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兵法散文·宋辽金元兵法·守城录》原文鉴赏

[原文] (节选)

靖康朝野佥言后序

靖康丙午 规以通直郞知德安府安陆县事。丁未春正月，群盗王在等犯德安府。时郡将阙规摄府事，贼来攻城，规在城上与贼语，问何因到此。贼言：“京城已为金破。”规独念都城之大，壕堑深阔，城壁高厚，实龙渊虎垒，况禁旅卫士百万。虽金人乘我厄运，一时强盛，亦何能破?殆不足信，二月四日，贼遁，遣人诣都城奏功。还，乃知京城果为敌陷。徒深痛切，但不知破城之所以然。尔又恨当时不得身在围城中，陪守御之士，以效绵薄。绍兴己未春三月，朝延既复河南。规自祠宫被命知顺昌府。夏五月到官。行及期年，暇日会同僚语及靖康之难，汝阴令云：“尝收东斋杂录一篇。中有《靖康朝野佥言》，具载金人攻城始末。”规得之熟读，痛心疾首，不觉涕零。嗟乎!治乱强弱，虽曰在天有数，未有不因人事得失之所致也。扬雄所谓“天非人不因，人非天不成”。靖康京城之难，若非人事之失，则天亦不得而为灾。规不揆至愚，窃观金人攻陷京城，朝廷大巨与将吏官帅应敌捍御之失，虽既住不咎，然前车之覆，后车之戒，事有补于将来，不可不备论也。朝廷欲再援太原，大巨以为中国势弱，敌势方强，用兵无益，宜割三镇以赂之。殊不知势之强弱在人为，我之计胜彼则强，不胜彼则弱。若不用兵，何术以壮中国之势，遏敌人之强?用之则有强有弱;不用则终止于弱而已。强者复弱，弱者复强;强弱之势，自古无定，唯在用兵之人何如耳。

河东宣抚使统兵十七万以援太原，又招河东义勇禁兵五万，共兵二十二万，皆败绩。致太原陷于敌，非兵不多，盖用兵之失也。其所以失者，兵二十二万直行而前，先锋遇敌者有几?一不胜而却，与其后大兵皆却，宜乎不能援也。有识者观之，不待已败，而后知其不能援也。殊不知攻城者，分攻城兵、备战兵、运粮兵、扼援兵。若兵不多，则攻必不久而速退，又不待其援也。假使当时住援者将良得计，虽无兵二十二万，只十万亦可以必援。又无十万，只五万亦可以优为之援也。又不五万，至其下亦可援之理。且以五万为率，若止分为五十将，留十将护卫大将，兼备策应内外，三两将诣扼援兵前，广张兵势，牵制扼援之兵。以二十将分地深入敌境，绵亘可布三五十里。不知敌人用兵多少，便能尽害。以二十将周围行偏僻小路，寻求向导，多遣远探，向前设伏，伺望敌人打粮出兵; 多则退之，少即擒之; 但绝其粮道，不必深入，直抵城下，其贼自退。又且兵既分遣，则人力并用。假令数将失利，其大兵必不至于一齐败衄，溃散为盗。京城之难，其源在于援太原之失利也。

尼玛哈攻太原之寿阳，寿阳城小而百姓死守。凡三攻，残敌之众万人，而竟不拔。此必守城人中有善为守御之策者。佥言以为城小而百姓死守者，非也。攻城者有生有死，善守者有生无死。寿阳之人，可谓善守，而不得谓之死守。又或云城小而坚者，亦非也。若城太小，矢石交通，善守者亦难以设险施策。规以为城愈大而守愈易。分段数作限隔则易守。若已先策定险备，设使贼欲登城，纵令登城，已登即死;贼欲入城，引之入城，已使即死。今夫百里之城，内有数步之地，贼人登之，守城之人，使自甘心伏其城拔，乞命于贼者，非攻之善，乃守之不善也。

九月，安炮于封丘门外。大炮数百座，皆在门外。贼至不收，遂为金人所得，咸谓金人得攻城之具。规以为破亦不在此。有善守者，假使更资炮数百座，亦必无害。在于御炮之术善不善也。统制官辛康宗以贼去城远，止兵不得发箭，止之甚善。百姓鼓众击杀，此亦见其自乱，素治之术失也。

敌先采湿木编洞屋，以生牛皮盖其上戴之，令人运土木填壕，欲进攻城。守城人若得计，则城内先施大炮碎之;亦可用单梢炮，取远至二百五十步外者，制其首领用众之人盖益州郡旧有朝廷所降守御册定格，单梢炮上等远至二百七十步，中等二百六十步，下等二百五十步。不知京城当时仓卒之际，此格用与不用。若人稍不完心，则下等二百五十步， 亦莫能及; 若能究心， 则二百七十步过之甚易， 又以小炮御近众，其小炮每十人已上，不过十五人施放一座，亦可以致数十步。勿谓小炮不能害物，中人四肢，则四肢必折; 中腰以上，则人必死; 中马亦然。又况大炮每放一炮，小炮可放数炮。不必用石，以重三四斤泥圆为之。 泥圆之利亦博，不独放时易得无穷;放去中人， 人必死伤;不中则泥圆为炮击破，不致反资敌用。若要摧毁攻械，则须用大炮及石。金人攻城用大炮，盖欲摧坏城楼; 守城者欲摧毁敌人攻械，大炮与小炮齐用，纵敌在城外伐大木为对楼云梯火车等攻械，可以破尽。金人广列垒石炮座，寻碑石磨盘石羊虎为炮;欲攻之所，列炮座百余。飞石如雨，击守城之卒，死伤日不下一二十人。此非攻城之能，盖守御官一时失计耳。苟守御官得计，止令卒近女头墙坐立，城外炮来，高则于女头墙上过，低则打中女头墙，击破在外; 无缘中人一卒，亦不至于死伤日不下一二十人者。唯女头墙稍加高厚，则愈加安堵。又须先用稍大木，造高一丈长一丈阔一丈上下外直里斜外密里稀洞子，外密处以大麻绳横编，如荆竹笆相似，以备炮石众多，攻坏女头墙，即于两边连珠进洞子向前，以代女头。若此则炮石纵大数多，未易损坏。间有损者，即逐旋抽换。假令只如此御捍，则炮石亦何能害人?已可必其无虞也。

敌以云梯对楼攻东水门。其间御捍，有设重楼获胜者，固甚善也; 又恐人在重楼之上，愈招矢石。又攻东门，守御官具亦备。对楼云梯至，每以木冲倒，仆死者无数，此亦奇策。然持冲木人与对楼上人相对不免互伤，亦非全胜。金人填壕桥成，运对楼过壕攻城。城下列炮座二百余所。七梢炮、撒星炮、座石炮并发，又以强弩千余助之。城上失石如雨，使守御卒不能存立，然后推对楼使登城。每对楼上载兵八十人，一对楼得城，则引众兵上。此金人攻城之方也。其炮大数多，失石齐发，只前说女头墙次备以洞子，皆可隔尽矣。对楼登城，每一对楼，果能载兵八十人?楼广不过二丈，当面立得几人?与守城人接战者，不过十数人而已。假令八十人尽用力，施设五对楼，止四百人。此外必无伏兵，亦无奇兵。楼高须及五丈，乘高而来，其迹亦自甚危。自履危地，来与城上立平地人接战，胜负人人可以自决。若守城者于此不胜，则交战于平田广野之地，不知其败若何。况对楼填平壕上，唯可以直进直退，必不能于城下横行。守人备御，不过止备对楼所占之地。假使有十对楼，所占地步数亦不多，不独接战可以必胜，纵兵上城获全胜者，术亦多矣。不思则弗得也。

敌用云梯，止要登城。每座云梯，须十余人可以负荷到城。城上御之，亦难向前来。纵不御之，使敌倚城登梯，上至城头，少不死者，何以致之?于女头墙里鹊台上，靠墙立排叉木。每空阔三四寸一根，通度枪刀向上，高出女头墙五六尺，敌至女头墙上，必为排叉木隔住，背后乘空，守御人于木空中施枪刀刺击，岂有刺击不下者?下而不死者鲜矣。

闰十一月二十四日再攻。推对楼五座，盛失石来城上。以竿冲倒三座。城上士卒争持草以焚之。对楼木多而草盛火炽，火乘南风遂引烧城上楼子三座。对楼既倒在城外，必不能却回，亦不能再起，自是堵住敌人攻械来路，可以置而不问。焚者失也，纵不引烧城楼，止烧了敌人对楼，亦是城上人自持草火，与敌烧开再进攻械来路。此事大失。所有再造城楼骨格，欲于旧处安立者，以理度之，自是敌必不容，矢石必倍。守御官若能用前说，造洞子于阙楼子处两头连珠并进，不终日决可蔽合，权代女头墙，以隔矢石，矢石虽愈倍于前，亦必无害。次于烧了城楼处两头，横直深埋排叉木，以防敌急登。城上分甲兵两向攻打。城里从下斜筑向上至城面，外垠向下陡峻。次于城里脚下取土为深壕，离壕三五丈，筑月城围之。使敌乘对楼到城，如不下对楼，上城却回则已，若上城，必自立不得，倒入壕内无不死者。如此一挫，必罢攻退兵。乃守御之人失之以致城陷，岂不痛哉。凡攻守之械，害物最重，其势可畏者，莫甚于炮，然亦视人之能用与不能用耳。若攻城人能用，而守城人不能御之，则攻城人可以施其能;若守城人能用，则攻城人虽能者，亦难施设。窃闻金人用炮攻城，守御人于城上亦尝用炮。城面地步不广，必然难安大炮，亦难容数多。虽有炮台，炮台地步亦不甚广。又炮才欲施放，敌人在外先见，必须以众炮来击。又城上炮亦在高处，自然招城外敌人用炮可以直指而击之。以此观当时守御之人，其不能用炮也明矣。假令当时于城里脚下立炮，仍于每座炮前埋立小木为衣。敌人在外，不见立炮所在，虽有能用炮者，何由施设?或谓炮在城里，炮手不能见得城外事，无由取的。每一座炮。别用一人于城上，专管城里一座外照物所在，里照炮梢，与外物相对，即令施放。少偏，则令炮手略少挪脚;太偏，则令拽炮人抬转炮座。放过，则令减人或用炮稍大者; 不及，则令添人或用炮稍小者。照料得一炮打中后，炮少有不中。又城里立炮，可置数多。守御人用炮若止能如此，则攻城人用炮何能为也?

筑城之制，城面上必作女头墙。女头中间立狗脚木一条。每两女头中挂搭篦蒿，唯可以遮隔弓箭，于炮石则难以遮隔。若改作平头墙，不用蓖篱，只于近下留品字方空眼，与女头相似，亦甚济用。

或问何以备御城外脚下，自有马面墙，两边皆见城外脚下，于墙头之上，下害敌之物。当敌人初到城下，观其攻械势恐难遏，宜便于城里脚下取土为深阔里壕。去壕数丈，再筑里城一重。对旧城门，更不作门;却于新筑城下缘里壕，入三二里地新城上开门，使人入得大城直行不得须于里壕垠上，新城脚下缭绕三二里，方始入门。若此则假使敌善埴壕，止不过填得里壕。若由门入城，须行新城脚下，里壕垠上。新城上人直下临敌，何物不可施用?正是敌人死地，必不敢入。由正门入城，尚且不敢，则岂肯用命打城?但只如此为备，则敌兵虽多，攻械百种，诚可谈笑以待之矣。又况京师旧城，亦自可守。若逐急措置，便可使势如金汤，有不可犯之理。兼京城之内，军兵百姓，金银粟帛，计以亿兆之数，亦莫能尽。若令竭力修作，不独添筑一城一壕，可不日而成，假令添筑城壕数重，亦不劳而办。重城重壕既备，然后招敌人入城议事。彼若见之，必不攻而自退。俗谚云：“求人不如求己。”古人云：“上策莫如自治。”又：“事贵制人，不贵制于人。”皆此之谓也。

京城周围地约一百二十里。闻当时敌在城外，诸门多闭，有以土实者，止开三两门通人出入。如此乃是自闭生路，而为敌开其生路也。为守之计，不独大启诸门，仍于两门之间更开三两门，使周围有门数十座。齐门于城内运土出入，填壕作路，使战兵出入无至自碍。城上觇望敌人空隙，稍得便处，即遣兵击杀，或夜出兵，使敌在外所备处多，昼夜备战，无有休息，彼自不能久攻。兼既城内创开城门，自运土填壕，欲为出兵计，则其在外填壕欲入之计，不攻自破。然所以敢自创开城门出填壕者，非谓敌兵可欺，盖恃其自于城内设险已备，引敌入城，而敌必死耳。晋王浚遣都护王冒及鲜卑段疾陆眷、末杯等部五万之众，以讨石勒。诸将皆劝勒固守以疲寇，独张宾、孔苌以为可速凿北垒，为突门二十余道。勒既以苌为攻战都督造突门于北城。鲜卑入屯北垒。勒候其陈未定，躬帅将士，鼓噪于城上;会孔苌突诸门，伏兵俱出击之，生擒末丕，疾陆眷等众皆奔散。苌乘胜追击，枕尸三十余里，获铠马五千匹。此乃守中有攻，可谓善守城者也。后之守城者何惮而不法欤?

州郡城池之制，人皆以为尽善。城上有敌楼，而敌人用大炮摧击。城高数丈，而敌人用天桥、鹅车、对楼、幔道、云梯等攻具登城。据其城池之制作，可以自谓坚固前古所未有;奈何敌人攻械之备，亦前古所未有。故事贵乎仍旧，而人惮于改作，皆不可必者。古人所谓利不百者不变法，功不十者不易器。以今城池之制观之，虽利不至于百，功不至于十，然自古圣人之法，未尝有一定之制，可则因，否则革也。为今之计，如敌楼者，不可仍旧制也。宜于马面上筑高厚墙，下留品字样方径及尺空眼，以备觇望，及设施枪路。墙里近下，以细木盖一两架瓦棚，可令守御人避寒暑风雨。屋在墙里，比墙低下，则炮在外虽大而数多，施设千万悉莫能及人。

壕上作桥，桥中作吊桥，暂时隔敌则可，若出兵则不能无碍。宜为实桥，则兵出入俱利。

城门宜迂迥曲折，移向里百余步置。不独敌人矢石不入，其旧作门楼处，行入一步向里，便是敌人落于阱。何谓落阱?盖百步内两壁城上，下临敌人，应敌之具，皆可设施。又于旧门前横筑护门墙，高丈余，两头遮过门三二丈。城门启闭，人马出入，壕外人皆不见。孰敢窥伺?

城外脚下，去城二丈临壕垠上宜筑高厚羊马墙，高及一丈，厚及六尺。墙脚下亦筑鹊台，高二三尺，阔四尺。鹊台上立羊马墙，上亦留品字空眼，以细觇望及通枪路，亦如大城上女头墙。墙里鹊台上栽埋排叉木，以备敌填平壕堑，及攻破羊马墙至城脚下，则敌于羊马墙内两边受敌。头上大城向下所施矢石，即是敌当一面，而守城人三面御之。羊马墙内兵赖羊马墙遮隔壕外矢石。是羊马墙与大城系是上下两城，相乘济用。使敌人虽破羊马墙而无敢入者。故羊马墙比大城虽甚低薄，其捍御坚守之效，不在大城之下也。又羊马墙内所置之兵，正依城下寨，以当伏兵。不知敌人以何术可解?若此则既有羊马墙，而鹿角木可以不用，仍于大城上多设暗门，以备遣兵于羊马墙内出入。又羊士墙脚去大城脚止于二丈。不令太远者，虑大城上抛掷砖石，难过墙外，反害墙内人; 又不令太近者，虑其太窄，难以回转长枪。又于大城里城脚下作深阔里壕，里壕上向里度地五七丈，可作来往路，外筑里城排叉木，但多备下敌攻城应敌处。用此以设备，虽使敌人善攻，不足畏也。墨翟，宋大夫，善守御。公输般为云梯之械，将攻宋。墨子见之，乃解带为城，以褋为械。九设攻城之机，墨子九拒之。公输般攻械尽，墨子守有余。公输屈曰：“吾知所以拒我者。”以此见攻械者，宜乎古人以为策之下也。夫守城者，每见敌人设一攻械，而无数策以拒之者，未之思也。规尝闻孙子曰：“兵者国之大事，死生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也。”又以为兵者诡也，用无中形，诡诈为道，“故能而示之不能，用而示之不用，近而示之远，远而示之近。”“攻其无备，出其不意，此兵家之胜，不可先传也。”然而有传之于家而达之于远，有利而无害，有得而无失者，不可不先传也。嗟乎，靖康丙午，金人以儿戏之具攻城，守御者一时失计，遂致城拔。迄及一纪有余，而金人犹不思当时幸胜，尚以骄气相陵。规于未知金人攻城设炮之前，每见人云：“金人攻城，大炮对楼，势岂可当?”贵显言之，则怏然而不敢辩; 众人言之，则亦不敢痛析。今既知其详，则岂可不尽曲折，剖其所见而言之?然用兵之道，以正合，以奇胜。善出奇者无穷，如天地不竭，如江海千变万化，人何能穷之?今止据金人攻城施设，略举捍御之策。至于尽精微，致敌杀敌之方，虽不惮于文繁，而有所谓真不可示人者，未之传也。又况虽欲传之，有不可得而传者矣。唯在乎守城之人，于敌未至之前，精加思索应变之术，予为之备耳。区区管见，辄序于佥言之后，绍兴十年五月日陈规序。

[鉴赏]

《守城录》是宋代城邑防御的专著，为南宋抗金名将陈规等所著。全书共4卷，约17800字。陈规(公元1095年～公元1145年)，密州安丘(今属山东)人，先后任安陆令、知德安府、知顺昌府、枢密院直学士及知庐州兼淮西安抚使等职，以善于守城闻名于世。《四库全书》提要中说;“宋自靖康板荡，宇内沦胥，规独能支柱经年，不可谓非善于备御然。”汤涛，字君宝，浏阳(今湖南)人，淳熙十四年(公元1187年)进士，曾任德安府教授。《守城录》全书由《靖康朝野佥言后序》、《守城机要》和《建类德安守御录》三部分组成，原各自成帙，宁宗以后合为一书，刊行于世。该书是我国历史上较早较具体地讲到城池守御作战原则、应变之术、守城准备和战具的兵书。现存有守山阁本、《墨海金壶》本、子书百种本、曾氏丛书本、《长恩书室》本、《四库全书》本、清乾隆四十年(1775年)抄本及嘉庆、道光时刻本。

《守城录》第一部分《靖康朝野佥言后序》，作于绍兴十年(公元1140年)五月。《靖康朝野佥言》原为夏少曾所著，详细记述了靖康间金人攻汴始末。陈规在改知顺昌府之后，得知同僚中有人收藏《靖康朝野佥言》，便找来“熟读”。当他读到京城黎民凄惨的景况时，“痛心疾首，不觉涕零”，于是便边读边写，批驳了夸大金兵威势的种种观点，总结了汴京失陷的教训，阐述了应该如何御敌的意见，作为《靖康朝野佥言》的“后序”，遂成《靖康朝野佥言后序》一文。陈规在谈到写“后序”一文的目的时说：“朝廷大臣与将吏官帅，应敌捍御之失，虽既往不咎，然前车之覆，后车之戒，事有补于将来，不可不备述也。”着眼点是为了夺取“将来”宋金战争的胜利。第二部分《守城机要》亦陈规所著。靖康末(公元1127年)金兵攻陷汴京，荆湖一带溃兵与饥民纷起，众至数十万，附近州县皆被攻破，唯陈规率兵数千守德安(今湖北安陆)，多次击退其大规模进攻，深为朝廷所赞赏。《守城机要》就是德安守城经验的具体总结，它着重论述了“城廓楼橹制度及攻城备御之方”。对于在攻者有炮的情况下，城垒应该如何改造与加强，防守者如何正确用炮以粉碎敌之攻击，守城军民的组织编制、力量运用和守御实施等问题，均有详细的说明，贯穿着“凡攻城者有一策，守城者则应以数策应之”的“因敌而变”的思想。第三部分《德安守御录》是汤涛辑录的陈规在德安的守城事迹，具体记述了陈规在德安率军坚守孤城、奋力杀退金兵的经过，并于绍熙四年(公元1193年)向朝廷奏呈其书。这一部分，从军事角度对城邑建筑提出了许多好的意见。

《守城录》是我国军事史上一部重要守城专著，它根据攻城武器的发展和实战经验，阐述了守城战法的改革。它认为，过去古人所说“没有百倍的利益就不变法，没有十倍的功效就不改换器物”是因循守旧，抱残守缺。从现在的城池防守制度看，虽然改革的利益达不到百倍，功效也达不到十倍，但行不通的就要改革。它提出“善守城者”不能只守无攻，而要“守中有攻”，要注意沟通城内道路，便利随时出击。它主张改革城廓旧制，增强御炮能力。如收缩易受炮击的四方城角，拆除马面墙(城门两侧城墙上的突出部分)上的附楼，另“筑高厚墙”等。由原来的一城一壕代之以“重城重壕”，以增强城邑防御能力。它主张要有足够数量的大炮，充分发挥大炮的威力，“以炮抑炮”，并具体阐述了炮在守城中新的使用方法。例如，由配置城头变为暗设城里，由城上观察目标，纠正射向和弹着点，等等。此书还记载了陈规于绍兴二年(公元1132年)研制成长竹竿火枪20余支及其在守城作战中发挥的作用。这种火枪是最早的管形火器，在科技史上具有重要地位。宋孝宗乾道八年(公元1172年)曾诏刻《守城机要》为《德安守城录》，颁行天下，令各地守城将领效法，在当时产生过很大影响。

《守城录》守御之术，是建立在朴素的唯物主义基础之上的。一是强调“人为”。陈规针对当时朝廷中“敌势方强，用兵无益，宜割三镇以赂之”的这种无所作为的投降主义论调，尖锐指出：“殊不知势之强弱在人为。我之计胜彼则强，不胜彼则弱。若不用兵，何术以壮中国之势、遏敌人之强用之，则有强有弱;不用，则终止于弱而已。强者复弱，弱者复强，强弱之势，自古无定，唯在用兵之人何如耳。”陈规的这些观点，在当时不仅在军事上，而且在攻治上也具有重大意义。二是力主“先策”。即事先的筹策。在陈规看来，“先策定险设备”乃是善守者的一个重要标志。陈规认为，无论城大城小，关键在于是否有善守之人。有了善守之人，事先作了周密计划，充分估计了各种危险，并作了相应的准备，敌人是无法攻克的。他还认为，敌情在不断变化，具体的制敌之方也必将随之而变化。强调“守城之人于敌未至之前，精加思索应变之术，预为之备耳。”三是坚持“为今”。强调必须按照新情况，对旧的“城池之制”加以适当的改革。认为“可则因，否则革”，一切从“为今”出发，一切以“今”之实际需要为准绳。陈规提出的一系列改筑城垒的方法，都是建立在他对“今”之透彻了解的基础之上的。陈规这种以“今”为准的思想，现在看来也是正确的。

《守城录》所论述的具体守城之法，无疑早已成为历史。但它在记述其守御之术时所体现出的要把守御之地修建得坚不可摧，守中有攻，以及从武器装备方面增强防御手段，等等，至今仍有参考的价值，对未来反侵略战争城市防卫作战仍有借鉴作用。

当然，局部守城技术与战术，无论如何的先进与成功，也难以挽回南宋整个战略上的错误与失败，因为技术与战术总是受战略、策略的制约。南宋王朝的灭亡就是如此。