戚都受到牵连，遭满门抄斩乃至株连九族的重罪。文字狱历朝皆有，但以清朝最多，据记载，仅庄廷鑨《明史》一案，“所诛不下千余人”。从康熙年间到乾隆年间，就有十多起较大的文字狱，被杀人数之多可想而知。雍正八年，翰林院庶吉士徐骏在奏章里，把“陛下”的“陛”字错写成“狴”字，雍正见了，马上把徐骏革职。后来再派人一查，在徐骏的诗集里找出“清风不识字，何事乱翻书”、“明月有情还顾我，清风无意不留人”等诗句，于是雍正认为这是存心诽谤，照大不敬律斩立决。

江苏东台的举人徐述夔刊印《一柱楼诗集》，集中有诗句“举杯忽见明天子，且把壶儿抛半边”被指用“壶儿”喻“胡儿”，被暗指清朝。还有“明朝期振翮，一举去清都”被认为是“显有兴明灭清之意”。徐述夔及其子已死也开棺枭首示众，两个孙子虽携书自首，仍以收藏逆诗罪处斩。他的两个族人徐首发和徐成濯，名字连起来是“首发成濯”，根据《孟子》“牛山之木，若波濯濯，草木凋零也”，因此认为这两人的名字连起来是首“发”成濯，是嘲笑清剃发之制，以大逆罪处死。沈德潜因为给徐述夔写过传记，又兼写过《咏黑牡丹》诗中有“夺朱非正色，异种也称王”，尽管已死去多年，也被“革其职，夺其名，扑其碑，毁其祠，碎其尸”。文字狱造成社会恐慌，摧残人才。许多人才不敢过问政治，从而禁锢思想，严重阻碍了中国社会的发展和进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