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礼非周公书

周礼非周公书

【原文】

《周礼》一书，世谓周公所作，而非也，昔贤以为战国阴谋之书，考其实，盖出于刘歆[1]之手。《汉书·儒林传》，尽载诸经专门师授，此独无传。至王莽时，歆为国师，始建立《周官经》以为《周礼》，且置博士[2]。而河南杜子春受业于歆，还家以教门徒，好学之士郑兴，及其子众往师之，此书遂行。歆之处心积虑，用以济莽之恶，莽据以毒痡四海[3]，如五均、六筦（guǎn）、市官、赊贷，诸所兴为，皆是也。故当其时，公孙禄既已斥歆颠倒《六经》，毁师法矣。历代以来，唯宇文周依六典以建官，至于治民发政，亦未尝循故辙。王安石欲变乱祖宗法度，乃尊崇其言，至与《诗》、《书》均匹，以作《三经新义》，其序略曰：“其人足以任官，其官足以行法，莫盛乎成周之时；其法可施于后世，其文有见于载籍，莫具乎《周官》之书。自周之衰，以至于今，太平之遗迹，扫荡几尽，学者所见无复全经。于是时也，乃欲训而发之，臣知其难也。以训而发之之难，则又以知夫立政造事追而复之之为难。”则安石所学所行实于此乎出。遂谓：“一部之书，理财居其半。”又谓：“泉府，凡国之财用取具焉，岁终，则会其出入而纳其余，则非特摧兼并，救贫厄，因以足国事之财用。夫然故虽有不庭不虞[4]，民不加赋，而国无乏事。”其后吕嘉问法之而置市易，由中及外，害遍生灵。呜呼！二王托《周官》之名以为政，其归于祸民一也。

【注释】

[1]刘歆：字子骏，西汉后期的着名学者。他不仅在儒学上很有造诣，而且在目录校勘学、天文历法学、史学、诗等方面都堪称大家。[2]博士：古为官名，现为学位名称。掌管书籍文典、通晓史事的官职，后成为学术上专通一经或精通一艺、从事教授生徒的官职。[3]毒痡（fū）四海：毒害天下百姓。毒痡：毒害，残害。[4]不虞：出乎意料的事情。

【译文】

对于《周礼》一书，世人都认为是周公所撰写，其实并不是这样的。过去贤人认为这是战国阴谋家所撰写的，后来经过考证，大概是西汉时期的刘歆所写。《汉书·儒林传》详尽地记载了各书籍的来龙去脉，唯独没有记载《周礼》出自何人之手的情况。王莽当政时，刘歆担任国师，开始把《周官经》撰写成《周礼》，而且设置了博士官职。河南杜子春受教于刘歆，回家后教授门徒，好学之士郑兴及其子郑众前去拜他为师，因此《周礼》一书才流传于世。刘歆处心积虑，用《周礼》中的知识帮助王莽的恶行，王莽凭借着这本书毒害天下百姓，如五均、六筦、市官、赊贷等一些政策都是依据《周礼》而颁布执行的。在当时，公孙禄就已斥责刘歆违背《六经》，不符合常理。历代以来，只有宇文氏是按照《周礼》中的六典建立的北周政权，对于治理天下，巩固政权，也不是完全遵循六典去管理的。王安石想要改变祖宗的法度，于是提倡推崇《周礼》，并把它同《诗经》、《尚书》相提并论。并编撰《三经新义》，其序言大概意思是说：“其人足可以任官，其官足可以行法，没有哪个朝代的治理比周朝更盛。其法度可以施行于后世，其文字可以记载到书籍中，没有哪本书比《周官》更具备这个条件了。自从周朝衰败之后，直至现在，太平盛世的遗迹，已经不复存在了，学者们再也见不到完整的经书了。在这种情况下，如果想要训释发展它，臣感觉很困难。因为解释发展它很困难，还要明白按照它的内容来建立政权就难上加难了。”于是便可以知道王安石所学、所推行的都出自《周礼》。于是又说：“学好这样一部书，理财就等于学到了一半。”他又说：“泉府（《周礼》地官的属官），凡国家的财用全部由他来掌管，一年下来，结算收入支出，把多余的钱交纳国库。这样除了有抑制兼并、救助贫困的事发生之外，才可以保证国家的财务开支。就算是发生什么不可预料的事情，百姓不用增加赋税负担，国家也不会感到贫乏。”后来吕嘉效仿《周礼》制定了市场交易法则，由中央扩展到地方，祸害了天下了百姓。呜呼！王莽、王安石都托《周官》的名义来推行其改革措施，其结果都是祸民乱政。

【评析】

《周礼》是古代关于政治经济制度的一部着作，是古代儒家主要经典之一。书中展示了一个完善的国家典制，国中的一切都井然有序，富于哲理，读后令人顿生“治天下如指之掌中”的感觉。《周礼》作者的立意，并非要实录某朝某代的典制，而是要为千秋万世立法则。作者希冀透过此书表达自己对社会、对天人关系的哲学思考，全书的谋篇布局，无不受此左右。《周礼》的作者到底是谁，历代学者为此进行了旷日持久的争论，至少形成了西周说、春秋说、战国说、秦汉之际说、汉初说、王莽伪作说等六种说法。古代名家大儒，以及近代的梁启超、胡适、顾颉刚、钱穆、钱玄同、郭沫若等着名学者都介入了这场讨论，影响之大，可见一斑。近代学者在文献学研究的基础上辅之以古文字学、古器物学、考古学研究等手段，对《周礼》进行更为广泛、深入的研究。目前，多数学者认为《周礼》成书年代偏晚，约作于战国后期。而洪迈则持王莽伪作说，认为是刘歆编纂，目的是帮助王莽篡位。他同时指责王安石也借书中的“歪理邪说”支持变法，祸民乱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